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鹰：从“地摊经济”谈起 （附视频与图片）

2023年10月27日，68岁的李克强在上海意外地去世了。

“地摊经济”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20年提出的经济政策，目的是利用路边摊舒缓中国因中美贸易战和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清零政策带来的失业潮。

那一年的6月1日，李克强上午考察了山东烟台一处老旧小区。他说，“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人民好了，国家才能好。靠每个人的奋斗，大家都好了，国家就更好！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市场、企业、个体工商户活起来，生存下去，再发展起来，国家才能更好！我们会给你们支持的。”

显然，李克强的话不是即兴随意而发，而是有备而来的。李的依据是：“中国有6亿人口每个月收入不到人民币1000元”，他否认华夏已“脱贫摘帽”、“步入小康”。

此外，他还说过：

“中国有九亿多劳动力，没有就业，那就只是九亿张吃饭的口，有了就业，就是九亿双可以创造巨大财富的手。”

“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人民好了，国家才能好，是有树才有林，是有砖才有墙，有你才有家，有家才有国。”

“是‘民富国强’，不是‘国富民强’，你的幸福指数决定着国家的力量！”

最后，2023年3月，李在告别国务院时，他留下了这样的话：

“人在干，天在看。”

“中国开放还要继续往前推进，黄河、长江不会倒流。”

其实，早在民国时代，底层的“三毛”们就有过“摆摊”或“自由市场”的经验。此后，1950年有过，1962年也有过，都不长，因为毛泽东定意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定意要“割‘资本主义’尾巴”。

毛死了，文革之後的80年代初又有了“摆摊”，然而不久，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被当作“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的後台，很快就被打了下去，一些人“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美梦泡了汤，他们也被“割了‘资本主义’尾巴”。

到了李中堂时代，一句“可以搞‘地摊经济’”，立刻就让市场摆摊潮再现，如以下两个短视频所显示的那样，人头汹涌，群情激昂，各显神通，势不可挡。

《地摊经济_1.mp4》，https://www.azcolabs.com/DTJJ_1.mp4

《地摊经济_2.mp4》，https://www.azcolabs.com/DTJJ_2.mp4

李克强以上的那些估计和主张，导致习当局不满，这背后便是广为所知的“习李暗斗”。李在讲话中提到的“高大上”，就是指另一派的路线，包括“国进民退”等。

随后，官媒即刻迅速降温。6月6日，《北京日报》先刊出一篇题为《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的文章，说是“有碍观瞻”，引述北京城管执法部门称将“依法严格查处占道摆摊设点违法行为”，7日及8日，央视则连续两天发出热评文章：《“地摊经济”不能一哄而起》、《一线城市不宜推行“地摊经济”》。

于是，没几天“地摊”就被“城管”了，执法队砸摊子，抢三轮、抉称杆……，甚至直接动手强拆“低端人口”的住房，结果，弄得一些做小买卖的人，每天就像是做贼一样，东躲西藏，苦不堪言。

城管来啦！ 

这样的循环不己，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列宁生前就“一语道破”了这个问题。他说，“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

毛泽东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中就引用了这段话，“他(列宁)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然后大谈自己发动“文革”的“理由和动机”，就是要搞那个“没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等级制度’”、“没有‘等价交换’”、也“没有‘商品’和‘货币’”的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之“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成为他“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所以要打倒他们。

毛一贯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写下了《我的一点意见》，那里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但是，马克思的看法却和他正相反。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告诫封建主，“现代的资产阶级正是他们(指封建主)的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因为他很清楚“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在《哲学的贫困》，1847，中已有类似的表述。)

