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之中渭水平原下《白鹿原》 冯知明
1.一本厚重之作，迟来的阅读
文化人有些特点，便是投身于文化理想时，也想从这里找到维持生计的途径，比较独立的做法是开个书店。我曾有一段这样的尝试，那时正逢文化兴盛之时，还从这里赚得第一桶金。
《白鹿原》在那时属于常销书——并不是那种畅销一时的图书，比较固定，不显山不露水的有后劲。不久之后，书店来了一批盗版书，这类书不会要预付款，且折扣大，包装上煞有介事注明“无删节版”，至于是谁发的货，书店也许心知肚明，但只能记在无名的账户上。过上一个季度或半年，就有人来结算了，卖出多少就结算多少。作为图书的《白鹿原》曾享有这样待遇，可见它对一代人有过不小的影响。
那时的我，活得浮躁，如此经手过这部影响甚广之作，同样难得看它一眼。多少年过去，现在面对这部电子无删节版，想到这段往事来，不禁有些感叹。直至如今，虽然是迟到多年的阅读，我用心花了十余天，从法兰克福到维也纳，还是认真拜读完毕。
这是陈忠实先生在1988年4月到1989年1月完成的初稿，又在1989年2月至1992年3月修订成稿。这个时代正好是我所经历的，属于思想活跃，处在改革开放初期，放在这样时代背景下，陈忠实先生有如此宏阔的构思，突破阶级斗争的政治框架，把白嘉轩与鹿三这类地主与长工描写成和谐而互相依存的关系；并像放足似的打破了“高大全”文学创作屏障，足见他创作时的勇气与对时代的预见性。陈忠实先生用一支厚重的笔，着力描绘了传统宗法礼教社会的崩溃，动荡时代革命浪潮的冲击，展示了人性欲望的觉醒，构建出一部充满文化反思与人性深度的民族史诗的作品。
这部长篇巨著的时间跨度从清末民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展现了渭河平原上仁义白鹿村中白、鹿两个家族祖孙三代近半个世纪的兴衰史。故事主线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事件——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土地争夺、抗日战争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等时期，向世人呈现一幅波澜壮阔时代画卷。
白家的代表人物白嘉轩是白鹿村族长，是一位为人正直、恪守传统，视《乡约》为宗法礼教为本族最高行为准则，作者着力描写他的善良与厚道，强化他以德报怨的美德，对鹿兆谦（黑娃）反复施救，便充分说明这一点，他是旧道德的楷模，完美体现了宗法社会人伦传统；而鹿家的代表人物鹿子霖则同样是土地上养育而成的农民，作为一个对应面，他被描写成为一个精明狡黠、作为白鹿原的乡约，攀附上邪恶势力，欺压百姓，到处结拜干亲，以掩盖他好色淫乱的本质，他的存在同样具有象征性，即世俗社会的精明和欲望。这两人视为一生的竞争对手，以鹿子霖精神崩溃，白嘉轩忏悔骗购风水宝地的事件而结束全篇。
2.厚重的民俗风情，深重灾难的小说氛围
全书的开篇，用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作为题记。作家多用陕西方言来写作，给读者亲临其境之感。
作者用了相当的篇幅，对这个面临巨大变迁的时代，各种民俗风情进行描述，面对跨年度的干旱祈雨，那是一场乡人生死场的祈雨仪式，浩浩荡荡几十里山路，爬上山巅，直抵乌龙潭：“白嘉轩……他用左手再接住一根红亮亮的钢钎儿，‘啊’地大吼一声，扑哧一响，从左腮穿到右腮，冒起一股皮肉焦灼的黑烟，狗似的佝偻着的腰杆端戳戳直立起来。槐树下的庙场上，锣鼓家伙敲得震天价响，九杆火药铳子（九月）连连爆炸，跪伏在庙场土地上的男人们一齐舞扭起来，疯癫般反复吼诵着：‘关老爷，菩萨心；黑乌梢，现真身，清风细雨救黎民…’侍候守护马角的人，连忙取出备当的一根两头系着小环的皮带，把两只小环套住穿通两腮的钢钎儿，吊套在头顶，恰如骡马口中的嚼铁。”
