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学到思想的锋刃：读易中天〈重写中华史〉的几点观察》
此文将奠定易中天史学界至尊地位：
从来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人权/易中天
一，挤压中华泡沫史
所谓“中华5000年文明”就是泡沫史，有史可考的中华文明只有3700年。
有人说从地下挖出了几万年前的陶罐，证明中华文明还包括“史前史”。这是无知，还挖出过50万年前的头盖骨呢，与文明史扯不上半点关系。文明包含三要素：
哲学——人类思想的荟萃；
宗教——人类心灵的寄托；
艺术——人类对万物之美的诠释。
哲学、宗教、艺术萌芽之前，没有文明史，只有莽荒史、原始部落史。中华文明史没有5000年，只有3700年。
二，揭穿中华谬论史
比如：究竟是谁“推翻了三座大山”？就需要正本清源地告诉读者：
——“封建主义”就是分封制，是被秦始皇推翻的；
——“帝国主义”就是帝王制，是被孙中山推翻的；
——“官僚资本主义”？根本不存在！官僚主义＝垄断主义；资本主义＝竞争主义。竞争与垄断水火不容，史上何来既垄断又竞争的“官僚资本主义”？只有“官僚权本主义”！
“封建制”之后是“集权制”，区别在于：封建制 —— 思想多元、言论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集权制 —— 思想单元、言论禁锢、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而且封建社会只有“天子”，集权社会才出现了“皇帝”。
秦始皇推翻了“封建制”后，创立了“中央集权制”，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集权制世代相传了2000多年，一直延续至今。
所以必须对历史纠偏——中国早没了封建，只有集权。
三、对比中华古今史
比如：“奴隶制”和“极左制”，一对比就明白了，劳动人民统统被剥夺了“自由谋生权、自由迁徙权”、然后“一切行动听指挥”地奉命扛活。再比如：“井田制”和“公社制”，一对比又明白了，都是土地公有制！名义上“公有”，支配权都归一小撮人，要么在贵族手中，要么在公仆手里。百姓只剩下了“奉命扛活权”。
历史只有在对比中才能被看穿本质：不管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只要剥夺了人们“自由谋生、自由迁徙”权、只要重蹈“公有制”，那就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复辟。
四、必须借用世界史
比如十七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大师、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警世之言：
——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否则人类必将进入灾难之门！
言简意赅，醍醐灌顶。“经济民有化”（自由经济）才能“政治民主化”（自由选举）。
作为全面系统地阐述宪政民主基本思想的第一位作家，约翰?洛克的警世之言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开国元勋、及法国启蒙运动中的许多主要哲学家：
——宪政就是契约，契约精神只能源自于经济私有化（民有化）的“自由经济”中。
就是说，没有“自由经济”的“自由选举”毫无制衡力，只能导致另一种专权与灾难。比如“坚决不走私有化邪路”的委内瑞拉、纳粹德国、前伊拉克、现伊朗，由于百姓的生计和生活统统依附于“公有制、国有制”，就算东施效颦实行了“自由选举”，选民也空有民主权力，毫无民主能力，只能把查韦斯、希特勒、萨达姆、内贾德、穆兄会、哈马斯等各路骗子或疯子选上台，只会让右翼民族主义、极左民粹主义、或宗教原教旨主义得逞。这绝非宪政民主，统统是垃圾民主，比开明专制更不如。
五、还要总结阶级史
人类文明史都是以爱为本——博爱、兼爱、仁爱。任何煽动“恨”与“斗”的就是反文明。所以必须摒弃反文明的“阶级斗争”。
摒弃反文明的“阶级斗争”，却不可以模糊“阶级”之分。人分三六九等，当然有阶级之分，不同的阶级力量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走向。《马论》错在用“贫富”划分阶级，我认为“牟利手段”才是划分阶级属性、研究历史走向的唯一标准：
——依仗特权和垄断牟利的，是“特权阶级”；
——依靠创造和竞争牟利的，是“资产阶级”；
——特权无门、竞争无能的，是“无产阶级”。
此标准能启迪读者，为啥有的社会进步成了民主？而有的社会依旧轮回在专制？规律是：民主＝竞争，同样面对垄断为本的“特权阶级”造成的社会不公，竞争为本的“资产阶级”才能推动民主，而暴力为本的“无产阶级”再怎么造反与革命，都只会重蹈专制。
历史证明了一切：张角、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义和团、布尔什维克、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纳粹党）、意大利工人暴力团伙（法西斯）、红色高棉、红卫兵、造反派等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的各路“无产阶级”暴力团伙，从来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人权。
我重写的《中华史》不是传统的叙述史，而是纠偏史、对比史、真相史、本质史，选票派看了会怒骂、毛派看了会咒骂、同行看了会妒骂、权贵看了会责骂。