1867年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更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生，不但是“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但是，毛泽东和列宁一样，都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把“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这个事实，看作是不可抗拒的规律性的事物来加以促进，他们不去“顺水推舟”，反而要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来打压这一小农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现代的资产阶级”。结果，毛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中国搞他的“社会主义”，就如同要发明永动机一样地荒谬，他必定碰得“头破血流”，大败亏输！尽管毛泽东竭尽全力，不惜一切代价发动了“天地翻覆”的“文化大革命”来反“走资派”，到头来，还是不得不哀叹：“走资派还在走。”(参看：小鹰，《马克思 versus 毛泽东》，https://www.azcolabs.com/xy_wg_yjs_3.html)

刘少奇和彭德怀，以及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人，都曾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认识到这一规律，但先后都被毛“左派”当作“走资派”打倒，其实，中国“走资派”的鼻祖就是马克思！

有人问我，“你有没有搞错啊？马克思不是鼓吹“社会主义革命”的吗？”

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到“社会主义”，但其谈论的对象绝不是像中国那样的落後国家，而只是针对当时工业和政治发达的英法而言。

同时，他们也清楚地指出，那些落後国家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必须具有三个前提，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因为他们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只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后期生产关系可能的内在矛盾，即：当且仅当，“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注]，那时才可以谈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恩曾讽刺那些仍处于封建社会中却自诩为“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说他们把“社会主义文献”“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

马、恩这里所说的“法国的生活条件”，指的是什么呢？

这不仅是指良好的物质生活水准，还包括一个由“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以及“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所保障的公民“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社会生活环境。

“法国的生活条件”也就是刚才说的那“三个前提”的简明扼要的说法。

诸君数数看，从二战前的苏俄，到战後“雨后春笋”般建立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又有哪一个地方是先具备了这“法国的生活条件”？

不管今日中国现实状况如何严酷，谈论这些又是如何“不合时宜”、“不可思议”，我只问，你想不想现在先过上有这样“法国的生活条件”的日子？即使只是在梦里。至于以后还搞不搞“社会主义”，怎么个搞法？那到时再说吧，好吗？现在着什么急？

而我们如果沿这条思路走下去，这就可能要颠覆整个毛派共产党的理论基础了。把毛泽东披在身上的假“马”皮剥去，其结果是让人们知道，原来毛没有“马克思”──“‘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只能附到僵尸“秦始皇”那里去了！

[注]：1848年《共产党宣言》对英法两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确做过这样的宣告：“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所以要“消灭私有制”，然而，晚年的恩格斯却有勇气承认自己当年的误判。

1895年，恩格斯在《卡·马克思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

恩格斯坦率地承认：

“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

那“摆地摊”跟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什么关系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搞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对此也讲得很明白。他认为，

完整的资本主义包含着以下三要素在内：即：她不但包括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竞争”，也包括政治上的“代议制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法”，更包括对体制监察的“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及“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她是否定“封建专制社会”的一种新型“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内容。

而“摆地摊”本身就包含原始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原则，即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这个道理。

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得从摆地摊开始，搞“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可是每次刚摆了几天，就给砸了，所以中国老停留在摆地摊的水准。

前些年，在网上看到一个有趣的贴子，

清同治4年，诺基亚成立。清同治9年，三菱成立。清同治10年，奔驰成立。清光绪6年，柯达成立。清光绪15年，任天堂成立。清宣统3年，IBM成立……现在别人都做太空生意了，我们又回去做地摊买卖……，不说了，出摊了，去晚了没位置。

补充一句，1969年7月20日美国人登上了月球，那个时候我们刚好打倒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刘少奇。

就是这个刘少奇，到了六十年代，他基本上否定了毛的“三面红旗”，在毛泽东大力鼓吹“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毛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刘少奇则在农村推出“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注]，在城镇开放“农贸市场”，在工矿企业中推行“计件工资”、“奖金挂帅”等“物质刺激”措施，探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文革前不久，他甚至还在热衷试办“大工业托拉斯”。

[注]：“三自”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

此外，刘派又在文教科技领域推行各种“宽松政策”，例如：颁布“文艺八条”，“高教六十条”、“科学十四条”等，以及给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在政治上要加速为“反右”及“反右倾”等运动中受到牵连的人“甄别平反”，甚至“一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就一定要把它砍掉。”(见《“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1967年5月8日。)

