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为人母之痛苦 （ 意大利生儿，地狱之行）
九五年十月二十三号，下午四点左右，空气有点清凉，公园林中地上已被秋风铺上一层厚厚的落叶，悬挂在黑色树枝上椴树叶在十月夕阳照耀下发出金黄灿灿光芒，我和托米沉默不语地穿过公园，一些孩子在公园里玩耍嬉闹，我想象不久我肚里的孩子有一天也会在这个公园与其他孩子一起奔跑。
经过歌剧院和教堂，拐入右边的一条小巷，私人妇科医生门诊就在这条小巷中的一栋红色老建筑的二楼。推门进入诊室。这是一间宽大的房间，高高的黑木屋架，斑驳发亮的木地板，收拢的厚重窗帘，布满沧桑大木桌后面坐着一位50多岁男医生, 浓黑的两道剑眉, 密集短发，嘴唇上浓密短须, 具有一张历史人物面孔，诊室仿佛处于一张老油画中，有着一种历史事件舞台的庄严感。
哦，想起来了，医生很像多年前贴在小学教室墙壁上的斯大林，走近坐定时才我发现医生的面孔比斯大林面部轮廓更富有立体感，深邃的眼睛发出温厚的目光，而不像记忆中的斯大林，目光中有种凶杀气。
这是我怀孕两个月时第一次去做孕妊保健检查，将来每月要定期检查一次，每次费用为100000里拉，（九五年那年折合人民币500元）。这是二嫂建议的。几年我后得知国家卫生局妇幼保健站为孕妇提供全免费孕妊保健，包括超声波检查，我不明白为什么托米和他的家人当时让我去昂贵的私人医生那里检查而不去国家提供的医疗保健机构，好像我怀的是王太子似的。
医生名叫“Matassoni (马达松力)，那时我正在努力地学习意大利语，我觉得这么复杂的名字根本不可能记住，于是我暗自称他为斯大林医生。这位具有伟人面孔的医生对我微笑着，目光中有种好奇，他开口问 “how are you ? ”
哦，还竟然说英语，真少见在意大利人中，尽管声调中带着浓厚的意大利语口音。
“i am fine，回答后我停住了，等待等着他继续问下去，他却把头转向托米，开始说起意大利语，可能他的英语单词已经掏干用尽。之后他给我量血压，让我躺在床上在腹部上按按，回到桌边开了几张红色的验血单子。之后他再次转向托米，那张有着浓密短须的嘴开始不停地跟托米讲话，托米偶尔也说几句，我被这两个男人抛弃在一边，好象怀孕的是托米而不是我。
终于，斯大林医生毛茸茸的嘴巴关闭了，托米转向我，用英语说了一句医生叫你不要和家里的猫接触。
没了？医生那么多的话都被托米吞咽到肚子里去了吗？可能医生对他解释不要让我吃生火腿肉，不要与猫狗接触以避免感染宫型虫体病毒等等。托米知道我从不吃那些东西，也不会去摸家里的猫。原本让他多说几句话如从岩石里挤滴水那样难，而现在要用英语解释这么多的内容，对他对我都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干脆不说了。
怀孕5个月，肚子已经出怀，上午10点去医院做B超检查，面目和善的中年女医生让我看着屏幕上雪花斑点中隐隐约约的胎儿图像，光溜溜的像外星人，她微笑着说“ è un maschio。（是个男孩）“
一听此话，如当头挨了一棒。刚到意大利来时，我第一次去游览佛罗伦萨，在街道上看到一些小女孩，她们漂亮的脸蛋和洋气时尚的打扮令我无法挪开眼睛，我幻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美丽小女孩：大大的眼睛，栗色圈发，短短的牛仔裙。我渴望一个童年时期从未有过的洋娃娃。一怀孕，我就坚信是个女孩。此刻，女孩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躲藏在雪花斑点后面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在羊水中挥舞着拳脚打破了我全部的梦想。多年后想想，或许小男孩的来到是件幸事。如果是女孩，我定会在分娩前就会为她编写人生的剧本，制定她的成长规划，把她塑造成为一个我梦想成为的女孩和女人，她不光承载着我的生命，还要让她成为我的复制版本：一个女作家，像法国女作家科莱特，或成为一名时装设计师，像阿玛尼那样的人物。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当你对孩子投入太多的期望，无可避免地也会收获更多的失望，及由失望引发的挫折感。对儿子我却没有那么多的梦想，只希望他生活平和，热爱阅读，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成为他想要成为的人，而不是我梦想的人。
站在一边的托米听到“男孩“的消息，他那张如高山湖泊般凝重的面孔终于荡漾起一丝微笑的波纹。
