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带笑点的书，展示一个最严峻的时代难题
“杨先生，我的一千块呢？”这句半真半假的追问，不只是对一位前总统候选人的调侃，而是对整个现存制度的盘问：当AI替代了越来越多岗位，社会是否准备好新的分配机制？当平台把注意力变成了利润，普通人能否从中获得哪怕一小部分收益？
老高按：诸位还记得杨安泽（Andrew M. Yang）吗？
杨安泽，2020年以民主党人身份，宣布参加美国总统选举。如果你不记得他，总记得他在竞选中提出的那个向每个美国成年人每月发放一千美元的“自由红利”计划吧。
杨安泽提出给所有美国成年人“无条件基本收入”，作为应对自动化快速发展挑战的对策，使他沦为我周围很多人的笑柄，当然，极少人会投票给他，后来，2019年12月，杨安泽虽然在民意调查中，4次达到4％的支持度，但两个月后，2020年2月11日，由于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结果不理想，杨安泽宣布退出民主党初选。
杨安泽毫无获胜的机会。但是我非常严肃地看待他的这个向每个美国人每月发放一千美元的“竞选纲领”。昨天我读到一篇对杨安泽新书的评论，引发我浮想连翩，转发这篇评论，也借按语简述我的感想。
杨安泽原籍是台湾云林县，他本人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父亲是物理学博士，在IBM和通用电气的研究实验室工作，获得过69个专利；母亲是统计学硕士，随后却成为一名艺术家；哥哥是哥伦比亚大学临床流行病学副教授。杨安泽在布朗大学就读经济系，毕业之后进入哥伦比亚法学院，获得JD学位。
我之所以严肃看待他的普发一千美元的方案，因为我在此前不久读了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所著的“简史三部曲”，尤其是最新一部《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2018年出版）。杨安泽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异想天开，只是超前了——稍微超前了，五年？十年？按照赫拉利的预测，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迎面撞上杨安泽提出的、沦为笑柄的这个问题。
赫拉利在书中详细论述了：科技革命可能很快就会让数十亿人失业，并创造出一个人数众多的新无用阶级，带来现有意识形态无法应对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在生物工程与人工智能兴起之后，人类可能会分裂成两个群体：一小群超人类，以及绝大多数位于下层而且毫无用途的智人。”
在过去的科技与产业革命浪潮中，劳动者通常可以从某个低技能工作轻松转到另一个低技能的工作。赫拉利举例说，比如，1920年，因为农业机械化而失业的农场工人可以在生产拖拉机的工厂里找到新工作；1980年，工厂工人失业后，可以去超市当收银员。这种职业转变在过去是可行的，都只需要稍加培训即可。
但是到了今天，收银员或纺织工的工作全部由机器人接手之后，他们几乎不可能变身为癌症研究人员、无人机驾驶员或“人类+人工智能”的银行团队中的一员。
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在21世纪给人类带来的挑战，会比蒸汽机、铁路和电力在上个时代带来的挑战大得多。虽然出现了许多新的职位，新的“无用阶层”仍然可能日益庞大。赫拉利说：甚至可能两面不讨好：一方面许多人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也有许多雇主找不到有技能的雇员。
