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本有助中华复兴的新税种

——让经济均衡平稳运行的货币流动异常税

  本文思路早有，文章也写好多时，本想等待时机，将它献给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变革派，但迟迟没等到这一天。它适用于所有民主法治体制下的市场经济体，并彻底改变旧有的宏观经济调控的路向，但不适用于独裁政治体制下的非市场经济体。    

一个经济体能均衡地运行，与其收入分配的公平和社会所获效用的最大化，是三位一体的。一个人，如果对分配其所有资源（时间、资产）所获得的总效用不满意，就是不均衡，就会重新配置其资源，使效用趋向最大化。同样的，一个社会如果未能获得有限生产力前提下的效用最大化，就是经济不均衡，就会发生与失衡程度相关的经济波动去进行调整。而能使社会所获效用最大化，使经济均衡运行的收入分配，才是公平的收入分配。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是一种不公平的收入分配，打击了投资与生产劳动的积极性，投资不足和失业使经济陷入增长缓慢和居民所获效用低下的状态。收入分配偏向于投资利润，遏制劳动成本，是另一种不公的收入分配，导致经济时而过度投资消费力低下，社会所获效用偏离最大化，时而又因投资过度产能过剩后，投资必然萎缩和失业率高企，资本与劳动力过剩导致社会所获效用周期性深度萎缩。而经济结构的失衡及其必然引发的波动，又通过货币流通速度快、慢、快、慢…的波动，甚至是剧烈的波动得到实现。

               中国经济正处于货币流通速度急剧减慢的时期，产生居民无钱可用，大量货币人间蒸发的假象，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一现象。一台结构复杂的机械的正常运转，需要精密的润滑系统，使各部件都获适量的润滑油。如果这台机械的供油系统设计不合理、润滑点错位、油路设计混乱或部分油路堵塞，至使有的部件润滑油满溢，有的部件则被抢油而卡死，结果是润滑油流动异常，整台机械无法正常运转，你灌再多的油进去都没用。货币就相当于经济运行的润滑剂，由于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导致经济整个结构体系的失衡，其中一个失衡的重要部分，就是钱大部分都集中到极少数人的手里，绝大部分人则不够钱用或无钱可用。穷人为了生活，钱到他们手里的流动是最快最稳定的，如果经过他们去购物的钱越来越少，这就决定全部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将越来越慢。而这每一次减慢，又决定了下一次社会的收入减少，分到穷人手里的收入更少，消费更少，形成恶性循环。不仅如此，经济衰退期，在产能过剩和消费减少的双重打击下，导致投资也不断萎缩，对资本品与消费品的需求不断减少，货币流通速度不断减慢。收入分配的不公，收入和资产在居民间的贫富撕裂，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这是一个完整过程，并终于在虚假繁荣的巨大泡沫破灭后达到顶点，象那台机械一样，大部分居民手里缺“油”，整台经济“机械”就被卡死了。有没有办法缩短经济衰退期并减轻人们的痛苦呢？我用我对经济均衡原理的理解，设想了一个相信一定会有效的税种，我称之为货币流动异常税，它精准地以失业率曲线的波动为经济结构失衡状态的参照指标，以逐步修正失衡的经济结构为根本，着力于熨平货币流通速度的波动，不仅能应对经济衰退，也能克服经济的虚假繁荣，有助所有民主法治下的市场经济体维持均衡的发展，甚至在经济波动中能救很多人的命。

  本文提出这一税种的理论基础，除了我几十年来的研究所提出的经济均衡原理外，还有对货币理论的全新理解。下面就我提出的新货币理论简述如下。你售出一商品，获一笔收入，它承载该商品的价值，使你能到市场购买等值的商品。现代市场上除发钞行新发行并稀释市场原有货币的价值而承载价值，但还未进行第一次购买的货币外，没有任何一笔不是以此方式承载价值而存在的真实且合法的货币。企业或个人在某时期所获的收入，都是这样的货币。它是不可能被商业银行无中生有多倍创造出来的，数量上是唯一的。因此我们才能对货币流通速度进行研究，才会有本文提出的货币流动异常稅。旧的货币理论认为，货币数量有广义狭义许多种。我们要问，货币流通速度是否也有广义狭义的许多种呢？如果你回答“是”，广义与狭义的货币都在流通，都各有自已的流通速度。我们就要进一步问，用它们各自的数量与流通速度的乘积，计算出的数量不同的被交换商品，是否也是广义狭义的不同的商品呢？你无言以对。如果你回答“否”，其中只有一种货币在流通，有流通速度。那么其他不流通的货币也是货币吗？与商品进行交换的到底是哪一种货币？为什么是这种而不是另一种呢？由此可见，在旧的货币理论中，货币流通速度是一个理论禁区，只要一提货币流通速度，它就充满逻辑上的混乱，同时也不会有本文的研究。三十多年前，我就在期刊公开发文，详细地论述我的货币理论。在本文文后，附上本人已在网上公开发表的，三篇有关经济均衡原理和新货币理论的文章，供参考，这里就不再深入讨论了。                                 

  假设某人一年所获收入10万美元，同期他用于消费和投资的支出是8万美元，经过10年后，他有了18万美元的储蓄备用，但后来他可能用掉这18万美元，甚至还可能向银行借钱用。他在各个时期的收支是不平衡的，有时收大于支，有时收不抵支，这很正常。社会上所有的个人都如此，因此他所存的18万美元存款，在那10年并不是不流动的，很可能反复被他人贷出并购买商品，这就导致全社会在不同时期的收支也可能不平衡。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种不平衡就不都是正常的了。在某个时期，例如在周期的繁荣期，常出现（消费＋储蓄）小于（消费＋投资），收不抵支，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在衰退期，又常出现（消费＋储蓄）大于（消费＋投资），收大于支，货币流通速度减慢。前者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后者则是通缩的主要原因。我并不否认由官方直接控制的货币数量的作用，你按澳元对商品的比例发行某种货币，某商品是1元，按日元对商品的比例发行这种货币，同样是这个商品，价值100元，市场上所有商品都如此，所有商品的价值比不变，这首先是一个数字问题。如果在短时间内从前者转为后者，超发货币，物价飞涨，是一种通货膨胀，当然对经济会造成巨大冲击。而在繁荣期人们预期投资能获高利润，过度投资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和物价上涨，是另一种通货膨胀。人为的货币发行量，与经济结构失衡通过市场影响的货币流通速度，都会导致通胀与通缩，而且常常是前后两者同时发生作用的结果。当这两者的作用发生冲突时，在影响经济走向繁荣还是衰退的根本作用上，后者才是决定性的。在经济衰退期出现通缩，极少可能是货币数量减少所造成的，而是货币流通速度减慢的结果；在经济衰退期更大可能是增发货币，如果超过一定数量导致通胀，但这种通胀是无法改变结构失衡所导致的衰退的，结果就是滞胀，人们不投资不消费还是不投资不消费，由市场调节的货币流通速度，必然减慢到抵消人为过量发行货币的程度。即在MV＝PY的关系式中，M的过度发行，被V的减慢抵消到这样的程度，致使对实际商品购买量Y的不足仍然不足，过剩仍然是过剩，而不论商品或服务的平均价格水平P是升还是跌。由货币发行数量异常导致的通胀或通縮，与经济结构失衡引致货币流通速度异常而导致的通胀或通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后者才是事情的根本，也是本文想要解决的问题。

  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经济结构体系的失衡，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积累性的居民拥有资产的差別巨大。当经济出现产能过剩而无法继续高速投资，富人投资减少失业率上升，普通居民的收入减少，加上已经形成的居民拥有资产贫富结构的失衡，形成社会消费力减小与投资萎缩相互推动的恶性循环，导致货币流通速度急速下降。我用图1作一简要说明：

图1中的AB是价值坐标；BC上分布着特定时期收入不同的个人；BD是他们某时期的收入量，也是他们的购买力（但与他们实际的购买量是两回事）线，例如T位上的个人的收入或购买能力是IT，价值是GB；EF是该时期不同购买力的个人，在经济衰退时实际用于消费与投资的支出总额曲线，例如T位上的个人，消费与投资的总额是KT；IK＝IT－KT，我们称IK为他们的个人的，（消费＋储蓄）＞（消费＋投资）的净余储蓄；N位上的个人是“月光”一族，N位左方更是消费支出超过其购买力的负债一族；在N位或T位上各自都是人数众多，他们个人的投资与消费的总额并非一定都是MN或KT，MN或KT应理解为，分别在N位或T位上所有个人支出的平均值（下文中对此的理解相同）；C的右方，还可延伸到很远的首富位，B的左方是购买力负值的个人，为了图形不至过于复杂，我们都省略了。在经济近于均衡运行情况下，类似T位上部分个人的净余储蓄IK存入银行一样，社会上一部分个人的净余储蓄，会被另一部分个人贷出用于投资或消费，使全社会的（消费＋储蓄）＝（消费＋投资），不构成社会的净余储蓄，也就是EF曲线贴近BD，但这是机会极低偶然才会出现的情况。但在经济衰退或萧条时，投资萎缩，失业增加，消费也萎缩，如果N右方的富人穷人都压缩开支，平均来说相当于人人都有净余储蓄，这些储蓄就会停留在银行或被手持，构成社会的净余储蓄总额。此社会的净余储蓄总额，并没有改变下期货币的存量，但减少了下期收入的流量。我在本文后所附的文章《经济学重大议题的问与答》（之一）、（之二）、（之三）中指出，如果单位时间社会用于投资和消费的货币支出流量，小于同期单位时间获得货币收入的流量，就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下期单位时间获得收入的流量就会减少。在反映衰退期的图1中，曲线EF所割出来的过剩购买力区S余＝MFD余－MEB支，就是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作为全社会没有用于投资和消费的净余储蓄。实际购买量S支＝EFCB支，决定了下期收入的流量，如果S余＞0，可预见下期收入的流量会减少。S支越小S余越大，人们越少投资和消费，货币流通速度的减慢越严重，收入流量趋于减少的程度越大，反过来又使人们的投资和消费变得更加小心谨慎，经济萎缩和再下期收入减少的程度也越严重。而更重要的是，那一期比一期更少的收入流量中，大部分又流向更少人的手中，而更多的人是失业、工资减少、投资失败甚至破产，贫富差别不断扩大。也就是说，图1中购买力越来越低的“低端人口（蔡奇语）”数量越来越大，大规模向N附近的区位聚集，而T右方“高端人口”的数量越来越稀小，但他们的购买力在社会总购买力中的占比却不断增大，在整个社会净储蓄中的占比也不断增大，这正是失衡的整个经济结构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经济非均衡高速增长，达到无法持续的拐点后，T右方的人有钱却不投资，不是他们不想投资，是经济失衡产能过剩，他们找不到能获利的投资出路，纷纷关门倒闭。而向N区位聚集的人非常需要钱过体面点的生活，却没有钱，他们的收入不断减少。一方面有钱人无法投资，另方面没钱人减消费，后者减消费使前者更无法投资，前者减投资又使后者更没钱消费，两者相互推动形成恶循环，货币流通速度就越来越慢，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为便于理解，在下面表1中我们用一些简单的数量关系来说明。由于实践中当经济出现衰退时，货币数量通常是增加的，收入减少和物价下跌的原因并非货币数量减少，所以表中假设货币数量不变，更能说明衰退时的收入减少和物价下跌，是人们减少投资和消费，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缘故。

这里要再次强调，在旧的货币理论中，货币数量W有广义狭义的许多种，而货币流通速度则不能有广义狭义的许多种，只要一说到W₀、W₁、W₂…的流通速度，整个旧货币理论就会出现逻辑混乱，这是它的一个理论禁区。而我的理论中，真真实实的货币只有一种，因此才能进行本文的讨论，读者要看文后所附的论文，那里清清楚地说明真真实实的货币是什么。

表1中假设从第一期开始有完整数据，没有上期的数据，但从第一期的收入10兆可推断，上期的投资与消费总额一定是10兆。如果上期的货币数量也是2兆，那么平均单位货币的流通速度一定是5次／年。货币数量是官方可以人为决定的，但投资与消费总额却是市场规律所确定的，进而也确定了货币的流通速度。第一期的收入是10兆，但由于市场的原因，例如经济危机爆发，人们在第一期减少了投资与消费，总额减到9．5兆，人们的购买行为决定了当期的货币流通速度降到4．75次／年和第二期的收入降到9．5兆。只要失衡的经济结构还没有破坏性去除，危机没有过去，这个过程就会延续到第三期…。市场上货币存量可能没变，甚至还在增加，但单位时间收入的流量却不断减少。原来个人平均月收入8000元的，现在降到6000元，于是节衣缩食，减少投资，结果收入继续下降。人们惊呼，钱都人间蒸发了，其实市场上的钱并没有减少，只是周转的速度减慢了，银行中的存款被贷出的速度越来越慢。如果社会投资消费的总量逐期下降，超过同期商品产出的下降，那么与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并存的，还有物价下跌的通缩。但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还提出种种效果甚微的政策去应对。我在上述文章中指出，收入分配不公，导致非均衡的过度投资，结果必然是投资萎缩，经济结构失衡是问题的根本，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是结构失衡的市场表现。不触及根本，要改变货币的流通速度（事实上学者们还没有正确认识到，调利率、调存准率实际都是改变货币流通速度效果有限的软作用），就象你把牛头摁到水里，它不渴还是不喝，经济失衡人们无法投资无钱消费，还是不投资不消费，你就难以改变货币的流通速度。常用的调整利率和存款准备率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对恢复经济增长只起非常短暂且微弱的作用。

  说到这，有必要简单明了地讲讲，经济整体结构失衡与经济增长速度和失业率波动的关系。我们从产业结构说起，它可分为横向和纵向两种。横向结构，可简述为衣、食、住、行…以及为衣食住行…的生产所需的各种生产资料的横向结构，在有限社会劳动生产力约束的前提下，它总是趋向一种个人或社会能获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结构，不均衡就会被调整，这容易理解。说到纵向产业结构，先用农业经济来简单说明。从采矿、冶炼、到造出锄头、耙等各种农具…，再运用各种工具生产出食品、各种生活用品…，前后两部分的比例就是纵向结构。前一部分又分两部分，一部分用来补充已经损坏的农具…，另一部分是满足下一期新增劳动力生产的需要。由于新增劳动力的增速可能不同，这就决定了纵向产业的结构也会不同，生产各种工具的量过多或过少，纵向结构都是不均衡的。用投入产出分析法来说明现代经济中的纵横向产业结构，无论总量与结构，比农业经济都复杂得多，但道理同样是这么简单。该分析法的最终产出中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生活费料，另一部分就是为满足下期生产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所要增加的中间投入。因此，为下期生产中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所增加的中间投入，在当期最终产出中所占比例的大小，决定着当期经济的纵向产业结构。与横向产业结构一样，纵向产业结构也是以社会所获效用最大化，新增生产资料不多不少正好满足下期自然增长的需要为均衡。而这个结构，又与经济的增长的速度、失业率的走向（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以及与收入分配、投资消费比、已经形成惯性存在的资源配置、市场需求结构、资金流向…整个结构体系密切相关，互为因果。可见当经济高速增长、失业率曲线高速下冲时，背后是携着一整个不显山露水的不均衡的结构体系向前冲的。这个结构体系又具有巨大的惯性力，要求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失业率曲线继续高速下冲（劳动力供给继续高速增长）。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携着一整个结构体系下冲的失业率突然撞击在充分就业区，高速投入生产的失业大军突然消失，在这整个结构体系的惯性力作用下，不就车毁人亡了吗。也只有这时，纵向结构的不均衡才显现出来。

面对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引发的危机，产能的严重过剩，钢铁、水泥、房地产等产品结构性的过剩，特别是收入分配不公，及积累性个人资产和购买力的差别悬殊…，没有任何经济路线、政策和体制，能在短时间内化解这场危机，我们能做到的只是尽量缩短衰退的时间，弱化其强度，以减轻它所带有的痛苦。我们应从逐步修复失衡的结构入手，要提升那些最底层，人口数量最多，钱不够用，但只要有钱就会花掉，对稳定货币流通速度贡献会最大的人群的购买力。在产能严重过剩情况下，要想继续高速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是绝对不可能的，但并不等于过度闲置的产能无法激活，这就要靠增大消费来实现了。下面是我提出的一个能使经济尽快渡过衰退期的全新税种，同时亦是一个贯穿经济波动全过程，促使经济趋向均衡的税种：货币流动异常税。

