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决定政治模式 留法中国学者说
政治文化决定政治模式 留法中国学者说
李洪德 2023年4月, 2025年10月25日更新
我的理解，政治文化就是一个群体在发展中，形成的对政治模式的思考和追求。智力发展良好的群体，追求和平共荣的治理，反之亦然，
在东方，中国自古大一统中央集权，发展礼乐和儒学教人做人，律己奉公，遵守社会公德，选择博学者治国，形成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和平基因，视追求和平，建立和平共荣的社会为天经地义，和平繁荣生活吸引邻国人民共享儒家思想和幸福生活，形成亚洲集体主义文明圈，称为儒家亚洲和亚洲价值观。
在西方，欧洲蚁窝状多的邦国独立经济体战争机器，难免战乱。不教人做人，反而孽造上帝干爹洗脑人为兽性，撕裂碎片化人性和文化，驯化人民为发誓死敌，千方百计地追求杀灭他人确保自己的生存。形成利己主义价值观和好战基因。视争霸权击垮他人损人利己为理所当然，形成西方利己主义文明。
正是由于政治文化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模式。
2020年，彭博社John Micklethwait博士和《经济学人》Adrian Wooldridge博士联名发文The Virus Should Wake Up the West：当霍布斯写《利维坦》时，中国是卓越的行政管理的中心，具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公务员制度，其成员都是从庞大的帝国中经过严格科举考试选拔的学者文官。欧洲是一个由敌对封建家族统治的血腥战场，政府职位要么按出生分配，要么像家具一样买卖，是争夺统治权推动政府进步。
从博士的评论，看看民主政治，把政权作为奖品任由各种素质的人拼争，然后，驱动国家机器制造灾难。黑格尔说：经验和历史教导的是人民和政府从来没有从历史教训中学习任何东西。从来没有汲取历史的教训，来改变自己的行为。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贪婪的人千方百计掠夺积累财富和社会势力，达到一定规模后，就开始企图影响政治，以利于贪婪。
中国唐朝就出现资本集结公司，公司凝聚生命个体，使得血缘、地缘联系之外的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形成强大于任何个人的经济动力。公司投资社会化大生产，是经济发展的基石。企业是创造富裕生活、社会稳定的基础组织。然而，追逐股东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也制造危害。自那时起，如今摧毁世界的资本邪恶行为，都曾经在中国上演，由于中国历代政府铁腕打击，没有制造灾害。
一百多年前，美国高法大法官史蒂芬·J·菲尔德（1816-1899）就认识到，几乎所有需要动用大量资金的企业都是以公司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并表示，为人民提供衣食、美化房屋、解除疾病、解除贫困，为群众提供生活必需品的是公司，让人们过上富裕生活的同时，又拥有高尚情操的还是公司。
自1700，英国工业革命出现资本集结公司，在快速创造人类生存所需的同时，追逐股东利润最大化的贪婪也一直制造灾难。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公司蹂躏了美洲、非洲和亚洲。它们把数以万计的人变成了商品，也迫使无数的植物、动物、矿物，甚至细菌和病毒迁移。从郁金香到房地产，从阿姆斯特丹到新阿姆斯特丹，从1637年到2008年，无数的股市泡沫未能阻止下一次冒险。
公司进行殖民占领和掠夺，贩卖黑奴和鸦片。18世纪英国人在印度生产鸦片销往中国，严重危害祖国和同胞，清政府曾经八次颁布禁烟令，都无效。无奈，1839年，林则广东徐虎门消烟。1840年，英国人对华鸦片战争，纠集西方列强到我们的祖国烧杀抢掠，火烧圆明园，令同胞遭受百年耻辱。
如今，中国在巨额战败索赔和战争废墟上，重新崛起，成为157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作为引擎驱动经济发展。带领世界国家，拒绝被奴役掠夺，切断西方掠夺的生路。贸易战，其实是西方利己主义文明的临终挣扎。
1865年，在临终之际，林肯警告说：公司已经被过度推崇，高层腐败即将到来，公司财团会通过影响人们的偏见或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来扩大其影响，直到财富在某些人的手中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们会导致美利坚合众国的灭亡。然而，公司财阀并没有做好事儿，灭亡美利坚，而是，做坏事儿，把它发展为更加邪恶的财阀政治，通过金钱操控政府的行政权，不受制约地尽兴贪婪。
