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中华女性的坚强和勇敢
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有一句很有名的台词：
”脆弱啊，你的名字即是女性！（Frailty, thy name is woman!）“
女性给人最普通的印象是柔弱和胆小。不过，在一些书本和历史记载中也有非常勇敢坚强的女性，如：历史上欧洲的圣女贞德、中国的葛嫩娘和近代的秋瑾。此外，还有广泛传说的杨乃武姐姐到官府滚钉板告状。都让人深深敬仰，但也往往被错认为是极少的例外。
近代关于女性的文献和报道中，我印象最深之一的是高耀洁女士。
20世纪90年代，中国部分农村地区因贫困而兴起“卖血潮”。河南一些非法或管理不严的血站反复使用不洁器材、混合血液制品，造成了艾滋病毒大规模传播。据估计河南至少有三十多个村庄因卖血传播而成为“艾滋村”。一些地方感染率达到村民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这些村庄陆续出现大规模死亡，常常一家几口接连去世，留下大量孤儿。走进村庄能看到许多年轻劳力早亡，田地荒芜，白布、棺材和哭声成为日常。
1996年，高耀洁接诊一位因输血感染艾滋的妇女，由此怀疑背后存在更大规模的传播问题。随后，她开始走访河南各地农村，调查“艾滋村”，记录下大量感染者的病情与遭遇。高耀洁用退休金和积蓄，自费印刷了数百万份防艾宣传册，在学校、乡村、图书馆免费发放。内容涵盖艾滋病传播途径、预防常识、血液安全的重要性。她把走访记录和感染者的信件、案例整理成书，如《血灾：一万封信》《中国艾滋病调查》，向公众披露河南“血祸”。这些作品使社会认识到艾滋病并非仅靠性传播和毒品传播，血液途径也是严重隐患。她多次拿出个人奖金、国际奖项资金，资助艾滋病患者和孤儿，甚至亲自照料一些孩子。还不断写信给政府部门，呼吁正视血液传播问题。也向国际社会发声，赢得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媒体的关注。高耀洁的行动触及了一些地方利益，常遭遇监控与调查阻挠。她在一些村庄，被部分村民认为她断了他们的财路，对她包围辱骂。很多人害怕“村子名声坏了、子女婚姻受影响”，认为她不该“把丑事捅出去”。
高耀洁自己说过：“我不是怕得罪官员，我最怕的是村民的围攻。”
尽管面临身体威胁阻挠，她还是一村一村去看病人、发药、做防艾宣传。她常说：“这些人是病人，他们需要帮助。作为医生，我必须做。”
她始终坚持“医生的责任是救人，而不是沉默”。她的揭露推动了血液安全管理的改善，国家在随后几年加强了血站监管、输血筛查。
她在国际上被称为“民间防艾第一人”，也被评为“亚洲英雄”。高耀洁女士的英勇坚强行为在中国和国际上受人深深敬仰，然而，还有不少无名的巾帼英雄。
1942年，日军入侵缅甸逼近滇西，切断中国通往海外的交通线“滇缅公路”。1944年中美英盟军开始反攻，最后彻底歼灭了日本军队。当时，日本记者品野实亲临中国云南战场，逃离归国后写了回忆录《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其中有一段记载1943年前后：
日军镇安街宪兵队捕获了 5 名中国谍报员，其中包括两名年轻的女侦察员。她们在狱中遭受严刑，却始终没有吐露任何口供。日本宪兵在其中一位的发髻中搜出一个小竹节，里面藏着密写的情报：详细记载了镇安街周边日军火炮、机枪与速射炮阵地的分布，兵力配置，以及通信设施情况。她们在严刑下始终不屈。后来被押送至缅甸仰光的日军第33军司令部，继续遭受酷刑，最终惨遭杀害。
书中描写当时的情况是非常残酷，如;活人解剖、悬首示众、白骨遍野等等。甚至有日本士兵因残酷环境和恐惧而发疯或自杀。这两位女侦察员受到的残酷折磨可想而知。但，她们的姓名却湮没在档案中。云南地区的抗战纪念馆找不到她们的事迹。只有偶然一两篇文章提到她们，还是从那位日本记者的书里摘录的。
我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读这本书的。对那两名女英烈始终不能忘怀，但用了各种方法都无法得知她们的姓名和经历，深感遗憾。那本书的相关内容在第141-143页中，今作为附件附件放在此文最后，供大家参考。