  货币流动异常税在经济衰退期的作用，简单来说，就是当有钱人的收入用不完，超过其消费与投资总量的部分积存下来，阻碍了货币的流通，导致其流通速度不断下降，就要对此净余部分以正税率征税，促使他尽量投资与消费；另外，我们再确定一个近于维持最基本生活的收入水平，对此收入以下的穷人，证实其收入已经100％支出于消费后，以负税率予以补贴。补贴也必须用于消费，否则，剩余部分将在下期可能的补贴中予以扣除。全部以正税率所获的收入，都用于负税率的补贴，起到调整个人收入分配不公（所有导致经济失衡的收入分配都是不公），又促使货币的流通逐步恢复正常，达到标本兼治目的。我们用图2作一个说明，图中的AB、BC、BD的内容与图1相同，EF是衰退期没有货币流动异常税时的实际购买量，GB为上述所定近于最流有流通基本生活水平的收入。开征货币流动异常税后，如果人们不改变其购买行为，图2中MFD净余的收入部分将被征税。为了减少税负，人们纷纷提高其消费与投资的总额，由N至C的右方区位收入者，实际购买量提高到曲线MJ，I至C的收入者要征税的收入部分缩小到HJD余，N至I收入者，只要用完全部收入，还能获得补贴。我们注意到，收入位于I附近的高密度人群，由于收入GB本来就是一个略高于基本生活水平的收入，因此在右方接近I的人群，为减少货币流动异常税他们的收支会基本平衡，支出主要用于消费。在B至I之间，我们开启负税率予以补贴，这里本来就有很多人收不抵支，负债维持生活，补贴后的最低消费力也必须达到赖以生存的最低水平之上。被征货币流动异常负税后个人的所得，必须专用于个人的消费，不可用于偿还债务、投资或其他用途，以保障个人最低的生活水平，并起到稳定货币流通速度的作用。至于旧债缠身的，该破产的破产，使其重获生存与发展的机会。我们看到，实际的购买量已从未征货币流动异常税时的EMF，升高到征收该税后的LHJ。位于N和I附近区域的购买量增加初

看是最小的，但在衰退期这里的人数是最密集的，因此所增加的主要是消费的购买总量是非常巨大的，它支撑着右边富人区投资的增加。这时投资的增加主要不是用来扩大产能，而是用来启动因衰退的惯性作用而过度闲置的产能，去满足左边广大民众消费需求的增长。由于结构体系的严重失衡，也许我们还无法立刻消除货币流通速度的减慢，但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减慢的，购买量小于同期收入量的差值，即社会净余储蓄量，已从MFD余－MEB支减少到HJD余－HLB支，降低了货币流通速度减慢的程度，同时也是缩小了下期收入流减少的程度，缩短了收入流从减少过渡到回升的时期，缩短了经济从衰退转到复苏的时期。

  货币流动异常税并非专为经济衰退而设。社会的净余储蓄有大于零，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减慢的时候，也有社会的净余储蓄小于零，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的时候。当投资大于储蓄时，资金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有可能导致经济过热，通常发生在繁荣期并伴随着通胀。当资金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转为大于总供给，货币流通速度由减慢转为加快时，是否应该马上改变货币流动异常税的调节方向？什么时候才应该改变调节的方向？这个问题我们留待后面再讨论。先看看当资金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到了要出手遏制资金总需求，准确来说是遏制投资需求过大，遏制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时，货币流动异常税该如何操作，我们用图3来说明。

图3中的AB、BC、BD的内容与图1和图2相同。EF是经济过热又没有征货币流动异常税时的实际购买量线，它与图2中经济衰退期没有货币流动异常税时的实际购买量线EF不同，除了K位“月光”一族外，右边的富人区和左方的穷人区，实际的购买量都超过了收入量，即俗语所说的“先使未来钱”，通过举债使货币流通速度加快。例如货币流通速度由上期的5次／年加速到6次／年，在货币数量W不变情况下，投资与消费的购买总量就增加了20％，会使下期货币收入的流量也增加20％，反过来，又刺激下期的投资和生产加速增长。不同的是，左边穷人的超支，主要用于生活，有的甚至仅仅是用来维持生命的消费支出，而右边收入越高的，其举债就更多是用来投资。当经济过热，投资过度，达到必须控制举债扩大投资的欲望时，就需要改变货币流动异常税的调节方向。在图3的EF曲线上，总能找到一个最接近BD收入线的点，如图3中的H。因为在它左边主要是举债消费，收入越低举债量越大，在它右边，收入越高，举债投资量越大。我们在H右边建立货币流动异常的正税区，对举债S＝HDF债征税，迫使举债投资量减少，如图3减少到S＝HDJ债。最好的说明是，当中国房地产过度投资，负债购房导致泡沫膨胀时，就应该对负债开发和购置房地产的投资征以重税，只要力度足够，就能在泡沫初期就把泡沫，把房地产价格的升值压下来，遏制投资的高增值预期，避免过度投资后今天中国房地产的严重过剩和投资的极度萎缩。这和水泥、钢铁、厂房、机械、基础设施…投资的非均衡高增长，导致产能过剩和投资极度萎缩的道理是一样的。在繁荣期将投资遏制到均衡的水平，这是货币政策做不到的，更不要说财政政策去扩张这种投资了。我们在H左边建立一个负税区，也可以在H附近建一个零税区来实现正税区与负税区的平稳对接。征此税后，左边负值税区因获得补贴，消费支出增加，右边正值税区则投资支出减少，图3中出现一条实际购买总量的IHJ线，当然它对过度投资的压缩远超过消费的增加。因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有所调整，经济过热的程度有所消退，结构调整和经济过热消退的程度，通货膨胀的下降、失业率下降的速度，全由税率的调整来控制。

  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社会总收入中除个人所得的之外，还有很大部分是企业用于再投资的，它可能属于全民，也可能属于某个群体，但最终还是个人的。企业的再投资是否用完或超过同期的这部分收入，同样影响着货币的流通速度。根据经济波动不同时期结构失衡的的态势，对企业支出少于或超过同期收入的部分征收货币流动异常税，就象对个人的征税是一样的，因此本文为简化问题将其省略，就当作是一个个人的收入部分去理解就行了。

  这一税种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与过去常用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原理上的不同是：一，货币政策主要是根据通货膨胀或通缩的情况来调整，财政政策是根据供求失衡（投资＜储蓄）的状态作出决策，但失衡的经济结构常常会在供求平衡的掩盖下不断深化，这些依据都很难反映经济结构均衡与否及其走势；货币流动异常税是依据失业率曲线运动的状态进行调整，此依据能非常清晰地看出经济结构失衡已达到什么程度及其走势。打个比喻来说，失业率下降到充分就业区的曲线，就象飞机降落机场的轨迹一样，当飞机笔直撞向机场轨道，与轨道的夹角越大，飞机的吨位越大，毁灭性的破坏力就越大。飞机必须在适当的时候，降低下降的速度，使它着陆时的轨迹，几乎与跑道平行，才能软着陆。用此来形容经济的软着陆，实在太形象了，用失业率曲线来观察，实际是看到整个结构体系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只有当失业率曲线下降接近充分就业时，下降速度不断减慢，以至最后几乎与充分就业的“地面”平行，平稳降落在充分就业区内，才能实现整个经济结构的软着陆,经济增长衔接在哈罗得－多马提出的自然增长上。二，人们能感觉到飞机失控时的高速下堕而惊恐，但在失业率高速向下要冲击零失业的“地面”时，人们却为经济非均衡的高速增长而欢呼，因为有失业劳动者的高速投入所支撑，一切似乎正常，直到失业者耗尽时才猛然感受到经济衰退的痛苦。货币政策总是在经济结构失衡，已经走到无法持续的最后阶段才作出方向性调整，时机上总是滞后的，就好象飞机已经要硬撞跑道时，平稳降落已不可能了，什么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没用了；货币流动异常税，则能在经济失衡的整个过程找到最好的时机进行调整。三，更重要的是，货币政策中的利率和存准率调节，与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投资与消费比例结构趋向均衡的调整基本无关，利率提高或降低，对富豪和穷人都是一样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当投资小于储蓄导致经济衰退时，用财政手段，将储蓄之“水”抽向投资，来实现暂时的平衡，而完全不考虑投资与消费的比例结构中，投资是否已经不均衡地过大；货币流动异常税，则能在经济波动的不同阶段，根据投资与消费比例结构失衡的状态对其进行调整，使经济趋向均衡。下面用图4对上述原理上的不同予以说明。

图4中底部的OT线，是零失业率线，其上的一个橙色区为充分就业区，约在3％到4％之间（可另定）。图中的AB曲线，反映如中国毛泽东时期、北韩、委内瑞拉、巴西…一些过度强调“收入分配平均”（平均并非公平），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失业率曲线。例如毛泽东时期用户籍制度将几亿隐性失业的农民控死在农村，形成巨量的隐性失业人口，同时又禁止私人投资导致产能严重不足，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曲线就处于这种超高状态，且随着农村人口的增长，失业率还不断增长。一直到改革开放，隐性失业人口才突然释放出来，投向非农。CD曲线则是以私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收入分配权被资方单方控制，劳动成本不公地过低，利润过高刺激了周期性的投资过度，及其后周期的投资萎缩所出现的，波动强烈的失业率曲线。EF是一条在充分就业区内微幅波动的失业率曲线，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最理想的失业率曲线。实现EF就意味着其背后有一个均衡的经济结构体系：投资与消费的比例结构是均衡的，使生产资料中间投入的的增长正好滿足劳动人口自然增长与技术进步后的需要，没有大的产能过剩，其他资源最大可能地满足生活消费的需要，因此产业链从最上游到最下游的比例结构是最优的；收入分配的比例结构必须是公平的，才能实现这样的投资消费比结构，使经济增长正好实现能持续充分就业的速度，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在收入分配公平前提下，使居民拥有财富的差別结构所导致的购买总量保持稳定，结构趋于均衡；投资以均衡的速度增长使劳动力和资源得以充分利用，没有闲置浪费，又使全社会的生活水平即所获效用最大化。其实，我们不须要看别的指标，只要看失业率曲线就能清楚地判断经济的状态了。对比图中AB、CD、EF这三条失业率曲线：AB是一条说明劳动力持续大规模被浪费的、共同贫穷的失业率曲线；CD是一条无论在下冲时还是上升时，都是处在浪费社会劳动力的失业率状态中，如果说下冲的前期，为尽快实现充分就业还情有可原，但从下冲的全过程来看，则是大量的劳动被用在过量产能的生产上，而不是逐步实现在生活水平最大可能的提高上，以致最后必然出现反向的失业率上升的劳动力浪费和生活的痛苦；AB和CD都反映着背离经济均衡原理的失业率曲线，只有失业率EF的实现，才是唯一反映社会劳动力获得结构上最合理的利用，社会所获得的幸福指数最大化，符合我反复强调的，收入分配的公平、社会所获效用最大化与经济均衡三位一体的经济均衡的原理。现在要做的，是如何使AB和CD平稳衔接到EF。

在CD的波动中，当失业率高速下降时，是图3中投资过度而消费被压抑的状态，导致需求旺盛、货币流通速度加快、通货膨胀和经济非均衡高速增长，通常就是经济的繁荣期。提高利率和存准率的货币政策，对消除此失衡无能为力的，直至失业率高速冲到充分就业区，高投资和经济高增长无法持续，投资和经济开始萎缩时，货币政策才作出降息降准的反应，失业率已无法与EF平稳衔接。因为失业率高速下降、投资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所形成的整个结构体系，与EF和经济均衡增长的要求相中突。但繁荣期不应一开始就启用货币流动异常税，去遏制高投资和货币流通速度加快，以利于经济尽快趋近我们想要的持续充分就业的增长。而是在衔接均衡增长实现软着陆之前找到一个适合的点位，为经济结构调整以避免最后的结构冲突，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因此，我们必须时刻观察着失业率曲线CD的走向。图4中，我们从G点开始启动图3所示的货币流动异常税，并根据失业率走势，不断调整税率对投资和消费的调控力度，使失业率沿着虚线GH移动。当失业率到达H点时，失业率平稳地在充分就业区软着陆。这个软着陆决非仅仅是失业率的软着陆那么简单，而是实际的经济增长对接潜在的最高上限的均衡的经济增长时，整个结构体系平稳地与均衡的结构体系相衔接，这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调控无法做到的，也从来无人认识到这种平稳对接背后的原理。例如今天的美国，其失业率经过十多年的下冲，已越过图4中的K点开始回升，已经失去软着陆的机会。美国总统川普与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之间，就是否应较早降息发生激烈的争执，但他们对整个结构的失衡已到晚期却全然不知，他们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那么美国会有更好的降息时间点吗？没有，因为升降息是不解决结构失衡问题的。货币政策调整根据通胀与通缩的转变来决定，调整的反转点就只会出现在图4中的▲附近，都是结构失衡已使经济达到不可逆转的拐点，都是滞后且作用极低的调控。今天美国的经济就处在这一位置，使美联储的决策处于左右为难尴尬的境地。只有货流动异常税，能在最适当的时候对失衡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

我们再用图4，看看经济衰退期的情况。失业率越过拐点K后，产能过剩，失业率回升，说明经济已经“病”了，市场的“免疫系统”将作出强烈的反击，要破坏“病”了的经济结构体系。但市场的“免疫应答”常常是过度的，在投资萎缩启动的恶性循环中，常常会攻击到经济结构中一些有益的部分，包括许多满足正常消费需求的产能。如果说在经济强烈波动的繁荣期主要是投资的过度扩张，那么经济衰退期就主要是投资的过度萎缩（注意：我说的是过度）；繁荣期的消费被压抑，是被投资过度扩张所牺牲，衰退期消费的低迷，则是被投资萎缩所拖累。因此，衰退期的重点，应是全力去维护正常的消费不减反增，在去产能过剩前提下用消费去保护正常的产能和投资不被攻击，达到降低衰退的强度，缩短衰退阵痛期的目的。图4中，在失业率反弹经济衰退之初，对失衡的经济结构产生剧烈的破坏后，我们在I点启动图2所示的货币流动异常税。货币流动异常税的作用，就是将富人手中因找不到投资出路而过剩的资金，部分抽向急需消费但收入却不断减少的穷人手里，再由社会消费总量的稳定或提升，反向推动投资的增加去保护合理的产能。这一税收，逐步化解失衡经济结构中，居民购买力差别过大导致的实际购买量萎缩，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下期收入量减少且分配不公所引发的，实际购买量进一步萎缩的恶性循环，在破坏失衡结构的同时又保护结构中有用部分不被过度破坏，就能使经济尽快渡过衰退期。经启动货币流动异常税后的失业率曲线IJ，越过最高点后，意味着经济由衰退能尽快转向复苏和繁荣。在繁荣的中段，我们选择时机又启动图2所示的货币流动异常税，留足时间和空间，让失业率平稳着陆于充分就业区，经济衔接于均衡增长。

    我们并不追求失业率始终紧贴着零失业率的OT线运行，不追求经济实现持续完全就业的如同在刀锋上的增长，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也不追求失业率在充分就业区内，如猝死后的心电图毫无波动的状态。失业率在充分就业区内，经济在贴近自然增长的上限之下的微幅波动，有利于产业和技术的“新陈代谢”，有利于经济更快地健康成长，这才是我们的追求。因此，当失业率平稳着陆于充分就业区后，由于经济结构已非常接近均衡，我们继续依据失业率曲线的走势，运用图2、图3所示的货币流动异常税，将失业率控制在充分就业区内，将经济控制在接近潜在的、自然的、均衡的增长线之下微幅波动，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也不需要太强的币流动异常税政策了。中医大夫给人看病的时候，总要打脉来感知病人的脉搏，来诊断病情。打脉时手指必须按在准确的位置，不能肚痛就按在肚皮上，脚痛就按在腿上。图4和后面图5中，那些不同的失业率波动曲线与持续充分就业区之间的关系图，就是经济均衡与否的“脉象”，只有失业率曲线在充分就区内微幅波动的“脉象”，才是经济“健康的脉象”。