怎么办？赫拉利列举了人类可能的解决方案，分为三类：第一，尽力避免工作消失；第二，赶快创造足够的新工作——这两项举措，现在各国政府都在想法设法，自不必细说。关键是第三类情况：就算尽了最大努力，但消失的工作还是远远多于新创造的就业机会，还是有相当比例的人口被挤出就业市场——据“《简史》三部曲”中引用有关机构估算的数据，这个“相当比例”甚至可能高达总人口的大多数，该怎么办？这是最大的难题。赫拉利说，我们将不得不寻找新的模式，来面对“后工作社会”、“后工作经济”和“后工作政治”等种种议题。第一步就是要诚实承认，我们固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模式都不足以对付这样的挑战。
正是在这看来山穷水尽的困境面前，赫拉利介绍：有一新模式越来越受到关注：“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政府应该对控制算法和机器人的亿万富翁和企业征税，再用这笔税金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足以满足其基本需求的津贴。此举避免了被挤出就业市场的多数人因生计无着而蓄积不满，从而成为滋生反社会思潮的温床，导致各种极端事件频仍，乃至有纲领、有组织的反抗势力揭竿而起。
赫拉利在2018年出版的这本书中，举了几个例子：2017年1月，芬兰开始为期两年的试点，为2000位失业的芬兰人每月提供560欧元，不论他们在试点开始之后是否找到工作；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意大利的里窝那市（Livorno）和荷兰的几个城市，也有类似试点正在进行。我不知道杨安泽是否读过赫拉利的书，但他所提出的“一千美元”，沿袭的正是这个思路。
赫拉利所说，已经七年过去，不知这些试点的结果如何？望识者告知。
话说到这里还不能算完。赫拉利接着写道：
还有一种做法，政府可以提供全民基本服务，而非全民基本收入。换言之，政府不是直接给钱让人乱花，而是提供免费的教育、医疗保健、交通等服务。事实上，这就是共产主义描绘的愿景。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究竟是该为民众提供全民基本收入（资本主义的天堂）还是全民基本服务（共产主义的天堂）？
我可以想见，不论是杨安泽的竞选许诺，还是赫拉利提示的方案，这里许多博客与读友都会嗤之以鼻。那么，您有什么高招？
一千美元的幽默与焦虑
——杨安泽的新书、基本收入和AI时代的政治想象
马四维，艺文中国，Nov 17, 2025
杨安泽在最新邮件里宣布出版了一本新书：《喂，杨先生，我的一千块呢？——以及那些震撼人心的真实故事》（Hey Yang, Where's My Thousand Bucks? And Other True Stories of Staggering Depth）书名一出口，就带着熟悉的笑点。那句“我的一千块呢？”（“Where's My Thousand Bucks?”）来自他在总统竞选时最醒目的主张——向每个美国成年人每月发放一千美元的“自由红利”。这本书表面是段子合集，是一路走来的“趣事回忆录”，但邮件里透露出的信息已经足够看出，它围绕的还是同一个核心：技术、财富与普通人的命运。
邮件开头，杨安泽说这本书是一封“谢函”和一封“情书”，写给那些在竞选后还在默默支持他的人。他把书定位成几件事：一是向支持者报信，讲讲幕后故事；二是在艰难年代提供一点笑声；三是为自己做一点“心理治疗”；四是保持创造力，让身体里的那本书真正“走出来”。这样的定位很诚实，也很直接。它没有把自己抬到“历史见证者”的高度，而是坦白地承认，这是一个政治行动者在失败之后，试图理解世界，也试图理解自己的方式。
笑话背后，是政治挫败，也是公共反思
节选中最显眼的一段，是他在查普尔喜剧营（Chappelle Summer Camp）上尝试脱口秀。黄玉米地、旧消防站、没有手机的观众，这些细节把读者拉进一个介于乡村和“文娱之都”之间的空间。那是疫情时期少数还能进行线下演出的地方，也成了很多喜剧演员的避风港。