白嘉轩娶第六房女人胡氏被鬼纠缠，更是描写得细致而生动：“法官隐名瞒姓，人称一撮毛，左腮下一颗神秘的黑痣上缀下尺把长的一撮黑毛。嘉轩诉说了闹鬼的经过。法官思问了借的住址就催他回去，说自己随后就到。嘉轩知道法官衍路坐鬼抬轿神速如风，就急急匆匆小跑回家来。法官果然随后就到了，刚到门口就把一只罗网抛到门楼上，乃天罗地网。法官进得屋来，头缠红帕腰系红带脚蹬红鞋，扑上楼去又钻到床底。胡氏吓得蒙了被子。法官最后从二门的拐角抓住了鬼，把一个用红布蒙口扎紧了脖颈的瓷罐呈到灯下，那蒙口的红布不断弹动，像是有老鼠往外冲撞。法官吩咐说：‘给锅里把水添足，把狗日煮死再焙干’鹿三和嘉轩两人轮换拉扯风箱，锅开水滚后，一股臭气溢出来令人作呕……直到把那半锅水烧得一滴不剩，法官接了偿钱提了瓷罐收了天罗地网又坐鬼抬轿回岭上去了。”同样，田小娥死后被成冤魂怨鬼，引来瘟疫，让自己公婆鹿惠氏成第一个受害者，让白嘉轩的女人仙草“两头开花”而亡。只是这个“一撮毛”的法官无法收拾如此厉鬼。
白家的小儿子孝义娶妻几年没有生育，“拗熊孝义没了耐心骂：‘你狗日是个漏勺子不盛屄’媳妇羞惭得连哭也不敢。”嘉轩求教于亲家冷先生，冷先生不同意休了女人，用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你看窝瓜蔓上，有的花坐瓜，有的花不坐瓜。只开花不坐瓜的花人叫狂花。有的男人就是只开花不坐瓜的狂花。先得弄清他俩谁是狂花，那会儿休不休她就好说了。”便告知让他的媳妇上一回棒槌会。
作者进一步描述：“孤峰基座的山梁上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庙，里头坐着一尊怪神。……一条光滑丰腴的手臂托着一只微微启开的河蚌，另一条肌腱累摞的手臂高擎着一把铁铸的棒槌。这就是男女合一的棒槌神了（棒蚌谐音）。每年六月三日到六日为棒槌神会日，会的时间不在白天而在夜晚，半夜时分达到盛期。一般都是由婆婆引着不孕的媳妇装作走亲戚出门，竹条笼儿里装着供品和自食的干粮……婆媳俩人在棒槌神前点蜡焚香叩拜一毕，再挤出庙门时，婆婆给媳妇从头顶罩下一副盖脸的纱布……这时候，藏在树干和石头背后的男人就把盖着脸的女人拉过去，引到一个僻静的旮旯里，谁也不许问谁一句话，就开始调逗交媾。这些男人多是临近村庄爱占便宜的年轻人。”孔圣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我们这个民族影响深远，这也是我们能够繁衍生息的源头，为了不绝后，“借精”有合法外衣，棒槌神就成了一种庄严的野合仪式。白嘉轩听了冷先生的话，暗自盘算开了。他认为让媳妇去棒槌会，目标太大，闲话太多，便把主意打到了半小糙小子不喑人事兔娃这里，一试果真不足三月，媳妇便有孕期反应。
这种厚重的民俗风情描写，加上大旱之年剥光树皮刨食观音土和人食人，以及瘟疫流行十村九空的惨状，还有官府的苛捐杂税，反映了千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生存的艰难，他的《白鹿原》这部大作的底色，这种制造沉重的氛围，让人喘不过气来，从而了解到，为什么我们这块土地上革命运动的频发。
陈忠实先生直面人性深处最可贵的一点，便是对性的描写，从白嘉轩到鹿子霖；从黑娃到孝武；从鹿兆鹏到白孝文；从孝义到兔娃，甚至大拇指芒儿，皆不吝笔墨，作了详细的描写，这里我们并不认为陈忠实先生玩弄风月，为吸引读者之故，而是通过这种最隐秘之处的描写，将每个人的表现方式，呈现出一个人物性情最重要的途径。
