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经济学诺奖得主谈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尔·莫基尔通过对中世纪欧洲与中国社会组织结构的深度比较研究，为困扰学界已久的"大分流"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解释框架。在公元1000年至1900年这关键的九百年间，欧洲从落后的边缘地区跃升为世界经济中心，而此前一直领先的中国却逐渐落后，这一历史性逆转的根本原因并非地理或政治因素，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模式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莫基尔在其即将出版的新著《通往二十世纪的两种路径：欧洲与中国的文化与制度》中指出，正是家族与企业这两种基础社会单元的不同发展路径，最终决定了东西方文明的分化轨迹。

莫基尔的研究揭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在公元1000年之后的某个历史节点，中国与欧洲开始走向完全相反的社会组织发展道路。中国在宋代之后逐渐形成了以宗族为核心的社会结构，这种血缘纽带成为组织地方事务、协调集体行动的主要机制。相比之下，欧洲社会则朝着核心家庭和基于地域的企业组织方向发展，血缘关系的重要性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共同目标和利益的自愿结合体。

这种分化的影响远超社会学范畴，它深刻塑造了两个文明在知识传播、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方面的不同轨迹。莫基尔强调，正是这些看似微观的社会组织机制，为宏观的历史变迁提供了动力源泉，成为理解"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这一核心问题的关键。

血缘与地缘：两种组织逻辑的历史演进

中国宗族制度的兴起与大规模人口迁移密切相关。宋代北方人口大量南迁，面对全新的社会环境和生存挑战，人们自然倾向于依靠血缘关系建立合作网络。宗族最初以祭祀共同祖先为纽带，逐渐承担起更多社会功能，包括与官府协调、维护地方秩序、提供教育和互助等。这种组织模式具有明显的排他性特征——只有具备血缘关系的成员才能享有宗族提供的各种资源和保护。

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

值得注意的是，宗族制度与新儒学思想体系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关系。新儒学强调的忠孝伦理为宗族组织提供了道德基础，而宗族的实践又强化了新儒学的社会影响力。这种思想与制度的结合，使得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模式在中国社会扎根更深。

与此同时，欧洲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社会革命。所谓的"欧洲婚姻模式"逐渐确立：年轻夫妇结婚后独立建立核心家庭，不与双方父母同住，这与中国传统的大家庭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核心家庭虽然增强了个体自主性，但也面临着规模过小、无法有效组织集体行动的困境。

正是这种困境催生了欧洲独特的企业组织文化。由于血缘纽带相对薄弱，人们必须寻找其他合作机制来解决公共事务。各种基于地域、职业或共同利益的组织应运而生，包括行会、商会、互助会等。这些组织的成员之间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通过契约和共同目标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

莫基尔特别强调了地域因素的重要性。在欧洲，几乎所有的企业组织都与特定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一个城镇通常有自己的木匠行会、裁缝行会等。这种地域性特征促进了代议制度的发展，因为统治者需要与这些地方组织协商税收、法规等事务，议会制度因此逐步建立。

个体主义文化与创新精神的萌发

不同的社会组织模式孕育了迥然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欧洲的核心家庭制度培育了个体主义精神，个人的责任、权利和自由选择得到更多重视。这种文化氛围鼓励人们质疑权威、独立思考，为后来的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奠定了文化基础。

基督教传统对个人灵魂救赎的强调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个体主义倾向。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这与强调集体和等级秩序的文化形成对比。莫基尔指出，这种文化差异在信任模式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欧洲人更容易信任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这为跨越血缘界限的合作创造了可能。

相比之下，中国的宗族文化更加重视集体责任和对长辈的尊重。个人的成功被视为整个家族的荣耀，科举制度就是典型例证——当家族中有人在考试中获得成功，整个宗族都会受益。这种制度安排虽然能够有效动员资源支持人才培养，但也可能抑制个体的独立创新精神。

更为关键的是知识传播方式的差异。莫基尔提出了"知识祖先崇拜"的概念，指出大多数传统社会都存在对古代经典的过度崇敬，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创新。当面临新问题时，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查阅古代权威的著作，而不是进行实验或独立思考。

然而，欧洲在15世纪中叶之后开始摆脱这种知识束缚。文艺复兴时期希腊经典的重新发现虽然最初加强了对古代智慧的崇拜，但随着地理大发现等实践活动的开展，人们逐渐发现古代权威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16、17世纪爆发的"古代与现代之争"最终以现代派的胜利告终，为科学革命扫清了思想障碍。

知识共同体与技术传播网络

欧洲科学革命的成功还得益于一个独特的制度创新——"文人共和国"。这个跨越国界的知识分子网络通过书信往来、学术交流和相互评议，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知识传播和创新体系。与传统的师承关系不同，这种网络化的知识共同体能够快速传播新发现、验证新理论，并建立基于学术声誉的激励机制。

各种学术社团的兴起进一步加强了这种知识网络的作用。从17世纪初意大利的利恩学院到英国皇家学会，再到18世纪遍布欧洲的各种科学院，这些机构为创新者提供了正式的交流平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伯明翰的月光社，这个汇集了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的组织，成为连接科学发现与工业应用的重要桥梁。

技能传承体系的差异同样重要。莫基尔指出，工业革命的成功不仅需要发明新技术，更需要培养大量掌握新技能的技术工人。欧洲的师徒制度虽然存在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但在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中逐步发展出了有效的技能市场。到18、19世纪，英国技术工人遍布欧洲大陆，他们不仅传播了先进技术，也培养了当地的技术人才。

相比之下，中国虽然在传统手工技艺方面长期保持领先，但缺乏类似的开放性知识网络和技能市场。宗族制度虽然有利于技艺的家族传承，但可能限制了技术的跨越血缘界限的传播。

莫基尔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法则：看似微观的社会组织变化可能产生宏观的历史后果，而这种后果往往是当事人始料未及的。中世纪欧洲企业组织的发展，最初可能只是为了解决具体的合作问题，但却意外地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准备了文化和制度基础。这种"意外后果"体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偶然性，提醒我们不能用简单的线性逻辑来理解文明的演进轨迹。

这一研究对理解当今世界格局变化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的社会组织模式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着各国的创新能力、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莫基尔的分析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去理解为什么某些社会在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方面表现更为突出，也为思考如何构建有利于创新的社会制度环境提供了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