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一篇旧文，缅怀“中国最后一位校长”
有人称刘道玉为武汉大学“永远的校长”，也有人说他是“中国的最后一位校长”。我采用了后面这个说法——刘道玉的身后，当然有人继续担任武大校长，更多的人担任其他大学的校长，其中不乏佼佼者，但他们的第一身份，都是官员，而不是校长
老高按：刘道玉校长走了。
11月7日，立冬。凌晨惊闻噩耗，中文社交媒体上，吊唁、哀悼、缅怀的文章、诗词、挽联、图片、歌曲和视频……瞬间喷发、爆发！
有人称刘道玉为“永远的校长”，也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位校长”。我在X（推特）上采用了后面这个说法——他的身后，当然有人继续担任武大校长，更多的人担任其他大学的校长，其中不乏佼佼者，但他们的第一身份都是管学校、管师生的官员，而不是服务教育、培育人才的校长。
世间再无刘道玉。
百感交集，说不出话，也写不出文字。我是武汉大学的毕业生，是刘道玉推行教育改革的受益者，毕业之后也受到刘道玉不断的关照和教诲，但不敢说与他老人家有什么私交。后来，我的一些言论文章未必能见容于中共当局，让我也顾虑与刘校长联系多了，会让一些环伺于他周围的宵小之徒找到可乘之机，给他带去麻烦。近二十年来与刘校长的文字往来疏淡，也就说不出什么新话。
没有新话，就说老话吧。整整二十年前，2005年我回武汉探亲，当时国内“胡温新政”，远没有今天政治气候这么肃杀，我竟获得了机会专访刘道玉，就中国教育改革、他的教育理念、他为何被突然解职等等问题请教他，听他畅所欲言。我回美国之后，整理成长文，发表在多维集团旗下的多个媒体——《多维时报》《多维月刊》以及多维网。按照媒体人对重头课题的通常路数，我做成了一个专题大板块，除了长篇专访，同时配发了根据刘校长回忆缩写的《刘道玉自述：三拒乌纱帽》，还有一篇讲述我自己亲身经历的短文：《刘道玉校长给出格学生打保票》。
四年之后，当我在万维读者网上开设了“老高的博客”，很快便将这一组文章都陆续重发出来（点击下列标题即可前往观看）：
专访刘道玉（上）：找出中国教育危机的祸根
专访刘道玉（下）：中国教育怎样从源头改起
刘道玉自述：三拒乌纱帽
这里，我将原刊于“老高的博客”2010年6月23日的《刘道玉校长给出格学生打保票》，再次重刊于此。虽然记叙的是一件小事，却可管窥刘道玉校长与那些“官员校长”迥异的“真正校长”的胆略、理念和胸襟。
哲人其萎，懿范垂型。
深深缅怀“最后一位校长”刘道玉，愿您安眠。
2005年12月，我在汉口对刘道玉校长进行专访时合影。
刘道玉校长给出格学生打保票
刘校长十分认真地倾听我讲完后，点了点头，简短而郑重地说：“好，尊重你的这个愿望。但是我告诉你，毕业分配方案宣布之前任何时候，你要是改变了主意，就告诉我们，我们欢迎你留校。”——人们可能不会想到，刘校长这么说是冒着风险的。
◆高伐林
记得是在我们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的毕业分配方案即将揭晓的那段日子。那天下午，我们年级的学生面向社会举办的高考语文辅导班，正举行结业式，我作为辅导班的“学生教员”也在场。有人眼尖，突然发现听众中间坐下了一位瘦瘦的中年人，一阵窃窃私语掠过大教室：“刘道玉校长来了！”
我们这批“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首届跨进校门的学生，是在最后一个学期开学之际，得知他接任校长的。在那之前，我因担负校、系学生会的职务，与包括刘道玉在内的学校党政领导打过交道，但对他并不算熟悉。大家忙于写毕业论文，打听着分配去向，建立“地下恋情”的男女学生也加快节奏，宿舍、教室弥漫着一股紧张而又兴奋的气氛。而那个“多事之秋”，牵动我们中文系学生的视线的事，一桩接一桩纷至沓来，白桦的《苦恋》、叶文福的《将军，不要这样做》都接连成了靶子，湖北省也有一批作家、作品因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挨批，小道消息天天不胫而走。尽管很高兴我们学校换上了“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但又埋怨：干嘛不早一点儿任命？——我们即将唱起“毕业歌”，在校时日无多了啊。