3.朱先生，白鹿原的“精神图腾”
《白鹿原》几个象征性极强的人物。首推朱先生，他是白嘉轩的姐夫，也是旧时代文人的化身，作者通力打造能承载自己理想和人格力量的典型。
朱先生作为白鹿原的精神支柱，是活着的传说，他被描写为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而且淡泊名利、心怀天下，始终以“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他的出场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文人都喜欢来点风花雪月，以表现自己风流倜傥，朱先生不顾邀请方的尴尬拂袖而去；在江南讲学，因为穿着土气，满嘴方言，只能沮丧回到白鹿书院。开头贬损的写法，更能增添朱先生的高大完美人格形象。
他多次拒绝军阀的高官厚禄，却能在双方剑拔弩张之时，化干戈为玉帛；他在灾荒之年临危受命，主持赈灾，救济百姓；他一腔热血，在自己弟子战死沙场之际，率八老发表全国宣言，以年迈老朽之躯亲赴战场，求死以对倭寇；当自己的志向无法伸展之时，闭门潜心著书立说，编纂《滋水县志》，试图为后人留下历史的真相。
朱先生一路走来，尽管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仁者爱人”的儒家思想，可是时运不济，创办的白鹿书院，被新学挤得只有关门大吉；编纂县志只要两条换枪的资金便可以印制，最后被县长认为他没事找事故意添乱赶了出来。他离开人世时，人们对他的评价：“……人们在一遍一遍咀嚼朱先生禁烟犁毁罂粟的故事，咀嚼朱先生只身赴乾州劝退清兵总督的冒险经历，咀嚼朱先生在门口拴狗咬走乌鸦兵司令的笑话，咀嚼放粮赈灾时朱先生为自己背着干粮的那只裕涟，咀嚼朱先生为丢牛遗猪的乡人掐时问卜的趣事，咀嚼朱先生只穿土布不着洋线的怪僻脾性……”
朱先生的形象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他是白鹿原的“精神图腾”，代表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仁爱、正直、淡泊、担当。作者着力打造他的淡泊名利的形象，与现实社会的功利主义形成鲜明对照，最终他将自己的著作带进没有棺木的坟墓之中，让它化成泥浆，象征着传统士大夫在新时代到来时的无奈与迷茫。不得不说，他的形象为《白鹿原》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底蕴。但朱先生的形象承载作家太多理想化色彩，作者力求写出一个旧时代的“完人”，一个乱世的圣贤形象，使之他的形象很是虚化，更像个符号。使我感到，作品中的人物，太过理性，富于强大的思想，这个人物很难形象生动，也难站立起来。
4.田小娥，一个极具反抗精神的牺牲者
之于朱先生对应面来看，田小娥是个极有意象和真实生动的形象，这也是作者在《白鹿原》中塑造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田小娥是一个极具反抗精神的牺牲者，她出生书香门第，因为家庭贫困给年老的郭举人做妾，大娘对这个老男人管控过严，不仅严格规定同房时段，还让她每夜用自己隐秘处为其泡枣。田小娥出现在读者第一眼，就表现出了十足的个性，把要“泡”的枣扔进了尿盆。对于黑娃这种愣头青，一招一式都是田小娥主导的，足以说明反抗是深思熟虑的，同时也是一个极有主见的女子。黑娃被赶走后，寻找到被休的田小娥，把她带回家，因为她的“荡妇”身份，被全村人所嫌弃与排斥，同时被父亲鹿三赶到破庙。这时黑娃，反抗有了目的性，在鹿兆鹏的引导下，烧了河南乌鸦兵粮仓，开始闹“农协”，失败后加入习旅，举事失败后，误入山寨，当了土匪。而这时的田小娥，为了救黑娃，对鹿子霖以身相许，被村中无赖所勾引陷害，受到候任族长白孝文的责罚。在鹿子霖的教唆下，以田小娥的性情，她瞄准白孝文，实施报复，使之与自甘堕落，同样是在情理之中的。