这一新的税收政策会得到最广大低收入居民的欢迎，但会被富有阶层反对。他们会说，在经济繁荣期，我贷款扩大投资，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你用重税遏制我的投资；在经济衰退期，我自己的钱用不完，凭什么你又用重税来收我的钱，逼我花钱投资，这不是劫富济贫吗！事实上政府所征的消费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印花税…许多税种，最后都是对个人的征税，其中的可观部分就用在穷人的身上。在经济繁荣时，人们用过多的钱投资，浪费在终显过剩的产能上，在衰退期投资就必然萎缩，钱越来越多地囤积在少数人手里用不完，导致货币流通速度不断下降，下期再下期的收入越来越少，严重伤害经济的平稳运行，后果不仅是穷人的痛苦，对富人也非常不利，富人是不是应该为其不合理的投资行为有所承担。货币流动异常税，改变着所有居民消费与投资的行为，促使繁荣期和衰退期的消费与投资的结构和总量趋于均衡，比起其他税种的意义和作用都重大得多，为什么不实行呢？再说货币流动异常税熨平经济波动所需的力度，税率的高低，全由经济波动的强度来决定。当我们用货币流动异常税，把失业率控制到充分就业区内微幅波动，经济增长被控制到接近持续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下方小幅波动时，货币流动异常税稳定经济所须的控制力度也会大幅降低，富人要缴纳税额也会变得很小，且富人还能获得稳定的投资莸利环境，与经济大幅波动，富人时而大把大把赚钱，时而又大批大批破产的情况相比，货币流动异常税难道不也是富人的福祉吗？这是一个能使所有以市场为主体的经济实现均衡的新税种。先行实施这一税种的，无论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就一定能脱颖而出，实现经济的稳定、繁荣和均衡，它于国于民都是最大的福祉。

货币流动异常税的征税对象，指明是纳税期间在起征点以上个人的投资与消费总量，高于或低于同期个人收入的部分，但不包括期前个人收入中已积蓄起来的资产。原因是个人在不同时期，支出低于或高于同期收入，出现正负储蓄的情况是正常的，所拥资产大部分已是税后资产。当所有个人在不同时期，有的在净储蓄，有的在超支，他们的支出结构和总量组合为社会的投资消费支出总量时，这个总量就有可能低于或高于社会同期的收入总量，某个时期众人都倾向于大手笔花钱、高杠杆投资，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在另一个时期情况又相反，经济时而过热时而衰退。当达到最佳开征货币流动异常税的时机时，我们只对个人在不同时期的支出低于或高于同期收入的部分征税，这是精准针对结构失衡与货币流动异常而开征的税。对当期的收入与当期的投资、消费支出相对关系的调控，已经能很好地调控好货币的流通速度，已经能能很好地达到调控宏观经济的目的。随着科技的进步、大数据与AI的不断发展，这种精准调控的能力将迅速提高。

    有人会认为，这样的税种，不是在养懒人吗？在经济衰退期，大量失业者并非他们不愿工作，而是经济不均衡的结果，我们以货币流动异常税给他们合理补助，修复失衡的经济，也为他们重新找到工作提供机会。在经济非均衡高速增长期，高投资低消费的结构失衡，与收入分配不公，劳动成本被过度压低，投资利润率过高密切相关，货币流动异常税对此予以修复，阻上失业率曲线高速硬着陆在持续充分就业区上，这并非养懒人，而是对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修正。当经济在充分就业区内微幅波动运行时，货币流动异常税就是一个非常弱，税率近乎零的税种，也就无所谓养懒的作用了。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作者的劳动强度将大大降低，法定劳动时间将减少，他们的生活水平会大幅提高，仅靠货币流动异常负税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懒人，与正常工作者的收入和生活质量差距会明显拉大，懒人出现的可能性也会减少。

那么，从图4中的失业率曲线AB出发，有可能向EF实现平稳对接吗？如何对接呢？我们用图5来描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失业率曲线的状态。据报道，1978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口是9514万人，到2017年，城镇就业人口增加到42462万人。有目共睹的是，改革开放后那一波又一波从农村涌入城镇的民工潮，正是

这数以亿计城镇就业人口增长的主力。如何理解这些农民工的出现？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他们将继续被户籍封死在农村，而改革开放后他们大规模流入城镇，并没有导致农业减产，说明改革开放前农村存在数以亿计的过剩劳动力，他们原本就是隐性失业者。AB可假设为没有改革开放将会出现的，包括数亿计农村隐性失业者在内的失业率曲线，它远高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失业率波动曲线CD的高点。G是改革开放起点，城乡巨量的失业者，以远高于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的速度，投入到城镇非农的生产中。失业率以极高速度从G下冲到H，无论是劳动人口的规模上，经济增长的体量上，还是失衡的速度上，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想想看吧，改开以来要为这数亿计的非农新增劳动力增加多少的厂房、机械…，往上又要增加多少的钢铁、水泥、玻璃、布匹…，再往上还要增加多少的矿石、棉花、能源…，而低廉的劳动成本又极大地遏制着终端的消费，这上大下小的纵向产业结构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上游产品，反过来又要求劳动力源源不断的高速投入去配匹。而农民工的高速投入，与经济体制、收入分配、资源财富配置结构、购买力总量与结构，需求与资金流动状态…的一整个结构体系，又使这纵向产业结构的畸形膨胀看上去是那样地自然平稳，好象他们就是劳动人口的自然增长，畸形的经济高速增长表面看来就跟均衡的经济增长一样。不仅如此，配合着这畸形的产业结构，还有包括政治这个结构体系一直陪伴着失衡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失业率下冲，在H点猛烈地撞击到充分就业的铁板上。这个结构体系一直与巨量的失业劳动力投入相依存，要求继续有那样高速的劳动力投入，但已经不可能。劳动力供给突然减少后的产能过剩，使产能无法继续高速增长，投资过度膨胀突然转变为投资过度萎缩，失业率高速下降突然转为高速反弹，世人羡慕的失衡的经济高增长突然转变为萧条。短时间内，已使中国今天的失业率反弹到相当高的J点，而且还会继续上升。它有多猛烈的下冲，就有多强烈的反弹。现在，面对经济萧条的中国统治者阶层出现严重的分裂，有人怀忘念毛泽东时代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人怀念邓小平时代少数人狂富的经济高速增长，这实际是收入分配不公的两个极端。“共同富裕”一定是扼杀投资，投资不足一定是失业率高企，回到毛时代，失业率就一定不会回头地沿着JE，奔向高失业率的AB线，再没有高投资下的失业率下冲。走邓小平的路线，沿着JF，经过一个很长的衰退期，复苏后又会重启非均衡的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高增长和失业率的高速下冲。对于一党专政独裁体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也只有这两种选择：要么就是维持共同贫困下的稳定状态，以保政权；如果这种稳定状态维持不下去，就利用私人资本盘活一下经济，但有独裁倾向的官僚大权在握,是绝不会眼看着私人资本发财而无动于衷的，无论你怎样反贪，都只会越反越贪，结果是官方与资方以政权与财权的合力去压榨百姓，导致比早期资本主义更严重的经济失衡。看看那一个一个的权贵家族吧，他们如何将万亿万亿的黑金洗出国外，民脂民膏他们还要一代又一代、换了一批又一批地搜刮下去，怎容你去征他们的货币流通异常税呢？这也是本文前面没有说到的，衰退期货币流通速度不断下降，人们的货币收入一期比一期少的原因之一。只有废除独裁专制，实行政治体制变革，让资方（不包括贪官）与劳工这两个劳动者阶层在民选议会中博弈、立法，共握劳动成果的分配权，寻求均衡点，才能借助货币流动异常税，让经济尽快渡过衰退期，使失业率曲线沿着JI最后平稳地进入理想的持续充分就业区。

美国经济中的失业率，经过十多年的下冲，也越过了转而回升的拐点。其结构失衡的程度远不如中国，是有机会尽快开征货币流动异常税来减轻其破坏力的。但面对衰退的前景，美国的民意也出现了分裂。有人向往社会主义，最近纽约市长竞选中，佐蘭·曼達尼（Zohran Mamdani）的胜选说明这股势力的兴起。我们不清楚他是否会带领纽约，甚至将来会带领美国，把失业率曲线从图5中波动着的CD状态，通过一条类似的JE曲线，带向持续高失业的AB状态，将纽约或美国经济带向持续低效率低增长的状态。而总统川普则很可能继续任经济走波动的CD路线，但不得不面对经济衰退的现实。结构失衡相对不算非常严重的美国经济，应尽早用我的思路去平衡劳资双方的利益，找到经济的均衡点，才有机会将衰退时间缩到最短，痛苦降到最低的程度。  

最后，我们用图6对本文的思路作一小结。

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是一个中长期相对稳定的制度，对经济的中长期是否均衡起决定性作用。常见的劳动成本过低和投资利润过高，将压抑社会的消费需求刺激投资欲望。当条件允许，会导致高投资低消费非均衡的经济高速增长，当条件突然消费时，又会导致投资萎缩经济衰退，经济处于中长期的不停波动中。只有劳资双方在民选议会中，通过利益上的博弈和立法，才有机会使收入分配趋于公平，社会所获效用最大化，经济才有机会趋近中长期的均衡。实践说明，当人们在认识上还没有将收入分配公平与经济均衡，与社会所获效用最大化的关系弄清楚之前，经济是难以实现中长期均衡的。面对经济失衡，经济周期波动所造成的痛苦，人们努力寻找短期能熨平经济波动的政策。如图6所示，以往的政策主要有两种，一是财政政策，二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中含有调整政府的投资和调整收入再分配的内容。其中后一内容如果运用得好，对修正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是有作用的，事实上许多民主国家都加大了这种作用。但在经济衰退期，更多被用在扩大政府的投资上，完全不知道投资萎缩正是投资过度导致产能过剩的结果，调整常常是逆经济均衡方向的调整。至于货币政策，我们先不说它调节原理上的错误.，仅从它调节的时机来看，它总是在结构失衡的经济已运行到不可逆的拐点时，才作出反映，已经决定了它的调节作用是失败的，更不要说它那些广义狭义多种货币的数量中，含有大量的只是银行信用扩张所产生的货币影子，软作用于真实货币的流动状态，对恢复经济均衡基本上是无效的。只有货币流动异常税，在经济结构失衡导致的波动已成事实时，能起到降低波幅，縮短衰退期，一定程度修复失衡经济结构和促使货币流通速度趋于正常的作用。这是一个全新，短期随机应对经济波动的经济政策，必将彻底改变未来宏观经济调控的思路。但它并不能取代人们在正确认识经济均衡原理的基础上，通过民选议会的立法，去实现公平的收入分配与再分配，顺应市场的规律以维护经济中长期均衡发展的作用。旧的，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导的宏观经济调控时代将会过去，新的，直指经济结构失衡及其体现的货币流动异常的宏观调控时代必将到来。

“附文1：

经济学重大议题的问与答

问：金融危机时最主要的表现是什么？

答：挤兑潮出现。

问：商业银行为什么怕挤兑？

答：因为商业银行內的存款总数远远大于银行真正持有的货币总数（这道理看起来也太简单了，但注意啦，再往下看，它可是经济学理论中一个颠覆性理论的开始）。

问：不是说银行内的存款都是货币吗？

答：如果银行内的存款都是货币，人们就不用恐慌去挤提了。

问：那什么才是货币的总数呢？

答：你在市场上售出一分钱商品，得到的一分钱是真货币，你绝不能把它变为两分钱去购买商品。市场一瞬间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一分钱，其总数，加上发钞银行以负债方式已经发行但还没完成第一次购买的货币数，就是真实的货币总数，即基础货币的总数，商业银行系统不能把其中的任意一分钱变为两分、三分…钱。发钞行发钞，是货币数量的变量，但只要货币一发出，无论在它进行第一次购买的前后，也就是在它的任何时候，商业银行系统都不能用它创造出多倍的货币，否则市场就没有任何公平可言了。

问：为什么商业银行內的存款总数会远远大于银行拥有的真货币总数呢？

答：A在市场上出售商品得到一分钱，A把钱借给B后，认为自已仍有一分钱，加上B手里的一分钱，一分钱好像变成了两分钱，这是一个假象。如果A和B同时急着要用这一分钱，事实上又没有两分钱，就类似挤兑了。A把一分钱存入银行，银行作中介把其中9厘借给B，B把9厘又存入银行，银行再次把9厘中的90％借给C，这样反复不断，与上述类似的假象出现了：A有一分存款，B有9厘存款，C有…，全部加起来，结果一分钱真货币变出了一毛钱存款，它们都能提现，好象一分钱货币变成了一毛钱货币，其实一分钱还是一分钱。银行內真货币的数量就是准备金总数，用它創造出来的存款总数比它大得多，但只是货币的影子。

问：不对。银行把9厘钱借给B后，B去购买D的商品，D出售商品得到9厘线，存入银行，这是真货币，如此反复下去，银行多倍造出的存款，不都是商品售后存入的真货币了吗？

答：A的一分钱没有存入银行，借给了B，B用一分钱买D的商品，D出售商品得到的一分钱当然是真货币，问题是A认为自已还有一分钱，他手上真的还有一分钱吗？没有，他的一分钱已被B用掉了，一分钱还是一分钱。同样的，上面所涚D出售商品得到9厘线，是B用掉的A的９厘钱，A拥有的存款中已空了九厘，这样一直推下去，银行存款多了几倍，但货币一分也没多。

问：为什么降低存款准备率，增加存款创造量，能增加社会总需求，这难道不是增加了货币的数量吗？

答：A有1万元，沒有急用，他有1千个朋友反复向他借钱，1万元的周转加快了，社会购买力也增加了；如果他一个朋友也没有，就不会这样。A的1万元存入银行,假设存准率100％(当然不可能)，就跟A沒有朋友一样，只有自已能用这笔钱，对1万元的流通没有任何加速作用;将存准率降到1％,1万元还是1万元,但它有100万元影子存款随时用它，流速加快了，购买力也加大了。降存准是通过加快货币的流通速度，而非增加货币的数量来增大社会的购买力。

问：那么降存准，就一定能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增加购买力，平衡供过于求,消除过剩危机吗？

答：A有1万元,本有1百个朋友,非常急借钱用；后来朋友增加到1千个,但这时形势不好,不想用钱,可能反复借那1万元的次数还不如1百个朋友时快。同样道理，存准率降低后对真货币的加速作用可能还不如降准前。此货币政策有作用，但是一种软作用，决定因素在于经济是否失衡，人们是否想、是否能增加投资或消费，货币流通速度减慢是供过于求的直接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这里省略了说明，利率的升和降与存准率的升和降一样，所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的降与升，都不是供求关系失去平衡的根本原因，因此，对购买力的调节作用都是软作用。

问：不错，银行中存款的总数与从银行能提出货币的总数，是两个不同的数，前者比后者大得多，当前者一齐去挤提时，银行就没有那么多钱可提了，但非要把它们区分开来吗？有何重大理论价值？

答：当经济危机发生时，我们常发现货币不够用，是货币数量突然减少了，部分消失了吗？实际情况常常相反，发鈔行为应急正加快发行货币，使货币数量大幅增加，这时货币不够用就一个原因，货币流通速度或者说周转速度大幅下降了。古典和现代货币数量学甚至整个经济学都，假定货币流通速度基本稳定为前提进行理论研究，是非常错误的。只有正确的货币数量定义，才能正确地认识货币流通速度，才能正确地解释种种与货币相关经济问题。

问：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突然大幅减慢的原因主要有那些？

答：非经济的有瘟疫、战争等；经济政策上有，为抑制经济过热而提高存准率、利率等原因；根本原因，是持续非均衡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增长,高速撞击劳动人口自然增长所限的潜在增长上限，适合失业者高投入的产业结构与劳动力自然增长不相容，产能过剩，投资萎缩,资金周转减慢,并常与利率提高等叠加，如美国的现状。

问：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会有什么经济后果？

答：1万亿元货币，如果平均单位货币１年购买过５次，就有５万亿元的商品售出，社会有５万亿元的收入可供分配。如果第二年货币流速突然下降到平均单位货币，１年只购买２次（夸张点说），货币存量还一样，但这年只有２万亿商品售出，商品大量过剩，只有２万亿元收入可供分配，大量企业破产，失业大增，没有收入许多人债台高筑，银行贷出的钱收不回，银行內真币越来越少，人们恐慌，包括创造出来的大量存款开始挤兑小量的真货币，反过来进一步抑制货币流通，形成恶性循环。挤兑潮常常就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先兆。要強调的是，货币流通速度突然下降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失衡，不能通过对流通中货币的政策调整，使上述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

