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的“中式节目”
当下中国社会，“阶级斗争”已经是一个“敏感词”，一个舆论忌语。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面对这个曾经一度炙手可热的这个高频词汇都同时选择了三缄其口。 “阶级斗争”从大众语境里消失其实已经很多年了。生于上世纪70年代之前的国人对“阶级斗争”一词毫不陌生。毛的晚年曾把阶级斗争这一政治概念完全嵌入了人们的生活之中，成为司空见惯的一个政治术语和时髦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口号几乎贯穿了整个文革的动乱时期，留给大家的是各种痛苦的记忆。改开以后，特别是在国家经济以超长态势发展的几十年里，“阶级斗争”一词从人们的话语中几乎完全消失，既看不到官方谈论，也听不见民间提起。在官民双方思维与想法已经大相径庭的今天，对于“阶级斗争”一词民间的反感和官方的忌惮居然殊途同归，出奇的一致地表现出同仇敌忾的异象，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为什么会这样？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个老词
“阶级斗争”是个老词，是从西方舶来的一个政治术语。从字面来解释，是说人类社会因为存在着贫富差距，所以形成了不同阶级的群体。社会有了阶级的存在，就产生了阶级矛盾和冲突，于是也就有了阶级斗争。
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起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上主要存在着两大对立的阶级阵营，一个是资产阶级，一个是无产阶级。马恩认为，占社会少数人群的资产阶级群体抢夺了主要社会资源和财富，所以造成了占人口多数的无产阶级群体的辛苦和贫穷。也就是说社会贫富分化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造成的，这是不公平的。所以早在170多年以前，他俩就一起编写了一本倡导无产阶级起来闹革命的小册子，就是那本著名的《共产党宣言》。这本小册子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暴力手段打碎资产阶级强加在无产阶级身上的枷锁，消灭作为剥削者的资产阶级，均分人类财富……这就是后来以前苏联为首带动一大批国家在全世界兴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由来。
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核心理念。这一理论听上去十分诱人：杀富济贫，财富共享、大同世界。但是马恩只是提出了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设计方案，却并没有开出革命成功后应该怎样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有效配方。换句话说就是执政后如何实现社会财富的有效积累以及公正分配的办法,从而使社会大众群体最大化地分享劳动成果，这就为后来马恩“理想国”人设的坍塌埋下了伏笔。
一段历史
以前苏联为首、有多国参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践行者们，在通过暴力革命成功夺取国家政权以后，采用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造成了几乎所有参与者国家的经济都走向了衰败或崩溃的边缘。而这也是后来绝大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戈放弃曾经坚守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最终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原因。
马恩认为剥削来自垄断资本，因此号召无产阶级起来推翻骑在他们头上的资产阶级即剥削阶级，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理想国。然而不幸的是，靠暴力夺取政权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干新兴国家毫无例外地都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道路。而由此产生的新的剥削已经不是来自资本而是来自不受制约的权力。专权滥权者以国家和人民的名义对国民进行盘剥和压榨的强度和无孔不入的广度都远超之前的所谓资本的剥削，这一点是无产阶级普罗大众所始料不及的。多年以后他们才沮丧地发现了自己制造的这个乌龙。回首当年革命成功时喜大普奔的场景，他们只能用一个尬笑来覆盖欲哭无泪的苦涩。