西方的社会元素，都是为了享受过去在贵族和宗教混杂统治时期不能享受的东西，一切都与过去对着干用。在黑暗世纪，是奴隶和畜生，没有人权，没有自由，因此，西方人拼命打造自由世界，社会垃圾拉帮结派满世界推广自由民主谋生，最邪恶的是组成党派控制政府：鹰派、鸽派、驴派、象派、左翼、右翼、极右、极左 、绿党、茶党、自由党、保守党、民主党、新民主党...。
人类世界正在被民主政治赏权给这种幼稚的人毁灭。
西方被非人生活扭曲的心态发展的社会元素，一直在造孽，害己害人。民主政客为了掩盖邪恶，美化自己为高尚人格。鼓吹人权和自由，扭曲国民智力，仅仅剩下讨社会正义不劳而获的本能，没有工作谋生的欲望和技能，不断罢工要少劳还要多得，二战高素质一代离去，劳动生产率被永远带走。那些靠掠夺发家的富裕民主国家，已经失去生存根基，启动无法遏制的衰落自杀程序。
2012年，加拿大辞职副总理Chrystia Freeland著书Plutocrats: the rise of the New Global Super-Rich and the Fall of Everyone Else: 财富、腐败和民粹主义不再受国界的限制，这个新的镀金时代也正在改变西方的经济，整个全球化的世界正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
2008年的金融危机造成了4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那些制造灾难的人却积累了大量财富，而数百万人则失去了家园和积蓄。这些全球新晋超级富豪们让其他所有人都崩溃了，给这个富豪们的主权国家带来了失业、债务和经济不确定性，而每一次危机似乎都蕴藏着新的商机。
Chrystia Freeland出生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罗德学者，曾在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俄罗斯历史和斯拉夫研究。曾担任驻乌克兰记者，并曾在《金融时报》、《环球邮报》和路透社担任编辑。正是这些经历，让她看清了资本主义的邪恶。
彭博社主编John Micklethwait博士和《经济学人》编辑Adrian Wooldridge博士，都在英国牛津历史系学习过，了解了中国历史的人性，西方历史的无人性。
由于西方利己主义崇尚资本贪婪，媒体都在教如何投资挣钱，讲股票波动，讲美元，却没有人讲如何增加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在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一书，哈佛Niall Ferguson 教授指出：“2006年，世界经济总产值约为47万亿美元，然而，金融衍生品为473万亿美元，是其10倍。”
Niall Ferguson教授指出了当前人类世界的残酷事实，有顺差10倍的金融经济在疯狂掠夺实体经济，也就是，有10个人在靠掠夺1个人创造的财富谋生。
这批地球人被兽性西方的禽兽绑架，被推向银河系中浩瀚自毁文明的坟场。
本文有感于同胞们在YouTube视频的理性留言，尤其是一位留学法国的同胞。
视频链接2022年10月22日YouTube美国教授在雅典论坛上，为中国说点公道话，让香港学生差点喘不过气来：2022年9月28日至30日举办的雅典民主论坛期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在分论坛讨论“过去10年来，民主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发展情况”时，说了些自己对中国政治历史传统和现实的理解，主持人几次打断。
看过同胞们的留言（复制在后面），感慨，想起我的文章《王沪宁的恐惧与努力 国魂争夺之战》。
中华文明有西方文明的优点没缺点
有感于2018年2月28日文章《温情与敬意-钱穆《政学私言》读后有感》，哲学家历史学家钱穆（1895 - 1990）对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从历史、文化、哲学、社会学、人文学等的角度对东西方文明进行了对比，揭示了中国文化层面具有西方文明所具有的优点，没有它们的弱点。看看今天的血腥世界，足见他的明智：
中国直接民权，西方间接民权