问：只听说过货币有狭义和广义的许多种，没听说过还有真实的货币，和以存款方式存在的影子货币的分法，谁正谁误？怎样理解？

分几点来回答：

一，如果狭义广义货币M0、M1、M2…都真实存在，它们都在流通着，你要说明的问题是，是否也有狭义广义的货币流通速度V0、V1、V2…？如果你说有，而M0×V0是M1×V1的一部分，后者大于前者，M1×V1又是M2×V2的一部分，M2×V2大于M1×V1，更大于M0×V0…，那么是否还有分別等于M0×V0、M1×V1、M2×V2…的狭义广义的商品销售量呢？谁能告许我，一个市场一年內有几个不同的商品销售总量？分別是什么？此说明无法自完。如果你说沒有，只有其中一种货币有流通速度。那么在狭义广义的货币中，到底哪种货币有流通速度？并决定商品的销售量呢？哪几种货币是不流通的？此说明也不通。因此货币有狭义广义多种的理论，是不能提货币流通速度的。

二，为避开广义狭义货币流通速度这个难题，又有了货币流动性这个概念，常有流动性不足或过度之说，其中看不到货币数量及其速度的概念，也搞不清楚它是一个数量还是指一种状态，无法量化与货币理论中的数量关系对接。

三，挤兑时很多存款无法提现，已清清楚楚说明银行中的存款与其持有货币的数量不同，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广义货币中包含的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存款并非货币。

四，银行中只有准备金总数才是它拥有的货币数，也因为它是真货币，所以才有准备的作用，才称为准备金。它是唯一的，它的流通速度是唯一的，它的流通导致商品销售的量也是唯一的。

问：不对，准备金大都存于央行不动，流动的多是存款，怎么说只有准备金才是货币呢？

答：这是一个假象。要知道，当每一分钱从银行的任何一笔存款中提出时，该银行的准备金就减少一分钱。真实货币是借存款这个壳加快流速的，并且每一笔提现导致准备金的减少，都会导致银行內多倍的存款被消灭。只是在经济运行正常，货币流通速度稳定情况下，货币流入与流出银行的速度基本平衡，流入的货币替代了流出的准备金，支撐那笔本应被消灭存款的信用，才看不到存款消灭的过程，准备金数量稳定才能稳稳地留在央行，好象一动不动。但如果经济失衡或出现瘟疫等意外等，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突然减慢，无法及时回流银行，替代流失的准备金，支撐本应消灭但一时又无法消灭的存款的信用，导致银行信用危机即挤兑潮。读者自已去判断，到底是逻辑混乱的狭义广义货币理论，还是准备金是银行真正持有的货币的理论，才是真实反映货币数量的理论呢？

问：现在已经有加密货币、稳定币等等电了货币，你不觉得你的货币理论已经过时了吗？

答：当你售出一个商品或服务，获得一笔货币收入，这笔货币就承载着你售出商品或服务的价值，到市场去购买等值的另一商品或服务，无论货币的形式如何改变，这种关系是不可改变的。你可以用赌博、欺诈、投机…等等非商品交易方式从无到有获得一笔货币，但不可否认这笔货币仍然承载着之前一次交易的商品的价值。只要这个实质性的关系不变，我的理论就不会过时。在维基百科的稳定币词条中指出，“稳定币被有些人认为是中心化资产抵押发行的代币，稳定币价值与被抵押资产价值直接连动。”可见稳定币只是运载商品价值在网上流通的代币，抵押资产有法币、黄金…。稳定币在市场与商品交易时的转移，就是被抵押资产例如是法币的转移，去承载被售出商品的价值，使交易更加便捷。

问：比特币等加密货币不是也能作为稳定币的抵押资产吗？而这类加密货币本身并非从商品销售中获取价值，这又怎样解释呢？

答：在比特币等加密货币中是含有商品价值的，但我要直接了当地说，其中每一分钱都是盗窃法币中的价值而来。我这样说，一定会遭到非常强烈的反对，但你必须听完我全部说明再提出反驳。1998年我在《广东社会科学》杂志第6期上发表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国际货币制度改革”一文中，举有下面一例：“假设一个信誉极高的畗翁A，看到自已非常喜欢的商品但没有带钱，他写下1张欠条给商品售者B。B毫不犹豫把商品给了A。B拿着A的欠条到米铺对老板C说：‘这是A的欠条，我用它換你的米吧’。C也毫不犹豫把米換给了B。假设A的信誉高到这样的程度，欠条一直转移下去都没有人向A索偿。在欠条转移过程中，每一个人都不亏也不欠，只有A是拿了商品但没有偿还的债务人，而最后一个欠条持有者是暂时没有得到偿还的债权人。不过他也不用向A索偿，只要拿着欠条到市面换东西就行了。货币发行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货币发行者就是这个富翁A，A用欠条換取B的商品，就是货币的第一次购买行为，并由于不用偿还而实际获得一种收入。”我们再假设一个技术完美的伪钞印制者D，伪钞与真钞没有任何差別，获取其第一次购买力在技术上也没有任何不同。本质上的不同是：一，其行为是非法的，通过稀释法币中价值的所得，落入盗窃者D手中，而法币的发行也稀释了原已流通着的法币的价值，使其获得第一次购力的这种收入，类似一种财政收入，从社会中获得又用于社会，前者是窃取，后者是服务于社会需要；二，法币的合理发行数量，应是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确定的，是受控的，而伪币是不受控的。根据以上质的差别，我们来看看比特币第加密币的实质。加密币本身不是有价值的物品，其发行所得收入，即那个从无到有的第一次购买力，取自社会又不用于社会，与伪钞所窃得的第一次购买力，本质上完全一样，这是加密币的第一次窃取行为；伪币通过不断加大印量来不断窃取法币中的价值，但加密币相反，是通过限制发行量人为制造的稀缺性来不断窃取法币中的价值。黄金与其他稀缺贵金属一样，价格的长期变动反映其价值的变动。加密币的千倍万倍增值，不是因为它本身的价值有了千倍万倍的增长，它不是黄金，它本身没有价值，而是它从法币中千倍万倍地窃取了价值。我们再假设一个E，他早期以$0．00076获得获得1枚比特币，此币从未用来购买过商品，今天（增补此答时间；2025．7．12），其第一次购卖力以达到$117,593.49，也就是稀释法币非法落入E口袋的价值。如果此币经过了N次的商品交易，那也只是这笔非法所得落入N个中间人的部分人手中也。也许你会说，这是风险投资收入。你投资黄金、股票…，在风险中获得收入，这是从黄金、股票…的价值变动中获得的收入，但加密币不是黄金、股票…，它没有价值，更没有千倍万倍的价值增值，这不受控制的增值从何而来，窃取。这正是多国争相发行稳定币的原因。加密币与伪币一样，其发行量与经济发展的需要毫无关系，只为了更多地窃取法币中的价值，并给经造成混乱与不公。人们迟早会看清加密币的实质，并为阻止其继续增值的窃取行为采取法律行动。

问：能用上述理论，说说中国和美国经济面临的困境吗？

答：这个问题需要用长篇的论文来解答，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我在https://blog.creaders.net/u/32271/上发的三篇文章。

就上面最后一个问题，想简单涚说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突然大幅下降几个可能叠加的原因。

刘易斯拐点，指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刘易斯拐点的要害，是过剩或失业劳动力高速投入生产所导致的经济高速增长，所形成的上下游纵向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与消费的结构等等整个相关联结构体系，在失业人口基本消失时无法持续，导致产能过剩，投资萎缩，失业增加，消费萎縮。减投资减消费的表现就是货币流通速度减慢。而瘟疫、战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作用，常常会叠加上述根本原因影响货币的流通速度。如瘟疫、战争期间，人们被迫减少消费，企业减少生产，货币购买次数下降即流通速度减慢。

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中国经济已过刘易斯拐点，经济增速下滑明显，货币宽松也抵挡不住货币流通速度的急速下降。新冠疫情爆发再加严酷的清零封控，产生強烈压抑货币流通的作用，叠加到上述的流通速度减慢上，雪上加霜，至使百业萧条。突然放弃清零，以为解封后会有复苏。未果，说明根本原因仍在，疫情只是使烂局更烂。经济周期每一次繁荣的顶峰，都是规模或大或小的刘易斯拐点。新冠疫情爆发前，美国经济在货币宽松的助力下，正向着刘易斯拐点冲刺，货币流通处加速状。新冠打断这一冲刺，经济突然急剧回调，失业猛增。紧接着国际资金大规模回流美国，又修复了经济波动的原形，继续向着拐点冲刺。在失业率接近谷底时的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意味着拐点将至。届时，无须货币政策从紧，货币的高速流动都会急转直下，通货膨胀自然消退。而手忙脚乱的美联储为压通胀，祭出一次次升息去打压货币流通速度，使之更快转慢，金融危机、挤兑潮更早出现。这就是美国的经济失衡、意外的瘟疫和战争再加经济政策三大抑制货币流通速度因素相互叠加的过程。本人老矣，故常听人劝告，小心防跌，说某某某、某某某，跌了一交，很快就仙了。其实并非仙了是因为这一交，相反是人要仙了，器官都老了，才有这至命的一交。同样道理，经济危机爆发前的种种现象，如经济脱实向虚、银行爆雷、房地产爆雷…，并非危机发生的根源，而是经济整体性的结构失衡，在不可持续的拐点，危机应该、必然爆发前的种种表现。

附文2：

经济纵向结构失衡的问题

—-经济学重大议题的问与答之二

 感谢许多读者浏览了我的《经济学重大议题的问与答》一文，有朋友更是对其中的内容提出疑问，现将问与答的内容整理后，以《经济纵向结构失衡的问题——经济学重大议题的问与答之二》为题发表于下。

问：按你在《经济学重大议题的问与答》上的观点，经济危机发生购买力下降，主要不是因为货币的数量减少，而是货币的流通速度大幅减慢，才导致供过于求，收入减少。但另方面你又说，售出商品所得的每1分钱收入，就是1分钱真货币，由此可见，货币的总存量就是收入的总存量，既然经济危机发生时，货币的存量不变甚至有所增加，人们手头上收入的存量也应该不变或有所增加，这与你说的货币流速减慢收入减少不是相矛盾吗？危机发生时大家都没钱用，那么数量基本没变的货币和收入，又到哪去了呢？你的理论与现实明显不符，还是货币数量减少了的观点更合实际。

答：这是一道很深的难题，因此我希望能解这道难题，而且能深入浅出把难题解得明明白白。读者要理解这道难题的解，也要花多一点精力。当然，你也可以批判我的观点，自己去解这道难题，大家一齐交流意见。我的最初回复是，你把市场上流动着的货币和流动着的收入混为一谈了，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问：不是说售出商品所得的每1分钱收入，就是1分钱真货币，它不可自我创造出更多来，那它们有什么不同呢？

答：打个比方，货币就象在空间到处穿梭运行的货车，而收入好比车上装的货物。车子还是那些车子，在反复穿梭中始终存在，但车上的货物则不断变换，装了又卸，卸了又装。当你（或企业）售出一种商品，得到比如是50元货币，这50元货币载着你的这一次收入，也就是你售也商品的价值，可以到市场的任何地方，购买50元的商品。此后，你的这一次收入消失了，不存在了，但那50元货币仍在流通，它卸下你那次收入的“旧货”，装上你买入商品的价值的“新货”，转为卖者所有，成为他的一次收入而流通。收入都是一次性的“货物”，货币是反复使用的“运载工具”，它们是不同的东西。但一辆货车在运行中不会变为两辆或更多货车，变出更多的货币，它可以反复多次运载收入，但其中的每一次，都不能变出多倍的收入，商业银行不能创造货币。

问：但你仍然没有解释清楚，既然货币的存量不变，它承载着的收入也没变，为什么大家都没钱用？

答：你必须将以下四项内容区分清楚：

收入的存量  市场上旧收入以一定速度去购买而消失决定获得新收入的速度

货币的存量  市场上货币以一定速度通过与商品的交易决定货币的流通速度

货币的存量承载着收入的存量，承载着收入以一定的速度去购买商品，并决定旧收入消失与新收入获得的速度，这是四个完全不同的内容。收入用一次就没有了，企业必须不停地生产商品，出售商品，才能不断地获得新的收入。一旦货币流动减慢，商品出售减慢，有的卖不出去，单位时间企业或其成员获得收入的流量就会减少。例如某人本来每个月有6000元的新的收入，这是月收入流量，现在月收入只有3000元，如果大家都如此，钱都不够用，感觉上好象市场上钱的总数减少了，其实是误把收入的单位时间流量减少当作是货币的数量减少，误把获得新收入的流量不足，当作部分货币存量的消失。

问：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原因，不就是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过多或不足吗？与货币流通速度有何关系呢？

问：一个市场经济体中，设单位时间产出商品的速率为D／T（D、商品数量，T、单位时间），商品平均价格为P，货币平均单位时间与商品交换的速度为N／T（N、货币与商品交换的次数），货币的数量为M 。供求平衡时，单位时间货币与商品交换的价值量MN／T与单位时间产出商品的价值量PD／T相等，物价稳定。经济繁荣时，购买力旺盛，MN／T常超越PD／T，供不应求，物价上涨，货币当局通常实行紧的赁币政策，因此货币数量为M应是稳定或下降的，物价上涨应不是货币数量M过大，而是人们获得收入后比过去更快就用于投资或消费，使货币平均单位时间与商品交换的次数N增多，即N／T加快，使MN／T超越PD／T，物价上涨。而物价越上涨，人们急着购买的速度就越快，货币流通的速度越快，这就是通货膨胀。经济萧条时的情况刚好相反，通货紧缩的直接原因，主要是货币流通的速度减慢，而不是货币宽松政策下货币数量反而减少。

货币流通速度为什么会慢下来呢？

答：货币数量是一个存量，它所承载的收入，也是一个存量。只有当这个收入存量以一定速度用起来，去购买，货币才有一定的流通速度；全体居民的旧的收入存量以怎样的速度去购买，以怎样的速度消失，决定了新的收入以怎样的速度产生，单位时间获得新收入的流量。因此货币流通速度减慢，钱不够用的问题，应归结为人们为什么会减慢用现有的收入存量进行购买的问题。

问：如果收入存量的数值一直没太大变化，人们为什么不按原速去购买呢？这说不过去。而更现实的是，经济萧条的时候，大家都不来钱，不是因为没钱才少购买的吗？

答：到底是人们用钱的速度减慢了，导致人们的收入减少不够钱用，还是人们不够钱用，导致人们用钱的速度减慢，很象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向题，其实不然。社会上货币的存量及其承载的收入存量基本不变，不等于每个人手中持有的货币或收入也基本不变。在经济萧条爆发的前后，有的人失业了，有的人工资少了，绝大多数民众手中的收入，在必要支付而流走的同时，新的收入又大幅减少，手中的货币会越来越少，只有勒紧裤带。在经济衰退时，富人们获得收入的流量很可能也在减少，因此也会减少投资、节制消费。大家用钱都在减少，只不过绝大多数人获得收入的速度比支出的减慢还要更慢，手中的货币及收入少了，只有极少数人获得收入仍多于其支出，钱集中到更少的人手中。大多数最需要钱消费的人没钱了，而有钱本应去投资的少数富人，在经济不景气时因找不到好的投资渠道而减少投资，货币流通减慢，导致收入在存量基本不变情况下的流量减少。这就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大部分民众或债台高筑、或持币量减少，另方面银行储蓄大幅增加，无论你怎样鼓动人们贷款去投资和消费，银行的钱就是贷不出去，消费与投资同时萎缩，货币流通速度在减慢，这就是中国今天的现实。

问：这里出现一个循环论证：经济不景→富人减少投资→民众失业增加收入减少→消费与投资同时萎缩→货币流通减慢→经济不景。经济常常是在非常繁荣之时突然出现这种恶性循环,它从那个环节开始？原因是什么呢？你没有说明其发生的真正原因。