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由共同利害关系结合在一起的政治组织渐变成骑在无产阶级头上作威作福的新的资产阶级。与革命之前不同的是，在挂牌社会主义的政体中，新的资产阶级继续把自己化妆成无产阶级的模样，像披着羊皮的狼一样混迹在羊群中，并且将群羊都充作了自己肆意吞噬的食材。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等丑恶现象充斥在各级公权力机器里。不公平的分配制度使大多数国民生活处在勉强维持温饱的贫困状态。居民生活物资按票证供给成为典型的社会特征之一。多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者的失败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巨大的讽刺和确切的否定。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以前苏联为首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断崖式坍塌的历史性大事件。随着第一个实践社会主义理论的“旗舰”大国苏联的解体沉没，绝大多数信奉马列学说进行同样实验的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下并开始放弃曾经的观念和道路而改弦更张。当信奉马列主义的左派激进国家都开始变公有制计划经济制度为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时候，实际上相当于正式宣告了马恩当年设计的乌托邦社会幻想的破灭。多国的这一重大社会转型并非像今天说起来这么轻松，它是世界上十多个国家数亿人民消耗了几十乃至近百年的宝贵时间和付出了无数人鲜血和生命的惨痛代价所得到的一个结果。社会主义的试验田里不仅没有长出更多的粮食反而让更多的无产阶级民众深陷于毫无盼望的窘境之中。原因很简单，就是靠暴力起家发迹的原无产阶级中的那些头面人物及其私利团伙很快蜕变成了无产阶级的异己力量，成为新政权中的大独裁者。他们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控制了国家财产的所有权和分配权，成了一国独大的超级大地主和大资本家。他们以国家和人民的名义全面垄断了国家资源，把人民创造的巨量财富的绝大多数据为己有并肆意地侵吞与挥霍。他们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实际上却是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马恩所说的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赢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的漂亮大话在这个时候只剩下了讽刺的意味。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不仅没有摆脱饥寒劳苦的那个锁链，反而又加戴上了一道钳制他们思想和言论的精神枷锁。
客观地说，这个悲凉的结果或许不是马恩的初衷，但如果这些“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活到今天且目睹了这一现实的话不知该作何感想？
一番景象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斗争学说曾一度激励着欧洲和亚、非、拉诸国共产主义者用暴力推翻了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的旧政权，建立了号称代表无产阶级工农群众的新政权。几十年后，激情消退家国荒废成为社会主义试验田诸国的共同命运。面对败象，诸国在痛定思痛中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将马列主义连同阶级斗争学说一股脑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然而，这一学说在一直坚守阵地的东方大国却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另一番景象。
中共在20世纪凭借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刺激和抗日战争带来的成长与壮大的历史良机，同时利用国民党的腐朽与内耗带来的空当成功上位夺取了政权。
中共建政后，革命领袖毛把农村中的地主富农和城市里的民族资本家统统划入要被打倒的资产阶级敌对势力一边，把他们作为无产阶级和新政权的对立面展开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建国初期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运动）正是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得意之作。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式完全是以单向的“暴烈的行动”所展开的，即直接抓捕杀掉或投进监狱。
据官方公开的数据，在1950年后的仅两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就抓捕关押了150多万人之多，杀掉了87万3000余人，其血腥恐怖的情状令人发指。这与毛在几年后不顾舆论反对全部释放了在押的一千多名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的事实形成鲜明对照。