“只要健康就好”他对医生说。
“男孩”的喜讯在托米家族中如同节日的烟花迅速散开。托米的堂姐宝拉说，终于等来了一个中国媳妇解决罗西家族传宗接代的问题了。托米三兄弟中，两个哥哥都是生的女儿，而托米的堂哥卡洛又无子。当然，罗西家族不是什么皇亲王族，需要有男嗣来继承王位或公爵头衔。普通意大利人家也没有像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强调的“传宗接代”观念，但如果你问意大利父亲，想要男孩还是女孩，绝大多数一定会说家里起码要有个男孩，如果生孩子，或只生一个孩子的话。
孕妊时期，每天下午我挺着肚子骑车去一个初中学校去上语言课，带着腹中的胎儿一起学意大利语，却不知道妇幼保健站有产前准备的课程。
六月二号的那天晚上，我忽然留意到卫生间的镜子里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她的脖子和胸前的皮肤上渗出棕色斑点，像内部开始腐烂的梨子，她面部浮肿，眼睛肿泡，臃肿的身材，这模样让我想起多年前在西安的一个热气腾腾的公众澡堂里透过朦胧雾气看到的那些松垮的乳房，堆满赘肉的腹部，皮肤上洒满褐色斑点的丑陋女人身体。终于，我也加入了她们的行列。
我想到去年十月份托米带我在托斯卡纳的蒙特尔基小镇旅行时，在静谧的小镇博物馆，我看到文艺复兴时期早期著名皮耶罗·德拉·弗朗切的壁画，《怀孕的圣母玛丽亚》，画中的圣母低垂着恭谦双眼，忧郁而又纯洁，她用右手搁置在很大的肚子上，用左手支撑着自己的身体，看起来很疲惫。我现在大概就像那幅画中的怀孕玛丽亚，两个灵魂隐藏在隆起的肚子下，一个未成熟的年轻女子和一个陷入成长中的女人，意识到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变化，从女儿蜕变到母亲的时刻。
那一年的夏天提前进入高温，我身体沉重，坐立不安, 感到闷热难受，疲惫不堪。隔壁邻居家森林般的树枝上知了在炎热空气中拼命地叫唤，似乎在发泄心中的不悦。托米在客厅里复习功课，明天他要参加威尼斯大学中文系的一门考试，我嫁入托米家没多久就帮他写论文，有关20世纪初一位法国探险家从敦煌石窟藏经洞中偷窃（或从愚蠢的道士手中以豆腐价购买）上千卷经书中其中一篇佛教经文的手稿解释，我当时还疑惑他专门找一位中国妻子难道是为了方便自己完成论文。
婆婆坐在前花园外读报。门铃响了，是高跷腿表妹米莲，她进来打个招呼后就跟婆婆一起坐在花园聊天，这时我感到肚子开始疼痛了。
“要不要去医院？“我问托米，好像他是孕妇，我是丈夫。
“过一会儿就好的，医生说过，有点疼痛是正常的。” 他权威般地对我说，好像疼痛发生在他身上，可以做出判断。斯大林医生对他说什么疼痛是正常的，什么疼痛应该去医院，临产前有什么征兆，我一概不知，托米也没有对我解释，我手中无一本可读的有关怀孕生孩子的书，甚至什么是预产期我都不知道。
一个多小时后肚子又开始疼痛，我又问是不是要去医院。他开始不耐烦了，板着脸说这是正常现象。他实在不希望这两天孩子来到世界上，好像在心理上他还没有做好成为一个父亲的准备。他在威尼斯大学学中文，已跟教授预约好第二天的一门考试，所以他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孩子从母亲的肚子里出来打乱他的考试计划。我们争论起来，气得我晚饭也没吃。
米莲走之前进屋来打招呼，听到我们的争论，说了声还是应该送到医院去做个检查。
米莲的话不可不听的，她可是生过孩子的人。托米无奈只好绷着脸把我送到医院。一做检查，大概下面已经开口快临产了，马上把我收入产科病房。
已是晚上8点多钟，托米陪我进入房间。我刚躺下，他就站在床边说我问了医生，他们也说不准什么时候生孩子，（这还要问，苹果即使成熟了你也无法知道哪一天哪一时刻会从树上掉下来）。他停顿一下又说，再说我又不是医生，留在这里也没有用，明天我还是去威尼斯考试吧。
我从来就没有住过院，从小到大也没有受到父母或他人的特别宠爱及关注。再说，妻子生孩子时丈夫应该等在产房外吗？我看那些欧美电影中的父亲都紧张焦虑地陪着妻子在产房内或产房外等待婴儿的出生。不过那都是虚构的电影故事，现实生活中应该是怎样的，我无从知道。如这种事情发生在今天，我肯定会用意大利语理直气壮地说出很多他不应该去考试的理由，如母子可能在分娩过程中出现危险，我不懂语言，你可以下次去考试等等。可那时，面对这个男人，与我同床共寝的丈夫，依然有种无法跨越的陌生人感觉，我对他彬彬有礼，遵从。自己是一个在意大利没有位置和没有方向感的外国人，当然只能遵从意大利丈夫的意志。