最惨烈之处，是她亲手遭到公公鹿三杀害后，以冤魂野鬼大闹白鹿原，致使瘟疫流行。她魂附于鹿三之身，借他之口，要求村人出钱为她修庙和重新埋葬。白嘉轩家门口跪满了这些惧怕瘟疫缠身之人，白嘉轩顶住压力，同样是力排众议，造塔将田小娥的冤魂怨鬼镇压在塔下。
当然，田小娥也是《白鹿原》中最具争议也最具悲剧色彩的人物，她的一生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作者完整地呈现了她被礼教吞噬的全部过程。田小娥的反抗多带有本能的、朴素的——她用自己的个人的微不足道的方式对抗着封建礼教的压迫，却始终缺乏明确的方向与力量。我这样想，她曾随黑娃一同闹农协，坐在主席台上，至少明白反抗的力量，也许当年随黑娃上山做压寨夫人或者追随他进入习旅，她的人生命运或许将会是另一种样子。历史没有如果，田小娥的性格，在时代碾压下，造就了她必然的悲剧。
她利用自己的美色勾引鹿子霖，为自己所用，却沦为对方的工具；她引诱白孝文，既是为了报复白嘉轩的冷酷，同样为了寻找生存的依靠。她的反抗最终以失败告终，还被修塔镇压，成为“伤风败俗”的象征。田小娥的悲剧并非只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时代女性的悲剧。我观察白鹿原中众多的女性，她们就是繁衍后代的工具，一旦失去了这个功能，便失去了生存基础，比如孝义媳妇和嫁给鹿兆鹏独守空房的冷家女儿，就是这样的悲剧。
所以，作者极力刻画这一形象，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代表着被压抑的人性欲望，她的反抗虽然微弱，却如同一道裂缝，撕开了封建礼教虚伪的面纱。
5.白鹿原两大代表人物的生与死，忏悔与崩溃
我十分赞赏作者笔下的《白鹿原》中的人物，每一个都被刻画得十分鲜活。
首先讲述白嘉轩这样一个人物，作品开篇出现的第一个人物，这个人物举足轻重，撑起了白鹿原的这片天地，他的传奇人生从十六岁那年开始的，“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在父亲亲自给他订下第四房女人时，突然暴病而亡，母亲白赵氏在父亲死后与守孝三年之间，选择了尽快为他娶妻，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何况他是一个独子，千万不敢断根。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他去拜访姐夫朱先生，发现鹿家坡地上长出了一株古怪的某种植物，这样寒冷的日子，有一株植物傲雪而立，一定来历不凡。他画给朱先生看时，朱先生认出这是一株白鹿仙物。他开始了工于心计的操作，用自己两亩上好水田来换这个坡上，并把父亲的墓地迁了过来，从前遇到山里姑娘仙草，为他生了三男一女。最值得肯定的就是“交农”事件，把他推到了一个前台，尽管他临时受制，自家的长工鹿三站了出来“算我一个”，这次“鸡毛信事件”最终以政府妥协，大获全胜。在黑娃的土匪打家劫舍，把他的腰打断之后，他似乎比过去更通透人生，腰杆虽断，但精神支撑的信念，让他站得更直了。他最看好的大儿子孝文堕落，甚至门楼被拆，家族面临种种困境之时，他始终以坚强的意志，把整个家族的局面维持着。