为了笼络人心，毛在建政之初的农村大规模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运动，强行没收地主富农的农田、房屋和大牲畜等私产分给贫农群众，让老实巴交的农民着实地兴奋了一把。尘埃甫一落定，毛转脸儿又通过所谓“农业合作化”运动把农民刚刚拿到手里还没捂热乎的东西又全都收缴了回去，无数农民被耍弄了一个鸡飞蛋打白欢喜。老实巴交的贫苦农民哪里知道这原本就是毛的一个欲擒故纵的套路呢！正像他在1957年搞的那个从“大鸣大放”瞬间转入“引蛇出洞”的所谓“反右”斗争骚操作一样，对55万多人骗入陷阱打成“阶级敌人右派”，定为阶级敌人受而到严酷打击。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几年后，各地农村全面实行“人民公社”化，直接对接前苏联的集体农庄，产出的粮食除了留下少许勉强充饥的口粮外一律要上交国库。农民不仅彻底失去了土地，还被列为二等公民失去了迁徙的自由以及被排除在其它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在城市，为了让民众产生当家做主的错觉，他们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所谓“公私合营”运动。所谓“合营”，只不过是一种巧取豪夺的计俩而已，完全等同于对民族工商业者私产一次明火执仗的公然抢劫。资本家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暴击下成了遭人鄙睨的丧家犬。喧嚣声中，广大工人群众疑似产生了一点儿国家主人翁自豪感，然后就没有了什么“然后”了。
经过这轮折腾，无资无产的革命大众获得完胜。一眼望去，全国上下只剩下了清一色身着毛制服的无产阶级。然而细察之下，无产阶级还是原来的那个群体，而资产阶级已经换成了另一拨人，其中包括各级行政体制和军队内的高级干部。一个羽翼渐丰的新的权贵阶层逐渐成型，而毛正处在了这个新贵阶层的权力顶端。顶层少数人是所有吃用都可以享受各种特供的贵胄集体。尽管如此，他们继续装模作样地混迹在无产阶级队伍里冒充着其中的一员。
此时的毛，最在乎的已经不是当年与自己刀兵相见的对手，而是害怕自己因为不懂国家经济建设的任性胡为可能导致已经到手的权力的丧失。而党内一些有点经济头脑的权力者以及社会上的知识精英显然就构成了其权力最大的威胁。
不明就里的人或许会天真地以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阶级的皮都没有了，斗争的毛也该不复存在了，是大家该打扫战场消停下来的时候了。
然而现实却刚好相反。当历史的指针走进上世纪60年代时，毛为了显示他不仅是天生的打仗的材料而且还是搞建设“英明领导”。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头脑发热地誓要“超英赶美”，要“跑步进共产主义”。于是乎亲自发动和指挥了所谓“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同时纵容各地官僚在工农业生产建设中拼命吹牛“放卫星”。 这种严重违背经济规律的盲目冒进所带来的恶果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那就是直接造成了1959年至1962年持续三年的全国性大饥荒，多省农村出现了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许多农户全家因饥饿而死绝。经过多年的历史沉淀，官方与民间的统计资料显示出大体趋于一致的共识：三年间，毛的肆意妄为制造了和平年代中国农村约四千万贫苦农民被活活饿死的旷世惨剧，死亡人口不仅超过抗战十四年全国军民死亡人口的总和，也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口的总和。
因为这一惨绝人寰的人祸事件，毛受到了广泛的舆论指责甚至包括当时政体内少数良知尚存的阁僚的诟病。这场人祸，既是造成毛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一度大权旁落的原因，也是导致毛后来点燃“文革”大火来清除异己、报复政敌的主要缘由。
进入上世纪60年代后，自称“秦始皇加马克思”的毛无法无天的乌托邦胡搞，使他一度曾被迫从最高权力的金字塔尖上跌落下来。他对自己曾经“定于一尊”至高权力被他人染指和替代耿耿于怀，对坐上了他当年皇权宝座的接任者更是怀恨在心。他开始寻找着反扑的时机。很快，毛再次从马克思阶级斗争说教中得到启示。他认为这一理论正是他用来向政敌复仇的绝佳武器。
不久，毛利用自己尚存的权势余威开启了他的复仇之旅。此时，已年近七旬的毛挥舞起被他改造后的中式阶级斗争大棒开始全力反击围剿他的党内政敌，正如当年在延安时期反击老蒋对他的围剿一样。由此，“中式阶级斗争节目”在东方大国再次闹闹哄哄地登上舞台。
毛在各种舆论场合猛烈抨击党内存在的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他把否定他的势力一概斥之为新形势下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起的“反攻倒算”，然后高调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动员令，
为了清除异己夺回失去的权力，毛无耻地采用偷梁换柱的卑劣计俩，把他从马主义那里趸来的阶级斗争学说加以中式化改装后变为一种公报私仇的权斗工具强力祭出。他把任何威胁他权力的人都打入了“阶级异己份子”行列予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包括在肉体上予以消灭，并且把这些美化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自诩是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毛窃喜地发现，马恩阶级斗争这套学说不仅可以为夺取政权使用和背书，还能成为他打压权力竞争对手的一柄利器。