答：你说得太好。这里有抽丝剥茧的丝头，从此我们跳过货币循环流动的议题，进到经济是否均衡这个更深层次的议题，然后我们回头再去认识货币循环流动中出现的问题。经济均衡与否，是货币循环流动过程中出状况的根本原因，但你不能用调整货币流动状态的办法，去解决经济结构已经严重失衡的问题，这就是主流经济学常出错的主要原因。现在中国很多人都无钱消费，且债务缠身，但另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又显示，目前中国各银行内的储蓄量（如前所述并非都是货币）猛增，穷人和富人都谨慎消费，富人又不投资，无法用于消费和投资的钱都往银行里放，银行里的钱又贷不出去推动消费和投资，说明银行系统作为软性的货币流通加速器，减息减存准，都无力加速使已经慢下来的货币流通回复正常，真正的原因，是经济结构已严重失衡，这就是要找的“丝头”。

问：能解释清楚经济结构失衡导致货币流通速度无法逆转地下降的实际过程吗？

答：我们先从一个对货币流通速度影响不大的经济结构失衡说起，通过对比，能深刻地理解另一个从根本上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结构失衡。人们根据自己的收入与市场上各种商品的效用进行衡量，去确定个人的需求结构和购买行为，以有限的收入去获取最大的满足，这就是经济学所说的消费者均衡。千千万万个人，就有千千万万种实现这种均衡的购买结构。而全社会个人的这种结构的总合，又构成社会在当前有限生产力约束下，实现效用最大化、获最大满足的需求结构。这个最终消费结构，是一个横向的结构，它决定了资金货币流向、劳动力配置、产业和消费品产出的横向结构，同时也决定了它的产业链上游相应的横向结构。这是经济的一个完整的横向结构，不妨简化为满足衣、食、住、行、娱…的结构。当这个结构失衡吋，例如衣的供给过于求，而食物供不应求时，衣的价格会下降而食的价格上升，直至投资的货币流更多追加到食的产业而减少流向衣的产业，使失衡的横向结构趋向均衡，事实上这个结构在市场调节作用下是不断进行的。我们看到，整个调节过程，资金流、货币流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对货币流通速度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问：这道理很简单，不用多说，还是快点说说另一个失衡会影响购买力和货币流通速度的经济结构是什么？它怎样影响购买力和货币流通速度？

答：能使社会获效用最大化的衣、食、住、行、娱…的均衡的需求结构，决定着收入流向市场进行购买的横向结构，在价格的波动中又决定流向各部门的投资资金及形成产业的横向结构。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了效用最大化的横向消费结构均衡，却忽视同样以效用最大化为目的的纵向结构均衡。它看不到过度的投资需求，过低的消费需求，偏离了效用最大化原则，是一种非均衡的纵向需求结构，通过结构失衡的纵向资金流，导致纵向产业结构的失衡，不知道这是一个完整结构体系的失衡。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纵向产业结构失衡，不同于微观横向消费结构的失衡。凯恩斯把国民收入GDP流向市场的资金流分为两股，一股是消费，另一股是资金供给的储蓄与紧接着对资金需求的投资，认为总供求的不平衡，主要是在后一股货币流上，出现了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凯恩斯实际上已经划分了资金流的纵向结构。但他没有把投资与储蓄的不等，放在经济一个完整的纵向结构体系中加以研究，看不到此纵向结构体系的失衡，才是投资突然小于储蓄和货币流通速度突然下降的根源。因此把研究重点放在如何把储蓄之水抽向投资的操作上，结果不仅无效，且常常适得其反，加重了经济纵向结构的不均衡。如2008年中国4万亿的财政投资，就是在投资本已过度而消费增长缓慢的非均衡状态下，进一步恶化这种非均衡的实例。

问：能简单明了说说这个纵向结构均衡怎样以效用最大化为目的吗？

答：人类社会一切发展阶段的经济活动，都在追求当时有限劳动生产率前提下的效用最大化。即使远古小规模自给自足的经济体，都要为后期的生产准备适量的劳动工具等，以满足新增劳动人数对劳动工具的需要。工具生产得过多或过少，都会使经济体所获的效用无法最大化，这种不均衡即使规模很小，他们也能感觉到不利，并不断有小规模的改正。现代大规模市场经济，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纵向结构，使社会从中能获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的原理呢？当然是有的，并对经济运行和货币流通的影响深远，失衡所产生的破坏力巨大。

问：用什么方式来描述经济纵向产业结构的存在呢？

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有非常严重的错误。其理论基石“剩余价值论”的错误，在于它把以利润为收入来源的一个人数庞大的劳动者群体（包括资本家在内营运整个资本市场的所有工作者），与非资本市场的工薪收入劳动者群体，人为割裂成不可调和的两个对立的阶级，误导他们进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对此我有另文讨论。但马克思的理论中并非一无是处，我们这里就借用他两大部类的概念（其中第Ⅰ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第Ⅱ部类生产消费资料），结合投入产出分析法来回答你的问题。对投入产出分析法和两大部类分析法不太了解的读者，可跳过这部分内容，只要记住，下文提到“表１中的３”所指的，就相当于自给自足小经济体，为次年新增劳动人口的劳动所需而生产的工具。工具过多或过少，“表１中的３”过多或过少，对社会都是不利的、非均衡的，就这么简单。用这两种分析法，为的只是更有说服力地证明，在一个复杂的市场经济中，这种不均衡是可能大规模出现的。

问：两大部类结构就是你所说的经济的纵向结构吗？能用它来说明纵向经济结构的均衡与否吗？

答：两大部类结构只是经济整个纵向结构体系中的纵向产业结构部分。表1显示了两大部类的投入产出关系。30多年前，我曾按此结构，将中国广东省1985年的5部门投入产出表，转换成同时反映5部门与两大部类的投入产出表。其实，所有的部门投入产出表都能转换成部门-部类投入产出表（这里就不说转换的技术细节了，有兴趣者, 可参阅文后的附件1）。这种转换有力地说明，纵向部类产业结构与横向部门产业结构同样真实地存在。表1中的列，分别记录两大部类的投入；行，分别记录两大部类的产出。为便于

论述，我们用每个方格右下角的数字代表格中的内容。各部类的投入与产出，即各部类的列与行各自平衡，即：Ⅰ部类的1＋4＝1＋2＋3，和Ⅱ部类的2+5＝4+5+6。表中的最终产出是3+4+5+6，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从产品形态来说，3是积累的生产资料，4+5+6是消费资料。在供求平衡条件下，6可理解为零，而前期产出售后的收入流中，有4+5的数量用于消费，3的数量用于储蓄或投资，与当期产出的4+5和３相平衡。或者用另一种说法，就是国民收入被分为消费和储蓄－投资这两个需求流，分别就是冲着4+5+6和3这两个供给而来，并决定着它们的增长。经济学界最关心的是这种两类产品的供求平衡，却没人去论证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之比均衡的原理，忽略前述那个经济体生产多少劳动工具与多少生活用品之比的合理性问题。更多人会认为，投资消费比的均衡根本就不是问题，消费品的生产已经决定了生产资料要生产的量，这就大错特错了。Ⅰ部类产出中, 用于生产消费资料4+5的部分只是2，如果把Ⅰ部类看作一个独立的投入产出关系, 其最终产出的生产资料，除了2之外还有3，3与当期消费资料的生产无关。因此Ⅰ部类生产中，为生产出3而投入的那部分生产，与当期消费资料的生产也是无关的,Ⅰ部类生产的总量并不受Ⅱ部类生产的约束。对3的需求起限制作用的，是下期生产的新增劳动者人数和技术进步，且期期如此。因此，只要下期生产新增的劳动力非正常地足够大, 如大量失业者投入生产，3就可以非正常地更大,ⅠⅡ部类之比也可以不正常地更大。而国民收入中用于投资与消费的需求之比，通过市场的调节，将决定最终产出中生产资料积累3与消费资料4+5之比，同时也决定了ⅠⅡ部类之比。投资与消费的需求之比是否均衡，决定了ⅠⅡ部类产出或供给之比是否均衡。

问：那投资消费比的均衡、两大部类产业结构的均衡，是否就集中体现在表1中3的数量是否均衡上？

答：是的，你把纵向结构是否均衡的问题聚焦到一个关键点上,3的过大或过小, 都会破坏社会所获效用的最大化, 导致经济失衡。我们先说产业结构的均衡问题。图1画出4条经济增长线。BC是持续充分就业的经济均衡增长线，因此GDP是持续最大化的，下面就看它的纵向产业结构了。在经济已经实现充分就业前提下, 经济的BC增长要求表1中的3，即积累的生产资料，必须正好与自然增长的劳动人口相匹配，是均衡的，否则不是产能过剩就是不足，经济不可能持续充分就业。总量持续最大化的GDP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生产资料积累3，二是消费资料，既然3是均衡的，没有过剩或不足，那么消费资料也实现了生产力有限条件下的持续最大化。由此可见，最终生产出3和消费资料4+5+6的两大部类结构也是均衡的。或者说，它必须是均衡的，经济才能沿BC均衡地增长。但是实际经济很难实现这样的增长，因此也称BC为潜在的经济增长线。设A是潜在经济增长线下方一个实际经济增长的起点，生产资料存量不足，失业率非常高，这两个条件使表1中的3，完全不受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的

  图1

约束，使A点出发的经济增长可能出现以下三种情况。一、图1的AD增长中，3的增长缓慢，生产资料长期无法满足全体劳动者劳动的需要，实际经济增长持续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是一种无法实现效用最大化的非均衡增长。二、图1中的AB增长。这是一种最常见也最难理解其不均衡性的经济增长，所以我先用表1并假设两个简单数字来作一说明。设近期失业者投入生产的数量巨大，满足实际新增劳动人口劳动所需的生产资料3，用数字表达为40000单位，为此一个Ⅰ部类偏大的纵向产业结构形成了。在劳动人口高速投入与生产资料高速积累，经济高速增长的状态下，突然，失业劳动人口消失了，满足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的劳动所需生产资料3，大幅下降到400，下降了99％（有点夸张，但只是为了强化对此失衡的认识），多出了39600单位,或者说过剩了39600单位的产能。想想看，既成的纵向产业结构会发生什么呢？我想，再没有比这一假设能更简单明白地说明纵向产业结构的失衡了。经济从A点起飞高速增长，但劳动成本一直被压抑，至使消费增长缓慢，而低劳动成本所对应的投资高收益率，又剌激着储蓄与投资高增长，使3的增长大大高于经济均衡增长时受劳动人口自然增长所限定的速度。大量失业劳动者的投入又使这种增长得以持续且平稳，似乎失业劳动的高速投入生产就是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的一部分。积累生产资料３高速增长所确定ⅠⅡ部类的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的状态愈演愈烈，一直保持到经济高速增长到达的顶点B。在B点，失业人口消失，意味着３已不可能维持原来的速度高增长，但已经形成的ⅠⅡ部类纵向产业结构，惯性地一时难以改变，并产出大量过剩的3来。这种失衡的产业结构在B点的不可持续，产能的过剩，决定了经济在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不足”过渡时的下滑。三、AC增长。这是一种平稳与均衡增长相衔接的经济增长，当其接近均衡增长线时，增长速度越来越接近均衡增长的速度。由经济增长速度与生产资料积累3和两大部类产业结构的相关性说明，3和ⅠⅡ部类产业结构也越来越趋向均衡，积累生产资料３趋向于正好满足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的劳动需要。

问：生产资料积累3在经济能否均衡增长中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它是否可调呢？

答：是可调的，但只能缓调，无法在高速增长时急调，就象汽车不能在高速行驶时急转弯一样。生产资料积累3本身就是一个纵横交错的矩阵结构体，推动和满足经济纵横向结构的发展和需要。它的调整主要涉及整个经济纵向结构的调整，也涉及整个横向结构的调整，使它无法在短时间内作大幅的调整。它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速度密切相关，它的非均衡高速增长一定对应着经济非均衡高速增长，如果某种原因决定它无法继续增长或大幅减速，对应着一定是经济停滞或减速，因此它的调整又涉及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利益、收入和需求关系的调整，甚至是巨变。总之它的调整，是一整个结构体系的调整，非轻而易举，与仅仅是横问部门结构的调整完全不同。

问：那么，纵向产业结构的失衡，又怎样导致资金周转的紊乱，货币流通速度减慢，人们无钱可用呢？

答：我们曾经说过，流向消费品各生产部门的横向资金流结构失衡，会导至产品结构偏离效用最大化的均衡，如鞋子生产过剩而服装不足。通过市场价格的调整，资金流的横向结构会作出调整，推动横向的产结构作出调整，使产品结构趋向效用最大化的均衡和供求平衡。同样，流向ⅠⅡ部类的资金流结构失衡，也会使两大部类产品的结构偏离效用最大化而失衡。同样是资金流向结构失衡，但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是不同的。在经济的繁荣期，流向Ⅰ部类的资金高速增长而流向Ⅱ部类的资金增长缓慢，使生产资料积累3高于均衡的态势越演越烈。而大量失业人口的投入掩盖了这种失衡，使整个繁荣期保持着总供求的平衡，直至冲到繁荣的顶点才显露出来。与横向资金流结构失衡后，资金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部门的调整不同，纵向资金流结构的调整，涉及一整个既成的纵向的结构体系的调整，不是单单调整流向ⅠⅡ部类资金流的结构就能解决的，这就决定，非均衡过度用于投资的资金，无法在短期内大量转向消费。非但如此，由于3过剩引发的投资萎缩，导致失业增加后的消费与投资同时萎缩，这才是投资+消费﹤储蓄+消费，货币流通速度减慢的真正原因。凯恩斯把全体居民的收入分为消费与储蓄两大部分，这就是资金供给流的纵向结构；他又把对资金的需求分为消费和投资两大部分，这就是资金需求的纵向结构。他认为投资小于储蓄，是总供求失衡的失键，因此极力主张用财政手段将储蓄之水抽向投资，以实现供求的平衡，他全然不知投资萎缩小于储蓄，只是一整个纵向经济结构失衡中的一个环节，不从整个纵向经济结构的失衡去理解问题，仅从资金流、货币流的角度，用增加投资去平衡储蓄，无疑向着进一步恶化两大部类结构的方向迈进。当经济在纵向结构失衡状态下冲到B点时，调整利率、存款准备率和货币发量，情况也大致如此，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政策。

问：现在很多人已看到，中国经济正形成一个“流动性黑洞”,无论你向它投入多少货币, 对复苏经济都不起任何作用, 能对此作一说明吗？

答：“流动性黑洞”, 其实就是对严重的流动“性”陷阱一个形象的说法。它只有用货币流通速度的不断减慢，使你无论投入多少货币，都无法增加购买力来说明。可见货币流通速度的快慢变化，对理解经济波动是多么重要。旧的货币理论无法解释这个现象，因的它一提货币流通速度就必然会出现逻辑混乱。其错误的源头，是提出商业银行系统创造存款就是创造货币的理论。银行系统内的存款都是货币的论断，又导出货币有M₀、M₁、M₂、M₃…的狭义广义许多种的谬论。由于每一种货币都在流通，那么断定货币流通速度也有狭义广义V₀、V₁、V₂、V₃…许多种，逻辑上就混乱不堪了（前有论述）。为了避开这个混乱，于是有人又提出流动性这个模糊不清的概念来蒙混过关。谁能说得清流动“性”是什么？它既不是货币数量，也不是货币流通速度，但模糊中又好象是它们的混合体。一说到流动“性”不足，货币当局就急急忙忙去印钞或降准、降息，动机好象是要增加货币数量。流动“性”陷阱的出现，说明印钞或降准、降息不起作用，明明加印了货币却不知去向，流动“性”仍然不足。用货币数量无法解释流动“性”陷阱，但又不能说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否则就会涉及M₀、M₁、M₂、M ₃…的流通速度问题，结果V₀、V₁、V₂、V ₃…间无法兼容、不可同时存在的矛盾就会暴露出来。对于旧的货币理论来说，深入研究货币流通速度是一个禁区，谁能站出来，说清楚狭义与广义货币流通速度之间的关系呢？。既然如此，那就继续用流动“性”这个概念去混吧，反正我说它是货币流动的一种“性”，致于这个“性”是什么，随便你怎样理解都行，你说它是货币数量就是数量，你说它是速度就是速度。货币流动“性”陷阱作为一种现象的存在，对旧的货币理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个有力的否定。目前中国经济中出现的“流动性黑洞”，只能从中国经济纵向结构的严重失衡，决定了投资进而是消费需求的必然萎缩，这个残酷的现实，无论你增加货币数量或试图提振货币的流通速度，都无法改变。当经济失衡需求必然萎缩的时候，保持钞票数量M基本不变，那怕通货紧缩提高了M的单位购买力，货币流通速度V必然会减慢到需求MV不足的应有状态，因为这种不足是结构失衡已经决定了的；如果你狂印钞票M，引发通货膨胀使M的单位购买力下降，V的变动使需求MV的不足该是什么程度还是什么程度（如阿根廷）。货币流通速度对应着货币数量及其单位购买力的变动而变动，使经济始终处于需求不足的状态，这决不是货币的数字游戏能解决的问题。

问：那么，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否都是没有意义的政策呢?

