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一份告别信，也是一份忏悔录，还是一份控诉书
在布鲁纳公开声明的叙述里，“川普主义”是一种渗透在日常政治、甚至生活逻辑中的病态结构。它靠顾问的算计、幕僚的退让、选民的纵容，以及整个社会对道德麻木的默认，一点点积累成今日的威权形态。现在，美国已经到了一个不能再装睡的时刻
我作为共和党帮凶的最后一天
——为什么我退出共和党，也劝我的前同事们这样做
作者：迈尔斯·布鲁纳（Miles Bruner），翻译·校对：周三开讲
艺文中国
【原编者按】在一片被“忠诚”与“背叛”撕裂的政治景观中，前共和党策略顾问迈尔斯·布鲁纳（Miles Bruner）以一篇令人震惊的公开声明宣告了自己的离场——《我作为共和党帮凶的最后一天》。
布鲁纳曾是共和党内部的核心人物之一，为多场竞选提供战略规划与舆论塑造，筹集资金更是他的强项。他深知这个党派的语言机器如何运作，也见证了它在“保守主义”旗帜下逐步滑向极端、谎言与个人崇拜的深渊。如今，他以这篇文章为自我清算的起点，坦言自己曾经的沉默与妥协如何助长了谎言的扩散——也解释为何此刻的离开，不仅是一种告别，更是一种拒绝继续犯罪的道德选择。
布鲁纳在声明中写道：“我曾以为自己是在为国家服务，后来才明白，我是在为一个不断扭曲真相、摧毁制度的邪教提供燃料。”他的这篇文章，不仅是一份忏悔录，也是一封寄给仍在党内挣扎者的信，提醒他们：忠诚若失去了良知，便只是恐惧的别名。
作为一个中层干部，布鲁纳的声明，似乎更具有一种代表性，可以帮助我们思考：MAGA的基础从何而来。
迈尔斯·布鲁纳的这篇声明，既是一份告别书，也是一份控诉书。他没有用高调的语言去标榜“觉醒”，而是用一连串具体的妥协、沉默与恐惧，拼凑出共和党内部的真实生态——一个靠服从维系的权力机器。
在布鲁纳的叙述里，“川普主义”不再只是一个人的疯狂，而是一种渗透在日常政治、甚至生活逻辑中的病态结构。它靠顾问的算计、幕僚的退让、选民的纵容，以及整个社会对道德麻木的默认，一点点积累成今日的威权形态。
这篇文章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几乎没有“恶人”。每个人都只是想保住饭碗、躲过风头、等明天更好——而正是这些微小的合理化，最终让川普得以重新回到权力中心。布鲁纳的离开，并不会立刻改变什么。但它至少证明：仍然有人愿意为真相付出代价。在一个把良知视为“叛变”的时代，选择退出，或许正是最稀有的忠诚。
迈尔斯·布鲁纳（Miles Bruner）
自从唐纳德·川普在2015年从那座金色的电梯上缓缓走下，共和党就一路堕落，成了一个以个人崇拜为核心的邪教，活像过去一百年里最糟糕的威权政权。
十年来，共和党对我们的公民制度、三权分立、法治根基，乃至“真相”这个概念本身，发动了持续不断的战争。川普与他在国会的追随者固然是这场堕落的驱动力，但如果没有成千上万在幕后运作的顾问、幕僚、政客与操盘手去执行，他们不可能拆解掉美国民主的制度骨架。
这就是我今天写下这封信的原因。
十二年来，我在共和党的体系内部工作，帮助党在各个层面推进目标，从基层选民动员到数字募款。川普接管共和党、垮台、又在2023到2024年死灰复燃，我都亲历其间。一路上，我一次又一次为自己辩解、划分界限、找借口，假装自己还能继续留下去——即便我内心早已确信这个党正在侵蚀宪政的根基。
但最近几个月，那种自我麻醉再也压不住良心的声音了。
现在，十二年之后，我终于受够了。
我辞职。我退出共和党，也结束了自己作为一个“体制内帮凶”的职业生涯——一个在威权邪教中为虎作伥的合作者。今天，我正式辞去我在华盛顿特区一家共和党数字募款公司担任的高级策略师职务。