白嘉轩无疑是小说中当之无愧的灵魂人物，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农民的坚韧与局限，是宗法制度的忠实维护者，也是这一过时制度的牺牲品。他将宗法礼教置于人性之上，特别是在对田小娥的遭遇上，尽管他说话不多，皆是鹿三之口表达观点，在这个女人死后修塔镇压，暴露了宗法制度的非人道性；他对子女充满了强大控制欲，强迫白灵灵和白孝文遵循自己的意志生活，最终导致女儿有家难归，儿子的叛逆与堕落。白嘉轩的悲剧在于，他所坚守的传统道德在历史浪潮中已逐渐腐朽，这个宗法制度的维护者，定然成了时代的牺牲品。
白嘉轩与朱先生一样，是作者倾心打造的一个理想人物，他被赋予作者太多的创作理念，是一个缩小版的朱先生，人物发展到最后，成了一个脸谱化的人物，一个以德报怨的符号，令人大感可惜。
与他对应的人物则是鹿子霖，这个人精明圆滑、工于心计，善于在困境中“突围”，在白鹿村，他永远只是一个配角，因为只有白姓才能成为族长，便混迹于小镇，成为乡约，找到自己的人生舞台，在县城与乡里游走，不放过任何一点好处。他打冷先生女儿的主意，却要求白嘉轩为他撮合这门亲事，自己又把冷先生的另外一个女儿，撮合给白家做媳妇，将白、鹿、冷三家形成利益联盟。见白家大儿子孝文很有出息，心生嫉妒之心，怂恿田小娥去报复性的勾引，让其一同堕落。因为受到了滋水县党部书记岳维山严厉责问，小儿子鹿兆海为他出头埋下祸根，遭受两年牢狱之苦，回家时发现门楼被拆，这真是一报还一报。他淫乱好色，干儿子甚至多达几桌，而回到家里则孤寂难熬。
他最后在枪毙田福贤和岳维山的审判大会上，吓得大小便失禁，从此疯癫冻饿而死。
鹿子霖显然是作者设计白嘉轩对立面的人物，对传统宗法那一套嗤之以鼻，当孝武请他回村主持仪式时，他带着嘲讽的表情拒绝，当着田福贤嘲笑白嘉轩是无法走出村子的井底之蛙。他高鼻深目，睫毛下一双迷人的眼睛，迷倒一批批的女人，此人无时无刻不在追逐权力、金钱与美色，将世俗欲望的满足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相比白嘉轩这个人物，他显得丰富复杂许多。他对子女有着真挚的父爱，尽管与鹿兆鹏的革命信仰格格不入，却始终关心他的安危；鹿子霖的悲剧在于，他将世俗欲望作为人生的唯一追求，却最终被欲望所吞噬。他的形象折射出中国传统乡村中世俗阶层的生存状态——他们精明却短视，贪婪却脆弱，在历史的变迁中，最终成为被时代抛弃的尘埃。
这个人物不得善终，我们认为作者苦心孤诣创造是可以理解的，发现他的终结很有硬伤。这个人物经历世事，还有两年的牢狱之灾，不至于在一次“陪宰”的公审大会上被吓得大小便失禁，我起初以为他是装蒜，因为这样才符合他的性格。他确真的疯了，从这个人物的内在逻辑上难以说通。
6.鹿三黑娃兆鹏兆海孝文冷先生，大浪淘沙各色人等
在众多《白鹿原》的人物中，我认为塑造得最为成功的是鹿三这个人物，我们甚至找不到半点瑕疵，他出身低微，是白嘉轩的长工，却能让白家待如亲兄弟，时时处处都会想到他，不敢让他受半点冷落。在“交农事件”中，白嘉轩被困，他站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大声说：“算我一个，”他的形象便丰满起来。在挖黄土时，见到坡下坑中命悬一线白家最有出息的长子孝文，痛心疾首，决心要除掉田小娥这个祸根，再不能让她害人了。他杀媳心起，因为有“交农”敢作敢为作为铺垫，尽在情理之中。当田小娥冤魂对他纠缠不休时，他无奈、困惑还有无以发泄的恼恨，因此让他失去了半条命。即使是黑娃带着城里的媳妇衣锦还乡而回，他也打不起精神。作者把他放到多种环境中，他皆能表现出色。最后，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西凤名酒与主人对饮，夜半离世，为自己的人生画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黑娃之罪对比他做的坏事，自然是死不足惜。