“故自中国传统政制言，则远自两汉以来，已有选举制度。作国与西方异者，西方选举议员，代表民众，监督政府面中目直接选举官吏，组织政府，行使政权，此其异一。故余谓西方权乃“间接民权”，而中国民权则为“直接民权”。又西方选举由民众，而中国选举由官吏，此其异二。此种异点，亦因双方政治观念不同，西方以政府与民众为敌体，故民众代表必由民众自选。中国则认为政府与民众为一体，故官吏自身即为民众之代表，则选举由官吏任之，自亦不见其违理。夫政府亦社会之一机构，官吏亦民众之一分子。今试问何说而必谓其在社会则必佳，在政府则必恶，为民众则必好，为官吏则必坏。 若为官吏，一入政府，便成为民众之敌，便不足代表民意，则推理至极，自必造于无政府之境界而后可。安见西方之民主政治之遂遽为尽善尽美乎？故余谓“西方政治为政民敌立，而中国政治为政民一体。”
“中国传统政制中之选举制度，又有与今日西方选举制更大不同之一点，即西方注意在选举人，而中国则注意在“被选举人汉代选举孝廉，有其当时之不成文法，第一必为国立大学之毕业生，第二必为服务地方政府之僚吏之有经验与成绩者。地方官则采酌社会舆情，就此两项资格中挑选，此为汉人选举之常规。盖西方民主政治，起于小国寡民，又为人口集中之都市，故可于选举中尽量表达民意，并主选举权之尽量普及。中国则既为广土众民，而又为散漫分布之农村，故主于选举中尽量拔取贤オ，又主被选举者之尽量限制与尽量严格，此其异三。”
“若论中国传统政制，虽有一王室，有一最高元首为全国所拥戴，然政府则本由民众组成，自宰相以下，大小百官，本皆来自田间，既非王室宗亲，亦非特殊之贵族或军人阶级。政府既许民众参加，并由民众组织，则政府与民众固已融为一体，政府之意见即为民众之意见，更不必别有一代表民意之监督机关，此之谓政民一体”，以政府与民众，理论上早属一体。故知中国传统政治，未尝无民权，而此种民权，则可谓之“直接民权”，以其直接操行政之权。”
“西方民权之初现，仅为间接之监督权，而中国传统民权，则为直接之行使权。故西方民众与政府对立，而中国传统观念，则民众与政府合一。若以中国传统政制无国会，便谓中国传统政治无民权，此实皮相之见。”
中西政治截然不同
其一，中国政体形成之始便是广土众民的大一统局面。西方自希腊城邦开始，便是小国寡民的状态，国家的形成是由中心向四周放射扩展，形成一种“向外征服”的政治形态；而中国是大一统国家，由国家整体凝合成一个中心，是一种“向心凝聚”的政治形态。
其二，中国的政治自古以来就兼具宗教的职能。中国传统政治的理想是超越阶级超越民族的，“抱有一对人类全体大群尽教导督率之责任”，故此中国政治的职能在于“上本天道，下符人心”。西方的宗教是“出世”的，则不能用于解决现世问题，故宗教和政治缺一不可；而中国的传统政治将政术、人心、天道合而为一，已经具备宗教教育的职能。
中国政制之所以被认为是专制统治是因为：一则王统百年不绝，二则缺乏代表民意的机关。然而，中国的王室仅是一种象征性元首，王室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专制统治，而代表着国家政局的稳定，实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其次，中国的“贤者政治”意味着并不需要民意机关。在这里钱穆先生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西国政府犹如商铺，店主聘请经理（政府）掌管业务，则股东（民意机构）皆有权过问管理事宜；中国政府则如学校，由师傅（贤者）教诲护导弟子（百姓），则弟子不能凌驾于师傅的权威之上。由此，钱穆区别了中国与西方对政治解释的语境，说明中西政治没有可比性，不能一概而论。
在中国，君王是“圣贤杰出之人才”，凭借着民众的信托而居于高位，所以，若说西方政权的理论来源为民众的契约，即“契约政权”，那么中国的政权合理性就是来自民众的信托，即“信托政权”。
儒家思想中的政治理论
中国传统政治既“尚贤”，则教育即为中国政治的终极目标。中国传统教育是超民族超阶级且为全人类文化发展的，所以政府必须在教育之下。这在儒家思想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儒家政治思想的重心在臣不在君，所谓“君权源于天，天道存乎臣”，也就是说，天子是世袭的，不一定都是贤者，而大臣都是从世间通过考试制度挑选出来的“最贤者”，则可弥补天子世袭的弊端。
从儒教历朝历代的发展来看，皆体现出宗教、政治、教育一以贯之的特点，此即为儒家论政理想之大端。“中国融教于政，故政事目标常较远大，斥为局部人谋乐利权力者为霸术，而治道以王天下为归趋。”所以，对中国来说，政治具有教育的内涵，则最理想的政治体制应为最能保障“最贤者”能够从事政治的体制。
中国传统政治
在钱穆看来，中国传统政治有着“王天下”的目标和“广土众民”的现实处境，故而“见效不易”。所谓“见效”，“一曰可久，一曰可大”。所谓“可大”，即是说虽有朝代更迭，但必须由中国人（并非独指汉族人）操纵中国政治，才能不失去传统精神。所谓“可久”，即是指中国虽地广物博，但凡中国人的生息之所，必使风俗教化从同，政治权利相等。唯有“在内不许有阶级之对峙，在外亦不乐有民族之相争”，惟可实现“可大可久”之效。在这里，钱穆似乎并不似批评者说的那般“大汉族主义”。