我并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已经有许多前共和党政客与幕僚写下他们“为何离开”的理由。提姆·米勒（Tim Miller）的《我们为何那样做》（Why We Did It）从高层顾问的视角，提供了宝贵的剖析。而我的经历则发生在党机器的底层——州级竞选、市郡议席、还有共和党外包顾问公司中的中层岗位。我的视角也许不高，但对理解“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的接管却至关重要。正是在这个层级，我亲眼看见了川普主义如何从基层渗透，如何驱使地方政客做出无数次妥协与让步，最终让川普与共和党高层把这股运动更深地植入美国生活。
别误会——我并不自以为在把川普送进白宫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关键角色。我只是想说，正是无数像我这样的普通职员、每天朝九晚五、要考虑孩子托儿费或退休金的人，共同让今天的局面成为现实。而我，直到此刻，才决定不再是其中一员。
我离开的目的
我离开共和党并写下这篇文章，有两个目的。
一是揭开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些早已意识到党变质的人，仍会继续为一个日益腐败、威权的政党卖命？
二是希望劝说那些和我一样的顾问、幕僚、同事们——趁还来得及，带着自己的良知离开。
那我先说说，我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
我对“共和党人”的认同，远早于我的职业生涯。那是在9·11之后的美国，一个弥漫着爱国主义与恐惧的时代。我深信美国的特殊使命，相信乔治·W·布什的战争能把民主带到阿富汗与伊拉克。对一个政治狂热的少年而言，那真是令人振奋的年代。
2004年大选，我还在上高三，就去帮当地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候选人拉票。那段经历至今是我最珍贵的记忆之一。开着我那辆1997年的森林绿雪佛兰Blazer，车上放着托比·基思（Toby Keith）的《American Soldier》，一路在选区里插竞选牌——那种亢奋我永远忘不了。
后来我对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逐渐失望。但有一个信念始终没变：美国的实力——无论是软的还是硬的——不仅让美国安全，也让世界安全。再加上一点对安·兰德（Ayn Rand）的误读式崇拜，这就构成了一个忠诚共和党人的思想模板。
Janet Nguyen
2013年，我的职业生涯正式开始——成为加州州参议员候选人Janet Nguyen的政治协调员。那工作包罗万象：选区分析、社交媒体写稿、甚至替老板跑腿。她赢了之后，我又被调进她的议员办公室，最后当上了地区主任。
Janet是越南裔难民出身，白手起家，是“美国梦”的活例子。在民主党一党独大的加州议会里，她算温和派，也算异类。但正当她崛起，共和党却开始背离她所代表的那些价值。而这一切，都与一个名字密切相关：唐纳德·J·川普。
其实，在川普出现之前，我心里就已经隐隐有种不安。我们团队早就注意到共和党基层在滋生一种有毒的“无知民粹”。在2014年竞选时，我们听到志愿者讨论疫苗阴谋、奥巴马的出生地问题。那时我们以为那只是边缘群体，取悦他们只是为了让温和派候选人有机会当选。
直到2015年6月16日，我们在办公室看见川普从那部金色电梯里走出，宣布参选总统。我那时还没意识到灾难将至——我以为他不过是个笑话，很快会在初选里被碾压。我真正担心的是，这会不会影响Janet在拉美裔选民中的形象。
一个月后，川普在爱荷华州说麦凯恩“不是英雄”的那天，我收到Janet的紧急电话召集会议。那一刻我火冒三丈。我认为，作为越战难民，她理应谴责这种侮辱退伍军人的言论。这不仅符合她的身世，还能向拉美裔和保守派同时传递勇气与原则。