黑娃的性格，在幼年时可见一斑，他惧怕白嘉轩腰杆太直，鹿兆鹏给他冰糖吃，他发誓长大了要买一袋冰糖享用。又得到一块雪花糕饼，骂鹿家子弟“财东”，他毫不犹豫地扔到草丛中。敢去烧乌鸦兵的粮仓，点燃火时还不肯急于离开。当土匪时，本来要杀鹿子霖不着，让其父还其命债。他讲义气，始终不忘鹿兆鹏的提携之情，特别是在习旅深得旅长的信赖，终生难忘。在主持起义当了一个月副县长后，即被逮捕，宣布他三条罪状：一是土匪匪首残害群众；二是围剿红三十六军；三是杀害共产党员。这三条罪状中的后两条皆经不起推敲，围剿红军是大拇指芒儿干的，除缴了他们的枪，并未杀人，还治好了鹿兆鹏的枪伤，他手下的弟兄皆可以做证。至于杀害从土匪窝叛逃到游击队的那个叛徒，是来向黑娃报告游击队行踪，以求升官发财之途的投机分子。解放初期要找游击队政委韩裁缝未必多难找。他如此死法，令人大感牵强。这里有两个亮点，一是他要探监的媳妇找兆鹏，她找不到，要儿子接着找，在枪杀他时，不愿意与田福贤和岳维山一同挨枪子儿，保留最后一点可怜尊严，这时谁会听他讲这些。
孝文是个值得重视的人物，他是白家众望所归族长继承人，已经在主持族中大小事务了，大量的细节铺排，前半部对这个人物刻画得十分丰满，作者写他的转变，更是神来之笔，当在戏台下面，看到动情处，被田小娥捏住隐秘处，拉进破窑洞后，先反抗想逃离后屈从再投入，便开始自甘堕落，我看到第十六章，多少有点不忍下看了。特别是他新婚之初，先不知怎样碰媳妇，一碰之后，便离不开床笫之事，在祖母的威逼之下，才有所收敛，这也是作者有意交代他经不住田小娥勾引的诱因。两次吃讨，拒绝弟弟对他的关心，却在神禾村李龟年家讨饭，讨了个荞麦馒头，他甚至不在乎别人满眼嫌弃；去贺家坊贺耀祖家，作为败家子的活素材，让贺家把他当成典型来教育子孙，他厚颜无耻地说，只要给饱，他愿做这个“师傅”。可是这个人一旦到了保安队，完成变成了另一个人，“毕竟是龙种，”成了一个十足的投机分子，差点对鹿兆鹏下手而得手，在起义之时，见自己的顶头上司张团长尚在犹豫之中，当胸给恩人两枪。给西北局的贺主任写信，让他的营独立起事，刊登在报纸上，谋得县里最高职务。如果说，前半部分，这个人物十分丰满，后半部分他的投机同样缺少内在的逻辑，甚至让人感到是作者生搬硬套而成的，硬是“赏”他一个投机分子的名号。
《白鹿原》中还有两个对应的人物，就是鹿家两兄弟——兆鹏兆海，一个国民革命军，一个地下共产党，兆鹏先是逃婚，给人留下印象，再就是被岳维山公布为共产党，在原上引起轰动，从省城回到原上，做了小学校长，更受注目。他被抓，在法场，被自己的岳父和父亲“调包”换出，两次随红军围城，在生死线上走一遭。回到西安城，与白灵假扮夫妻假戏成真，深深地伤害了弟弟的感情。他在最危急之时，装成“背河人”，还能策划全省地下党开会，亲自策划了黑娃保安三个营的起义。这个人物，尽管作者叙述线索清晰，却一直给人神龙见首不见尾，像是虚浮在半空之中。其弟兆海从加入国民革命军，到战死沙场，作者着墨不多，形象生动，对白灵的执着，又因为党争不得不分手，他敢爱敢恨敢坚守，特别是哥哥夺走自己的爱人之后，那种痛不欲生的形象，让人难以忘怀。
兄弟二人的命运对比，未必存在着对与错，确实深刻展现了近代中国青年在历史洪流中的迷茫与抉择，也反映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曲折与复杂。
还有一个值得书写的人物——冷先生，他出场是在白家父亲暴死施救之时，告知白嘉轩，其父得了“瞎瞎病”，要他准备后事，便给人留下了中医先生的印象，与白、鹿两家结亲，在兆鹏被捕处死前，装了一车银洋送与田福贤，逼他用尽一切办法救下了原上最大的共产党。嫁给鹿家的女儿发疯，用重药把她声带治哑，想想作为一个父亲，将要下多大的决心才能如此狠下心，对这个原本不幸的女儿。那种痛，也会在读者心中刻画一道伤痕。他同样是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中药与巫术以及奇异的药引，延续至当下，依然在传承中。