答：当然不是。但是一，在调整的时机上，你不要等到经济已非常接近B点时才运用这些政策，而是在经济接近充分就业的潜在增长之前，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就开始调整，因为纵向经济结构是可调的，但无法在高速增长时急调；二，在调整的目标上，不要集中在消减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和供求失衡上，而是要集中在逐步化解纵向经济结构的失衡状态上，控制住经济增长的速度，使之与均衡的经济增长相衔接。

问：为什么投资与消费的纵向需求结构，总是固执地周期性偏向于投资，导致纵向产业结构中Ⅰ部类的非均衡高速增长呢？

答：哈罗得-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把经济增长主要分为三种：一种是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也可称之为潜在的经济增长，即图1中的BC增长；第二种是投资者能满意获利的经济增长，类似图1中的AB增长；第三种是实际的经济增长。哈罗得-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只有当实际的经济增长同时等于第二种和第一种经济增长，经济才能持续保持供求平衡和稳定增长。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第一种经济增长是全社会获效用最大化最满意的经济增长，而第二种则只是投资者满意的经济增长，它们是不一致的。你的问题就是，经济为什么固执地反复要走第二种经济增长之路，导致经济周期地强烈波动。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整体而论，投资获取利润并构成资本积累的，主要就体现在生产资料积累的3上，只有经济高速增长的AB, 才是生产资料3高速积累的经济增长，才是投资者满意的经济增长。所以只要AB这种非均衡经济增长的条件存在，投资者就会踊跃参与，并尽力压抑着劳动成本，压抑着社会消费的增长，保持3的高速增长, 一直把经济高速推到不可持续的顶点B。

问：前面讨论了经济纵向结构体系中的几个层面，包括产品效用和产业、资金流向与配置、资源和劳力配置的纵向结构，那么投资与消费是否就是此体系中的纵向需求结构呢？

答：是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比，就是经济纵向的需求结构。经济纵向需求结构的不均衡，决定了产业结构、供给结构的不均衡，由此实现的供求平衡常常掩盖着经济的非均衡性，直到纵向结构失衡的经济无法持续的那一刻。以往的经济学理论，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供求的平衡上，甚至在纵向结构失衡导致危机爆发的时侯，经济工作者所做的，仍然是全力以赴去恢复供求平衡，完全不知道不均衡与不平衡之间的因果关系。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也只是研究了生产与再生产之间，两大部类的供求如何得以平衡，完全不涉及两大部类的结构是否均衡的问题。

问：你的意思是：由于投资过大的纵向需求结构首先就是不均衡的，导至两大部类供给结构也是不均衡的，它们由市场调节所实现的供求平衡，是纵向结构不均衡前提下的供求平衡，直至繁荣的顶点,供求失衡才突然爆发。那么，有什么办法能使投资与消费的纵向需求结构趋于均衡呢？

答：你对以上讨论的总结很到位。能使纵向经济结构趋于均衡的根本，就是实行公平的收入分配。

问：怎样的收入分配，才是公平的收入分配呢？

答：我认为：公平的收入分配，社会或者说全体居民从消费总量上所获效用最大化，以及经济纵向结构的均衡，是三位一体的；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能离开此三位一体单独得以实现，它们互相依存，其中任何一项的实现，意味着其余两项也都得到了实现；相反，其中任何一项未得到实现，意味着其他两项也未得到实现。这是经济纵向结构均衡的基本原理。因此公平的收入分配，就是能使社会从消费总量上获效用最大化，使经济纵向结构达到均衡的收入分配。或者说，如果社会在消费总量上未获效用最大化，经济纵向结构是非均衡的，这时的收入分配就不同程度上一定是不公平的。

问：公平或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在经济纵向结构均衡问题上的作用如此重要，能说明它发生作用的具体过程吗？

答：我们己把居民的收入支出分为储蓄投资与消费两部分。我们再把居民获得收入的方式分为利息、利润和广义劳动成本两大类：利息源自利润，归结为利润；广义劳动成本的主要部分是工资，假设一个没有福利的社会，养老育儿…的费用只能用家庭当前和过去的工资收入来支付，小量来自利润，事实上今天的养老保险金就是由企业和个人支付的，因此我们把社会福利，归结为广义劳动成本的一部分。全部居民的消费，都可分为刚性消费和弹性消费部分。不同个人的刚性消费量不同，通常收入越高的人，刚性消费量越大，但在其总收入中的占比越低。因此，收入及财富在居民中的分配和这种分配对全体居民消费弹性的影响，就成为社会在消费与储蓄之间的可调因素。预期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走势，对居民收入用于储蓄投资与消费的比起主要的调节作用。

问：能把收入在利润与劳动成本间的分配，导致收入用于投资与消费之比失调的作用说得更清晰点吗？    

答：希望图2能帮你更清晰理解上述关系。图中横轴上分布着收入高低不同的居民；斜线OH反映居民不同的收入，OH上任意点的纵坐标，反映其横坐标上那部分居民的收入量；QB为刚性消费需求曲线；AC和AD是两条不同收入分配关系下实际的消费曲线，它们的差别反映消费弹性的

图2

存在；G点上的居民，是收入低下的“月月光”一族，G点左边的则入不敷出，因此他们都没有消费弹性可言；E是人均收入位,F的纵坐标为人均收入量；粉红区为人口分布的最密集区；设P点右方为居民稀少的富人区。由于E点左方的人口密集度远远高于右方的人口密集度, 所以人口最密集的L区可以肯定偏离E, 位于其左方。L偏离E的程度反映了收入分配的状态, 偏离越大，收入的贫富差别越大, 且主要反映了投资利润收入与工薪收入的差别越大。收入分配实行绝对平均主义或高福利主义的经济体，E、L和G会非常靠近。E与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随着经济高速增，会向右方快速移动。E靠近G并长期滞留，说明生产力低下且增长缓慢。1968年我“上山下乡”到海南岛时，月薪是18元人民币, “知青”们常常捡起地上扔弃的烟头, 用废纸卷起再抽, 称之为“大头熟”，可见收入是多么接近G点。而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使社会最密集人群L的收入和人均收入E也不会高太多。但在当时低水平的生产力前提下，这样的低收入仍然是挤压投资的相对“高”收入，加上当时私人投资被禁止，仅仅依靠居民“高”消费率后微薄的储蓄和政府相对不足的收入,进行效率低下的公有制投资, 致使中国经济增长极其缓慢，除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原因外，生产资料积累3的不足，失业（主要是隐性）人口积累性增加，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其他一些受平均主义或高福利主义影响的国家, 如北朝鲜、巴西…, 投资不足的状况大至相同。虽然这类国家的劳动成本普遍低下，但这种低下，不是经济高速增长状况下劳动成本被过度压抑造成的低下，相反，是在劳动成本相对过“高”，导致投资不足，经济增长缓慢而出现的绝对低下。中国改革开放后，收入分配从绝对平均的不公平的一个极端，走向贫富严重分化的另一个极端。实行独裁统治的国家,收入分配只能在这两个极端中二选一，因为放开后必然出现的官商勾结利益集团，对劳动成本的打压远远超过民主国家对劳动成本的压抑。这种腐败的政治权力与商业利益的勾联，使劳工在收入分配上没有丝毫的反抗力。当一放就乱威胁到独裁统治的基础时，又必然会回到平均主义一收就死的老路上。随着中国改开后GDP的高速增长，人均收入E从靠近G的位置迅速向右方移动。但过程中“利润”收入（内含大量非市场的贪腐收入）与工薪收入间的分配始终极不公平，致使高密度人群区L向右端的移动极其缓慢。李克强在2020年全国两会答记者问时说：“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可见 L与E的距离越拉越大, 说明劳动成本低下和投资利润高企。一个数量巨大人群的收入区位L,非常靠近“月月光”的G点,尽管其收入的消费率非常高，但对全社会收入的消费率则贡献低下。占据了更大收入的另一群体，自身收入消费率的低下和入数较少,决定其对全社会收入消费率的贡献同样低下。而投资利润的丰厚，又刺激了全体居民的投资、投机的欲望,包括L区的居民,人人都勒紧裤带去参与投资,把弹性消费压到最低,我们看到一波又一波的全民投资、炒股的热潮，这就是实际消费曲线AD向AC下移，更靠近刚性消费，导致过度储蓄和投资的原因。过度投资持续到今天，终于导至产能过剩,投资机会大量消失，内外资同时外逃。收入的平均主义分配不公与过度压抑劳动成本的分配不公，从两个相反的方向引致经济纵向结构的失衡，社会所获效用偏离最大化。

问：今天中国的经济，到底是受到外部势力打压还是自身的经济结构失衡，才导致投资机会减少，资本外流和经济萎缩的呢？

答：可以斩钉截铁地答复你，是中国纵向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此波畸形的经济高速增长已走到不可持续的尽头，面对中国投资机会与消费的必然萎缩，才出现了今天的国际政治走向和内外资外流。如果中国经济仍处在畸形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例如中国还处在2007年的环境，农民工不断涌入城市打工，投资机会仍在扩张且获利丰厚，并拉动国际经济也“欣欣向荣”，那就什么事都没有，外资你想赶都赶不走。西欧经济强国对中国市场的依依不舍，马克龙的幻想，马斯克在中国留到最后，华尔街鼓噪疫情后的报复性复苏，都是有力的说明。严厉的封控清零抗疫政策取消后，人们期待的经济复苏不但没有出现，反而越发萧条。面对中国投资与消费市场的萎缩，他们最后都不得不离开，把一个政治上独裁，经济上落后的中国甩到身后。所谓外部的政治和经济的打压，只是独裁制度下的中国，失衡的经济走到这一阶段的必然结果。常说内因是变化的根本,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看来是道理的。

问：你认为，只有当经济纵向结构实现均衡，社会从中获效用最大化时，才能判断收入分配是公平的，怎么理解？

答：为了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就必须每期的生产都有适量的生产资料积累, 这就要求每个人根据自已的能力和收入作出必要的贡献，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这是公平合理的第一条。过高的投资收益率，会使全体居民拿出过多的储蓄进行投资；绝对平均导致投资收益率过低，又会使人们储蓄投资的能力和欲望低下而不足；只有劳动成本提高到一定程度，既非绝对平均，又非投资收益过高使贫富差别过大，才能实现上述的公平合理。人们按收入大小进行的储蓄，实现社会必要的资金积累，从个人角度来看, 储蓄最终还是自已的资产, 但从社会一个永恒的过程来看，它又构成年复一年一个始终都没有用于个人消费的资产, 而是为经济发展提供的资金。谁都不应怀疑，马斯克所建的星链，是股东们的私产，但直到他们离世，这星链都是为社会而存在的，其社会属性与私有性是分离的。马斯克一生的消费与其拥有的财产间有一个巨大差额，某种意义来讲，他只是以个人拥有的形式，用管理个人财富的热情为社会代管这笔财富，并为此付出艰辛的劳动和承担巨大风险，甚至连与资本量挂勾而付出劳动所得的利润收入，其大部分也再次贡献于社会，他一生所得的，就仅仅是其一生有限的消费。所有居民的储蓄和消费，性质都如此。用私人拥有的形式来管理社会发展所必要的财富，这是上天所设计的最有效率的形式, 使每个人都尽心尽力用管理个人财富的精力去管理社会的财富，与马克思所设计的那个由官僚管理的形式就好得无法比了。拿马斯克等一拨企业家与那些反市场而行为的贪官污吏相比，谁在为筹集、营运社会发展必要的财富而付出辛勤的劳动，谁在窃取这些财富，不劳而获并穷奢极欲，真正占有了剩余价值，不是一目了然了吗？但在私有制形式下，个人追求财富增值的欲望，又常常使这个个人代管的社会财富超越均衡增长的程度，于是上天又设计了公平的收入分配、社会所获效用的最大化与经济均衡发展三位一体的内在要求。这个三位一体不是那个人的发明，它一直内在于市场经济的历史过程中，要求经济必须使每个居民公平地从中获益才能稳定发展。人所设计的绝对平均主义收入分配，导致投资不足和效率低下，经济无法均衡运行；劳资博弈中，资方独控分配大权，投资利润过高导致储蓄与投资过度增长，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爆发危机；只有在民主立法机构中, 劳资这两个劳动群体，在深刻认识经济均衡原理的基础上进行协商，以立法形式去实现公平收入分配，才有可能实现社会所获效用的最大化和经济均衡。

问：但我们怎样知道经济纵向结构是否均衡和效用的最大化，在平均主义与贫富过度分化之间，找到那个公平的收入分配呢？

答：表1中的生产资料积累3是否正好满足劳动人口自然增长与技术进步对它的需要，是判断它是否均衡的依据，而观察失业率曲线的走向，能知道3的大小是否正好或趋于正好满足劳动的需要，所以失业率曲线的走向，是我们判断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工具。如果失业率快速下降的曲线直冲向充分就业区（达零失业率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说明经济的纵向结构持续处于失衡状态，收入分配是不公的。失业率曲线靠近充分就业区时与之形成夹角的大小（绘图参数确定），反映分配不公的程度。只有当失业率曲线接近充分就业区时与之形成的夹角趋近于零，收入分配才是公平的。下面用图３中美国失业率曲线的波动来说明这个道理（图３参考梁中华 李俊：《投资风光不再，消费能否独好？》一文中的图表 1 和 【中信证券宏观】《2020 年美国失业率出现拐点》图 2 等资料整理而成，应是投资者实操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但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文后的附件2的简要说明）。从图中的浅绿色

图3

区可见，每当失业率急速下降时，总是私人投资增速处于高位（注意：投资增速曲线在高位即使平移，也说明投资量在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居民的消费也在增长，但增速就慢得多。可以断定，在浅绿色区内，Ⅰ部类产出的３中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用在失业者投入生产的需要上，所以失业率曲线才出现这种下降的形态。但当失业率曲线接近充分就业区后，除非天上仍有足够的劳动者持续不断掉下来，否则这种经济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我们依据失业率曲线走势，在它接近充分就业区之前，就应该通过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增大劳动成本，使失业率曲线的下降速度趋缓，使之进入充分就业区时与零失业线平行，或在区内微幅波动，这时的收入分配就是公平的收入分配了。

问：这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要做的事情吗？

答：恰恰相反，全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史证明，由官僚来管理的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收入分配，不是走向绝对平均的极端，就是走向对所谓低瑞人口最残酷剥削的另一端。收入分配涉及不同阶层的利益，需要一种机制来平衡。早期的市场经济中，资本家垄断了收入分配的权力，收入分配当然会偏向于投资者一方，不公平显而易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官商勾结利益集团控制了政治、经济、刀把子和笔杆子的大权，不公的收入分配向着投资利润，向着官商勾结利益集团的一方倾斜，就有过之无不及了。只有当今的民主议会立法制，普罗大众才取得代议立法权，如果人们又认识了公平收入分配的原理，就有机会通过与收入分配有关的立法，再通过市场运作，去实现经济的均衡，并使社会所获效用最大化。

问：图3中看到，失业率曲浅无论在浅绿区的向下冲刺，还是在粉红区的向上反弹，大都处于失业严重的状态，既然都有大量失业者，说明并不缺少劳动力。为什么粉红区的大量失业者，为什么今天中国那么高的失业率，就不能推动生产资料积累３，推动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呢？