除了为了国家和社会做出牺牲外，也有因个人生活中的爱情、子女等等的义无反顾的女性。
上世纪五十年代，常州青果巷东端新坊桥畔有一街道办工厂。其中一女孩和工厂会计有了恋情。但那会计已有妻子，那时离婚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会计就对她说，我们一起去投江自寻吧。女孩同意了。会计又说，我死后，妻子儿女没有生活来源。要不，你把你的房屋和财产转到我名下吧。女孩也同意了。于是，两人一起乘火车到上海，来到黄埔江边，准备跳江。会计说，你先跳。女孩就一头跳进江里。那会计头也不回直奔火车站返回常州了。女孩很快被黄浦江上的人员发现，把她救了上来。怕她再自寻短见，从上海一路护送她回到常州。路上，她不断哭泣说，“他死了，我还活着，对不起他啊！”
但是，回到厂走到会计室外，只见那会计正若无其事坐在写字桌后面拨弄算盘。这一切都是为了骗她房产和钱财。最后此事上了法庭，估计那会计的刑期不会短。那会计昧良心完全没了底线，竟然骗人钱财还要害人性命。
这事情也成了居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说那女孩痴。但是，她为了爱情不惜性命，是非常勇敢的。可惜是爱错了人，爱上了个骗子。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突发里氏8.0级大地震，数万生命在顷刻间湮灭。在救援现场，解放军战士发现一位年轻母亲已经遇难。她双膝着地，整个上身前倾，双手支撑在地面，承载着重压，身子已经完全塌下去。但救援人员在她身体下，发现了一个尚在熟睡的婴儿。婴儿被母亲的身体严严实实地护在空隙中，用红色棉被包裹着，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更令人动容的是，母亲在生命最后一刻，用手机打下一段遗言，放在婴儿身边：“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妈妈爱你。”
这一幕，让无数救援人员和全国人民泪流满面。母亲已经离去，但她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孩子。后来，孩子被安全送出废墟，得以健康成长。
2019年，一位名叫吴梦的女子去世，她早年曾是成都媒体的记者，后来移居到江苏无锡继续写作。2013年被确诊患有严重的肺动脉高压，一种极严重、风险极高的肺血管疾病。确诊后，医疗团队多次告诫她妊娠风险极高，可能会危及生命。但在 2018 年左右，吴梦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尽管医生多次劝阻，她本人却坚持要生育这个孩子，还写了一份“免责书”，以消除医院顾虑。2018年6月16日，在无锡市人民医院的多学科协作下，采用先进手段，在极其危险的状态下为她剖腹生下一名婴儿。分娩后，她的身体出现了心肺衰竭等危急状况。终于抢救无效，在2019年4月1日去世，享年 43 岁。 不少人认为这是母爱的极致体现，是她对生命的热爱和对家庭、孩子的责任感。
社会上男女人口比例基本为一比一，单位里有女同事、机关部门有女办事员、学校有女教师、医院有女护士和女医生等等，这些女性生活都相对比较安定。但，也会常常遇到一些社会底层的女性，如出女租车司机、女清洁工和菜场卖菜的女人等等，一般也有短暂接触。
记得有一次在菜场买鸡。女摊主对旁边摊主说，现在日子好过了，一天天过得好快呀。
她的生活应该还是非常艰苦的，居然认为是好过了，不知道她以前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不容易啊。
印象较深的一次是，我在南京家附件菜场买菜，口袋里现金不够了。菜摊的女主人说，你把菜拿走吧，明天再付钱给我好了。第二天，我却不记得是哪个摊位了，走到另一个摊位去付钱。女摊主冷冷说了一句，你不欠我钱。她虽然不宽裕，却不贪小便宜，不捞白来财。
另一位给我印象较深的女士是在珠海一小区里。她是一家公司的业务员，名字已不记得了，姑且叫她李女士吧。当时她租了小区一间三楼房间。没多久，发现四楼房间浴池漏水到她寝室天花板上。她的房主和物业就去和四楼房主交涉，要求整修，却多次无果。三楼房主甚至同意整修费由他来支付，但四楼主人依然不答应。最后，物业找了当地派出所人员，一起上四楼交涉。四楼和五楼是一起的跃层，装潢非常豪华。当时女主人在家，年轻漂亮，据说是做首饰生意的。尽管派出所人员穿着制服，她却一点都不买账，态度非常傲慢凶横。