7.小说结构中的亮丽风景线
需要重点表述《白鹿原》的结构。
这是一部遵循传统结构的作品，从第十六章到第二十章，是小说的最佳处。在二十章时，白嘉轩讲家族史便弱了许多。第十六章的核心是田小娥勾引白孝文，而白灵与兆海私订终身，同样把人物与白鹿原联系紧密了；第十七章白嘉轩腰被打断，成了罗锅，他看着鹿三犁地，不服输地扶起犁把，从此强化了他的印象，因此他的风骨和精神再次站立起来了。第十八章作者不仅写了白嘉轩求雨时的顽强，特别是鹿子霖派人拆除门楼之时，那种表现确实是震撼人心的一章。第十九章时，冷先生设计用了一车银洋送给田福贤，把这两个人性格，写得生动至极。兆鹏躲进白鹿书院，朱先生这个圣人一席话，讲得深刻且接地气，这几章还有一个特点，把乡里乡亲的人情世故，写得极为充分。
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对白灵灵的写法，这种完全跳出小说的纪实写法，有人称之为元小说，
在第十三章中，作者这样描绘：“此后多年，白嘉轩冷着脸对一切问及白灵的亲戚或友人都只有一句话：‘死了。甭再问了’直到公元一九五〇年共和国成立后，两位共产党的干部走进院子，把一块‘革命烈士’的黄底红字的铜牌钉到他家的门框上，他才哆嗦着花白胡须的嘴巴喃喃地说：‘真个死了？！是我把娃咒死了哇’”在第二十八章里，先是写白嘉轩和母亲做了同样的梦，一只白鹿闯了进来，待一转身，是白灵的那张脸。朱先生听了，心想白灵完了，作者再从小说制造的氛围里跳出来，写到一位作家鹿鸣，他是白灵的儿子，写了一篇长篇纪念母亲的文章，母亲是在根据地，被当成国民党特务活埋的，让人心痛难忍。这样的写法，在二十世纪80年代末，陈忠实先生一反传统的探索精神，令人敬佩。我在创作希望呈现一个民族近、现代史的长篇寓言体小说三部曲《丢失了的城池》之二《无影人与跃进雄起城》时，写到母亲姣娃时，便是采用从小说叙事中“跳”出来的写法，以“我”来讲述母亲以后的故事，虽然看似中断或忽略了故事的连贯性，甚至有些伤害了小说营造的氛围，但制造出一种空间感，使作品广度和高度得以延伸，作者写作者，是难得的尝试。
《白鹿原》结构上还有一个特点，作者多采用倒述来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是不是为了有意淡化故事惊险，让读者直面人物，我们不得而知。阅读时虽小有不适，慢慢地适应了这种写法。
白灵这个人物，她是精灵和自由的化身，她敢爱敢恨，反抗旧制度最为坚定，在革命最低潮之时加入地下组织，在面对诬陷时，依然个性十足，面对活埋不改初衷。
我感到《白鹿原》的最大争议之处，应该是在小说结构上的不完备。
8.《白鹿原》叙事上“双轨制”结构，无法融合
《白鹿原》作为一部气势磅礴的史诗级小说，在结构设计上是完整和富有张力的，它以两大家族叙事为载体，融入进宏大的历史背景，构建出了渭水平原上的小村落，与宏大历史相互映照的叙事格局，这是难能可贵之处。
在阅读《白鹿原》时，往往产生一种不满足感，或多少带有一点遗憾情绪，在结构与叙事上也存在一些“缺陷”或“不平衡之处”。觉得作者在处理“宏大历史”与“个体命运”，从“传统叙事”到“现代叙事”转换时，产生了小说存在的叙事困境。小说后半部分在叙事重心上明显地偏移，把本来以人物来推动情节发展，转移到众多历史事件中出现失衡。前半部分从清末民初以及土地革命时期，叙事重心始终围绕白鹿村的家族斗争与个体命运展开，历史事件只是作为背景存在，服务于人物性格的塑造与情节的推进，已经深入人心，写得细致紧凑。