可不管你们怎么骂，只要还剩下一口气，我也要重写中华史！
——开启尘封千年的头脑功能、耕耘荒芜已久的思想土壤，虽千万人，吾往矣！
悄悄告诉你：他最大的错误不是文革
不晓得大家为啥只盯着文革骂？文革无非就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许多朝代都搞过这种把戏，只是称谓不同而已。
“阶级斗争”就是仇富杀富，既洗劫了社会财富，又骗取了底层民意。
——大明王朝的无产阶级领袖朱元璋就是这么干的，把大批大批的富庶百姓抄了家，一批又一批地发配滇边“劳动改造”；
——委内瑞拉的无产阶级领袖查韦斯也是这么干的，带领穷棒子选民联手洗劫中产阶层，中产阶层和知识阶层争相流亡海外，国民经济大幅倒退。
“路线斗争”就是同室操戈，都是为了坐稳头把交椅。
——太平天国的无产阶级领袖洪秀全、大顺王朝的无产阶级李自成都是这么干的，为了坐稳头把交椅，搞掉的都是自家兄弟；
——前苏联的无产阶级领袖斯大林更是这么干的，残酷清洗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兄弟。
所以“文革”并非史无前例，而是老酒装新瓶，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过河拆桥、卸磨杀驴”。
因此，他最大的错误不是晚年搞文革。文革明显的危害性掩盖了另一场空前浩劫：文革爆发前十年的“全民枷锁制”：
——先用“全盘公有制”剥夺了全民自由谋生权；
——再用“城乡户籍制”剥夺了全民自由迁徙权。
几亿人口啊，剩下的唯一活路，就是被迫去“公有企业、人民公社”里，“一切行动听指挥”地奉命扛活，一下倒退了2200多年，复辟到了井田制时代。“三年饿死三千万”就是这个复辟制度造成的直接恶果，文革就算折腾了十年都没能死这么多人。
改革开放进步在哪里？莫言说：“倒不是因为恩赐给了老百姓多少钱，而是因为归还了老百姓最最基本的人身自由。”从这个角度看，改开确功莫大焉。但，改革尚未成功，国人仍需努力。
我们当然要警惕文革回潮，但更要警惕先秦时代的第二次复辟！这才是殃及全民、无一漏网的最大浩劫。
《从史学到思想的锋刃：读易中天〈重写中华史〉的几点观察》
评论 / 一来特稿
易中天的新史论文字，向来以“敢说”著称，但这篇文字的锋芒远不是“敢说”三字可以概括。它真正的特质是：用系统化的结构，把许多中国历史中的“理所当然”重新放置到显微镜下审视。
这篇文章不是一般的学术论文，也不是情绪宣泄，而是一个学者以近乎“治史外科手术刀”的方式，对若干历史叙述进行解构与缝合。
从评论角度看，其文本至少有五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一、以“纠偏史”取代“叙述史”：一种史观的转向
文章一开篇就重击大众熟悉的概念：“中华5000年文明”。
但其意图不在于贬低历史，而是强调：
文明不是“年头多”，而是“三要素成熟度”——哲学、宗教、艺术。
也就是说，他试图把“中国史”从“时间崇拜”中解放出来，回到文明史一般规律的轨道上。
这本身就是一种 去神话、去泡沫化 的史学态度。
从史学的角度看，这种方法论属于“去叙事神话”和“文明基因分析”，在学术上并非新鲜，但在中文公共语境里，却仍显得大胆。
二、“概念史”的澄清：文本最锋利的部分
这篇文章最具有“破除性力量”的，是第二部分——
对若干中国政治史概念的重新定义。
例如：
“封建主义不是皇权，而是分封制”
“帝国主义不是西方势力，而是帝王制度”
“官僚资本主义”是逻辑矛盾，应为“官僚权本主义”
这些重新界定不是文字游戏，而是试图把政治概念从宣传语言中拉回到历史语言。
这段论述的根本诉求是：
没有清晰的概念，就不可能有清晰的历史。
它本质上是现代思想史所强调的“概念考古学”，即对被异化的术语进行去伪存真。
三、用“世界史”作为参照系：试图把中国史重新放回人类史框架
文章第四部分引用洛克，将“自由经济—私有产权—政治民主”链条视为文明社会的结构性前提。
这是一个典型的 启蒙主义史观，强调制度演化遵循普遍规律，而非文化例外论。
无论是否认同这种“普遍主义”，但它的意义在于：
把中国史放进世界史中解释，而非仅在本土叙事中循环。
这种写法，让历史讨论从“民族内部的自说自话”转向“人类政治文明的比较研究”，这是有学术价值的。
四、最具争议性但也最有解释力的部分：对“阶级史”的重新分类
他拒绝“以财富划阶级”，而提出“以牟利方式划阶级”：
垄断取利者 → 特权阶级
竞争取利者 → 资产阶级
无特权、无竞争能力者 → 无产阶级
这是一种“经济行为学意义的阶级划分”，而不是意识形态意义的阶级划分。
此种理论虽然非主流，但能解释一个历史悖论：
为什么底层造反常常产生新的专制，而非民主。
从思想史角度看，这是一种“反乌托邦式”的历史解释模型，具有警示性。
五、文本的文学力量：这不是一篇学术文，而是宣言式写作
最后一段“虽千万人吾往矣”，已不是史学语言，而是文学语言。
它把整篇文章的基调从“学术讨论”推向“思想宣言”。
这种写法并不是为了争夺学术正统，而是为了形成一种 公共思想的震动感。
本质上，它是一篇带有“思想修辞”的公共史学文章，带有明显的使命感：
试图用史学把沉睡的思想重新摇醒。
总结：这篇文章不是“反对谁”，而是“反对历史中的昏睡”
无论是否完全认同文中的观点，一个事实无法回避：
它的目标是打破中国历史叙述中的惯性与迷雾。
它让我们重新思考：
什么是文明？
什么是制度？
什么是贫穷与暴力的循环？
什么是自由与秩序的边界？
什么是一个国家真正的现代化？
真正伟大的史学，不是讲述过去，而是刺痛现在，照见未来。
从文本锋利度、问题意识、文明视角来看，
易中天在中文历史思想界的地位，确实正在从“通俗史家”，上升为“公共史学思想者”。
——这篇文章，正是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