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相隔近百年，美国财政主权的两极结构
《文明系列·制度财政篇（特别章）》
罗斯福的税收制度地图与川普时代的财政主权
前言
美国现代财政史上，只有两个时代真正改变了国家的财政主权结构。
第一个是罗斯福的新政与战争财政，税率从79%一路推到94%，构成美国财政史上的制度极限。
第二个是川普时代的财政主权重组，以减税、关税和美元体系作为三条同时推进的制度线索，把美国带入新的财政竞争时代。
两者相隔近百年，但共同点极其清晰：
当美国认为“国家命运”受到威胁，财政主权便会被重新定位，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会随之重排。
本章将同时展开两个层次：
罗斯福如何在1936—1944年构建高税制地图，以及川普如何在2017—2025年彻底改变美国的财政主权方向。
一 罗斯福的税收制度地图：从79%到94%的制度背景
1
罗斯福税制的本质不是反资本，而是战时财政的国家征召。
1936年《富人税法案》将最高边际税率从63%升至79%。
这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大萧条后美国需要整合资本以支撑国家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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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来自二战。
1942年《税收法案》把最高边际税率提高到88%。
进入战时，美国财政开支暴涨，军事工业和国家实验室的投入达到史无前例规模。
高税率是战争财政的自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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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战争税收法案》把最高边际税率推到94%，形成美国历史上最高的名义税率。
但其目标群体极其有限，只有不到0.1%的顶端收入者真正触及这一边际。
更重要的是，实际税负远低于名义税率，通过扣除、企业化结构和信托机制，实际有效税率多在40%—50%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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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税率制度在财政史上的地位具有“例外性”。
美国学界普遍称其为“战时财政例外制度”，而非可持续制度。
罗斯福从未计划让94%税率成为和平时期制度，而是将其视为国家动员与国家生存状态下的临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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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角度理解，罗斯福的税制不是“杀富济贫”，而是“资本义务化”。
即让资本在国家紧急状态下贡献额外收益，以确保工业能力与兵员补给体系不中断。
因此，罗斯福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反市场者，他依然依赖资本体系来支撑国家机器。
6
因此，美国财政史对罗斯福税制的主流评价是：
他把资本纳入国家动员体系，而没有摧毁资本本身。
这是一种罕见的“极端状态下的国家—资本协作制度”。
这就是罗斯福税制地图的本质：
极端税率、例外状态、有限适用、资本义务化、国家优先。
二 罗斯福时代的制度逻辑：高税率为何不会被继承
1
战后，美国立即将最高边际税率从94%降至70%—77%区间。
原因很简单，高税率的长期成本远高于短期收益。
它会削弱投资激励、破坏再投资复利链、导致资本外移。
2
高税率的最大杀伤力来自复利的断层。
当利润无法滚存，资本积累就会失去长期动力。
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美国民主党的所有加税主张，都远远达不到罗斯福时代的程度。
3
罗斯福税制只能存在于两个条件：
国家生死攸关
战争财政全面动员
离开这两个条件，高税率就会变成摧毁资本复利机制的制度陷阱。
罗斯福实践证明了一点：
国家可以让资本短期让渡收益，但无法长时间压制资本的复利结构。
三 川普的财政主权：一个与罗斯福完全不同的制度时代
四
川普时代的财政逻辑与罗斯福正好相反。
罗斯福通过提高税率获得财政主权，
川普通过降低税率、提高关税、扩张美元主权来重建财政主权。
两者分别代表了美国历史上截然不同的两种财政时代。
五 川普第一任期（2017—2020）：财政主权的第一次重组
川普的核心行动有三条线：
1
2017年减税法案将企业税从35%降至21%，是美国税制近40年来最大幅度的结构性减税。
目的不是刺激短期消费，而是恢复资本的复利滚存能力。
2
以关税代替财政扩张，对中国施加体系性的贸易压力。
这是“贸易财政”的回归，关税成为财政武器，财政进入主权层面。
3
利用美元体系作为美国的长期财政锚。
减税减少财政收入，但美元体系的全球吸附能力在补全财政缺口。
四 川普第二任期（2025—）：财政主权进一步中央化
2025年后，川普的财政主权进入新的结构：
1
“创世使命”将科研体系国家化，其财政开支不再依赖传统税收，而是依赖联邦主导的资本驱动。
科研本身成为财政能力。
2
关税体系在2025年全面扩张，形成一种新的“制度关税”，目的在于让全球产业链为美国财政提供外部输入。
3
AI、能源与军工结合，形成“产业财政”，即未来财政能力部分来自 AI 能源体系的产出，而不是传统税收。
川普时代的财政主权，本质上是一种现代财政的制度创新：
税收不再是核心，主权工具才是核心。
四 罗斯福与川普：两个制度时代的财政比较
罗斯福：
以税率为财政核心
通过高税率征召资本
财政=国家生存需要
制度是动员式、强制式
川普：
以主权工具为财政核心
通过减税、关税、美元体系与产业国家化来重构财政
财政=国家竞争能力
制度是吸引式、再组织式
罗斯福代表旧财政时代
川普代表新财政时代
两者共同点是：
当美国需要重整国家能力，财政主权就会被重新结构化。
不同点在于：
罗斯福依赖税率
川普依赖主权工具
制度余响
罗斯福的高税率告诉我们，国家在极端状态下可以通过税制征召资本。
川普的财政体系告诉我们，现代国家可以不依赖高税率，而依赖主权工具本身来重构财政能力。
两者相隔近百年，却共同构成了美国财政主权的两极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