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战争基因的制度轨迹：从罗马征服到以巴火线 ——川普的“和平神话”与战争秩序的三千年循环

《文明系列·制度地缘篇》

西方战争基因的制度轨迹：从罗马征服到以巴火线

——川普的“和平神话”与战争秩序的三千年循环

西方以战争造秩序，东方以秩序止战争。

一、引言：从川普的夸张谈起

2025年，唐纳德·川普在以色列议会演讲时自称“要结束三千年的战争”，并被比作古波斯帝王居鲁士大帝。

这句夸张的政治修辞，被许多人视为笑谈，但若从制度史角度看，它恰恰揭示了西方文明的深层结构。

西方政治语言总是以“战争与和平”并置构成合法性。

无论是罗马的“和平秩序”、中世纪的“圣战”、还是现代的“世界民主”，战争从未真正离开西方制度逻辑的中心。

川普不过是这一传统的最新表演者——以战争开启秩序，以和平收割征服。

二、全球文明的战争与和平比例

若以五千年人类社会为坐标，东西方的制度性差异不仅体现在哲学与宗教上，更体现在“和平与战争的比例”上。

西方（欧洲）：战争占比约70–75%，和平25–30%，城邦与民族国家冲突频繁，制度更迭快。

中东（西亚、北非）：战争占比55–60%，和平40–45%，帝国周期长，但外部干预频繁。

东方（东亚）：战争占比35–45%，和平55–65%，大一统结构稳固，社会吸震力强。

由此可见，在人类五千年文明史中，西方的和平约三分之一，中东约二分之一，而东方则接近三分之二。

和平的本质，不在地域，而在制度能否持续吸收冲突并重建秩序。

三、制度视角下的结论

1. 和平不是宗教的产物，而是制度的结果。

当帝国能够垄断暴力、税制与司法时，宗教差异仍能并存。

2. 西方文明的创造力建立在高战争频率之上。

持续的竞争促成政治与技术创新，但社会成本极高。

3. 东方文明以吸纳、整合与重构为核心。

战争虽有，但多为“重启式”，制度连续性远强于西方。

4. 中东文明介于两者之间。

既有帝国的和平潜力，又因地缘交错与宗教多极而难以长稳。

换言之，西方以战争造秩序，东方以秩序止战争。

四、西方战争基因的历史时间轴

1. 希腊：竞争即文明（公元前八世纪—前四世纪）

希腊城邦的制度根基建立在战争之上。雅典的民主与斯巴达的军制，皆以战争维系公民身份。

竞争成为文明的常态，战争成为政治的语言。

亚历山大东征后，耶路撒冷首次被纳入西方征服体系，以巴地区由此进入希腊化世界的边缘地带。

2. 罗马：以征服维系和平（公元前三世纪—公元476年）

罗马把战争制度化，创造出“罗马和平”。

但这种和平建立在征服与行省管理上。

公元前63年，罗马占领耶路撒冷，建立行省，犹太民族被纳入法治征服体系，战争从暴力行为转化为行政秩序。

3. 基督教帝国：圣战合法化（公元四世纪—十五世纪）

君士坦丁将基督教定为国教后，战争获得神圣授权。

十字军东征以“解放圣地”为名，使耶路撒冷成为欧洲宗教政治的精神中心。

两百年的东征，不仅改变地中海贸易格局，也让西方第一次以信仰的名义实现制度输出。

4. 殖民帝国：征服即救赎（十五—十九世纪）

十字军的战争精神延续为殖民时代的“文明使命”。

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在全球扩张，将“信仰”“贸易”“秩序”包装为同一使命。

巴勒斯坦地区在此背景下成为英法俄三方竞争的焦点。

每个帝国都自称是圣地的保护者，实则是地缘代理人。

5. 现代西方：战争即秩序维稳（二十世纪—至今）

一战后英国托管巴勒斯坦，《贝尔福宣言》制造制度性矛盾。

二战后美国接手，以色列成为西方前哨。

从1948年建国到2025年，每一次以巴冲突的背后，都有西方资本、军工、外交的深度参与。

战争成为秩序生产的必要环节，也是西方制度维持主导权的惯性机制。

五、以巴地区：战争基因的制度映射

以色列—巴勒斯坦这片土地并非战争之源，而是西方文明自我投射的镜面。

希腊化、罗马征服、十字军、英法托管、美国主导，这条连续轴线说明：

西方不是来解决冲突的，而是通过冲突验证其秩序的正当性。

当川普宣称“终结三千年战争”，他继承的正是这种罗马式的文明幻想——

我征服，因此我带来和平。

然而，真正的和平从未在征服之后到来，

它只在制度吸纳差异、允许共存时出现。

六、制度余响：文明的镜面

在人类五千年的文明演化中，西方的政治合法性往往建立在战争的创造力之上；

东方的文明延续则依托秩序的修复力。

中东，正处在两种制度逻辑的交错与撕裂之间。

以巴地区之所以火光不断，并非民族宿怨，而是因为这片土地始终被西方制度当作和平的试验场、战争的舞台。

川普的夸张并非笑话，而是制度回声。

从罗马鹰旗到现代议会讲坛，西方文明的核心信念始终未变：

战争是一种秩序的语言，和平只是它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