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这是实现你最高价值的最后机会
这是实现你最高价值的最后机会
范学德
著名精神医学家、意义治疗法的创造者弗兰克（Viktor E Frankl ） 写了一部重要的心理分析著作——德文原版叫做《不管怎样，向生命说“是”——一个精神病学家在集中营的经历》。1967年台湾光启出版社将其译成中文，名字叫《活出意义来——从集中营说到存在主义》，译者是赵可式、沈锦惠。
昨天我介绍了第一部分，今天，介绍第二部分中。在这里弗兰克分析了我们所处的时代。
存在的空虚是时代病，人深感生命的无意义，无聊于与烦。正如叔本华早就说过的那样：“人类注定永远在两极之间游离，不是灾难疾病，就是无聊厌烦。”（第132页）
弗兰克说，如果问起我如何解释这种生存空虚的增长，我常常会予以如下简短的答复：与动物相反，没有什么本能的东西告诉人必须做什么；而且与昔日的人相反，也不再有什么传统的东西告诉今天的人们应该做什么。现在既不知道他必须做什么，又不知道他应该做什么，他便常常显得不再确切知道他到底想要做什么，于是，他便只是想做他人所做的，——随大流派！或者只是做他人想要——想要他——做的。
弗兰克抗拒这种无意义说。他认为：“人是唯一能够负责的受造物，他必须实现他潜在的生命意义。”而这，必须在世界中找寻“，因为”人类的存在，本质上是要‘自我超越，而非自我实现。”（第136页）
周星驰有句话很有道理。“如果人没梦想，和一坨屎有什么区别？”
弗兰克在书里反复说了一句话：“在既定的境遇中采取个人态度的能力，是人最终极的自由”。在人没有了任何自由之后，他唯一的自由，就是选择以何种态度去面对眼前的一切，这是谁也剥夺不了的自由。
他说：“假定我想向东飞行，而这时却有偏北风，那么，我就可能与我的飞机一道偏向东南方。相反，我若是驾着飞机向东北飞行，我便实际上飞向正东方面并降落在我原想降落的地方。对人来说，我们不也是处于同样的境况中吗？如果我们简单的以其目前所是而看待他，那我们就会使他变得更糟糕，相反如果我们以其应该所是而看待他，我们便使他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人，这是歌德的话。”
弗兰克指出：寻找生命意义有三种途径：
1.创造和工作；
2.体认价值（如爱）；
3.受苦。
他深信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意义，或通过创造和工作，或体验某种事物或爱某一个人，而在极端的情况下，当一切欢愉都被剥夺，无法避免的苦难本身正是生命的意义。他从集中营的经历中，领悟到第三种途径。
弗兰克认为，每一个痛苦，每一个失败，每一个绝望也都被附有着深刻的意义。特别是在痛苦时，我们可以穿越痛苦，精神得到了历练，指向下一次的成功。即使是犯下滔天罪行，后悔内疚，我们也获得了自我完善，精神上自我超越的机会。即使是面对死亡，我们可以学会对自己对别人更加负责的态度。我们每一天的生命都应该像重生一般的活着，也应该像马上就要重蹈旧错一般的活着。
“人是唯一能够负责的受造物”，他必须实现自我超越（136）
痛苦就像煤气，一个空房间里，如果注入某一定量的煤气，则不论房间多大，煤气都会完全均匀地弥漫。同样地，痛苦不论大小，都会充满人的心灵和意识，因此，人类痛苦的“尺度”，绝对是相对的。
内在生活一旦活络起来，俘虏对艺术和自然的美也会有前所未有的体验。在美感的影响下，有时连自身的可怕遭遇都会忘得一干二净。从奥斯维辛转往巴伐利亚一集中营的途中，我们就曾透过车窗上的窥孔，凝视萨尔斯堡附近山峦沐浴在落日余晖中的美景。当时，如果有人看到我们的面容，一定不会相信我们是一批已放弃了 一切生命和获释希望的俘虏。
“忙碌而积极的生活，其目的在于使人有机会了解创造性工作的价值；悠闲而退隐的生活则使人有机会体验美、艺术，或大自然，并引为一种成就。至于既乏创意、又不悠闲的生活，也有其目的：它使人有机会提升其人格情操，并在备受外力拘限的情境下选择其生活态度。集中营俘虏虽与悠闲的生活和创意的生活无缘，但人世间有意义的，并不只是创意和悠闲而已。如果人生真有意义，痛苦自应有其意义。痛苦正如命运和死亡一样，是生命中无可抹煞的一部分。没有痛苦和死亡，人的生命就无法完整。
当一个人遭遇到一种无可避免的、不能逃脱的情境，当他必须面对一个无法改变的命运——比如罹患了绝症或开刀也无效的癌症等等——他就等于得到一个最后机会， 去实现最高的价值与最深的意义，即苦难的意义。这时，最重要的便是：他对苦难采取了什么态度？他用怎样的态度来承担他的痛苦？
弗兰克说：“人在自身内存有两种可能性，去实现哪一种是由他自己所抉择的，而非被环境所决定。”
全书最后的结束语说：“毕竟，‘人‘是发明奥茨维兹煤气间的’存有‘；同时，’人‘也是笔直走进煤气间，口中念着犹太祈祷文的’存有‘！”
煤气间就是纳粹用煤气把人活活毒死的地方；犹太祈祷文就是《圣经》中的这句话：“你当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申6：5）
梵高肖像与自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