想去找他们单位反映情况。但是，物业只知道四楼房主在银行工作，却不知道具体哪个单位。眼看这样漏下去，房子眼看无法使用，不是事啊。
李女士却很有信心微笑说，有办法的。
就上四楼去敲门，开门的是女房主的母亲。李女士说，听说你家女婿在银行当官，我们有钱想存银行，他在哪家银行呀？老太太很高兴说了。于是，就很快弄清楚她女婿是市中心一支行副行长。三楼房主就将此事经过发给那支行，同时又发到一家网站上。四楼主人闻讯后，非常气愤，扬言要让自己的律师来起诉。不料，第二天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求物业召两家协商解决，同意立刻进行浴池整修。接着，又一次次要求三楼房主将网上的帖子删掉。可是网管却不同意。其实，这个帖子随着日期已经翻过去好几页了，但他还是不放心。物业管理人员谈论时都笑他，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李女士很聪明能干。其实，她是非常艰难的。夫妻俩三十多岁，丈夫罹患癌症，身体非常虚弱，很少能起床，无法工作。全家不仅须承担昂贵的医疗费，还要抚养孩子，一切都要靠她来承担。她必须上班，不得不把丈夫的父亲请来照顾。负担如此沉重，如此艰难，她居然还能那么乐观和自信。
当时，她在这里是居住最后一个月了，按理完全可以不管这门闲事的，但是，她还是挺身而出主张正义。临走前还要把当月的房租付给业主。业主没肯收，也算是略表谢意吧。
而那楼上房主真应了那句”为富不仁“的古话。他们一家四口住四、五层跃层，客厅天花板直达五层，巨大的水晶灯从五楼天花板悬挂下来，窗户有五米多高。要多气派有多气派。楼下房间因他们的漏水，既无法住人，也无法转让，损失至少百万元。而他们最多不过支出一两千元维修费，却不愿做一点点小小的整改措施。
道德反差那么大。
再来谈谈当年我在常州化工厂接触较多的工厂女同事。
1968年左右，我们工厂要将一座停建的车间重新建起来。设计任务就交给了我。车间楼房的二楼近八、九米高，水泥楼板上有好多安装设备的预留孔。需要路过其中的两个预留孔，一个直径有三米，另一个一米见方，相互紧靠在一起，中间只有有一道狭窄的钢筋水泥梁，大约不到二十公分宽。我每次走过总是绕道走。有一次，我和一名年轻女技术员一起走到这大楼的二楼。她走在我前面，到两个预留孔前后，没有丝毫犹豫就一步踏上那中间的梁走了过去。我跟在她后面，走到旁边就腿发抖，再也顾不得面子，还是从旁边绕了过去。她长得又矮又小，胆子却比我大得多。
1964年，厂里开始四清运动。工作组进驻后，接管了工厂领导班子，召开了全体科室人员和车间干部会议。会上，工作组组长气势汹汹说，“以前的运动不深、不透、不彻底！现在要重头搞起......”
会上所有人鸦雀无声，胆颤心惊。以后，全厂贴满了大字报。中层干部必须人人检讨。每个人轮到检讨时都战战兢兢站起来，声音发抖，完全没了平时的威风。
工作组除了整干部外，还批判两名小女工，罪状是平时爱打扮，资产阶级思想。其中一名小女工很快诚恳检讨。另一名叫赵丽娟的小女工就是不服软。每次批判会上头都昂得高高的，拒不检讨。工作组组长听到后，亲临到她的批判会上，以为凭自己的威望足以压制住她嚣张气焰。然而，批判会上尽管一片吼叫，她依然高高昂起了头。工作组长忍受不了自己的威信受到如此挑战，按耐不住跳起来去按她的头。但只要手一松，她的头又昂了起来。
工作组长的举止在工人中印象很差，一位工人私底下说，“一个大男人去按女孩子的头，算什么！”
但是，工作组的报复还是来了，文革开始后诬告她是反革命，判了刑，可能有八年。幸好，她的男友是在内地服役的一名军官。在部队的干预下，获得平反昭雪。
1970年左右，“深挖五一六”运动猛烈席卷整个江苏大地，从开始所谓的“十分阴险”、“十分毒辣”的反革命组织，变成了“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挖出”的五一六分子被大家称为“小六子”，全不当一回事了。
常州化工厂也战果辉煌。全厂1000多名员工，正式员工500多人，其中有200余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几乎占了一半。这些人的“参加”过程可谓无奇不有、五花八门，有的是街上遇到打招呼时参加的，有的上茅厕时一起参加的。凡是被找专案组找上门的，都老老实实“交代”了参加经过。专案组人员常常得意洋洋说，“三分钟就解决战斗。”