托米在房间里站了5分钟，跟我说完这事就匆忙离开，像时要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一样，离开之前既不问我饿不饿，也没有想到买瓶水，买点吃的，他早已忘了我的晚饭都没有吃。可我为什么不向他提出我的需求呢？我明白自己有什么需求吗？我怎么觉得仿佛自己是梦游之人，闭着双眼和嘴巴，身不由己地被命运推着向前行进，不去思考也不反抗，就像一个木讷的山里人。托米肯定是个完全不懂得体贴妻子的丈夫，可能他还在学习如何做一个丈夫，我是否应该提醒他如何去体贴一个女人呢？可他听得进我得提醒吗？我是一个冷漠丈夫的牺牲品，可那也是在我的默许之下，我想最终我成为他的同谋。
七月一日，头一夜间歇性的宫缩疼痛让我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眠。7点多一点，护士把我推进产房，那一时刻，托米则坐在开往去博洛尼亚中心火车站的火车上，之后他要转车去威尼斯。在火车上他一定平静地凝视着窗外，夏日的朝霞撒满在田地和果园上。妻子已经在医院了，还有什么比她在医院更让人安心的呢，那里不是有很多医生和护士吗？那么他会考虑产妇需要在心理上和情感上的陪伴和支持吗？他不会去想这个，再说，分娩本来就是女人孤独完成的一件事，男人能够帮什么忙呢？
世界上有类人做什么事都没有恒心，常常半途而废，在人们的眼中，这类人是一事无成的负面形象，不值得可取。与其相反的一类人就是具有持之以恒精神的愚公之类的人，这类人一旦选择一个目标，开始行动就会坚定不移，执着地走下去，以至于这件事本身有没有真正的意义都无所谓，重要的是要达到目标把它做完。
家中没有人能够明白托米为什么要在威尼斯大学像个年轻学生一样正正规规地学中文，为什么定要参加所有科目的考试？托米去中国旅行好多次，中国文化引起了他的强烈兴趣。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爱好他注册了威尼斯大学东方语言系学中文，而那时他早已在博洛尼亚大学毕业多年，是一名经济和法律中学教师。学中文与他的工作没有关系，他不必要像年轻的大学生，为了那张文凭而拼命努力。托米那些头脑狭隘的兄弟们和堂兄堂妹们根本无法体会孔子和老子庄子，绘画般的汉字给了他多大的精神乐趣，反而认为他放弃作为父亲陪着孩子出生及后来孩子成长的世俗快乐，整天把头泡在一个现实生活中毫无用处的东方文化中，实在匪夷所思和愚蠢之极。看看最终他牺牲儿子出生的神圣时刻去威尼斯大学通过考试终于获得的东方文学大学文凭，它只对托米有无限的价值，成为托米的一件珍宝躺在床头柜的黑暗抽屉里长睡沉眠，托米一如既往地做他的工作直到退休。
那时的产房还是一个大通间，大约十来张床，有三四个孕妇躺在那里痛苦地呻吟和咆哮，那声音听上去令人揪心，好似地狱里受煎熬般的惨叫。护士给我打了催产针之后就让我躺在床上自己受疼痛的折磨，三不之过来说几句“勇敢点，使点劲”的安慰话。昨夜我没吃晚餐，早上又没吃早餐，想喝口水都没有人给我喝，自己又不会几句意大利语，我开始怨恨托米为什么不在这里，至少他可以跟我买瓶水和一块巧克力给我增加一点体力吧。我饥渴交迫地独自躺在那里痛苦地叫喊，每次宫缩阵疼下身有液体哗哗地流出，隔一段时间护士就过来换床单。剧烈地疼痛，下身不断流出羊水，口渴，精疲力竭，害怕，焦虑，孤独一下如浪潮淹没了我。
我会因为流血水过多而死亡吗？胎儿在肚子里没有了羊水会缺氧大脑不会受损伤吗？疼痛恐惧之际我用中文反复叫喊道 “给我剖腹。”（很懊恼我没学会这句意大利）。没有人听懂我的话，也没有人理睬我的话，我又开始用意大利语叫道 “operazione”（手术），一位助产师终于明白我的意思，她轻松地对我说这由医生决定，不由我来决定。我知道我的姐姐们和国内的女友都是剖腹生孩子，她们没有受这样的折磨。只是经历一次局部麻醉的开刀手术，我懊恼地想真不该在意大利这个鬼地方生孩子。
产房里来回走动着穿白衣的产科医师和护士，这些白衣天使对产妇饱受痛苦的分娩折磨早已司空见惯, 她们对这些呻吟，嘶叫，咆哮，挣扎的产妇已无任何同情和怜悯, 差不多和屠宰场的那些屠夫们一样了，对那些即将被宰割的动物发出凄厉痛苦的叫声，满地的血水早已麻木不仁。我气喘吁吁，有气无力，像那些一口气跑了十公里的人对一位白衣天使说 “acqua”，她用塑料小杯接点自来水给我喝。同房的一位产妇肚里的婴儿迫不及待地出来了，而我仍在那里痛苦地挣扎直到9点多钟, 儿子似乎不太想到这个世界来, 就在我要死不活的时候，“斯大林”医生来上班查看产房。他是这个医院妇产科主治医生，我是他私人诊所的病人，自然他比较关心我，问了问我的情况后，马上让医师将我送到产台，架在那里，不久就听一个产科医师说 “加把劲，我们见到头了。” 