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西方世界支撑与续命的北平政权（修订版）》续1
《靠西方世界支撑与续命的北平政权（修订版）》
副标题：冷战后隐性依附体系与合法性转移的历史结构分析
机构：Logos & Covenant Institute（内部研究稿）
一、导言：从“红色孤岛”到“合法性的西方转接体”
北平政权的存续，从来不只是经济与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关于合法性制造与国际秩序操控的深层工程。
西方在半个世纪里，不仅提供了资金、市场、知识与外交庇护，更关键的是——以国际承认的方式，为中共体系“转接合法性”。
这份合法性，原本属于中华民国：一个在宪政与国际法上延续、但被系统性忽视的政治实体。
换言之，西方不仅“救活”了中共，更在道义与法律上为其续命。
二、历史支撑节点分析（前十节略，新增如下）
（1）苏联核打击计划与尼克松的阻止（1969–1972）
1969年珍宝岛冲突后，苏联确实曾考虑对中国核设施（如罗布泊）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若此计划成真，中共将陷入分裂甚至覆灭。但当时的美国，为遏制苏联扩张，主动与北京接触，尼克松与基辛格选择“保护敌人以削弱敌人”。
西方首次成为中共的地缘保护伞。
这一步，使北平政权从被围剿的红色孤岛，变成了冷战棋盘上的资产。
（2）文革后的财政崩溃与基辛格输血（1973–1978）
文革末期，财政收入锐减、外汇几乎耗尽。是基辛格和美国国务院安排的粮食、技术与市场接入（尤其是中美贸易协定、世界银行贷款试点）让中共重新“有了呼吸”。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其实是西方主导的结构性重构计划。美国不仅提供贸易窗口，更提供了合法性叙事：一个从革命到“现代化”的新中国。
（3）1989年六四后的雪中送炭（布什政府）
六四屠杀后，全球制裁风起。但布什总统在暗线中亲自致信邓小平，指示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保证“中美关系的大局不会动摇”。
此举本质上是冷战战略的惯性——在苏联崩溃前，美国仍需中共作为大陆秩序的“守门人”。
于是，中共躲过了制度性崩溃，靠西方的容忍与妥协延续了政权寿命。
（4）全球化与“世界工厂”的诞生（1990s–2008）
西方经济学家沉迷于“效率最大化”和“全球分工”，将劳动密集产业与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中国。中共成为世界供应链的中心。
全球化为中共提供了财政基础、社会安抚机制和权力合法性：财富分配的不平衡被GDP增长掩盖，社会控制手段因外汇储备而升级。
（5）西方培养的百万现代化人才
自1980年代起，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留学生在美欧接受教育，其中大量回国后成为科研体系、金融监管、IT产业、城市规划的中坚。这种“知识输入”是最深层的续命机制。
中共体制靠西方培养的人才来维持运转——这是一种制度寄生。
（6）外资与合资企业：北平财政的真正命脉
1990年代至今，外企为中国创造了近一半的出口与三分之一的税收。
外资不仅带来了就业，更带来了政治稳定的幻觉。
北平政权维持的社会契约——“你们赚钱，我掌权”——其实是由外企的税基支撑的。
（7）华尔街的金融协奏
自克林顿时期起，华尔街的投行（高盛、摩根士丹利等）深度介入中国国企改革与IPO过程，为北京提供全球融资渠道。
华尔街是中共体制的“影子央行”，为其债务循环提供润滑。
（8）WTO与超国优惠（2001）
中国加入WTO后，享受了前所未有的出口红利。
在贸易法的灰区中，中共获得了发展中地位的优惠，却享受了发达国家的市场准入。
WTO是北平政权合法性全球化的拐点——它从此不仅是“政权”，而是“世界经济机器的一部分”。
（9）赴美上市与无限资金池（2000s–2020s）
从阿里巴巴到中石化、拼多多、蔚来……美国资本市场为中共企业敞开大门。
这些公司既是中共的财政后备库，也是外汇循环的隐形通道。
美股成为北平政权的第二财政部。
（10）中资隐形持股西方巨头（2010s–至今）
通过主权基金、离岸信托、共同基金，中资成为西方企业的隐形股东。从港股、伦敦交易所、再到硅谷风险基金，中国资本以匿名形式分享了全球科技红利。
这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体制共存的象征：双方都在对方体内安置了“金融器官”。
（11）合法性转移：西方对中华民国的战略性遗忘
冷战格局下，西方在1971年以后对“两个中国”问题的处理，成为北平政权生存最深的政治土壤。
当联合国2758号决议通过、中华民国席位被北平取代时，世界秩序完成了一次合法性转移——这是比资金、市场、核保护更致命的“系统性续命”。
但需要强调的是：
这一决议既未声明“中华民国不复存在”，也未授权中共统治全中国。
它仅是一次外交操作的胜利，却被西方选择性地解读为中共代表“唯一的中国”。
此后半个世纪，西方政府、媒体与学术界主动维持这种模糊：
他们知道中华民国在法律上仍存在，却在叙事上“消音”；
他们明知台海两岸的宪政分野，却在政策上“模糊一中”；
他们明白北京不具备代表全体中国人的正当性，却在现实主义的算计中予以默认。
这种“合法性模糊”是北平政权得以长期苟延的根基。
因为只要国际社会拒绝确认一个宪政中国（中华民国）的持续存在，就等于在道义与秩序上承认了极权中国的垄断地位。
从此，北平政权在国际法层面获得了“准合法化”，其国内专制亦因此有了外部支撑。
没有合法性的转移，就不会有后来的经济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