中心实验室的一位归国人员平时很傲气的，这次倒也很爽快，“是就是了，是的、是的、是的！”
机修间五个技术组的组长全招认自己是“小六子”。一名照顾夫妻关系从外地调回来的北大毕业的技术员也承认了。我好奇问他，“你来厂才几个月，参加五一六是几年前的事，你怎么也承认了？”
他说，“找到你，你不承认也过不了门，承认算了。”
当时，厂里有三个技术部门，一个是以开发新产品为主的中心实验室，另一个是以化学分析为主的技术监督科，还有就是设计室。前两个部门都已全军覆没。现在就轮到设计室了。第一个被找上的是我。
当时，全厂除了专案组人员外，全部科室人员都下车间劳动了。要求我招认的小组会上，车间工人和干部都不发一言。只有一名原来搞土建现在是专案组成员的中专毕业生，不断向我大吼大叫。我虽然是公认的书呆子，但也读过三国演义之类的书，略知一些所谓的权谋。熬到深夜十二点钟左右，我觉得差不多了，就”供认“了。还”坦白交代“了招我入伙的人。那人以前和这位大吼大叫的专案组成员关系还不错。但当时已经下放农村。接着就散会了，只有我和那专案组成员留下来交代具体经过。这时，专案组成员有些尴尬问我，你为什么说是他发展你的？
我只是朝他笑了一下。
现在他们面对的形势是:如果去那下放人员的公社核实。农村搞运动是什么手段都用得上的，他一旦遭到逼供信，也很可能会牵涉到这个专案组人员，以后再扩散开来，工厂专案组闹不好也全军覆没。可是，不去核实，又无法定我的案。后来，他们先后两次找我，要我推翻原来的供词，其中一次还是市里来的人。但，我就是不推翻。他们威胁说，你说的不是事实。你好好想想，把不符合事实的材料放到档案里会有什么后果？我毫不客气说，谁把不符合事实的东西放进档案，谁负责。这事情就搁浅了下来，以后，设计室也没一个人被专案组找去谈话。
现在，我要讲当时的一名女分析工了。她名叫姚顺秀，属技术监督科管的。技术监督科已全军覆没，参加的过程也很离奇:几十个人在一个小办公室里开会集体参加。那小会议室大概只有五、六平方米，还放了立柜和写字桌等等，平时能站立三四个人就挤不下了，而承认参加那次集体会议的人有七、八十人。专案组开始还是比较负责的，问那么小的地方你们怎么挤得下的？回答是，我们是人身上坐人，人身上站人。专案组非常满意，就此定案。而所谓的这次集体会议的人中也有姚顺秀。
姚顺秀在分析工中业务一般，丈夫并不是国营企业员工，所以，一般人认为她脑子也不太机灵，常叫她”三丫头“，大概是家里排行第三吧。她还因为说话连贯”呱呱呱.....”的不断，还送她一个雅号“机关枪”。
专案组战无不胜，她是最后一名了，估计是马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不料，却遇到了啃不动的硬骨头。小会大会开了无数次，还全厂大喇叭点名狠批，而她就是死不承认。
有人劝她，几十个人都承认了，也没啥事情。你何苦呢。她回答说，我没参加，干吗要承认？
就认定这个理。
专案组罚她到露天下水道旁洗麻袋。一个夏天下来，浑身晒得乌黑，一些地方皮肤都晒脱了，依然没有承认。她是全厂唯一的一位。
不由得想起公元965年后蜀向北宋投降。花蕊夫人诵诗曰，“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对照常州化工厂，可谓是“二百多人齐缴械，不及一名小女子。”
这200多人中，或许我算是个例外吧。
江苏深挖五一六运动影响非常坏，在中央的多次干预下，最后不得不承认错误，全盘推翻。在此之前，专案组觉得我很狡猾，怕我闹，就把我赶走去一家新建工厂搞基建了。
或许血统会遗传吧，姚顺秀的女儿王晓红后来就是全国有名的游泳五朵金花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均GDP从1978 年约 150-160 美元，到如今约 13,000 多美元，增长了大约 80-90 倍。对比邻国印度，1978 年印度人均 GDP约为 209.39 美元。相当于中国的1.4倍。而 2024 年印度人均 GDP 为约 2,713 美元，仅为中国的五分之一。