答：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举下例：“设一个有 300 名工人的制衣厂。该厂老板为赚更多，利用失业者就业竞争的有利条件，尽量压低工人工资，用更多收入去扩建厂房、买设备、购进布匹，使企业收入中的更大比例用于扩大投资，此外有部分工人也节衣缩食入股投资，工人和老板的收入都尽可能少地用于消费。第二年，工人增加到 330 人，加上技术提高，产出增加 15％。第三年失业的情况一样，生产规模继续扩大，产值又增加 14％。企业一直以两位数高速增长，且一切正常，因为年年都能招到足够的人手。十多年后，企业规模达千多工人，之前的双位数增长，年年增加的生产资料与年年招收的劳动者人数之间是搭配的、协调的。 这年他还在扩建厂房、增购布匹、更换并买进更多更先进的设备。但突然出现‘民工荒’，只请到两个新工人，而计划增加百多人的厂房已建好、布匹和设备已购进，企业产能过剩了。”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上下游的企业都会遇到相同的困境，都必须压缩投资。而压缩投资又必然与已经适应投资高速增长的纵向产业结构相冲突，引致失业人口大幅度增加。但这样的失业还能反过来推动投资和经济高增长吗？所有上下游企业，能一起招回那些失业者并追加“天上掉下来的劳动者”，去推动那些已经过剩的产能吗？不可能了。这个例子说明：第一，经济能超过自然增长的速度高速增长的两个必要（非充要）条件是：1.有大量的失业者，2.生产资料存量相对不足，无法满足社会全部劳动者劳动的需要，二者缺一不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就非常充足地具备这两个条件。当经济从浅绿区向粉红区过渡时，两个必要条件突然消失了，出现一个短时间的劳动力短缺（中国出现民工荒），劳动力供给跟不上生产资料积累3的增速，显现出产能过剩。当产能过剩导致投资萎缩，失业人口再次大量出现时，这种产能过剩条件下的失业与产能不足条件下的失业是不同的失业。第二，产能过剩意味着Ⅰ部类生产资料生产的投资必然萎缩，导致短时的劳动力不足后失业率反升，以及失业率反升后的消费萎缩。第三，粉红区的失业人口必须等待产能过剩、生产资料存量过剩转化为不足后，才有机会再次高速投入生产，这是需要时间的，因为已经失衡的整个纵向经济结构体系有很强的“惯性力”，就象钟摆摆锤高速越过中位时的动能，必把摆锤推向发动另一次摆动的高位一样，这个失衡的“惯性力”必然对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才能到达发动另一波周期的起点。由此可见，粉红区的失业与浅绿区的失业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环境中，是无法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

问：当中国出现民工荒时，按你所言，应该是生产资料过剩显现，投资开始萎缩的时候，但接着就是“脱实向虚”，泡沬经济泛滥，特别是在房地产泡沫上的投资高涨。这一方面说明，投资仍可以高速增长，另方面还说明，投资能转向生活资料住房的生产，改变两大部类的结构并趋向均衡，这都与你的理论明显不符，如何解释呢？

答：“脱实向虚”，泡沬经济泛滥，明显是高投资低消费非均衡经济发展的最后阶段，许多国家在经济危机爆发前常常会经历这个阶段。就GDP 的所有产品来说，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只有两种东西，一是生活资料，二是满足下期劳动要增加的生产资料（略去武器等）。私人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财富的增长。而财富增值，从产品的角度来看，最终都要体现在积累的生产资料，和大件耐久并能泡沫化增值的生活用品，这些能不断堆积财富的产品上，而不是那些随时就消费掉的产品上。如果经济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那些能体现财富增值的产品已经过剩，投资就会失去动力。“脱实”，说明继续在实体经济的高投资，导致生产资料存量继续高速增长已不可能，产能过剩后那里已赚不到钱，否则你赶它都不会“脱实”。但过剩的投资资金惯性地仍在高速增长，它唯一的出路，就是投入泡沬。这是一场疯狂的赌博，几乎人人都参与其中，有的倾几代人的积蓄，有人甚至不惜冒险高杠杆投入，他们并不明白这场赌博的风险有多大，还以为稳赚不赔。做庄的商家在煽风点火。愚不可及的政府不仅没有及时压制住泡沫，甚至把这些泡沬当作增加收入、维稳经济的手段，以至泡沬越吹越大时，让它破也不是，不破也不是。泡沫是个无底的黑洞，随着泡沬增大，它要吞食的资金成几何级数增长。但可用的资金，包括动用未来的资金是有限的，中国家庭资产的七成已投放在房产上，还能挤出多少呢？泡沫终会到达资金供给难以为继而破灭的一天。xxxxxxxxxxx房地产、债务，金融、股市…这些连环泡沬连环爆破后，除极少数提前脱身者赚到外，更多人已输得两手空空，甚者更是债务缠身。一个庞大人群的可支配收入，在图２中己被密集到“月光”线AG的左右。这个高投资低消费最后阶段的作用，并不是提升消费，恰恰相反，泡沬破灭后的消费资金萎缩及债台高筑，甚至使未来较长一段时期的消费，都被压缩在很低的水平上，反过来又使投资难以复苏。日本经历过这种泡沬破灭后停滞三十年的阶段，中国用“清零”之针剌破泡沬经济后，也必然会经历一个较长的衰退、停滞期，解除“封控”后不但不见复苏，反现一片萧条，原因就在这里。

问：问题是，既然劳动力已从过剩转为不足，为什房地产投资还能高速增长，很多国家在这个阶段，吹起的主要泡沫总是房地产，这与你的理论不是相矛盾吗？

答：原因是房地产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的高价值和产业规模巨大，正好能吸纳规模巨

大的过剩资本，通过房地产投资及其形成的巨大泡沫，赌博的赢者能把民间当今及未来消费的可用资金搜刮得更加干净。市场上曾出现过郁金香泡沫、兰花泡沫、红木泡沫…，这些泡沫都无法吸纳那么多的过剩资本，也难以复制再现，唯有房地产泡沫能一次又一次在不同的国家重复再现，它的规模巨大，有无尽容量去吸纳巨量的过剩资本和弹性挤出的消费资金。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价格曾不断飞涨的一栋栋空置房、烂尾楼和一座座鬼城，在泡沫破灭前都曾虚幻地满足着人们财富高速增值的欲望，直到今天才知道，那些空置的楼房，只是泡沫化的财富，是全社会毫无意义花费巨量劳动生产出来的费品。第二个特点，是它与位于产业链前端、中端的生产资料不同，房地产位于产业链的终端。前者的高增长，无论产前产后都需要劳动力的高速投入，如果产后没有高增长的劳动力搭配，对高速积累生产资料的需求就消失了。而房地产的高增长，只需在产前有劳动力的高投入，产出后的房地产品就不再需要劳动力的高投入了。明白点来说就是，利用现有的劳动力生产出净增的１万吨钢铁和ｌ千台织布机，就必须新增大量的劳动力去加工这些钢铁和使用这些织布机，但你同样用现有的劳动力生产出几十栋新住房，并不需要新增多少劳动力去配搭这些产品；前者会增加新的产能，要有新增的劳动力去生产，投资才能获得回报，而后者只是耗用已有的产能和劳动力产出房屋，然后等待更多资金投入这个泡沫，使房产增值来获得投资回报。这两大持点，就是经济从劳动力过剩转到不足，产能过剩时，房地产取代生产资料积累３，成为投资积累财富的标的，走投无路的过剩资本，和天量压缩当前和未来消费的资金，都纷纷流入这个泡沫的原因。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无论资金的流入量多大，它都照单全收转换为房价飞胀。泡沫越大，房价越高，要继续维持这个泡沫所需的资金就越来越大，但可投入的资金总是有限的。如果说前阶段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高增长，耗尽了过剩劳动力，那么高投资低消费最后阶段的泡沫经济，则耗尽了所有压缩消费能挤出来的资金，这就是非均衡高投资低消费的尽头。中国的泡沫经济正在破灭，不均衡高投资的结果，一定是投资的萎缩；经济非均衡高增长的结果，一定是经济增速下滑；泡沫膨胀时，国家、地方和个人的资产都在虚幻地膨胀，泡沫破灭时虚幻的资产消散了，露出绝大多数人真实的贫穷和债务。结束了！虚假的繁荣结束了！

问：你是从一个封闭的角度来说明经济纵向结构的失衡，但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都不是封闭的经济体，国际贸易改变了它们的纵向产业结构，那么还能从封闭的角度去理解它们的纵向经济结构吗？

答：问得好。这是一个牵涉面很广的问题，我只能作一些概略性的回复。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不同国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的国家的出口以最上游的产品为主，如沙特阿拉伯、澳洲…，有的出口以下游产品为主，如中国…，这确实一定程度影响了它们的纵向产业结构。但纵向产业结构只是经济纵向结构体系中的一个部分，此外更重要的还有收入的分配结构、收入流的消费储蓄比和消费投资比结构，它们决定着贸易出口转换而来进口的产品结构，有多少是消费需要的，有多少是投资需要的。因此可以说，贸易出进口，最终是一个国家经济纵向结构的组合部分。收入分配过度问投资收益倾斜，进口产品结构就相应会偏向于投资用品，当高投资低消费非均衡经济高速增长走到尽头时，它也是产能过剩的一个部分，是国家经济纵向结构失衡的一个组合部分。另外，目前的全球经济，仍是一个绝对封闭的经济体，其中一国特别是一个经济大国，其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及经济纵向结构的失衡，都会通过国际贸易向外输出，导致全球经济纵向结构的失衡。例如中国的高投资低消费，不公平的低劳动成本所形成的竞争力和持续巨额贸易顺差，迫使各国也必须压低劳动成来应对。我的意思并非所有国家的劳动成本要一致，不同国家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不同，劳动成本有高有低是正常的，但只要各自的收入分配是公平的，你向国际市场输出了多少价值的商品，居民就有足够的购买力，去消化相当价值的进口商品，进出口贸易应是相对平衡的，你给国际市场提供了多少，又从国际市场取回多少，略有顺差，适量储备，以备将来的进口所需。

问：人人都在说，习近平的倒行逆施，把中国经济的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你的理论，似乎在给他一个可下的台阶，是这样吗？

答：非也。前面已经说了，独裁政治体制下的收入分配，会在绝对平均和贫富差别恶化的两个极端之间摆动，从毛、邓江胡再到习，正好走完一个循环。毛时代的绝对平均与贫穷就不用说了。毛崩殂后，绝对平均主义已无以为继，经济濒临崩溃，走向另一极端已势不可挡。以邓、江为首的那个家族群，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贪腐的领军一族，贫富差别不断恶化的主要推手。当民众起来真正要反腐的时候，例如六四，为保权与利，他们会毫不手软动用国家机器进行血腥镇压。中共从上至下的层层级级，有着同一结构的腐败模式，纵横交错形成一个盘根错节体系，寄生在整个经济体之上，这是民主政治体制下的市场经济中没有的。这种独特的寄生于市场经济之上的权力体系与商界的勾联，对劳动成本和社会消费所产生巨大且无法抵抗的压力，也是民主法治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做不到的。当经济在这种独特的官商结构下非均衡地高速增长，直至不可持续，危及独裁政权时，独裁者想的必然是重回毛的平均主义老路，以保他们的江山，而无论当权的独裁者是谁。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过程中陆续上位的独裁者谈不上那个更好。他们在过程的不同环节上台，做着独裁者必然会做的事。习近平也是如此，他在最末环节上台，所接的绝非一手好牌，政权与经济正必然走向崩溃，而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加速这一过程并使问题更加恶化。但他未必能够实现重回毛时代的“中国梦”，因为民智渐开，时代已经不同了。

问：战后日本等一些非独裁主义国家不也有类似的过程吗，为什么要把独裁与此过程扯在一起呢？

答：经济纵向结构的失衡，无论在民主国家还是在独裁国家都会发生，因此会有类似的过程，但发生的机制，失衡的程度和危机的处理上都是不同的。我们先看看下面的表2。表中可见，战后日本和文

表2

革前后中国，都完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但又有明显的差别，是很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独裁国家建国后的前阶段，实行的都是不公平的绝对平均的收入分配，导致投资不足，经济增长缓慢，劳动力大量过剩，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和独裁者（毛）独断专行的错误政策，必导致产能不足。与此过程不同的是，民主国家没有这个绝对平均主义的阶段。文化大革命后期，经济已走到死胡同的尽头。当预感即将崩溃的经济危及独裁政权时，以邓小平为首的一群改革派独裁主义者，通过政变从“四人帮”和华国锋手里夺取政权，开启了利用市场来拯救其政权的改革开放，经济才进入高投资低消费高速增长阶段。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收入分配关系从绝对平均迅速转向贫富两极分化的另一极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投资所得利润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营运资本这种社会必要劳动的收入；二是名义上个人所有，实为代社会营运的资本；三是贫官与奸商勾结非法从利润中窃取的价值，规模上来说是独裁主义国家才有的，真正意义上的“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的主要占有者，就是那个口口声声说代表代工人阶级利益，其实是与奸商勾联形成利益集团，牢牢把持着收入分配大权，还控制了包括国家机器在内所有大权以压迫劳苦大众的那个黑社会党。看看邓、江…那一个一个肥得流油家族群，看看他们“先富起来”的财富怎样取得就再清楚不过了。早期资本主义经济中，收入分配权在资方，分配的不公，必然偏问于利润而压抑劳动成本，这是事实。劳与资作为两个劳动者群体，在民主国家的民选议会里，通过博弈是能够达成妥协，劳方逐步取得一定的收入分配权，是完全有机会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在较成熟的民主国家，议会的立法都非常重视劳工的权益，但重要的是，人们必须理解经济的均衡点在哪里。而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期，谁要威胁到利益集团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和独裁主义政党的统治地位，就会毫不犹豫动用国家机器，对反腐败反压迫的“无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实例比比皆是，最典型的是“六四”。这种国家暴力之下的收入分配，是所有收入分配机制中最恶性的一种，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上贫富差别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因此也是高投资低消费、经济纵向结构失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当失业人口和实业高投资机会突然消失，经济进入脱突向虚，用泡沫经济抽干消费资金这个高投资低消费的最后阶段后，利益集团与政府部门合力，用保护早该破灭的泡沫使之持久不破来维稳政权，还鼓吹什么社会主义不会发生经济危机的神话，这种苟延残喘的耐力，确是民主国家中不会出现的。但泡沫持续的时间越长，吹得越大，意味着泡沫最终破灭时的贫富差别越大，广大民众当前及未来可用的消费资金将被抽吸得越干净。日本的泡沫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破灭后，经历了30年的停滞期，在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体制下才走出经济失衡的陷阱。中国的泡沫经济正在爆破，其规模和破坏力远远超过日本，面对如此严重的危机，一党专治的独裁政权已无计可施，无论是向毛时代倒退还是开放，也无论是躺倒、蛮干还是换帅，都无一能挽其经济于既溃，护其政权之将倾。

附件1：如何将部门投入产出表转换为部门-部类投入产出表

下表是参考华泰证卷在“研究报告 (htsc.com.cn)”上《行业全景画像：投入产出表视角》一文中设计的，反映了投入产出表的一般结构的示例（下文简称“示例表”），稍作改动而成。

我们将它转换为正文中提到的结构如下的部门-部类投入产出表（下文简称“部类表”）。

为便于说明，我们将转换所得的部类表提前展视如下：

可以认为，除战争用品外，所有合法产品，除了生活用品，就是生产用品，我们把战争用品隐略在其他投入与产出中。在示例表中清楚看到，三个部门产出的消费品分别是40000、50000、40000，这就是Ⅱ部类在三个部门中的全部消费品产出。根据部门的投入与产出平衡的原理，这三个部门为生产消费品分别投入的也是这么多，我们在Ⅱ部类三个部门的总投入中列出这三个量。用示例表中三个部门的总投入减去Ⅱ部类三个部门的总投入，就是Ⅰ部类这三个部门为生产生产用品的投入，列在Ⅰ部类三个部门的总投入中。火力发电部门生产一度电，无论用在工业生产上和用在家庭照明上，所消耗的煤炭等燃料是相同的。可以认为，Ⅰ部类三部门和Ⅱ部类三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是相同的，与示例表中三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也是相同的。而示例表中三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是可计算的，用此系数矩阵，根据Ⅰ部类三部门和Ⅱ部类三部门的投入或产出，就能分别算出它们的中间投入矩阵。难点在于，Ⅱ部类产出的消费品，用于ⅠⅡ部类各部门的投入，是按人头的最初投入，而不是在一个个生产部门生产过程的中间投入，没有投入矩阵。示例表中最初投入的从业人员报酬，也并非全部用于消费。但各部门的报酬量之比，基本反映了各部门从业人数之比及其消费量之比，我们据此去计算各部门最初投入的消费量。如农业部门的消费量为130000×35000÷95000≈47895，然后再按农业部门ⅠⅡ部类产值比，计算出农业部门ⅠⅡ部类最初投入的消费量分别为30479和17416。用同样方法计算出工业和其他部门的ⅠⅡ部类最初投入消费量。本附件中的部门投入产出表和部类投入产出表，作为设计的示例，只是用粗略的数字去显示两种投入产出表的基本结构和部门、部类产业结构的客观存在。更精细地反映现实中部门、部类产业的投入产出表，有赖于详实的统计数据。