在这里，杨安泽不再是穿着正装、背着政策数据的候选人，而是一个怯生生上台试水的新人。他半开玩笑地说：“没错，我是跑过总统选举的。台下有人当时支持过我吗？”得到零星掌声后，他又补上一句：“好，谢谢支持我的那些人。至于其他人——去你们的，全都去你们的。”观众笑了。
这几句话看似粗口，其实非常精准地揭开了美国政治的一层尴尬：认真谈政策的人，很难赢过擅长操弄情绪的人；技术愿景、收入分配、自动化风险这些“硬议题”，不敌身份标签、流量冲突、党派对骂。杨安泽用“神奇的亚洲未来人来送钱，你们却想等两千”的段子，把这种挫败感化成笑料，却保留了刺痛感。
在这个意义上，新书并不是简单的自嘲，而是一种公共反思的形式。它借用喜剧的口吻，把政治失败当作可以被共同讨论的经验，而不是个人隐痛。读者跟着笑，也被迫面对一个问题：如果连“一千美元”这种简单直白的提案都难以进入主流政治议程，那么在一个高度金融化和技术化的社会里，普通人还能通过什么方式争取自己的安全感？
身份、情绪、尊严
这本书至少有三条清晰的暗线。
第一条是身份。当大卫·查普尔把他介绍为“2020年把所有事都说对了但没人听，因为他是亚洲人”(Yang)，这句话既是捧场，也是现实。美国政治号称多元，但长期的权力结构依然把亚裔放在边缘。杨安泽身上叠加了多重标签：创业者、华裔、技术乐观派、UBI倡导者。这些标签给了他独特的舞台，也让他在传统党派内部显得格格不入。
第二条是情绪。他在信里提到，希望在“艰难时间”里用幽默给读者一点轻松。疫情、通胀、政治撕裂、社交媒体的高压环境，把美国社会推向一种持续的焦虑状态。很多人已经不再期待“改变”，而是只求“别更糟”。这种情绪很适合民粹主义生长，却很难支持耐心的制度改革。杨安泽把这种氛围写进自己的段子，也写进对观众、对选民的观察。
第三条是尊严。一千美元，不只是一个数字，也是不愿接受“被淘汰”的人的最后防线。自动化、AI、全球化供应链重组，让很多工人、司机、服务业劳动者感到自己随时会被替换。杨安泽提出UBI，并不是出于浪漫的“全民福利主义”，而是注意到这种“系统性被替换”的结构风险。他相信，社会要给每个人一个最低的生活基线，否则技术进步只会变成少数人的盛宴，多数人的灾难。
这三条暗线，在查普尔喜剧营那场演讲里重叠在一起。后台的玩笑、台上的调侃、观众的笑声，背后都是同一件事：人们想知道，在一个加速变化的世界里，自己的位置还稳不稳。
一千美元不是“撒钱”，是重写分配规则
杨安泽最为人熟知的政策，是向每个成年美国人发放每月一千美元的“自由红利”。在许多评论眼中，这是“花钱买选票”的“空头支票”。但是从财政和政治理论上看，这一提案指向的是更深层的问题。
现代国家的财政结构有三个关键环节：财富的创造方式、税收的征收方式、公共资源的分配方式。工业时代，这三者大致还能捆在一起：工厂创造价值，工资体现劳动，税收来自企业与劳动收入，福利通过社会保险系统回流。
进入数字时代，结构被打散了。大型平台公司靠数据和网络效应赚钱，却几乎不增加本地就业；巨额利润转移到低税区，劳动者的谈判能力下降；资本市场享受全球配置，基层社区却在“空心化”。在这种背景下，单纯提高最低工资或传统社保，已经难以对冲系统性风险。
杨安泽的基本收入理论，试图把“技术红利”重新分配给所有公民。它的逻辑并不是“大家躺平领钱”，而是承认：未来很多岗位会因AI与自动化减少；这不是个人努力不足，而是技术路径的结果；既然技术红利主要集中在少数高利润企业，就应通过税收或其他机制，将一部分收益转换成普遍、无条件的基本收入。
这种思路，与二十世纪那种“按工龄、按岗位”的福利体系不同。它把“所得”从“工作岗位”中剥离，承认每个人仅因为是公民，就具有被社会支持的权利。这一点在AI时代尤其关键：如果AI撰稿人、自动驾驶卡车、智能客服系统大规模上线，很多人会失去传统意义上的“工作”。但社会不能因此把他们视为“多余的人”。
AI与喜剧：两个看似远离政治的场景
书名“我的一千块呢？”其实是一句带笑的追问：既然这项提案提前反映了技术发展的风险，那为什么社会至今没有认真对待？在杨安泽的邮件的新书节选中，有两个细节很值得重新回味。
