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中马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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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日新一轮冲突下,中国民众态度冷淡及其原因:中国内部矛盾加剧、统治者害怕民众运动、港台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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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因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声言“台湾有事”时行使“集体自卫权”,暗示武力干预台海局势、阻止中国统一,引发中国方面极度愤怒。中国官方不仅抗议日本,还派遣海警编队在钓鱼岛巡航、采取呼吁中国民众避免赴日旅行、暂停恢复不久的日本水产品进口等制裁措施,政府和官媒也不断批判日方在台湾和历史等议题上的行径。日方则拒绝收回干预台湾言论,反过来谴责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的“斩首”言论。中日关系显著恶化。


   在十多年前的2012年,中日也曾有关系非常糟糕、双方剑拔弩张的时期。当时因为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购买”钓鱼岛事件,及积压的历史问题,不仅中国官方对日强硬,民间也爆发大规模抗日示威活动,中国各地至少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表达对日本的愤怒。大多数游行是和平的,也有暴力事件发生。也有不少中国民众自发自觉的纪念抗日战争相关事件和人物,以表达爱国情感和对日愤怒。当时也有强烈的“抵制日货”声浪。那时中文互联网上也是压倒性的批评日本和支持中国。

   

    而今年中日关系又显著恶化,但迄今并未看到中国大陆发生大规模线下/街头的抗日示威游行,也未有“抵制日货”浪潮。官方发布避免赴日的警告、出台退票政策后,仍有大批中国人不顾警告赴日旅行,受访游客还声称政治问题与个人无关。日本电影《鬼灭之刃》近日在中国大陆仍然颇高票房。虽然互联网上有一些批判日本的言论,但无论热度还是强度,都不及2012年前后。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互联网中文圈,还有不少中国人批评中国官方对日强硬言行,甚至站在日本一方。如近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双手插兜与日方代表谈话,官方赞美刘劲松“霸气”,相关新闻评论区大量中国网民却指责刘劲松“不礼貌”、“没有礼节”、“有损外交形象”。


   简而言之,2025年这次中日冲突中,中国方面基本是由官方主导,民间整体是较冷淡的态度,且不少人还亲近日本。这与十多年前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那么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现在大多数中国人面对中日交恶,态度冷淡?


   根本上说,是最近十多年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决定了中国民众的心态和行为,也自然影响到对日问题的态度。


   2010年代的中国,可谓蓬勃向上、经济腾飞、民心凝聚。那时的中国民生迅速改善,体制改革也在议程,国民也从中受益和看到光明的前途。民众对国家有较强认同,民族自豪感、爱国心、主人翁意识也较浓厚。当时舆论也较为宽松,民众对国家内政外交都能较多参与和批评。


   但从2015年左右至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舆论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改革停滞不前,集权强化;经济上从高歌猛进变得停滞不前,新冠疫情及“清零”政策更损害了民生。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固化严重,分配不均、社会保障不足。国内矛盾,包括官民矛盾、阶级矛盾(尤其权贵和平民的矛盾)、族群和地域矛盾、性别矛盾,起码在许多民众的感知上,超越了中外矛盾。


   同时,舆论管控越发严格,人们难以表达不满和批评社会黑暗面,很难自主、理性的发声,墙内要么是“形势大好”的赞美、要么是拐弯抹角的冷嘲热讽,墙外则是无脑的“逢中必反”。中国整个社会氛围也从充满朝气变得暮气沉沉,分化和撕裂极为严重。


   这样的现实,以及前些年中国民众在多方面遭受的挫折,都打击了中国人的爱国心,疏离了民众和官方的联系,破坏了同胞之间的情感和互信。中国人对国家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却不乏憎恨体制和国家者,还有不少人希望“润(Run)”出中国。同胞之间也更多是竞争关系甚至互相伤害,而不是相互合作与亲爱。人们焦虑于收入减少、失业、债务负担、生活压力,不再有热情关心国家大事。国家没有保障好国民权利和民生,政府对社会的管控压倒对民众的服务,许多民众也就不认同国家,甚至还故意和官方在内政外交上站相反立场。


   今日的中国人,对“宏大叙事”逐渐“脱敏”以至于麻木,也失去了民族认同感,从公共场域退缩,更在乎自己的小日子、个体的利益、私人的喜怒哀乐。中日国家间的矛盾,他们不在乎,也不想参与,乃至于抱怨国家冲突耽误个人的旅行和学业事业。


  甚至还有一些中国人,尤其中国政治反对派人士,因为个人经历、利益、立场观念等原因,不仅反对中国体制,还厌恶中国国家、仇恨同胞,所以在中日冲突中还站在日本一方,激烈批判中国,还对发表抗日爱国言论者冷嘲热讽,咒骂同胞、赞美侵华屠杀。这些人在X(原推特)等平台颇有声量。还有一些虽不在中日问题上明确站队,但更关心当下中国人权问题、国内问题,对日本侵华和中日矛盾议题从内心无感。