附文3：

经济均衡的原理

—-经济学重大议题的问与答之三

问：你在“经济学重大议题的问与答之二”（在本系列文中，我们将简称此文为“之二”，其他类推）一文中，重点讨论了经济纵向结构的均衡，同时还提到一个经济的横向结构均衡。我觉得，经济结构似乎就是这两种结构，因此，它们的均衡，就是经济均衡的全部内容，是吗？

答：不是。经济均衡，是一个多层次经济结构体系的均衡，“之二”中谈到的横、纵向结构均衡，只是其中的两个层次的结构均衡。

问：怎解？

答：在一个原始、落后、自给自足的小经济体中，为满足其生存与发展的各种需要，必须将其全部时间进行分配，如果安排不当，认为另一安排能使其获得更大满足，就会作出调整。在一个庞大的市场经济中，道理也一样，社会全部时间的分配，凡偏离社会获效用最大化的，就是不均衡的，都必然会作出调整。满足社会有多少不同层次的效用，经济就有多少不同层次的均衡问题。人类除了从各种生活用品的一定结构中获取效用最大化，从生活资料总量与生产生产资料总量的均衡结构获取效用最大化外，还必须有合理足够的休闲时间，去获得各种不同的生存和生活的效用，以及用合理时间去维护自然环境给人类提供的效用。这几个层次都有一个均衡的问题，实现效用最大化的问题，并统一在一个均衡的原理中。从古至今所有的人类社会类似的这种行为，都是经济行为，有着相同的原理，只是实现的规模和方式可能完全不同。

问：上述就是经济均衡的原理吗？

答：只是对原理的一个说明，还没有概念化。

问：你说到效用最大化，效用能量化吗？A不喜欢吃甜食，B喜欢吃很多甜食，同一粒糖果，对他们的效用如何比较大小？如果无法量化，又何来的效用最大化呢？特别是一个社会有许许多多喜好不同的个人，他们之间的效用无法量化，又何来全社会的效用最大化呢？

答：满足需求的各种效用的大小比较和变化，既有客观的一面，也有主观的一面，因此是对同一主体而言的，不同主体之间不存在大小的比较。但对同一主体来说，这种比效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每一个主体都在追求自己的效用的最大化。当某人月食用了１0KG米饭，已获很大满足，米饭的边际效用已很低，但衣服已旧，边际效用还很高，而其收入有限，经过比较，决定不再花钱去买米，而是花钱买了件对他边际效用更高的衣服。每一个人，都在不停地进行这种大小的比较。至于其大小的量化，类似于情商、智商的量化。事实上每个消费者，都用这种方法花掉全部用于消费的钱，使各种用品的边际效用，趋于下降到相同的低点，获得最大可能的满足感，即效用最大化。不同个人对效用有不同的偏好，因此社会有10亿人，就有10亿种不同的效用最大化的消费结构。这10亿人的社会，又构成一个独立的消费主体，其10亿种消费结构组合起来，就是这10亿人所共同选择的，使社会能获效用最大化的消费结构。而公平的收入分配，均衡的纵向经济结构，又控制了个人和社会的，在生产力水平所约束下最大可能的消费总量，从总量和上述的结构两方面，使社会所获效用最大化。市场这种极其复杂的经济行为，与细小落后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在生产能力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极其简单行为，本质上是一样的。

问：前面的回答中，是否可归纳出四大层次的效用，和经济四大层次的均衡？它们之间有没有内在的关联？

答：是的，这是人类获取的效用中最基本的四个层次，我们略去用于战争的武器的效用问题，略去毒品等负效用的问题。效用最基本的四个层次之间有内在关联。我们用下面的表1来说明。

表1

表中所反映的，既可以看作需求体系的层次结构，也可以看作时间分配的层次结构，还可以看作通过时间分配结构获取效用的层次结构，四大层次的产业结构。主流微观经济学中的消费者均衡论，已经对表中第一层次均衡的部分内容作了重要的但还不充分论述。在上一文中，我们对第二层次的结构均衡和效用最大化也作了分析。表中任一层次结构中的任一部分效用，当数量减少到一定程度，或边际效用值升高到一定程度时，对人类或个人都是致命的，越宏观的层次（表中高数字的层次）越是如此。例如第三层次中，劳动时间及其产品减少到一定程度，或相反休闲时间所获效用减少到一定程度，都意味着对社会的边际效用巨大甚至危及生存。而能使效用最大化的劳动与休闲的比例结构，又总是随劳动效率的提高而不断调整的。在民众的努力下，德国、法国人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已分别下降到34.2和35小时，这是德国和法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高的结果，虽然还不能说明德国、法国人每周增加单位劳动时间和增加单位休闲时间，所获的边际效用已达到相等，从劳动产品和休闲中所获的总效用已最大化。经济落后国家的劳动时间会长些，这是正常的，但你也不能把劳动时间拉得过长和劳动成本压得过低去参与国际竞争，破坏国际贸易平衡，既破坏本国也破坏他国的经济均衡。当人们预期AI机器人将取代许多行业的人力工作时，普遍担心会导致大量失业，但他们不知道，机器人引至的效率提高后，均衡地减少劳动时间，相应地减少了产出，增加休闲时间，相应增加了消费，并使消费向更广阔的领域拓展，在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实现新的供求平衡，就能维持人人有工可做的经济。自然环境是上帝赐予人类一最大的效用。当今职业劳动时间中的生产和休闲时间中的消费，都造成环境的严重破坏，使环境的边际效用从近于零起已大幅升高，使生存的环境严重恶化，所获总效用大幅降低。第四层次说明，只有在生产劳动时间、休闲时间之外再增加一个环保劳动时间，形成一个新的时间分配均衡结构，才能使人类所获总效用重回最大化。环保劳动时间与生产劳动时间之和，是真正的物化于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总和，…

问：等等，隐约中，觉得你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者，是吗？

答：不是！我是一个劳动价值论者，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者。我否定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的理论基石：剩余价值论。认为从投资利润中获得收入的资本家和广大的金融工作者，从事着一项经济不可或缺的意义重大的社会劳动，用马克思自己的活来说，就是一种社会必要劳动。利润中，含有这种劳动的报酬，此外还含有资本家用管理个人财富的热情去管理的，实际是社会的财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其阶级斗争论的基础。他只讲经济危机，没有经济均衡理论。而我主张的劳动价值论，能指出收入分配的公平与不公，用来说明经济的均衡与失衡，但否定劳资间阶级斗争的理论。也许我们有机会更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接着前面的话题。因为环保劳动只是弥补商品在生产与消费中被损坏的环境的效用，因此是人们获得这个商品的效用所必须付出的部分成本。如此，商品真实的交换价值会比人们常常不愿加入环保劳动成本的价格高，但真实地反映商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商品这种真实价值，反过来会影响收入与商品价格之间的比值关系，改变第一、二层次的消费结构和总量，使总量减少和结构退移，但这才是真正使社会获效用总量(包括环境效用)最大化的消费总量与结构。由此可见，表中的四大层次又是内在联系的整体，共同实现效用最大化。它们之间还有更多的关系需要研究。

问：最近美国汽车业工人大罢工，提出的要求是加薪36%、改善劳动保障、增加退休人员工资、实行每周四天、32小时工作制，你对此有何看法？

答：我想从几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是关于公平收入分配的实现。在民主法制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收入分配权已从单一由资方拥有，已逐步向分别以利润和工薪为主收入的两大劳动群体共同拥有转变。工会的建立、劳资双方的谈判、罢工以及民选议会中的博弈和立法，都体现了这种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使分配从偏向于利润向着利于劳资双方利益的公平转变，把握不好，甚至会越过公平，走向损害双方利益的平均主义另一极，出现过度向劳方工薪倾斜的状态。但实现公平的机制已经存在，重要的在度的把握上。至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这种可实现公平收入分配的机制，在独裁政治体制下都是无法实现的，无论改革开放的利益冲突已非劳资双方的冲突，而是控制了国家机器的官僚勾联奸商而形成的利益集团，与合法经营的企业家和劳苦大众的对立，收入分配的大权绝对控制在利益集团手中，所有上述可实现公平收入分配的机制，特别是罢工，都是独裁的国家机器重点打击的对象。在这种大权独揽的分配机制下，收入严重向贪得无厌的官僚和奸商倾斜，毫无公平可言是必然的。

问：第二昵？

答：第二是关于罢工要求满足的内容，直接涉及上表中第二、三层次结构均衡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勤劳与节俭是一种美德。从个人积累财富的角度来看，是有用的，你越勤劳越节俭，正常来说就能积累更多的财富。但对一个封闭的经济体来说，则是对立的两面，不均衡地拼命生产又压缩消费的“勤劳与节俭”，将导致过剩危机，除非你通过开放，对外破坏性输出这种危机。因此，一个经济体，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须不断地调整收入分配和劳动与休闲时间的比例，使劳动产品与消费在社会所获效用最大化前提下达到平衡。在“之二”一文中，我们已经讨论了公平的收入分配在实第二层次结构均衡中的作用，而劳动与休闲时间比例的均衡，使人们从休闭和劳动产品的组合中获取最大效用，同时休闭时间与人们收入中用于消费的资金一道，又影响着消费，可见，它们对二、三层次结构均衡的作用是交织的。工人罢工提出增加工资和减少劳动时间的要求，在社会劳动生产率不继提高的情况下，是有合理性的，问题是劳资双方博弈的结果，必须以经济均衡和全社会效用最大化为依据，而不走劳资任一方利益最大化的极端。

问：这种简单的道理，从理论再到理论，给人一种纸上谈兵的感觉，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答：有种说法叫深入浅出。最深刻的道理，常常以最简单的形式出现。如果我们懒得深入去理解问题，浅出后又觉得太过简单没有意义，那就难说了。我想打个比喻来说明它的意义：人浸入水中，其体重与受到的浮力是基本平衡的，因此，他只需微微划动手脚，就能轻松地浮于水面，或向前游动，重要的是他对水约浮力有体验和把握；但一个不熟水性的人落入水中，由于他对自身体重与浮力的平衡关系没有任何体验，加上对水的恐惧，就会乱划手脚用力上蹬，破坏了平衡。随着蹬高后浮力减小，他对身体在下沉的感觉越重，于是更加拼命地向上蹬，我们看到他在水中惊恐地上下浮沉。而游泳运动员不仅熟悉水性，而且非常善用水性，他不会一直保持在平衡位上，而是在平衡位上下作最合理的微幅浮沉，换气，以便更快地游动。我们用图１画出溺水者与游泳者的头部在水面上波动的状态，并以此去说明理解经济均衡原理的意义。其实认不认识经济均衡的原理，跟人在水中是否熟悉那个力平衡的道理是一样的，它将决定经济是否能轻松稳定地发展，社会全体成员能否从中公平地获得最大的效用。图中直线AB是水平面，比喻经济均衡增长区的中轴；曲线AC描画溺者的浮沉；曲线AD，

是游泳者游动的轨迹。均衡原理的提出，并非要求实际的经济始终在刀刃般的均衡线AB上运行，而是给它一个运行的参照，以最利于经济吐故纳新的微幅波动中向前发展，就象游泳者在水面以AD状起伏，换气，快速游动一样。把握了经济均衡的原理后，按今天的生产力水平，人们应生活得比今天的实际状态好很多很多。随着AI时代的到来，智能机器人的出现，人们担心会有很多人的工作被机器人取代而失业，这是不理解经济均衡原理的表现。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工作与休闲的时间分配，也必须调整到社会能获效用最大化的新结构为均衡，使社会生活更加丰富、更加轻松，同时也使人人有工可做。到那时，如果还用996这类不均衡的工时制来操作，可能降到924都还有很多人失业。如果人类始终不认识、不接受甚至硬要背离均衡的原理，就必然会象不熟水性的溺者一样，经济将如偏离均衡的AC曲线那样不停波动下去，经济发展的动力毫无意义被大量消耗，人们生活在疯狂与痛苦、和平与战争的反复循环中。这，就是认识经济均衡原理的重大意义。

问：如何准确定义经济均衡的原理？

答：我把经济均衡的原理定义为：社会需求和供给的总量与结构，决定于获取各种效用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受其约束，并随之提高而向高端发展；当社会从中所获总效用，达到当前社会劳动生产率所决定的最大值时，经济才是均衡的，否则就是失衡的；失衡及其导致经济波动的程度，取决于所获总效用偏离最大值的程度。这是一个适合人类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最一般的原理，涵盖经济所有层次总量与结构的均衡，在不同层次中有不同的实现方式和内容，但它们是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

问：能用一些实例说明这一原理的重要性吗？

答：马云曾带着资金前往非洲，去帮助他想象中苦难深重的黑人兄弟，结果他在非洲看到的，是那里没有一个穷人吃不起饭、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国家，人们脸上都挂着幸福的笑容。我说此事，并非认为非洲人已认识了经济均衡的原理，实现了效用最大化，也不认为他们的饮食、医疗、学习等生活都达到很高的水准。我想说的是，即使生产力还较落后，只要经济接近于均衡，效用趋近最大化，民众都能工作生活得很轻松，充满幸福感。另一个不同的例子是，北欧五国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和冰岛，是真正的富国，北欧地区的人均GDP也毫无悬念地位居世界第一。北欧五国的幸福指数已多年位于世界前十，说明无论穷国或富国，经济向社会所获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状态趋近，人民都能生活在满满的幸福中。

北欧各国除有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保障下发达的生产力，民主法制体制下较为公平收入分配和平等的社会价值观外，还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令国民一生都能享受充分的国家福利，所有这些都是经济趋向均衡的重要条件。反观我们中国，也算得上一个经济较发达的国家，但其实力远远没有用在社会所获效用的最大化上，大量的劳力和资源，被反反复复毫无意义地用在过剩的“锤子镰刀”、机器、厂房、钢铁、水泥等等生产资料的生产上，用在14亿人可能都住不完的空置房上，用在一座座鬼城和一幢幢烂尾楼上。一个有如此巨大生产能力的国家，如果经济均衡，这些生产力都最大化用来满足人民的生活上，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无家可归？怎么可能不生活得幸福美满，工作得轻松愉快呢？在远离效用最大化的非均衡经济下，发达的生产力不仅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反而陷入深深的苦难中。

问：中国改革开放期曾经有过的畸形的繁华现已不在，是否就是背离此均衡原理所至？

答：经济均衡的原理，就是要告诉人类，只有追求并实现全社会所获效用的最大化，层层的经济结构才是均衡的,经济才可能实现均衡平稳的发展；经济均衡的原理就是要告诉人类，社会能生产出那样多的房子，就应该人人有房子住，且完全能做到人人有房子住,而不会一方面出现那样多空置房和鬼城，另方面又有那样多的人露宿街头；经济均衡的原理就是要告诉人类，怎样才能使经济不会那样非均衡地高速增长，去生产出大量过剩而毫无用处的生产资料，否则必然带来经济停滞的阵痛。而实现经济均衡的出路，就是通过公平的收入分配，使全体社会成员所获效用都趋于最大化。就是根据这一原理，整整二十年前我在《劳动价值、边际效用与经济均衡》一书中，就对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提出过警告，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虽然还会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但迟早也会结束的。在经经济高速增长前期，经济结构适当偏向于生产资料积累和资本积累，也是合理的。但在它接近均衡增长的过程中，必须控制好经济增长的速度。注意不断地调整两部类的结构，使之逐渐趋向于均衡，使经济真正能与均衡增长相衔接而不是相碰撞。这也是最有利于提高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的纵向结构是一一对应,密切相关的。我曾将此书寄给温家宝，就是希望他明白速度对均衡与否的重大意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以极高速度流入城市，配合着外资的高速引进和本土资本的超高速积累所形成的经济高速增长，与失业率降到某个低点，被劳动人口自然增长所约束只能均衡慢速的经济增长之间，它们所对应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有着非常非常巨大的差别，在最后冲突时，高速增长中所形成的结构必然崩坏，显出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因此必须控制好经济增速。当然，没有人会重视我的劝告，直至今天还是如此，才有了2008年的4万亿投资和今天经济的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