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攻克了美国资本主义的老巢，纽约市
引子：
美国的资本主义老巢，最近被社会主义攻破，自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印度籍乌干达移民马姆达尼当选纽约市长。
这篇分析文章，写于11月7日，也就是纽约市长选举结束后一两天。本来设定了三个题目：
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
为什么社会主义会在纽约市胜出？
民主社会主义会的走向？（待完成）
前两个部分已经写成，但第三部分一直搁置至今尚未完稿。想来还是先发布已完成的内容，以免文章久拖不果，至于第三部分，将尽快补上。
一，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
要讨论民主社会主义，首先需要厘清“社会主义”本身的含义。对于来自中国大陆的读者，政治经济学课本中的经典定义可谓耳熟能详：
全民所有制
计划经济
按劳分配
这是社会主义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三大标志。
美国人如何理解“社会主义”？
我初到美国时，虽然被系里录取，但托福略低于标准，学校要求我先在大学附属的英语学校就读半年。这是一种大学预科的课程，其中有一门美国历史，内容包罗万象，也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概念的介绍。这些内容在美国属于中学生层面的常识，但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学生来说，反而颇具启发性。
记得老师曾让我们做一个小实验：
“美国到底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别的什么主义国家？”
班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中国台湾、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以色列、巴勒斯坦、委内瑞拉、黎巴嫩等 —— 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资本主义。
老师说：“很好，现在你们可以到校园门口随机问二三十个美国人。”
第二天结果公布：美国人几乎一致认为，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换言之，这是美国的普遍认知（注意，这是三十多年前的美国）。
接下来老师提出更关键的问题：
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
两种定义“主义”的方法：
在美国语境中，人们常以两种方式来划分经济制度：
Government Control（政府控制程度）
社会主义倾向于国家控制；
资本主义倾向于自由经济。
Welfare Society（福利程度）
社会主义倾向于福利社会；
资本主义倾向于自负盈亏
老师举例说：
如果按政府控制程度来看，美国政府在教育、邮政、交通航天（NASA）、军工等领域都有直接参与，其规模加总约占经济的 40%，因此美国反而在“政府控制”这一指标上比加拿大更接近社会主义。
但若以福利体系判断，加拿大的税收更高、社会福利更完善，则加拿大比美国“更社会主义”。
在福利社会的定义下，欧洲尤其北欧也都属于带有强烈社会主义成分的社会。
从政府控制角度看：历史上四种经济体制
自20世纪以来，国家对经济的强弱干预主要呈现为四种形式：
法西斯主义（Fascism）
名义上企业私有，实则国家统一规划
例如墨索里尼意大利：政府决定生产内容、规模、进货渠道、雇佣关系、定价等
形式上“私有”，实质上“高度国家控制”
纳粹主义（Nazism）
名义为“国家社会主义”
部分企业国有化，如大众汽车（Volkswagen）
其余企业虽然私有，但仍受国家严密控制
社会主义（Socialism）
以苏联、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为典型
交通、通讯、公用事业等命脉行业国有化
通过“国家所有 + 行政调控”掌控整体经济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城市几乎所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制；农村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共产主义（Communism）
理论上要求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彻底取消市场
历史上真正接近的例子大概只有柬埔寨红色高棉
总结：
法西斯：私有 + 国家计划
纳粹：部分国有 + 国家计划
社会主义：主要行业国有化 + 国家全面计划
共产主义：完全国有化 + 消灭市场
福利社会：对社会公平的追求
“政府控制”面向生产和效率；
“福利社会”则面向分配和公平。
加拿大、欧洲特别是北欧，正是通过税收与福利体系体现出强烈的社会主义色彩。
对公平的追求，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条长河。
从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李自成的“均田免粮”，洪秀全“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到孙中山“天下为公”，再到共产党土地改革、苏维埃政权，都是对“社会公平”的一种诉求。
民主社会主义是什么？
最简明的定义是：
通过民主选举，而非暴力革命实现的社会主义。
在中国政治经济学课堂中，这源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
德国社民党人伯恩斯坦主张通过议会道路、工会斗争争取社会改革，实现向社会主义的渐进过渡，而非依靠暴力革命。
按美国当下的语言体系，如果社会主义象征“左”，民主象征“白”，那么“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人们常说的 “白左”（White Left）。
换一个更形象的说法：
追求公平 → “左”
依靠暴力革命推翻旧政权 → “红”
那么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李自成、洪秀全、孙中山、乃至共产党革命——都可视为“红左”。
二，为什么社会主义会在纽约市胜出？
在这次选举中，马姆达尼以 50.4% 的得票率击败独立候选人、前纽约州州长 Andrew Cuomo。其中，年轻族群与华人社区的支持率均超过 60%。这一现象的成因多样。例如，施化博指出，人们的幸福感常由“相对差距”而非绝对财富决定，因此更容易出现对“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偏好。此外，代际观念变化、身份政治、后疫情时期的经济焦虑等，也都提供了各自的解释。
而我倾向于这样理解：
“不劳而获”与“空手套白狼”的诱惑，在披着“公平”“正义”“道德”外衣的口号下，将他人的财富转化为自身利益——这种逻辑击中了人性最深处的本能。
在人类心理结构中，“以道义名义重新分配财富”往往比“创造财富”更有吸引力，而民主社会主义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政治叙事。
这一点并非当代才有。在 1927 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曾公开肯定农民的“痞子运动”。他深知这种运动之所以具有巨大动员力，正是因为它迎合了人性中对“翻身”“报复”“夺取”的深层欲望。毛写道：“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 这句话击中千千万万劳苦农民，虽然不一定做得到，但可以满足一种本不可得的原始而强烈的心理需求。
如果将这一逻辑放到今天，也同样可以设想：
如果出现一个“现代毛泽东”，公开喊出“田朴珺或章泽天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依旧会获得一部分人甚至“暴民”的热烈追随。
因为这迎合的不是政治纲领，而是人性本身。
本质上，“以道义包装的夺取”一直是极具动员力的政治资源；而民主社会主义在纽约的胜出，也不过是这一古老人性在新的语境下的现代版本。
三，民主社会主义会的走向？（待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