我全身的细胞和力量早已全都集中到了阴道胎儿的头部，此时的我，已经精疲力竭，恐怕连踩死一只小蚂蚁的劲都没有了，哪来的劲将这么大的胎儿如同挤压大便给"挤压"出来。胎儿的头过大无法出来，房间内医护人员嘀哩咕噜讨论着什么。几分钟后, 我听到下身发出“咔嚓”剪刀声，感觉我的下身就像被皮匠剪开一小块牛皮去补鞋一样。随即，斯大林医生开始用他树桩般粗壮的手臂放在我的肚上使劲压挤，这一下，瞬间就把我送到但丁描写的地狱中去受酷刑了。这是分娩中最最痛苦的时刻，贫乏的语言无法描述。一阵巨疼几乎让我昏厥，仿佛有一辆卡车的车轮轧压过我的身子，之后又拖着把我的身体撕裂，我真恨不能叫他们拿只枪把我直接打死算了。
小学时我们学习革命烈士江姐的故事，她在被国民党逮捕后在重庆渣滓洞遭受各种酷刑，敌人将竹签钉入她的手指，可她依然坚贞不屈，不出卖一个名字。现在我体会了什么是酷刑，如果敌人不杀死我，而用酷刑来折磨我的话，我一定是个叛徒，早把敌人要的名字说出来了。这次也让我明白我绝对不能成为任何抵抗主义分子，或地下工作者，没有任何信念可以使我像江姐那样英勇无畏。不是我贪生怕死，只是害怕受折磨和疼痛。
终于儿子的头和身体被斯大林医生给彻底挤压出来了，他从我身上收回了那强壮的手臂，忽然我觉得身体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轻松舒适，如同一股愉悦的清泉从我全身流过，那定是遭受酷刑的身体从地狱飞往天堂时的感觉。
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印第安营地》，尼克的父亲做完接生手术后去叫睡在双层床上铺的婴儿的父亲，结果发现这位丈夫因难以忍受妻子分娩时发出的痛苦惨叫而自杀。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婴儿的父亲会自杀。
助产士将浑身沾满黏糊糊的羊水和血液，红通通, 一个近4公斤的婴儿抱给我看时, 我厌恶地将头扭到一边, 不愿看到带给我巨大痛苦的婴儿。痛苦的记忆依然鲜活，对刚出生的儿子我几乎是怀恨在心，根本无法虚伪地模仿电影中那些准妈妈（可能她们的分娩没有经历我遭受的那些酷刑），满脸幸福和激动地将新出生的宝宝抱入怀中，而是让助产士将宝宝放在他应该躺的婴儿床上，自己在一边享受痛苦折磨后的宁静。
一位哲学家曾说“真正的母爱不是从孩子一生下来就产生的, 真正的母爱是在母亲将孩子一手养大过程中诞生的。”
这个哲学家好像是个男人，但他真的很理解我。当然，他的名言不能代表所有的母亲。
回到住院房间，胎儿已紧闭着眼睡在摇篮里，此时我才开始注视宝宝：他满脸通红如猪肝色，眼睛肿成一条缝, 额头上有几条在肚中被挤压出的老人皱纹。他像谁？怎么这么难看。
托米的大哥大嫂, 之后二哥二嫂及几个侄女都陆续到医院来看望宝宝。每个人都围着小老头似的婴儿观看，个个带着那种夸张激动的表情，把赞美语的尾音o拉得长长的感叹道 “ che bello.o.o.o “(真漂亮)”！
怎么意大利人这么夸张地说客气话？赞美之声过后，他们开始七嘴八舌地分析和议论婴儿的相貌，把那张小老头似的婴儿面孔看成为一张世界地图来分清国家边界，而他们则像军事参谋那样，谈论意方和中方占有的地势和比例。胖大嫂说婴儿的鼻子以下是意大利人, 以上是中国人, 二嫂马上说，是呀，你看那嘴简直和挂在客厅墙壁上他爷爷那瘪着的倔犟嘴一模一样。大侄女则说，我看分界线要往上移，看他的鼻子，高鼻梁呢，是罗西家族的遗传特征，鼻子是意大利人的。大家一致高兴地同意，那紧闭着的泡泡的眯缝眼，毫无疑问是中国人的。要知道，在这里，人人都是双眼皮大眼睛，人们互相都看腻了，认为东方人的小眼睛是一种特别的美。在他们叽叽喳喳地讨论时，我半躺在一边偶尔看看沉睡的儿子，心想不论儿子像中国人还是意大利人,，怎么也找不出父母两人会有这么丑陋的模样。他们怎么可以说是bello 呢。这都是因为意大利老年人太多孩子太少的缘故，在婆婆家的住家区域，如果你往山坡的别墅区方向走，你看到的身影基本全是缓慢蹒跚而行的老人，不见一个蹒跚学步的幼童。任何婴幼儿，只要有一个鼻子两个眼睛一张嘴巴，那一定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可爱和最美丽的生物。
晚上托米从威尼斯回来，看到宝宝，他没有激动地把宝宝抱起来，也不像他的哥嫂们表现出的兴奋和喜悦，他似乎对自己成为父亲这个角色还不确定，犹豫不决，他无言地站在床边盯看睡着的宝宝，沉默地坐了半小时后他离开了。