当然，不可否认，所有刘派的这些措施都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头几步，还远不足以构成“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即使如此，毛派等假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容忍。这正如鲁迅先生所写：

《绿野仙踪》记塾师咏“花”，有句云：“媳钗俏矣儿书废，哥罐闻焉嫂棒伤。”自说意思，是儿妇折花为钗，虽然俏丽，但恐儿子因而废读；下联较费解，是他的哥哥折了花来，没有花瓶，就插在瓦罐里，以嗅花香，他嫂嫂为防微杜渐起见，竟用棒子连花和罐一起打坏了。

值得注意的是，积极参加这类“嫂棒伤”运动的，还另有人在。他们是些“先富起来的”人，有过在中国都市“挤公交车”时的强烈情结，踩过那块神奇的“变心板”，并由此积下了那点儿“德性”。

摆摊潮开始不久後，武汉、杭州等地阔人集体开着豪车来摆摊，这不只是要“体验或戏弄穷人的生活”，而是官僚垄断资本集团打压“自由经济”的新手法。这些人有钱有闲，亮丽光鲜，引人注目，有哪个小摊贩拼得过？这些“恐龙”们有组织地集体置喙于“低端人口”的饭碗里争食，断了後者赖以生存的活路，实在比城管的打砸是要高明得多。

“你李中堂允人出来摆摊，我也不反对，不过，‘人人平等’，不是吗？我开法拉利也有权来摆摊啊！实力决定一切，看你们这些小户还能摆几天？”

这是“市场自由竞争”吗？开着法拉利来摆摊，不过是再次浓缩和显示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吃人过程罢了。

在西方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从没有见过这样“大小通吃”、“赶尽杀绝”的黑心富豪，主张“自由、民主、平等、人道”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总会给底层的人留一条有尊严的奋斗活路。也只有中国那些与权贵政府勾结的“鸡肠小肚”的土老财，才想得出、也做得出来这样“伤天害理”，更不要脸的溴事！

“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一旦权贵们依仗权势介入“市场经济”，所谓的“自由竞争”就变得很不公平，专制和特权很快就导致“市场垄断”并“两极分化”，反过来又导致社会和官场的各种黑暗和腐败。难怪现在连美、日和西欧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都已不再承认中国是个起码的“市场经济”的国家了。

因此，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讲，它貌似有“资本主义”的躯壳，却没有“资本主义”的灵魂，即没有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三要素。

自建国以来，每次走几步“资本主义”，日子刚好过几天，就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而这“尾巴”，就像是韭菜，割了又长，长了又割，生生不息，循环不己。

这样多次的反复，其实是在不断提醒我们：

“资本主义”“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

不错，中国在满清晚期已出现矿山、铁路、工厂，报社等企业。我的祖父那时经营药店和钱庄，把生意做到上海和四川，外祖父则开窑场，生产陶瓷制品。民国後，他们都接受新思想，把子女送到西洋学堂学习，外祖父自己也在家乡办学。他们和许多同龄人的愿景一样，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发家致富，推进文明，而随着“蒸汽机”时代的到来，中国很自然地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包括军阀混战，日本入侵，专制政体等，上述的“资本主义”三要素从未能够得到健康和充分的发展，“资本主义”在中国始终是处于一种畸形的雏型状态。

二战之後，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状态，在一个民族独立的平台上，共产党与众多民主党派共同协商，要搞“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她反对封建专制、倡导民主自由、主张众多民主党派共同参与“政治协商”、开展经济建设、传播西方文化，这就是符合当时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俄国──条件下的“资本主义道路”。