一是大卫·查普尔要求演出现场关掉手机。观众不能录像，不能直播，只能专注于台上和身边的人。这个设定与当下社交媒体的常态完全相反。网络上的政治讨论往往是碎片化、撕裂化的，每个人都在“表演立场”，却很少在同一空间里“承受彼此的存在”。大卫·查普尔的场地反而像一个简陋但真实的公共论坛，人们一起笑，一起听，不担心下一个瞬间变成“网络档案”。
二是杨安泽用段子讲“社交媒体正在杀死我们”，但又承认，“人在线下聚在一起，笑一笑，就有一点药效”。这一点与他对AI的态度相通：技术工具越强，越需要真实的人际连接来对冲其副作用。人类社会如果只剩下线上情绪、算法推送、AI生成内容，那么政治也会变成一场无休止的情绪战争。
从这个角度看，新书中的喜剧段落不仅仅是“心情调剂”，而是一种政治实践。它在告诉读者：哪怕在高度数字化和AI化的时代，人与人面对面的欢笑与交流，仍然是民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要只把它当成“失败候选人的自白书”
在舆论场中，很多人愿意把这本书简单归类为“落选者的回忆录”。这种看法忽略了几个关键的要点。这是一本关于失败的政治教育书。杨安泽并不回避自己没有“赢”的事实。他用笑话揭开那种尴尬：政策提案被当作噱头，族裔标签变成门槛，媒体更在意“谁有什么失言”，而不在意“谁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案”。对关心公共事务的年轻人来说，这些细节比任何教科书更真切。
这本书把宏大议题落在普通人的生活层面。一千美元听起来宏大，但杨安泽讲的是“父母如何支付房租”“工人如何面对被机器人替代”“孩子将来还能不能找到体面工作”。这类问题其实非常朴素，却往往被精英话语忽略。书里的故事提醒读者：制度如何设计，最终都要回到一个家庭、一张账单、一份工作上。
这本书提供了一种在失败中继续参与公共生活的范本。很多政治人物在竞选失败后，要么退回体制内做顾问，要么彻底淡出。杨安泽选择继续写书、办播客、搞新政党、参与公共讨论。新书的幽默口吻，其实是在告诉人们：参与政治不必永远板起脸，也不必等到“有权力”之后才开始发言。普通人也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场景中，用各种方式维护公共讨论——哪怕只是把一些看似冷门的政策问题，变成可以分享的谈资。
留给AI时代的一句反问：一千美元到底是谁的？
AI的生成能力日益惊人，但一个问题越来越尖锐：技术创造的价值到底属于谁？是云端服务器的所有者，是资本市场的股东，还是被算法收集数据的每一个普通用户？
杨安泽在竞选时的提案，给出了一种不完美但清晰的方向：技术红利不应只停留在资本账户上，而应通过某种形式划回给所有公民。新书用轻松的语气，把这件事再问了一遍——“杨先生，我的一千块呢？”这句半真半假的追问，落在今天的现实里，已经不只是对一位前候选人的调侃，而是对整个制度的盘问：当AI替代了越来越多岗位，社会是否准备好新的分配机制？当平台把注意力变成利润，普通人能否从中获得哪怕一小部分长期收益？当公共讨论被情绪和流量主导，是否还可能为“慢问题”留出空间？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答案，但这本看似轻松的书，至少把它们保留下来，没有任由时代的喧嚣把它们盖住。
杨安泽在邮件里说：“心里一直憋着一本书，现在它终于跑出来见人了。”这句话听上去像玩笑，其实也像告白。一个人把自己这些年的困惑、挫败、观察、希望，压成一本带着笑点的书，放在货架上，交给那些愿意翻开的人。
在一个技术加速、情绪泛滥、贫富分化的时代，这样一本书或许无法改变什么制度，却能帮读者问一句最基本的问题：“到底该怎样分这笔技术时代的账？”答案不会只来自某个候选人，也不会只来自某个政党。它需要更多人在不同场合持续发问。杨安泽的新书，只是把这份提问，用更温柔、更好笑、也更坦诚的方式，再递给读者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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