七月三号， 上午十点多钟, 一个高大魁梧、象貌堂堂，蓄着整齐白色胡须的医生来查房, 他看到我这个中国产妇（外国人不多见）, 表示出明显的好奇心, 他问我 “你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哦，叫什么？不好意思，我记不住，真羞愧。
怀孕后，我曾翻阅过托米从中国买回的几本厚厚大词典，为我想象中的女孩起了一个“伊绮”名字，后来听说是男孩，兴致全失，交由托米取名。托米如同他那些贫穷不识字的老祖辈，被二千年的基督文化所浸泡，在给孩子取名时，他们脑海中最容易出现的画面就是圣经世界，从圣经和圣徒人物中找到想要的名字。今天你很容易遇到那些逃税漏税，完全缺乏公民意识的意大利人，或在电视里听到那些罪恶累累的黑手党成员，他们都有着圣徒保罗，圣徒佛朗切斯科之类带着神圣光环的名字或具有智慧的先知名字。托米，尽管他早已放弃了上帝，可他还是从圣经中找了一位富有智慧的先知名字来给儿子。自儿子出生后，我并没有机会去背记和练习儿子名字的发音，现忽面临医生的面试，我只好转身去看婴儿小小的手腕上戴的套环，那上面写有他的名字
“ D a n i e l e （打猎猎）”
我结结巴巴地拼读着，发音怪腔怪调，（后来我的中国家人就把儿子叫“打猎的“便于上口和记忆），英文是丹尼吧，不过这个聪明的医生还是听出这是一个意大利人常叫的名字，而不是医生那个年纪的意大利人熟悉的毛泽东，周恩来之类的中国名字，他马上露出一种失望的表情。唉，中国人什么都喜欢复制，他们复制意大利著名的时尚奢侈品牌，复制西方工业技术，现在连意大利人的名字也要复制，他带着明显不满的口气问道
“为什么不给他起个中国名字”?
2
三天后我和宝宝不得不出院，我真不想离开那里。在医院里有白衣天使为宝宝换尿布，洗屁股，为宝宝洗澡，像做科学实验似的每天还为他称重，我像个实习生站在一旁甩手看着，吃饭时护工把医院食堂为住院病人配好的饭菜送到我床边，我所做的只是休养，与同房的产妇聊天，让宝宝趴在我身上吃奶，其他的什么都不做。而且全是免费，简直像是享受小时我们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生活。在医院我算是坐了三天月子。
回到家，一切都改变了。我不可能像我的姐姐们坐月子那样，头上绑条头巾，一天二十四小时如女王般躺在床上，身边围绕着保姆和自己的母亲，保姆把熬好的鱼汤端到床边。每个过来的人都会对产妇说你可千万不能碰凉水啊，否则将来遗患无穷。而在意大利，在我分娩后的第二天，护士拿一袋冰搁置在我的下身剪口之处，说是避免伤口感染。医生对产妇说要多活动, 要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以帮助子宫收缩。回到家后，似乎家里的空气还不够新鲜，尽管家周边很多树木花草，分娩还未满两个星期，托米就带着我和宝宝到临近海边沙滩去吹夏日海风。要知道，国内的女友即使是夏日在家中坐月子，连电风扇的风都不敢吹一下，自来水也不沾一下。不过现在来看，那些在国内按照规矩坐月子的姐姐们和朋友们，她们的身体状态似乎并不比我好，远不如我强壮呢。
那些日子，我忍受着下身的伤口的疼痛，慢慢挪动身体到厨房洗菜煮菜，不是婆婆不愿给我做，只是她那永远一成不变的原味烤鱼和生菜使我彻底地失去了胃口。大多时候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把宝宝抱在怀里给他喂奶，他趴在我身上睡觉，每天我必须爬三十多节阶梯到二楼卫生间去给宝宝换尿布，晚上要给宝宝洗澡。半夜起床几次给他喂奶，换尿包。
托米众多的表兄妹及妻儿老小倾巢出动，轮流来家中观看家族中第一个有中国血统的宝宝。 人流中还掺夹着托米的朋友们，左邻右舍的老邻居，宝宝的到来也打破了街区老人沉闷和寂静的生活。那时意大利人的好奇心不亚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人在街道上尾随围观“外宾”的程度。那几天，婆婆的家似乎成为动物园，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每个人都瞪着好奇的眼观看闭着眼睛侧睡在婴儿推车里的宝宝，如同观看一个从未见过的珍稀动物。他们也如同大哥大嫂，个个都仔细观察他的鼻子眼睛嘴巴，然后开始发表议论，那些像意大利人，那些像中国人。托米的一个朋友看了后疑惑地说 “他怎么和我们一样的肤色？” 另一个朋友讥笑道，难道他应该和香蕉一样黄吗？托米的好友阿里古在街道上遇到熟人或朋友时就宣称，托米生了个非常“美妙”的儿子。