而刘少奇对她的具体诠释就是，不要“合作化”，要“民主化和工业化”，要“二十年不触动私有制”。

刘派的这种方针以及多党政治协商的形式，本来是很可以引领中国走上规范和现代“资本主义”道路的，可是在毛派的打压之下，通过各种政治运动，包括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反修防修，逐步把党内外的“走资派”精英整得“七零八落”，最後是“文革”，来了个“包圆”，打倒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毛派完胜。

文革之後，胡耀邦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总结道：

“毛泽东晚年错误始于1953年批评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1957年后逐渐发展成为完整的体系。”

胡的这一句话，抓住了建国後党内“两条道路”斗争的核心所在，也是我们认识毛、刘之所以“分道扬镳”的关键。

但现在一些“学者”不这麼看历史，反而指斥刘派是“官僚”，而“戴着枷锁跳舞”的胡耀邦、赵紫阳、万里、朱熔基、李克强等也都不够好，都是些“体制内的人”。因此，现在一些所谓的“改革派”还在等着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华盛顿”或“林肯”，一个完美无瑕疵的“走资派”。不过，要是真的等来了，他们敢不敢认，还是个问题。

众所周知，二战後的“南北韩”与“东西德”的发展状况，显然有着巨大的差别，尽管那里的种族、人群、语言、历史、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经济状况、气候条件、自然资源等起始条件大致相同，只是在“走社”还是“走资”的社会制度上截然相反。

如果我们再诚实地比较世界其它一些地区，或同一地区的不同时期，都可以看到因实施不同的“生产关系”而造成的类似差异。

而这，也就是2024年经济诺奖，“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内容，所以，马氏一点也不过时，只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阶段不可逾越性”的陈述， 长期以来，被人有意掩盖或忽视了。

因此，从整体和历史来看，可以说，马克思和刘少奇等“走资派”是对的，胡耀邦和赵紫阳等“自由化”是对的。要是中国能按“新民主主义”的方略建国，她早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此外，我见过一些“学者”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都没有老马讲得清楚和全面。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三要素”，对正确认识现在中国社会的性质很有帮助。同时，对西方社会如何持守完整的“资本主义”而言，也很要紧。这“三要素”正是关键，缺一不可，可是，现在有些国家正在废弃她，反朝着专制独裁政体倒退，令人堪忧。

现代一些“才子”看东西时，心下匆匆，眼下了了，一目十行，不求甚解，并没有看懂，就以为懂了，或“先入为主”，只挑些合乎自己口味的皮毛东西，便谈天说地、评古论今，实在是浮躁得很。

现在坊间对马克思和刘少奇等所谓的“批判”，多属于不学无术，道听途说，老生常谈，人云亦云，因为他们通常还在经毛泽东咀嚼後吐给他们的那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里打转，一直停留在小学课文“半夜鸡叫”里“周扒皮”的水准，无法自拔。

而不少毛时代“优势群体”^[注]中的“受益者”，以及一些被“洗了脑”的“斯德哥尔摩”症患者，还是看不明白什么是规范和现代化“资本主义”的“三要素”，不知“法国的生活条件”为何物？仍甘愿继续“走毛式‘社会主义’道路”，竭力跟着去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

[注]：按照杨继绳的定义，“处于优势群体的人包括：党员、团员、靠近领导的人、劳动模范，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人。这些人在不仅在入党、当官、分配工作、调整工资等多方面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而且有整别人、自己不会挨整的特权。他们是党和政府信任的、依靠的对象，是党组织多年培养、训练的积极分子。”

但是，他们也同样不知道，“穿新鞋，走老路”是没有出路的，那只能回到类似《1984》书中的有“老大哥”主持的“僧院式‘共产主义’”，大家在一起“穷过渡”，或者，如马克思痛恶的那种“粗陋的、汤匙的、或暴食的‘兵营式共产主义’”。

和十九世纪中叶被马克思痛骂过的那些顽固保守的德国“老贫农”及“小市民”一样，他们也成了拥戴封建独裁者的“社会基础”。

呜呼！ “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启蒙，怎么这么难？我们又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