但会议很快得出共识：保持沉默。理由是——“反正他很快会完蛋，何必得罪他那点支持者？”
从那天起，我的焦虑开始发酵。
我尝试过反抗。那年，我提议Janet写一篇关于叙利亚难民危机的专栏，以她的经历呼吁美国向难民敞开大门。她本人很喜欢这个主意，但顾问们不让过。文章被毙掉。
之后，我不再提这种建议。2015至2016整个竞选季，我假装川普不存在。直到他赢下初选，我们都还以为希拉里会赢。当他赢得大选那晚，我和同事们在Janet家喝得酩酊大醉。
可我仍然留下。我告诉自己：至少我为一个温和派工作，她代表“党未来的希望”；再说，我背着学贷、住在父母家里，哪有勇气辞职？
于是，我又撑了下去。
2017年夏，夏洛茨维尔的“右翼大团结”游行、Heather Heyer被杀的新闻，让我们整间办公室陷入震惊。那群举火把、喊“犹太人取代不了我们”的白人青年，让我们觉得必须表态。
我们起草了一份声明，Janet在Facebook上发布：
今天，我们的国家为一位美国英雄下葬。Heather Heyer为平等、自由和个体尊严而牺牲。她站出来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我——一个逃离极权的难民——看到同样的仇恨在美国重现，这让我泪流满面。
同时，我们在Twitter上加了一句温和地批评川普“双方都有好人”的言论。
几分钟后，电话炸了。支持者纷纷质问她怎么能称Heyer为“英雄”。Janet 自己也气得不行，命令我们删帖改文。我们解释那确实是她本人批准的声明，也解释 Heyer是被纳粹杀害的抗议者——但这都没用。Facebook的声明被改写，Twitter留着，因为她觉得“主要支持者不看Twitter”。
那晚我回到家，坐在沙发上，当场崩溃。我恨老板、恨川普、恨美国变成这样，更恨自己竟然成了帮凶。那一刻，我本该辞职。但我没有。
逃避与再陷
当理想与职业冲突时，那种精神重压几乎难以描述。我的应对方式是逃离当下——告诉自己未来会好，只要熬过去。
2018年，我成了Janet的竞选经理。我幻想只要赢下这场硬仗，就能去更大的舞台。我们依靠小西贡的越南裔选票，指望白人票稳定，努力减少拉美裔的损失。选举夜看似险胜，但随着邮寄选票开出，我们败了。
那一刻我以为自己终于自由了。可接下来的七个月失业、上百份简历、面试被“放鸽子”，几乎掏空了积蓄。我再次陷入绝境。
于是，我又回去了。2019年夏，我报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培训班，随后进入华盛顿地区的一家数字募款公司——Campaign Solutions。
我和妻子搬离加州，来到弗吉尼亚北部，在一个风景如画的郊区办公室，为共和党候选人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策划网络募款。
经历了长时间失业后的我，暂时忘掉了良知的挣扎。终于有了稳定收入，那种轻松的安全感盖过了一切。但很快我发现：整个华盛顿的共和党咨询圈，已经彻底围着川普转。
每封邮件、每个项目、每句文案都必须“比上一次更 MAGA”。煽动选举舞弊阴谋、挑动反移民情绪、制造对体制的不信任，成了日常。
疫情和“弗洛伊德之夏”的混乱，让我更容易麻木。居家办公让我不必面对现实，也让我能继续告诉自己：“反正拜登会赢，我的工作不重要。”
拜登确实赢了。但我对自己良心的逃避，却没有结束。
1月6日与虚假的清醒
也许你此刻会想：我凭什么值得同情？我都知道问题在哪，却还混了这么多年。的确，这质疑完全合理。
我不求宽恕，也不想自我洗白。我只是想说明一个事实：人是如何一边明知错误，一边继续为错误添柴加火的。
1月6日那天，所有人都傻了。暴徒闯进国会，我们办公室几英里外。大家都震惊，甚至有人以为川普“终于玩过头”。连林赛·格雷厄姆都说“别再算我一个”。