这一阶段的人物，从白嘉轩的坚韧与保守、鹿子霖的精明与贪婪、田小娥的抗争与无奈中就可以体现出来，都通过具体的生活细节与矛盾冲突展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进入小说的后半部分特别是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历史事件从背景走向前台，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核心动力，因此，人物命运便逐渐沦为展现历史进程的工具，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与连贯性受到削弱，如我前文所述，鹿子霖、白孝文、黑娃、鹿兆鹏等开始扭曲变形。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白孝文的命运转变，他从一个堕落的败家子，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干部；鹿兆鹏等人物的刻画也逐渐脸谱化，将人物置身于历史事件的简单复述，人物的情感与内心世界因此淡化，成为“革命符号”而非鲜活的个体。
《白鹿原》在叙事上似乎采用“双轨制”结构，一条线以白嘉轩、鹿子霖为代表的“传统宗法线”，聚焦于家族斗争，展现传统乡村社会的运行逻辑；另一条是以鹿兆鹏、田小娥为代表的“革命与反抗线”，聚焦于新思潮的传播，与个体欲望的觉醒，展现旧制度的崩溃与新时代的到来。这两条线索本应相互交织，但在实际叙事中，两条线索却常常呈现出无法恰如其分地融合的状态，在阅读时，感到在衔接上存在明显的割裂感，小说结构的散乱而不紧凑。
我十分赞赏“传统宗法线”叙事写法，节奏舒缓，细节丰富，充满乡土气息。而“革命与反抗线”（除田小娥外）的叙事则需要跳出白鹿原的地域限制，涉及城市、军队、地下党等多个场景，叙事节奏急促，人物形象刻画得潦草，充斥着政治色彩与时代感。两条线索的叙事风格与叙事场景存在巨大差异，导致显得十分生硬。两条线索虽然都围绕“白鹿原”展开，却像是两个独立的故事，未能实现真正的有机融合。
瑕不掩瑜，陈忠实先生以白鹿村为支点，撬动了整个中国近代乡村的历史变迁，他用厚重的笔触描绘了宗法礼教的崩溃、人性欲望的觉醒、革命浪潮的冲击，构建出一部充满文化反思与人性深度的民族史诗。作品中鲜活的人物群像、浓郁的地域文化、深邃的思想内涵，早已超越了结构上的不足，使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经典。
《白鹿原》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讲述了一个精彩的家族故事，更在于它通过这个故事，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人性的复杂本质与民族的精神困境。它让我们看到，在历史的洪流中，个体的命运是如此渺小，却又如此坚韧；传统文化是如此深厚，却又如此脆弱。这些思考跨越了时代的界限，至今仍能引发读者的共鸣。正如任何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一样，《白鹿原》的结构“缺陷”，恰恰成为了理解这部作品的重要窗口，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作家在追求宏大叙事时的努力与挣扎，也让这部作品更加真实、更加立体。
2025年11月27日星期四 维也纳石头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