台湾李先生
台湾李先生
李 郡
那年夏天的多伦多，阳光亮得像被擦拭过的金属面，而街角的便利店却永远处在光线够不到的阴影里。College刚毕业的我，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临时选择在一家便利店工作。
来店里的人大多都是西人，华人很少来便利店买东西。这里的货品价格比大超市贵很多。货架静静站着，像一排排缩窄的时区；我则靠递彩票和摆香烟维持一天的存在感。
直到那天午后，门铃响得格外清脆。
一个中年男子走进来，像是空气提前为他腾出了路。他的衣着朴素，却有种无法忽略的清洁秩序，像是从更靠近本源的文化里走出来。他把彩票递过来，让我检查是否中奖。
结果当然是“Good luck”。
我随口说：“不需要每次都中，一辈子一次就够了。”
他说我这句话“很经典”。他的笑让室内忽然亮了一度。转身前，他补充一句：
“我在附近一家日本公司工作。”
我并不知道，这句轻盈的话，会成为一个庞大故事的暗门。
一、签名的次序
几天后，他又来了。这次带着几个日本同事，还有一位小心翼翼的华裔女士。他们合买一张彩票，每个人照固定顺序签上名字。
签字像点燃纸张的声音。
他签在最上面，
日本同事依次排下去，
最后才是那位华裔女士。
我那时不懂日本企业的秩序结构，但直觉告诉我——
他不在队伍里，他在队伍的起点。
这是我对他身份的第一次恍惚感。
二、故事从沉默里被打开
第二天，他来取中奖号码。店里正空，我便问起他工作的事，也试探他是否知道哪里有适合我的岗位。
他沉默半拍，像是故事需要在他胸腔里拐个弯，才愿意出来。
“我是台湾人，”他说，“从小跟着我们社长。”
这句话落下的方式，不像介绍，更像供述。
随后他讲起自己的童年：
台湾乡下的房子、总也盛不满的饭碗、兄弟姊妹间的抢夺。那天他与一群孩子打架，被按在地上揍得遍体生疼，却还是挣扎着要站起来。
正巧，让一位日本社长看到。
一个孩子命运的闸门，往往在某个毫不起眼的瞬间被打开。
社长把他带回公司，给他饭菜，还供他上学。每天他晚上回家时，老板娘会把剩菜装进饭盒，让他带给家人。那饭盒在他手里冒着微弱的热气，照亮他家厨房昏暗的空气。兄弟姐妹都争先讨好他，只为能得到他从社长家带回来的菜饭。
他说那是他第一次知道，被人高看是什么感觉。
三、世界地图折成一张机票
大学毕业后，他进入这家日企当学徒。之后，渐渐走上重要岗位。工作足迹从台湾到东京，从东京到阿拉斯加，从阿拉斯加到多伦多，再到美国南方。
“为什么常换地方？”我问。
因为哪里分公司效益出现问题了，公司就派他去修复，去整改。
待整改好后，他又要走。
他的父母一直跟着他像两只沉默的影子。
在阿拉斯加，老人家看到因纽特人，误以为是华人，就想上前说话，却只能在语言的隔膜里尴尬微笑；
在多伦多，他们终于能在华人超市里听懂别人的杂谈；
正当他们习惯冬天和拥挤的街道，又得动身去亚特兰大。
他讲这些时语气平静，像在复述别人的地图。
四、羞愧可以有另一种方式
他提到公司每年年会，所有分公司负责人都必须回到日本总部。
一些退休经理，由于在任期间公司业绩不好，会提前到公司门口站着——用沉默赎他们在任时的业绩亏损。
不是别人让他们羞愧，是他们自行把羞愧还给公司。
他们主动要求减少或取消自己的退休金。
他讲这段时，我听到自己心里有一根细线被触了一下。
我想到另一些故事：在中国，一些高管在位时掏空公司，把债留给企业，把优质资产化为私产。在这些地方，人是不懂羞愧。
外表非常相似的中日两国人，内在存在天壤之别。两种企业文化，像两种世界观。
五、无须礼物的人
我问他回日本看老社长会带什么礼物。
他说：“不用带任何礼物。老社长生活很简单。他要的是我还在。”
他说这句话的语气很轻，却像一枚极重的旧铜钱，砸在静止的空气里。
那不是雇佣关系，而是一种古老的师徒、家族、命运交织的结构。
“我这一生都在为他工作，”他说，“也只会为他工作。”
他也从不奢侈，一些收入捐给教会。
他说得风轻云淡，好像在说“天气不错”。
六、夏天的尾巴
那天离开前，他告诉我：
他快被调走了，无法帮我进入多伦多公司，但如果我愿意去亚特兰大，他能帮我安排。
我站在便利店微凉的空调下，不知道该如何决定自己的未来。
最终，我没有去。
七、许多年后
十多年过去，日本新首相公开说：
“台湾的安全，关系到日本的国家存亡。”
国际媒体分析地缘政治、同盟结构、军事平衡。
人们各有理解，各有立场。
可我想起的是那年夏天、便利店昏暗的灯下、那个台湾男人讲述他与日本社长一生纠缠的命运。
那是一种超越文件、条约、战备的关系—— 一种在日常里、在饭盒里、在数十年师徒忠诚里安静流动的情感脉络。
台湾与日本之间的信任，
不是在外交桌上写成的，
而是在无数个像李先生这样的人身上
慢慢活出来的。
首相那句话的真正重量，
我好像从那一年夏天、那间便利店、那位台湾男人的故事里，就已经听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