幸运的是，产妇则没有在来访的众人视野参观之中。因为身体虚弱，又缺乏睡眠，劳累不堪，我依然面肿眼泡，头发蓬乱，不修边幅，随便一件T恤或一件衬衣，真不愿见到家中不停地来人，我恨不能把这些意大利人都轰出家门。可出于礼貌我什么都没有做，只能脸上保持微笑。我又能怎么办呢？记住，那时，我是个乡巴佬外国人，只能是我去适应环境，而不是环境为我而改变。
宝宝回家导致或加深了托米的焦虑。刚开始给宝宝换尿布时，刚打开尿包，宝宝的小东西有时会像忽然通电启动的开关，一股温热的尿像喷泉欢快地抛弧形喷出，台面上，床上和地上到处洒着尿水。这可真是灾难呀，托米的第一反应是恼怒万分，不过随即理智告诉他与婴儿对抗是不对的，他开始紧张和焦躁，想象着脚下的拖鞋会把尿液踩到所有的屋子，整栋楼将充斥着婴儿尿骚味，于是他将宝宝搁置一边不管他是哭还是笑，他十万火急地擦洗地板，恨不能爬在地上拿着放大镜去检查地板上有无漏掉一滴尿液, 一定将地上擦洗得完全干净才去给婴儿穿上尿包。
八月的天气很炎热，白天即使拉下百叶窗热气也涌向房间，我抱着儿子在屋子里来回走动，我的左手臂已经严重劳损疼得都难以抬起，他已经连续大哭两个多小时，二嫂说可能是肠绞疼，把他放在摇篮车他哭得小脸发红，把他抱起来哭声小一点，但依然在哭，无法安抚。他的痛苦或愤怒不知源于他的小肚子还是源于某个幽深的黑洞。哭声令人不安，令人厌烦，令人疲惫，夜间更令托米烦躁，他在床上翻滚着身子，恼怒不满地抱怨 “又哭，又哭“，似乎婴儿的哭喊是有意跟他对着干。
我曾听电视报道，一个母亲因为实在无法忍受婴儿长时间的哭泣，她孤独无助，在婴儿的哭声中崩溃了，于是她一气之下将未满月的婴儿塞入洗衣机中。当然我不会崩溃到这种地步，但在生下孩子的一年内，身心疲惫，沮丧，孤独，使我的黑发染上了一层白霜。
宝宝终于在我的怀抱里睡着了，我不敢动，怕他惊醒，时间似乎寂静的屋中凝滞了。小时候总觉得时间流逝得太慢。小学时，教手工缝纫的张老师站在裁缝台边手把手地教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女孩子裁剪碎布拼成枕套，她站在我身边，我有时转身看着她，觉得30多岁的张老师好老，她是个走向衰老的女人我这样想，对她产生一种同情。自己进入二十岁后，开始始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我自己也是30多岁的女人了。此时，我被囚禁于这栋房子，时间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却变得浓稠滞缓。给宝宝喂奶，换尿布，安抚他哭泣，太阳落山之际，我就在房间里孤独地等待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等待着宝宝快点长大，等待着分娩的痛苦记忆逐渐消退，伤口慢慢地愈合。
一个女作家说，生孩子是女人人生创作的巅峰，可能对某些女人来说是这样的，对我来说生孩子使我坠入谷底，原有的自我随着宝宝出生被摔得粉身碎骨。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一个女人成为母亲所经历的变化会是多么巨大。我在我姐姐们的身上没有看到这种巨大的变化，可能是她们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有小保姆，她们的周围有很多人帮忙，这种坠入要比我轻缓得多。
偶尔我会瞥几眼长柜上我怀孕前几个月拍的照片，这是我最喜爱的照片之一。
那是我在意大利度过的第一个夏日，穿着出国前在上海一个酒店里买的日本碎花布连衣裙，裙子服帖裹着我苗条的上身，照片中的我看上去文雅端庄，带着一种文艺青年的气质。现在这照片如同博物馆的一幅画，上面的女人成为时间带走的亡者，她已不复存在。现在的我仅是这个婴儿的母亲，他是我的国王，我所有的个人意愿都要服从宝宝的需求，我再不能睡到7点多起床，我不能想吃就吃，我无法读书，无法去电影院，无法跟吴艾一起去海边做市场，甚至晚上我都不能看电视，不能给吴艾打电话聊天，我不能，我不能，，，我的夜晚不再是梦乡的夜晚，而是喂奶的夜晚，宝宝哭泣的夜晚，疲惫不堪焦虑的夜晚，托米烦躁的夜晚，支离破碎的夜晚。
我感到自己比一头乳牛还要劳累，至少乳牛的奶被挤完后它们可以自由地漫步去吃草，更不用把牛犊整日抱在怀里，也不用去做饭做菜。母亲的角色令我沮丧和心力交瘁，日子变得漫长难熬，似乎看不到尽头。
一天下午，宝宝又不知为何开始大哭，他几乎每天都不停地哭，持续地哭，我无法安抚他尽管我不停地更换抱他的姿势，这哭声又把我带入一种恼怒和绝望，“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尽头？这么小的婴儿什么时候长大呀？“