当然，中国传统政治也并非是十全十美的，钱穆还概括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流弊：一则，由于鄙视扩张霸权，则“不务于富强兼并”，容易为强邻所欺；二则，不能保证“贤者常贤”，民众也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
钱穆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理论既源出中国传统文化，又符合中国国情，是有可以存续的理由和可行性的。中国政治的出路，关键不在于照搬西方一切政治体制，而在于发扬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的精髓，修正其中病症，恢复其原初理想和本来面貌，“汲出政治新理论，发挥政治新精神”，则能实现政治稳定，长治久安。
道统与治统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自古有将“政治”与“学术”紧密结合的传统，他通过列举史料证明了中国传统政治中教育与政治的关系。
（1）中国的“学治”
所谓“学治”，就是通过考试制度专门选拔学人使之从政，故其政府僚吏全为学者。这种学人政治保证了政府中没有贵贱贫富之别，保证贤者从政。“学治”的精义在于以学术指导政治，这就要保证学术必须独立于政治之外，享有充分的自由。是为道统大于王统。
西方的“教权”更多指宗教，而不等于“教育权”，在宗教语境下，教权与政权是并立而分行的。而中国不然，无论是儒教还是佛教都强调政府并不是“至贵”，而“人道之大端，在师统，不在君统”。
民主精神的实现，在于“人道大统”，具体来说，“必使教权尊于治权，道统尊于政统，礼治尊于法治”，此乃“中国儒家陈义”、“传统文化之主干”、“中国传统政制之精义”。
中国传统教育精神
不同于西方或“为上帝旨意”，或“为国家目的”，或“为个人乐利与现世幸福”为目的的教育，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教育精神中，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体现了既重个人现世，又与国家天下相联系的教育观念。
中国的传统教育思想在于为人性的发育成全，小至于家庭成员的孝悌，大至对宇宙万物的仁义，所以可说，“中国传统教育理论，超乎上帝、国家和个人之外，而亦融乎上帝、国家和个人之内”。
关于法治
不同于当时“中国尚人治，西方尚法治”的观点，“中国重法治，西方重人治”。中国自古强调法礼，秦汉以来历代法典证明，“中国之所以得长治久安于一中央统一政府之下，惟法治之功”。
中国人的法律观念
在此篇中，钱穆细致分析了中西法律观念的不同，得出中国不能专以法律治，而更应注重道德与教化的结论。
首先，中西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不同。中国强调“性本善”，所以认为道德是至高的，法律只是用以弥补道德的不足之处；而西方以法律规定道德、领导道德。此其异一。在中国的语境中，道德的核心为“仁孝”，不由法律规定；而西方认为道德之本为“公平”，此种公平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必须由法律保护。此其异二。
其次，中西法律的性质不同。这源于中西政治意识和国家观念的不同。在西方，国家高于一切，法律即是国家支配个人意志与权利的具体表现，是为一种统治工具；在国家权力的支配下，群众则需要向国家争取人权，以对抗国家，以保障自身权利，所以西方民众要求立法权，要求三权分立。而在中国，国家只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国家为人民而立，非人民为国家而生”；同时，中国人自有一种“天下观”，在中国人看来，人生的最高目标在“个人道德”和“大群文化”，而不在国家的权力与意志；故此，国家自不会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而伤害个人自由，人们就不需要向国家争取自由的权力。所谓“至治之本，道化在前，刑罚在后”，即是指国家的职能在于护导道德的长进，而法律的作用在于帮助修正。所以就法律法性质而言，西方的法律在于给予人们权利，故多为保障权利之法条；而中国的法律在防止人们不道德，故多为惩罚罪恶之法条。
