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最高考试”的问题

说说“最高考试”的问题

沙喀

有版上博主推荐两位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写作的、哈佛大学出版的新书，《最高考试》。据介绍，此书中对中国高考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具有突出贡献。诚然，对于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而言，高考通过统一标准，为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家庭背景的学子提供了一条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其历史功绩不容否认。然而，高考作为一种制度，也同样值得改进，尤其是在学术能力评估和人格素质考察两个方面。

一、无法有效甄别学术能力

由于命题的局限性，高考往往侧重于考察学生的应试技巧、知识记忆和解题熟练度，而非真正的学术潜力。这使得一些学生通过高强度的“题海战术”和重复训练获得高分，但其学术能力却相对不足。这样的高分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往往会面临学业上的挑战。

二十多年前，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俞允强曾撰文指出，他所教授的“电动力学”课程中，约三分之一的学生未能通过考试。据说，北京大学数学系也有类似情况，核心课程如“实分析”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未及格。这里的“不及格”并非相对评价，而是学术能力的真实反映。因此，即便在高考中获得高分，部分学生仍然缺乏真正的学术潜力。这种“低能获得高分”， “分数都很高， 但学术能力差别巨大“的现象反映出高考命题的缺陷：无法有效甄别学术能力。

二、缺乏人格品德评估

高考的“唯分数论”与中国政府一贯倡导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相悖。当分数成为唯一的通行证时，学生的人格品德、社会责任感等非学术素质往往被忽视。这不仅影响了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可能带来社会隐患：道德品质严重缺陷的学生，依然能够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甚至走上社会重要岗位，从而对社会造成危害。

例如，“哈佛博士作案”（见附录）中的做恶者是一群卑劣、邪恶的中国青年报记者、编辑，但他们也是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或大专，毕业后进入官媒的。根据“三岁看老”的中国传统智慧反推，这些人早年应当就有品行不端的蛛丝马迹。遗憾的是，高考并没有机制将这些潜在罪犯拒于门外，最终酿成了几十年后中国近代史上迫害知识分子的“世纪大案”。

高考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在过去几十年里为中国社会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提供了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但其存在的问题同样需要正视。在学术能力评估和人格素质考察方面的不足，直接影响了高等教育的质量，也可能对社会带来潜在风险。因此，高考制度改革已是势在必行。只有通过引入更加全面和多元的评价体系，高考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选拔出更具创新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人才。唯有如此，高考才能不负“最高考试”之名。

附录：哈佛博士案

2002年，哈佛肯尼迪学院博士陈琳归国，这一事件曾引发举国关注。新华社、台湾中央社、国内主要媒体乃至海外华文媒体均对此进行了正面报道。然而，中国青年报却凭空捏造证据，指控陈琳的哈佛博士学位为伪造，彻底搅浑了这片赞誉之声。当该指控被第三方媒体证实为彻头彻尾的虚假后，中青报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发表多篇文章提出更多子虚乌有的指控。更令人震惊的是，中青报不再允许其他媒体跟进核实，也拒绝陈琳博士公开回应，活生生地将一位“精英中的精英”（AI语）置于身败名裂、社会性死亡的境地。陈琳博士被迫流亡海外后，共青团中青报的线上线下追杀仍未停止，甚至在曼哈顿行刺。哈佛博士案的真相令人发指，但由于共青团中青报长期掩盖罪恶，干扰真相的传播，至今仍鲜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