我开始幻想如能把婴儿打包，像邮寄包裹一样把他邮寄到武汉让父母和保姆帮我抚养那该多好。随即我开始怨恨自己愚蠢透顶竟然以为养育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就像从商店里买回一个属于自己的洋娃娃那么简单。恐怕不少女人也抱着愚蠢的想法而生孩子吧，看看我的闺密芹，她说她生孩子只是因为别的女人都生孩子，她不能没有一个孩子，否则在社会上会被他人认为是个有缺陷的女人。吴艾呢，在三十九岁时，当她听说一位她不太喜欢的女友在三十八岁生了一个女儿时，她妒嫉心大发，一下改变多年不要孩子的想法，决意赶紧生一个跟女友拼比。就像她的朋友买了一辆漂亮的汽车她也要买一辆一样，看来这些都是些比较愚蠢的动机。她们又如何扮演母亲的角色呢，芹把她生下几个星期的婴儿直接送到广东乡下她姑姑的家里抚养，直到女儿三岁才带回到她的身边，她干脆就逃离最初成为母亲的艰难时刻。吴艾在意大利生孩子后因为孤独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臆想症和强迫症。女儿基本上完全由孩子的父亲来抚养照顾，她服用的精神类药物使她整日昏昏欲睡。她根本无法承受，也不能胜任一个母亲的角色。
在女人自我意识强烈的今天，很多女人并不具备上个世纪初期以前的女人们的那种自我牺牲和自我奉献的精神。我们不必通过家庭和孩子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当我们自愿做出成为母亲的选择时，都没有意识到作为母亲的一种艰辛，需要自我奉献，不光是物质金钱上的付出，更重要的是付出爱，耐心，精力，时间，承担多大的责任。可话说回来，如你自己从未经历过又如何去了解这些呢？
我对托米说想把孩子带回中国让我父母照看，他一下子跳了起来，”你疯了，竟然想到把自己的孩子让他人来喂养，孩子应该跟父母在一起。“
以后，如我批评他从不带孩子去公园玩，陪孩子的时候太少，他则像射击子弹一样对我猛烈攻击，你呢？更糟糕，竟然想把孩子送到中国去。意大利的母亲绝对做不出来的。我想如果那天我们吵上法庭，他一定会把这句话作为我罪状的铁证当着法官的面举证出来。
在意大利我身边没有一位至亲的人，吴艾又离我很远，我只能写信对母亲诉苦，母亲则来信说，在我们那个年代（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很多妇女每天早上背着或怀里抱着孩子，就像背着或抱着一袋沉重的土豆去挤公共汽车上班，她们从武昌抱着孩子挤车到汉口，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大冬天，孩子穿着像头小熊，母亲抱着小熊的样子看上去就让你感到一种生命的沉重啊，那才是真正的辛苦和艰难呀。你这算什么，带一个孩子，又不上班，已经是很享福了呢。
她的“忆苦思甜”无法给与我任何安慰。上个世纪他人的苦难不是我所承受过的苦难。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社会环境，人们对生命的苦难感受也不同，对生活压力的承受力也不同。如今天我也无法以加沙，叙利亚或苏丹那些遭受战乱，被迫流离失所的母亲和儿童来安慰我正在遭受自己的麻烦或困难。如我曾遭受过战争的流离失所，我会觉得今天自己能安逸地在家带孩子就是生活在天堂，人们面对大的苦难时，你会忽视小的苦难，如你的一生没有注射过苦难疫苗，那么一点小小的苦难病毒也会使致命。这也是哲学家们早就断定的事实。
终于满月了，我们带着宝宝去儿科家庭医生处做体检。 门诊室外等候厅里坐着一些家长与不同年纪的婴幼儿。 进门坐定后，我看到对面一位三十来岁的母亲怀里也抱着一个几个月大的栗发女婴，女婴穿着白色针织小衫，蓝色超短小裙，看上去简直就是玩具店的一个洋娃娃，她们的右边有位大约一岁多点的男婴穿着小牛仔裤配T桖衫，我再左右偷偷一看，哇，不论是抱再怀中的婴幼儿还是坐在父母腿上的孩子，个个穿得时尚漂亮极，没有想到来家庭医生这里做个体检或看病的孩子竟然打扮得像是出席皇家婚礼般漂亮。长期以来，我只在中国看过穿着破挡裤，白白小屁股露在外面的婴幼儿，那时，对中国人来说，儿童服装的主要功能是使用方便，保温保暖而不去考虑美丽时尚。看着我怀中被床单包裹，穿着连裤睡衣的儿子，在这群打扮漂亮的孩子中，就像个流浪的吉普塞儿, 一种强烈的自卑感油然而生使我在这些衣着漂亮的人群中坐立不安。
儿科医生是个瘦高个，橄榄肤色，平头的中年人，医生一见我们就笑着说：
“哈哈，你们中国人就是这样将孩子包起来的吗?”