然而，讽刺的是，那天反而让我更安心地留下。因为体制似乎“扛住了”：法院没倒，暴徒被羞辱，川普去了佛罗里达当隐士。而年底公司发的奖金也不错——2020是公司史上最好的一年。我第一次有了积蓄，马上要当爸爸了。离开的念头，就此消失。
接下来的几年，我按部就班：九点上班、五点下班、出席会议、去度假。升职、加薪、派对——表面上风光体面。
可表象之下，我与党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我曾以为会有一条“红线”，一旦跨过我就会离开。可如今，我甚至不确定那条线还存在。
真正击垮我的，不是川普本人，而是最高法院。是那个让美国右派彻底撕破伪装的时刻。
年轻时，我是坚定的反堕胎派。可随着年岁增长，我明白这不是黑白分明的议题。我渐渐转向支持选择权，但从未把它视作投票时的首要考虑。
直到2023年初。我们努力怀孕一年后，终于等来好消息——却被医生告知胚胎停止发育。那种痛苦，我一生难忘。
想到如今有那么多女性，在那些极端州里，连合法医疗都被剥夺，我第一次开始刻意回避相关新闻——我受不了了。我不只是对川普的厌恶，而是对整个保守运动对女性与家庭的轻蔑感到愤怒。
后来妻子又怀孕了。为人父的喜悦暂时压住了焦虑。但当阿拉巴马最高法院的判决让生育诊所纷纷关停时，我又想到：这本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意识到，这种“觉醒”虽然自私，却真实。只有当体制的残酷触到自己，人才会彻底明白它的邪恶。
我开始策划离开。可对一个刚有孩子、在共和党体系混了十年的人来说，这几乎不可能。我的人脉全在圈内。离职意味着从零开始。于是，我又退缩了。
接下来半年，我只是在挣扎求生。拜登那场糟糕的辩论让我彻底封锁新闻。带娃、熬夜、工作、再熬夜。
当川普重新上台的消息铺天盖地时，我的唯一反应是：麻木。
最后一根稻草
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终于离开？川普说“移民就是强奸犯”时候我就该离开，可我忍了；1月6日事件我就应该离开，我也忍了；无数个时刻我都应该离开，可我都忍下来了，为什么现在就忍不住了？
现在，美国已经到了一个不能再装睡的时刻。几乎所有的制度护栏都被拆光，宪政的支柱在嘎吱作响。
当我看到联邦特工与军人在街头巡逻的画面时，我忽然意识到：我手上那点“工作成果”，正是这副景象的助推力。为了薪水与舒适，我参与了对这个国家的伤害。
无数个不眠之夜，我问自己：等孩子长大，我要怎么解释我当年什么都没做？
于是我决定，必须停下来。
——这不是一个轻易的决定。我花了无数个夜晚，与妻子、家人、朋友反复讨论。
离开之后，我的职业怎么办？十二年共和党资历，还能去哪？没人能回答。
我也害怕报复。如今政治暴力频仍，共和党甚至把政府当成“复仇的工具”，我不能不想：我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目标？
可如果我们都不问这些问题，美国就真的完了。
所以，我选择开口。不是静静离开，而是公开说出“够了”。我为没能更早明白而感到羞愧，也为那些早已觉醒的人鼓掌。
对仍然留在体制内、但心怀怀疑的朋友们，我想说：我理解那种恐惧。离开意味着失业、孤立、甚至被朋友疏远。但请你们看看现实——国家正走向黑暗。现在还不晚。拒绝为这个邪教划桨。拒绝用你的一份薪水换取良知的坍塌。
站出来。说出来。做一个真正相信宪法与美国精神的人。
今天，我停止让自己的懦弱摧毁美国。我退出，也希望你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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