结业式散会后，刘道玉校长一边与中文系的教师、学生教员们打着招呼，一边朝我这边走了过来。我赶快站起来。
刘校长领我走开了几步，对我开门见山地说：听说中文系要你留校任教，你不同意？我说：我希望趁年轻，深入到实际生活中去锻炼、体验，争取在创作上能有突破。刘校长十分认真地倾听后点了点头，简短而郑重地说：“好，尊重你的这个愿望。但是我告诉你，毕业分配方案宣布之前任何时候，你要是改变了主意，就告诉我们，我们欢迎你留校。”
一般人可能不会想到，刘校长这么说是冒着风险的。
我在母校，是一个并不安分的学生，给学校闯了不少乱子。一方面，我获得团中央、湖北团省委和中国作协的一些荣誉，可另一方面，我们武汉大学中文系七七级的学生刊物《珞珈山》，发起了与北大、北师大、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校的学生社团，联合主办十三校学生文艺刊物《这一代》。这一跨校办刊的形式本身就犯了禁忌，而创刊号上好几篇抨击封建专制、现代迷信的火气十足的作品（尤其是“愤怒出诗人”这一专辑中的部分诗歌），更是惊动了自邓小平以下的中央、湖北省和武汉市各级党政领导，严令停办（注1）；我担任《这一代》创刊号的编辑组长，自然名字也上了各种“内参”“简报”。我与本地和全国许多不安分学生和社会上“敏感人物”又打过若干交道，就在临近毕业的这段日子里，前来珞珈山通过校、系党委有关部门向我进行“外调”的人或函件，让我应接不暇。
1979年由武汉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学生社团发起并主编第一期的十三校学生刊物《这一代》。这是最初设计的封面，但后来印厂突然停印，读者拿到的刊物封面，少套了一道黑色。
“荣誉”也罢“乱子”也罢，事过境迁，放到今天来看，都算不上什么，但是在当时，在校园中，无疑“树大招风”。糟糕的是，我实在并不算一个“好学生”，年少气盛，又不检点自律，经常逃课跑到图书馆或者躲到宿舍里读自己想读的书；甚至还干过考试时做点小弊的荒唐事——虽然未被监考老师当场拿获，但在同学中是公开的秘密。我是否“陈世美”也让人猜疑。说实话，如果我是校长、是系主任，要让这样的学生留下来“为人师表”恐怕也得三思而行——可能会惹多少麻烦啊！至少，算是个“很不成熟”的“有争议人物”吧，据我侧面得到的信息，校领导中有些位高权重的老人家对我颇为“恨铁不成钢”。
按道玉校长关于“大学应以学生为主体”的观念、深入宿舍与学生交朋友的作风、参加学生社团的讲座、讨论等等活动的频度，不可能对关于我的负面评价一无所知，不可能对青睐我这样沾有“资产阶级自由化”色彩的青年学生冒什么风险没有觉察。但是刘校长用这么明确的语言表示对我的理解和肯定，让我心中油然涌出一股热流。
我想，刘校长当然不是认可我不守校规、不拘小节的诸多毛病，但作为一个校长，他更重视“不拘一格降人才”对于当代中国的现实性、紧迫性；更着眼于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一个宽阔、自由的环境。从他对我简短的表态中，我还解读出他的另一难能可贵的品质，那就是对学生的个性特征、自我设计的高度尊重。
刘校长这一理念，并不是仅仅针对我个人。他爱惜人才、采取措施鼓励人才成长的例证实在数不胜数（在溪流出版社出版的《大学的名片》一书中汇集了大量生动的例证）。仅就我们中文系七七级来说，办《这一代》创刊号，正是时任常务副校长的他亲自批准拨给2000元科研专项经费；他也不将参与《这一代》的同学视作“异端”，打入“另册”，在毕业分配时，有些用人单位把参与编辑发行《这一代》看成“严重政治问题”，要进行专门“外调”。刘校长得知后，多次表示：请他们来找我“外调”好了，我来和他们谈。办学生刊物是学校同意和支持的，我完全可以证明这些学生都是好学生！事实上，这些同学，毕业分配都到了所谓“党政要害部门”，写出所谓“问题诗歌”的作者，也都没有因此而耽误前程。