而可耕地面积，印度约有 1.54×10? 平方公里 ，中国为1.09×10? 平方公里，几乎超过中国的一半，而且气候适合一年四季耕作。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在印度留下了很多工业设施，印度铁路在独立后一直保持世界前列，铁路总里程约为 6.2 万公里，而1949 年中国仅为 2.1 万公里，今天总里程超过 15 万公里，而印度铁路总里程还在 6.5–7 万公里之间。
今天中国的高铁里程达到四万多公里，全球总计约六万公里。这意味全球每 3 公里高铁里程，就有 2 公里在中国。而印度一公里都没有。
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强国，这一起建设成就也与中国妇女的辛劳贡献也分不开的。 2021 年，中国女性15-64 岁中劳动参与率约为 70.8%，而印度女性同年龄组中劳动参与率约为 24.6%。连中国的一半都不到。
不过，也还得有一说一，也有中国妇女比不上印度妇女勇气的地方。1829 年，英国殖民当局发布禁令，禁止印度妇女自杀殉夫，参与者将受刑事处罚。居然有不少印度妇女上街示威游行，勇敢面对英国军队的枪口，强烈抗议殖民当局干涉印度妇女寻死的自由。
不仅是印度，走遍世界各国，很少见到有女出租车司机的，而中国每个城市都非常普遍。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超市卖新鲜肉品的柜台的操刀手都是男性，而中国菜市场摊位后面几乎都是女性。
中国女性活跃在经济建设各个领域。 2024 年中国大学在校学生女生占比约 50.76%，男女比例接近平衡，女生还略占优势。
还涌现了一批女作家，如：张洁、铁凝、王安忆、方方、林白、残雪、迟子建、陈染、严歌苓和三毛等，从各个方面反映社会的方方面面。
仔细想想，女子们柔弱的外表下实际上深藏着一颗坚强的心，正因为如此，她们不畏惧严酷的分娩疼痛，一代代生儿育女繁衍后代义无反顾。
尤其是我们华夏女性，更值得我们每一个男人敬仰。在这里，或许上海男人做得最好，值得全国男人学习。
附：日本记者品野实回忆录《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141-143页：
那两个女的长得很漂亮。她们到城里来卖东西时，就住在城里。她们的“良民证”是通过镇安街的村长拿到的。由于士兵一见到女人眼就花了，加之在这遥远的异国他乡驻守，女人少， 一听到这种年轻美貌的女人的动听的声音，他们的心就软了。这两个女人借卖东西，顺便向士兵打听“这附近有没有阵地”啦，“你们是哪个中队的呀?” ……
那天，所有的商人和居民都被集中到城里，行政班宣布 说“今天卖大家都喜欢的食盐和鸦片，请大家排好队”,并让那两个女人排在队伍后面，以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前面的人都放出城以后就关上门，对两个女人说： “有事找你们， 请跟我们去一下。”于是让她们坐在马上，将她们带到了离城一公里的行政班。
把她们的衣服全部剥光后，从袖口开始仔细搜查，什么也没找出来。于是把她们反吊起来严刑拷打。尽管这两人被打得皮破肉绽，难以忍受，但她们还是不说出自己的组织和幕后指挥者。虽然两个都不过是十九岁的姑娘。后来才知道， 她们两个在十五六岁时就进了严格的训练。她们始终不说一句话。
据说严刑拷打她们的是宪兵。宪兵军曹会东北土话，后来才升了曹长。行政班那些看守，看审不出什么,就说：干脆把她毙了了事。”宪兵不甘心这样一无所获，看着姑娘的 脸苦苦寻思着。
一般的中国姑娘都留短发，但这两个姑娘却别出心裁，让头发垂披及肩。这种发型使人有点难于理解。于是审讯宪 兵用手指扒开了一个姑娘的头发仔细察看，没发现什么。但在另一个姑娘的头发上，发现系着一个精致的竹节。仔细一看，是用一张黑纸搓起来的，小心地打开，是一张有二十公 分大小的纸，却什么也没写。试着拿到火上烤了一阵，显出 一些字，但仍看不清楚意思。后来浸到明矾水里，字迹才显现出来了。
字条上面写的十分详细：有大炮、机枪、速射炮各个阵地的布署情况和警戒方向，连各个兵种，从步兵到通信队的两台德国式五号无线电机都有记录，还有后勤供给情况，56师团北九州部队的情况等等。枪杀这两个美丽的姑娘，实在感到有点可惜，于是，就把她们送往龙陵。据说，最后，又把她们送到仰光的司令部，严刑拷打后还是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