最后，中西方法律与宗教的关系也不同。西方的宗教与法律相辅相成，在一开始法律就为宗教的一支，“除法律外无正义，除宗教外无教训”，宗教与法律合成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为欧洲政治意识的最高目标。而中国的法律是完全脱离宗教的，“道德教训在学校，法律刑罚在政府”。
由此，钱穆认为，中国对法律的要求不止于公平，而更在于辅助道德，以弥补礼教的不足，那么既然道德源自人的内心，而法律也应该“重心”“重情”。“法治之精美，其在中国，唯儒家得其全”。
法国教授说只有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
留学法国同胞@tanguemaxime4706 2年前（修改过）
我出生在中国农村，经历过根植于我记忆中的贫穷；大学之后赴法国学习、生活和工作了15年；后来又在不同的非洲国家工作了多年。我去过30个不同的亚洲、非洲欧洲国家，包括绝大多数东欧国家。我是历史和哲学系出身，我的爱人是哲学本科出身而且硕士和博士都是研究中国政治和法律系统的法国汉学家，她的专业也为了提供了很特别和有价值的视角。
我非常赞同这位教授的基本观点： 首先西方一直试图告诉人们这个世界的主要矛盾就是民主和专制的斗争，但是事实远非如此。如果你在非洲最贫困和混乱的国家诸如乍得、中非共和国、马里等地居住过，你才能明白世界的现实究竟是什么。
世界的主要矛盾是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公。这种不公被诸如知识产权、强权利益引导的军事和政治干预等诸多因素决定，在第三世界导致大量的赤贫、污染、动荡。绝大多数国家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都不能突破技术壁垒，只能被迫居于工业增值链的最低端。西方霸权会在任何场合提及“民主-独裁”问题，但不会把“每年全世界5岁以下的儿童因饥饿和营养不良死亡3到5百万”这个问题放在人类亟待解决的首位。
因为对后者的分析才会揭示这个世界真正的主要矛盾在哪里，会动摇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秩序。这个世界的基础是财富的创造（生产力）和财富的分配机制（生产关系），很多发达世界的年轻人根本没承受过真正的苦难，被西方政治宣传洗脑的香港年轻人也是这样，就像温室里的花，以为“民主”是一切病症的中心，说出来的都是那种“何不食肉糜”的蠢话。
第二，民主或者不民主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在历史中不断变动的概念。这些东西是“理念”，而不是可以客观观察的“一只猫”或者“一条狗”，其内涵不是不变的，而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反思他们的时代，从而为其不断注入或者减去内涵。熊彼得之前和熊彼得之后的民主能是一样的吗？希腊的民主和当代的民主是一样的吗？这个教授说的很好，政治形式更值得关注的是细节，有那么多细节需要讨论和关注。要真正讨论民主自由这些东西，你至少要从古希腊、博丹、格劳秀斯、启蒙运动、康德、黑格尔一路读到以赛亚柏林、波普、熊彼得。但是这太难了，对于那些只知道喊口号的懒惰的年轻人而言。
第三，历史传统。我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有个法国教授跟我们说：如果西方对于中国的政治史有一些基本了解的话，那么就应该谦虚一些。中国唐代中书、门下、尚书省和皇帝在诏书的颁布和实施就已经非常具有严谨的制衡机制；谏台、监察等制度；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军制、劳役和税制等等，都是复杂和让人惊叹的严谨。很多知识匮乏的年轻人就觉得西方那套照搬到什么地方都好用，完全看不到这套制度在绝大多数地方的运行都是失败的。
实际上，政治制度之于政治文化就像一个外壳、表象，或者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政治文化会自然的孕育政治制度。而政治文化是民族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有机态的生长的结果。它是根植于血肉和土地的东西。比如利比亚，就是独特的历史和地理环境造成了这个国家以贝都因人部族为单位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制衡、联姻、竞争的权力和利益分配体。
这是深层的政治文化，产生于千百年来“人”和“历史”、“地理”、“生产技术”的磨合。西方要在利比亚搞西方民主，那就是个表皮，这个表皮下面继续运作的还是原来的政治文化。西方的制度之所以在西方适合也是因为他们经历了一千多年从中世纪以来特别是200多年以来的各种摸索和磨合建立起来的，很多西方政治的机制都能在中世纪甚至更早的时代找到根源。政治制度的有效运行需要同历史、经济现实以及政治文化相契合。