对比当时其他大学同学的遭遇，就更清楚刘校长这种看法、这种做法是多么不同凡响了：北京和外省有些大学的领导对《这一代》视为洪水猛兽，在同学中追查与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同学的联系，甚至大搞“人人过关”，要求他们的学生“说清楚”三个问题：
——从谁那儿得到杂志？
——杂志传给了谁？
——是否扩散过杂志的观点？
贵州大学等好几所高校参与联合主办《这一代》的同学，被其校方勒令“立即退出”，否则，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甚至还以开除学籍相威胁；杭州大学不少人的毕业分配受到影响，明明很有才华者却被分配到了无法施展的单位，档案中或许还被记上了一笔，多少年难以翻身……与我们这些人的境遇相比，不啻霄壤之别。而其原因，不正是因为这些学校的主政者与刘道玉的境界、胆魄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么！
还有一件事不妨顺便在这里一提：事过三年还是四年？刘道玉校长到北京教育部（那时还称为“国家教委”）办事，与他原来在部里工作时的老同事谈完公事后，聊了几句家常，这位老同事问刘校长：我女儿正与你们武汉大学的一个毕业生谈对象，不知这人怎么样，你能帮着打听一下吗？这人叫高伐林……刘校长一听：高伐林？是我们学校的好学生啊！
就这么一句话，让我未来的老岳父放了心，欣然认可了他女儿的选择。我妻子后来转述给我听，让我深深感念于心。
注1：
前剑桥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炜，1981年8月在北京曾告诉我一段往事：1980年元月1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直机关负责人的大会。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这一报告，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其中有段话：
“有些秘密刊物印得那么漂亮，哪儿来的纸？哪个印刷厂印的？他们那些人总没有印刷厂吧。印这些东西的印刷厂里边有没有共产党员？支持那些人活动的有一些就是共产党员，甚至于还是不小的干部。对这些党员要讲清楚，他们的立场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立即彻底改正，就必须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张炜当时是全国学联副主席、北大学生会主席，就在邓小平讲话的会场上。张炜告诉我，邓小平讲这番话时，手上挥舞的（张炜强调：“我看得非常清楚！”），就是一本《这一代》！
这里我必须澄清：《这一代》绝非邓小平所说的是什么“秘密刊物”。我们事先写了正式报告给校党委，经过有关领导批准（也给韩英担任第一书记的团中央写过报告，还写给教育部、全国学联、全国作协等机构，我们的本意，是希望他们创办一个全国大学生文艺刊物。他们纷纷回信表示有困难后，我们才想：那好，我们这些学生先办起来，看你们还叫不叫难了？）；是经武汉市委宣传部有关领导协助接洽，在市委党报《长江日报》印刷厂印的——后来因形势丕变，党报印刷厂中途停印，《这一代》创刊号才成了“残缺本”。
当然，在邓小平这么声色俱厉地讲了之后，有关领导再也不便出面澄清，我们呢，自然也不便将这些领导抬出来给自己卸责。
2005年12月，刘道玉校长（左二）与八十年代初就写出反特权、反腐败的长诗《将军，不能这样做》的诗人叶文福（右一）、以长篇小说《张居正》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熊召政（左一）、海归作家祖慰（左三）合影。祖慰二十年前写过《刘道玉晶核》，详细记述刘道玉在武汉大学推行的改革。（高伐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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