   这些人不仅在近日的中日冲突上如此,近年在各种涉华争议议题上都站在中国对立面,无条件亲近日本台湾美国等。他们不仅反体制,更反中国、更恨中国人。其中不少与日本有关联,他们在中国生长时未得到多少益处和关怀,却在学业事业等方面受惠于日方,又没有中国民族认同,其反中亲日也就顺理成章。


   这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撕裂、国民之间的高度对立。当内部矛盾剧烈,官民不能一心,同胞不愿协力,还相互攻讦和拆台,又怎么可能一致对外?没有民意背书,官方政策就变得单薄虚弱。反过来,严重的内部矛盾,还给外人攻击和离间的可乘之机。


   官方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抗日宣传,曾经起到过作用,可越来越被执政者工具化,被用来塑造政权合法性、转移矛盾、凝聚人心,并非真诚坚定的铭记历史和爱护国民。在对外关系上,中国与谁亲密,又要民众仇恨谁,往往不看事实本身,且只有官方主导、不断变化,根据需要随意转换。对待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领土纷争等,往往缺乏一以贯之的态度,而是随政治需要不断摇摆。


   于是,“爱国”不断被滥用和透支,如“狼来了”故事一般,让人们对其逐渐麻木。等到确实要铭记历史和捍卫国家利益时,讲的有道理却也更少人相信,再以“爱国”鼓动民意,也难以博取广泛认可和参与了。如今许多国人发自内心反感“爱国”相关的东西,没有意愿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各种宣传都没有作用甚至起反作用。


   根本上,在缺乏民主法治和公民权利自由的情况下,中国国家利益与国民利益不能一致,“战狼外交”色厉内荏,海外华人华侨并没有感到祖国的强大给自己带来好处。国不恤民,民不爱国,民众也就像清末时那样,对本国政府和他国的冲突冷眼旁观。


   港台主流社会对中日问题的立场变化也很重要。十多年前,中文舆论圈中颇有份量的港台媒体和民众,在中日冲突中大都站在中国一边,声量颇大。例如香港传统泛民主派,就长期致力于批判日本罪行、为大中华共同体发声。国民党执政的台湾也积极纪念抗日,在抗战胜利70周年时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而最近几年,经历香港反修例运动和后续、台湾本土派(民进党)长期执政,港台多数民众的心态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在中日之间宁可亲近日本而厌恶大陆,无论发言还是沉默都不会站在中方一边。香港官方虽和北京立场一致,但香港民间因此对大陆更加恶感和不支持。港人和台湾人有相当多的物质和舆论资源,其从亲中转向反中的立场和行为,对于中文世界的舆论的影响和导向性是非常之大的。


  还有容易被忽视的一点,相对于十几年前,中国体制权力集中、不容忍异见、对社会控制力的增强,也压制了民间抗日者的活跃,阻止了抗日示威活动的出现。2012年及前后几年,中国民间之所以有不少在街头谴责日本战争罪行的抗议者、反对日本占据钓鱼岛的人士(保钓人士),也在于当时社会的相对宽松、政府的默许。


   而近年中国官方严厉打压街头涉政治的活动,抗日游行也同样被作为不稳定因素,受打压而几乎绝迹。包括因日本强征劳工、“慰安妇”、化学武器等导致的民间对日索赔者,也长期被“维稳”。官方担心这些对日抗议和追责有害稳定,忧虑这些社会活跃分子转向对政府的批评和抗议,从对日维权转向在国内事务上维权,而相关自组织也可能变成脱离政府控制的力量。


   中国官方阻止民间大规模的自发抗议日本活动出现,即便中日关系恶化,也只由官方组织机构出面批判日方。官方即便对日态度再强硬,实际上也是压制民间批判日本的活动及相关人士的。压制民间抗日纪念和维权活动,损害了中日博弈中中方的韧性、活力、说服力,让中国方面声音单调乏味,不像日方官民各界都积极发声和有力。


   相反,日本官方与民间却有着显著而密切的互动关系,日本右翼(继承二战结束前的法西斯主义、美化侵略战争、鼓吹复活军国主义者)的示威游行是家常便饭,更可使用选票影响政局。近日中日关系恶化,也出现更多反中示威活动。而虽有亲中、反高市政权的游行,但参与较少、影响力小,右翼势力主导了日本官方立场和民间舆论。日本舆论对中强硬声音巨大,民意巩固了高市早苗政权的稳定和对中强硬立场。相比之下,更显出中国民间在对日问题上的冷淡、虚弱、分化。


    总之,在多种因素影响下,中日官方层面虽唇枪舌剑、冲突激烈,中国民间却未发生大规模对日抗议浪潮,网络上声音有限且分散,线下则可谓静悄悄。中国社会环境尤其官方与民间的关系若无根本变化,这样的情况将长期持续。

 

    从一个角度看,这可以视为中国人在国际争议上的理性和冷静。从另一个角度看,则反映了中国人政治冷漠和国民意识的淡漠。极端民族主义和暴力不可取,笔者也反对打砸日本车和伤害人身等行为。但中国人散沙化、缺乏公共意识和民族责任心、精致利己,也并不是好事。中国民众在中日冲突中的冷漠,一些中国人宁可支持日本反中,折射出的中国内部矛盾、国民不团结、“祸起于萧墙之内”,更值得警惕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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