最后，我想补充一点个人的看法。中国人并非一个封闭的民族，我们从古至今都不排斥学习别的民族。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主权在民等等现代政治学的理念我们并不排斥。马克思也是西方的，中国排斥了吗？我们反对的是将它们神话，或者形而上学化。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古老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穿越几千年还能保持其活力，根本就在于能够同时兼顾两个方面，即“接受新鲜的合理事物”同时又能“不失其本体”。 孙中山接受了民族主义，但是能很快适应中国的现实转而宣传“五族共和-中华民族”；毛泽东的革命胜利建立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使其的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走农村路线，而不是死板地依靠工人阶级；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是将西方的市场经济融入马克思理论。一个民族但凡对于自身的智慧有一点信心，也要会动动脑子，不至于像个脑瘫一样照囫囵吞枣，闭着眼睛搬照抄别人的。
上述，留法同胞揭示了西方文明的虚假。下面是同胞们对他论述的留言。可见，许多同胞对祖国和西方有清醒的认知：
416 条回复
我虽然写不出来你那么洋洋洒洒的一大段话，但是打从心底里佩服。我在法国生活多年，最讨厌的就是一般自己没啥见识的没有什么措辞就开始拿民主说事，仿佛这是块万能膏药，只要贴哪儿哪儿就好。无聊至极，基本上跟人聊着聊着就不太想继续深交因为认知不在一个水平就没有继续成为朋友的可能。
您的总结很到位，足见您知识储备的丰富，以及平时对世界的思考深度。 可惜人与人的差别太大，世间多为凡人，有清醒头脑的更是少之又少。 所以中国发展起来太重要了，不光是为自己，更是为全人类的和谐发展。 只有发展起来的中国才有足够的话语权去影响世人真正思考什么制度什么社会才是真正为自己好。
@legenddulululu6416 作为中国人自己来说，我不这么认为，中国现有的制衡机制暂时没有必要去作太大改动，中国人民现在选择稳定以及发展，至于说等到我们的生产力进步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变革与发展，那绝对是以后的事情，当前的生产力水平绝对不允许我们做太大的社会改革，否则必将产生欧洲式的分裂从而导致类似美国这样的国际寄生虫国家趁虚而入疯狂吸血，你在嘲讽别人二极管的时候，殊不知自己就是二极管...不对，似乎没有极性，单纯的就是罔顾当前社会的以及全球政治格局的发展阶段
我和你一样，是政治与国际关系博士毕业。我和你的观点非常吻合，民主这个名词，就足够复杂了，人民应该简单明了的看待它，一切为了人民考虑，是基于，对过去一些情况的对比后，进行分析和判断，不管是民主还是集权制，对于人民来讲，生活条件有所改善，生活水平有提高，生活质量有改进，这个政府，大部分来讲，是很不错了！千百年来，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应该是有文化自信，政治自信的，至于民主自信，看了美国的火攻华盛顿，校园枪击案，以及我所经历过的英国恐怖袭击，说句实在话，西方的民主，到底还是集中在有钱人手中。与生俱来的傲慢与偏见，是西方领导人刻在骨子里的，根本没法改变。
@legenddulululu6416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中国农民-市民-国民发动的起义，革命，推翻的推翻的皇帝，王朝，政权，不是其他地区文明/民族的加起来的总和，也有一半吧。 要说反对皇帝，不当顺民，中国人好像不需要谁来教吧？相反，应该是中国人来教其他民族。 反对，没问题，关键是为什么反对？反对完了你能干什么？你能做的比共产党更好？ 中国共产党在立国之初，中国是上下5000年最弱的时候，没有之一，仅仅70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的中国，一不靠杀，二不靠抢，三不靠骗，把这个积贫积弱的中国重新带到了世界第二，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工业化规模最庞大的国家，也为人类新世纪社会制度和社会治理提供了更好的借鉴。。 这样一个党派，这样一个党派的领袖，干10年，头发白完，一天睡5个小时，没有周末，我自问，我没什么好反对他的。
