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时的“草地密电”是真是假？
“草地密电”是中共党史、军史中的一大公案，有人把它比作长征中类似“遵义会议”的大事件。
1960年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他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时，对方提问：“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毛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而这一切的起因是一封来自张国焘的密电。
1.中央红军方面的说法
第一个透露“草地密电”信息的是张国焘的同县老乡、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 - 凯丰。
红军到达陕北后，凯丰在《党中央与张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一文中写道：“因为国焘自己对党与红军的关系，都是这样糊涂，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在国焘给徐、陈的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
凯丰的话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武力解决”的话出自张国焘“下面的干部”，二是张国焘曾发出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
1937年3月，在延安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张国焘）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来审查中央”，他“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不慎重，那么就会打起来的。”
在目前的资料中，毛主席只有两次谈到张国焘密电的内容，除了上面这一次，另外一次是在1971年8月28日。在71年8月的那次谈话中，他说：“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就当俘虏了。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毛的这两次谈话，虽然时隔30多年，但大意却是一样的，即张国焘当时要以非正常手段解决与中央的分歧。而且其中也都涉及了一个关键人物 - 叶剑英。
在《叶剑英传》中，叶剑英是这样回忆的：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段时间，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35年9月9日，张国焘从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另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张的电令，赶到中共中央驻地巴西向毛泽东报告。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红三军的驻地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即红一、三军团）连夜单独北上。
1979年5月1日，时任沈阳空军副司令员吕黎平应《解放军报》之约，发表了回忆文章《严峻的时刻》，其中提到张国焘“密电”一事，因时间久远，吕黎平对个别词不确定，其中“武力解决”一词，就参考了徐向前在1977年9月19日文章（见后）里的提法。通过《严峻的时刻》这篇文章，大家第一次看到了造成红军草地分裂的“草地密电”具体的内容。
1982年3月12日，叶剑英传记组把吕黎平文章中所述的密电内容用大字誊抄了一份，带到军科院2号院请叶剑英确认。叶剑英看后表示，意思是这样的。
不久，吕黎平在《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 5 期发表《对〈关于张国焘要 “武力解决” 中央密电的质疑〉的回答》，坚持这个“密电”是存在的。
吕黎平先是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聂荣臻等领导人的讲话肯定密电的存在，接着说徐向前在一九七七年九月写的《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一文中，就用了“武力解决” 一词。
2.四方面军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位当事人张国焘的回忆。1937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后，轮到张国焘发言时，张国焘并未承认自己发出过这封彻底斗争的密电，他的说法是：“发展到陷害总司令和武力解决革命同志，如果这样做便是反革命了。”他并不承认自己下达过要求“武力解决”的命令。
据时任四方面军电台总台长的宋侃夫回忆：“有人说张国焘给陈昌浩发过一个电报，说对中央要‘武力解决’。当时我主管机要电报，收发报都要经过我，我不记得发过有此内容的电报。”
此外，还有两位重要的当事人，也就是徐向前和陈昌浩。
徐向前元帅的态度前后不一。
1977年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徐向前元帅的署名文章《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其中写道：张国焘对于中央的多次指示，充耳不闻，擅自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并且发出密电，指使他的支持者，妄图裹胁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全部南下，如果党中央不南下，就用“武力解决”。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发现了这份危害党中央、毛主席的密电。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同志立即把它送到毛主席手中。
前面提到的吕黎平的文章就引用了徐帅上面的说法。
而1993年，廖盖隆发表了文章《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其中记录了他在1982年采访徐向前时的谈话。徐向前元帅说：“1935年（左路军）南下时，张国焘是否发过“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问题。1977年的文章说有这样的电报，是不对的。我没有看过这样的电报。”
“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张国焘）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
而陈昌浩作为当事人之一，晚年通过他的妻子孟力放话，说压根儿就没这回事儿，还给出了两个理由：
理由一：压根没收到过所谓的草地密电。
陈昌浩给出的第一个理由十分直接，他说自己和徐向前根本就没见过什么草地密电。他表示，在1935年9月8日晚上，张国焘确实发来一封电报，内容是要求他带领右路军南下，至于什么草地密电、武力解决中央的说法，完全子虚乌有。
理由二：更狠，陈昌浩直接搬出了历史档案。
他指出，如果真有这么一封电报，而且内容还如此严重，要求武力解决中央，那在批判张国焘的时候，这肯定是重罪。可事实上，延安的文件里压根儿就没提过这事儿，这一点着实耐人寻味。
4.如何解读双方的意见分歧
按照目前中国官方的定位：毛泽东、张国焘同属党和军队的创始人，只是后来一个成了伟大领袖，一个成了叛党者；徐向前和叶剑英，不同于林彪，同属十大元帅中的正面人物。
几个好人在如此关乎党和军队前途的重大事件上，说出了截然相反的“真相”，这个确实难以解释。
中共党史、军史中如此重要的一封“密电”，一方说“有”，另一方说“无”。而且说话的双方同属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军队的缔造者。那肯定有一方说了假话，那是谁说了假话？这就成了党史中最大的公案之一。
“草地密电”原件没能保存下来，有研究者认为，出于保密的目的，当时收发电报原稿均按要求被销毁，销毁前会将内容抄录在电报本上。这就存在着张国焘对内容敏感电报下令直接销毁不抄录的可能。
也有另一种说法，长征中的电报保存得非常完整，因为在长征中怕遗失发送电报的底稿和接收电报的抄稿，所以当时都是用本子记的，不是一张张的纸。四个本子，左路军发给右路军的电报和左路军接收右路军的电报各两个本子。这些本子中，所有的编号是挨着的，没有一个缺号。这四个本子的电报中没有“草地密电”。
按照现在国内外法律界通行的说法，所有证据中，直接证据是最重要的，不管何种原因，缺乏直接证据，只靠“人证”，是不可靠的，很难定罪。
而徐帅前后两次的说法不一，也可以解读为，迫于形势需要，第一次违心地说了假话，因为那时刚刚粉碎四人帮，叶帅在政坛的地位如日中天，仅次于华主席。
毛泽东和张国焘作为创党元老及内斗高手，双方可能都没说实话。“草地密电”只是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存在与否并非最重要的事情。非常可能的是，张国焘没发过“密电”，但的确实动过“武力解决中央”的念头；毛泽东可能编造了“密电”，但他对张想用武力并吞中央的判断并不离谱。
著名学者冯胜平曾以一个结论，就是“查无实据，事出有因”。“草地密电”可能是子虚乌有，是毛叶编造的，但是当时的情势，毛泽东所担心的张国焘下毒手，又确实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张国焘的八万多精兵强将，一旦翻脸，对付毛的七千叫花子一般的疲兵，那结局不言而喻。
毛泽东三十六计走为上。这么逃之夭夭总得对全党、全军交待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草地密电”于是橫空出世，张国焘也冤也不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