他一下就注意到我儿子的穿戴与其他意大利人孩子不同了。我听出话里的讥笑和揶揄。这就是让吴艾和我不太舒服的时刻，被意大利人看不起。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软歧视不会那么公开和明目张胆，它常常隐藏在一种眼神中和一副揶揄微笑的面具下面。作为医生，此时的他不应该对孩子的任何穿着和打扮发表评语，他应该看的是孩子的身体，而不是孩子的衣着。
我结结巴巴地对他说，“ 这是意大利婆婆让我这样做的。”
3
飞机一起飞，孩子”哇“的一声开始大声嚎哭，一定是飞机内空气气压的变化使他的耳朵不舒服，任何安抚也难以平息他不适，我只好不知所措地抱着哭泣的儿子坐在乘客中。
儿子一岁时我独自带他回国探望父母，托米不想去，他的哥哥们则说这么小的孩子，这么长的旅程，母亲一人搞不了的。托米则说没问题，我也说没关系。他总觉得我是一个强韧的女人，我自己也这样认为。未料飞机一启动麻烦就来了。
我右边的邻座是位德国中年女人，短栗色的头发，目光看上去有点冷漠。对于孩子的哭泣，此时她毫无同情心，为什么她要对一个陌生孩子的哭泣产生同情呢？她掩饰不住自己的厌恶，斜着眼看了看咧嘴哭泣的讨厌孩子，真倒霉，一路不得安宁了。自然，如果我是她，不说用充满厌恶的眼光去看哭闹的孩子，但肯定也不高兴一个孩子在你的耳边哭一路。对于这个德国邻座，我不好意思，心怀内疚。当飞机飞到高空，航空小姐走过来时，我对她抱怨法航说有给12月大的幼儿摇篮，可孩子根本进不去。这位年纪不轻的法航航空小姐用满怀同情和慈善的目光看着我和孩子，肯定她也曾是一个若人烦恼婴孩的母亲，理解婴骇不停地哭泣会导致母亲的沮丧和焦虑。她对我说想想办法就走开了。不一会她过来对我说，我可以带着孩子移到一等座位，那里有个空位。我想了一下，转脸对德国女人说你去吧，那女人阴沉的脸头一次对我绽开笑容，马上起身拿了包说了声谢谢就去了。她肯定没有料到倒霉瞬间转为走运。她这一辈子都没有坐过一等舱呢。她走后我又有点后悔了，可能我当时一心急煎煎地想讨好她，弥补我和孩子打扰她的罪过。当然，我也担忧带着一个哭闹的孩子去骚扰坐在一等座位的总经理，某国的政府官员，大企业老板，有钱的太太们这些尊贵的乘客。无论如何，我有了两个座位。孩子逐渐在我怀里上睡着了，别人吃饭时我无法动弹，怕把孩子搞醒，就这样我被孩子定在椅子里几个小时不吃不喝。终于他醒了，喝完牛奶，他精神饱满地要四处探险，定要下地，扶着左右两边的座位，满机舱走动，我不得不跟在后面一直到他走不动为止。
武汉，星期日，我带着儿子去青少年宫玩。那天我看上去有点像那些养育好几个孩子的憔悴劳累的家庭妇女，一种多子母亲的邋遢和不修边幅，我的长丝袜上有孩子刚脚踢出的两个大洞。衣服上有着带孩子在早餐店里吃热干面沾上的芝麻酱油污。在少年宫浓荫的小道，我看到以前的老同事带着她七八岁的孩子，”吴敏“，我叫了她一声， 她愣了一下，似乎没有认出我来，随后又立即惊呼起来，
”天呀，两年不见，你怎么一下子变成这样了，头发都白了，像这孩子的奶奶呢，我都认不出来了。“
要知道以前雪在单位曾是最时尚最风雅的女人啊。
作为母亲的艰难，痛苦和沉沦不是没有尽头的，随着孩子的长大，一个新生命的逐渐独立，我终于独自走过那段初为人母的痛苦人生旅程，被孩子给埋葬的那个自我开始逐渐苏醒和回归。只不过经过生活磨难的我再也不可能回到照片上的那个自我，照片上那个年轻女人的灵魂和肉体随着时间流逝已去。想想，我们的人生就这样被分割成若干对比鲜明的阶段。现在的我不再温文尔雅，文雅端庄，多愁善感，在时间。生活和托米的磨砺下，我变得粗糙或者说粗俗，有时还会像个母老虎一样在家里大喊大叫。
对于我最初艰难抚养的儿子，这要感谢托米当初没有容许我把他当作包裹邮寄到中国。正是这个艰难的养育过程中，我本能的母爱和责任被幼小的他给唤醒，我见证他每一步的成长，浇灌给他我每一滴的母爱，我们之间亲密无间。
2019年的六月份，“打猎的”（我的家人都这么叫他）紧紧地挽着我的手臂走在成都的街头。他开朗，阳光，善良，高大，英俊，小时中国人团团的面孔现在几乎全被意大利人所占领，在国人的眼中误认为他是我的异国情侣。我是一头幸运的老母牛啃吃着青翠的嫩草。他大学毕业后在读研之前要独自去东南亚旅行半年，出发去越南之前他陪我在云南四川旅行十来天，他说，我要陪陪妈妈游一段路，说这话好似他要做出自我牺牲，就像我当初为他做出的自我牺牲一样，是在，他更愿意独自旅行。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让妈妈高兴，也为了延续我两从他小时我坐在他床边的亲子活动。与儿子走在街头的那一刻我觉得很快乐和幸福，因为我和他心中总是充满了母与子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