真的看哭了，以前我也一味的觉得西方的民主制度很优越，后来看了一些关于政治制度的书籍，又在台湾生活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民主真的只是概念而已，民主和威权真的难分谁优谁劣，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所以关系细节才是重要的，怎么实现公平，怎么缩小贫富差距，怎么对抗环境污染，这些才是人类共同的命题。
我是香港人，為香港大學生感到心痛。 我們小時候的確都是崇洋的，因為西方的傳媒和文化影響實在太大。 但當看到中國的掘起，我們作為中國人應該去支持中國，為國家發展出力，而不是繼續崇洋恨國。 美國或西方的成就不是建立在搶奪， 迫害其他民族和國家得來的嗎？ 這些學生更應公平一點的了解世界的歷史。
其实，自从19年香港那么多事以来，我看过无数个港人的留言辱骂中国也好，编造谎言污蔑整个中国甚至侮辱整个民族也罢，最离谱的一条评论我永远都记得→“我们就是要搞乱香港，搞死香港，让中国感到深深的痛楚”此留言大概两万个人点赞，我在震惊的同时，也感到了一丝凉意，是什么思想让他们生活在香港可是却以此为耻，是谁让他有了这么大的怨气可以对自己的故乡说出这种丧心病狂的话，又是谁遮挡了他的信息来源让他有了这种螳臂当车的想法，是什么东西能把一个人摧毁到这个程度，本应在绽放的年纪里，选择了用烟雾弹和照明弹来代替阳光，我十分害怕。香港，好自为之~没了你，中国确实会痛，可是你会消失。
我管它什么狗屁民主不民主，我快要40岁，不知道民主是什么？我生在中国，在中国生活，日子过 的越来越好，我可以住上自己喜欢的房子，可以开自己的车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我还有可以有梦想，通过努力去奋斗去实现。短短二三十年里，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对我出生农村，小时候在山野间穿着短裤乱跑的我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总之，我生在中国，我很感恩。
美洲曾經有兩千萬印第安人，美國消滅了一千兩百萬，基本上一家四口就只剩下一兩個，所以印第安人再也沒有能力可以反抗外來政權！美國還立了一個感恩節來紀念這一天！請問中共從成立以來不管是内戰，韓戰，天安門，還有所謂的港亂，甚至加上一張圖片都沒有的新疆，都比不上一千兩百萬的10分之一！就像這位教授說的從1950後就是美國在到處殺人！Google查都可以查到美軍在世界上已經屠殺了三千萬人！這是人類有歷史以來的最高記錄！請問這個學生在喘什麽氣啊？就是一個傻孩子！該遭天譴的就是美國政府！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人类社会的发展主要基于信息和能源。如果美国是想别的国家好，只需要提供技术及能源，而不是花十倍钱买了炸弹去扔。表面是推广民主价值观，实际上不过是为了维持优势地位。我也非常理解香港人，一直沉醉在殖民主代理人的美好历史中，不用交税充分享受着大陆低价的物资供应，不否认香港有其地理及历史的幸运之处，其实更幸运的是背靠着大陆而不自知，以为一切都是自己天赋异禀，可惜不论是在产业还是创新已经全面被大陆超越，本来香港是有科技创新的先发优势的，却痴迷于炒高地价，又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空了一大片土地闲置。如果实在痴迷幻想民主，好走不送，我们能把香港建设得更宜人。
波兰人谈到普京发动的战争，但西方人包括波兰人故意忽视了乌克兰对东部长达8年的对俄罗斯人的清剿，教授想强调追求社会公平和平等才是真正的民主，西式民主其实与这相去甚远。
东欧的迷思就是：我们心向民主了，你们就该来收保护费，保护费收了就该办事儿。 问题是没人要你们去民主，保护费该收还是得收，摊上事儿你还是得自己的屁股还得自己擦。 独立富强之路没有捷径。薅资本主义羊毛的事儿还真轮不着东欧。 东欧的工业化是趁了苏联崛起的东风，享受了战后几十年和平发展的好时光。但苏联倒台之后，东欧过于沉迷与意识形态的转换，光惦记着革命，忘记了生存和发展两大任务，同样错过了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红利期，结果尴尬了。
Peace LOVER 2周前
我是香港人，為香港大學生感到心痛。 我們小時候的確都是崇洋的，因為西方的傳媒和文化影響實在太大。 但當看到中國的掘起，我們作為中國人應該去支持中國，為國家發展出力，而不是繼續崇洋恨國。 美國或西方的成就不是建立在搶奪， 迫害其他民族和國家得來的嗎？ 這些學生更應公平一點的了解世界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