毛的这场新时代“反围剿”斗争的戏码一直上演到了几年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晚年的毛不无得意地自我炫耀说，他这辈子就干了两件事，一件是赶跑了蒋介石，建立了共和国，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然而历史已经证明，他吹嘘的前者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任何福祉，而后者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贻害无穷的灾难。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期间，这个被毛掺杂使假的“阶级斗争”学说成为毛的掌中宝和护身符而备受宠幸。他把阶级斗争说成是“一抓就灵”的仙丹妙药要求全党和全国军民都与他“统一思想”和“步调一致”，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毛通过炮制“阶级敌人对无产阶级反攻倒算”这一骗局，或亲自披挂上阵或指使爪牙冲上一线，一会儿批“海瑞”一会儿批“刘邓”；一会儿“批宋江”，一会儿“批林批孔”；一会儿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没完没了地鼓捣着一场场政治整人运动。他用“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指令来引领，挑动本来同处一个穷困阶级的民众彼此仇恨相互斗争，利用制造的数不清的人整人的恶斗惨剧，来达到他震慑党内对手和剪除异己的目的。在这过程中，不知有多少人死于非命，有多少家庭家破人亡。套改一句名言可谓是：阶级斗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毛玩弄权术、操作各种社会运动和挑动群众彼此互斗这套政治把戏在“文革”中耍到了高潮，看得世人眼花缭乱。这套把戏如果毛说第二全世界恐怕没人敢说第一。这一由高层权斗引发的混乱状况一直延续到1976年毛的死亡方告结束。两年后的1978年，官方终于正式叫停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政治口号。
显然，毛当年所鼓吹的所谓“阶级斗争”并非马恩原教旨理论中阶级斗争的本意，而是披着“毛制服”的一个伪概念，其本质用“文革”的词语来说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是在同一个阶级的民众中恶意制造内部争斗造成社会混乱，以实现毛在混乱中清除异己夺回权力的最终目的。
当然，毛最终达到了他的目的。他以亲手制造的文革浩劫，以迫害无数家庭、整死两千万人（叶剑英语）的代价抢回了中国最高政治权力的宝座，同时他也把边的“赫鲁晓夫”、前正国级高官“拉下马来”毫不留情地置于了死地。
1976年是毛的大限之年。毛死后，国人在否定文革的同时也连同带给他们深重伤害的“阶级斗争”一说一起抛弃。从此，这个词汇像万人嫌的狗屎一样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
然而很多人不清楚的是，真正的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一个“从未走远”的客观存在，它就像黑夜一样，不会因为人们已昏昏睡去就没有了。这一点马恩大概说的没错：阶级斗争一直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人类历史的脚步。（《共产党宣言》：“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一次反转
一个据认为已经消灭了敌对阶级、只剩下单纯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时代却大闹阶级斗争；而到了一个贫富两极严重分化、不同阶级泾渭分明的年代，阶级斗争的概念竟然蒸发的全无踪影并成为一个社会忌语，这个颇为诡异的现象该如何解释？
仔细观察会发现，官民上下一致讳言“阶级斗争”，其动机竟然完全不同：民间是不想看到人整人、人斗人的悲剧重演；官方是害怕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的“洪水”再次袭来褫夺了他们已到手的巨额的不义之财。
然而二者这一不同点似乎并没被大多数人所参透。所以，如果有谁无论是出于想重温“打、砸、抢”的旧梦、还是仅仅评析一个这个客观事实的存在，再次提到“阶级斗争”这四个字，立马会招来从上到下的两面夹击。
如上所述，今天的国人厌恶“阶级斗争”这个术语或口号，只是因为毛当年把它用做了扫除异己和煽动国民互斗的工具，并且用它制造了各种整人运动乃至十年“文革”浩劫。
中共建政后的几十年中，除了极少数处在特权阶层的权贵之外，绝大多数人都被“拉齐”在了同一阶级，即贫穷卑微的无产阶级。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毛却无中生有地虚构出一个阶级敌人群体并动员举国上下持续与之斗争不止，其状一如“唐吉坷德大战风车”之荒谬。大战风车并没有给他人造成伤害，而毛“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阶级斗争哲学”却制造了无数人间灾难，荒废了不止一代人的宝贵年华以及把国民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其祸国殃民之甚倒可以用“史无前例”来形容。这是毛的恶，也是人们在痛定思痛后否定马恩阶级斗争理论的原因所在。
正是由于人们憎恶的所谓“阶级斗争”实质上是一个假的阶级斗争，是被毛篡改后所利用的一个伪阶级斗争的工具并长时间深受其害，所以才在情感和言论毫不犹豫地抵制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由此而无视阶级斗争的现实存在却如掩耳盗铃一样荒唐。
在现实中，当社会明显出现了阶级的时候而不承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阶级和阶级斗争两者原本就是相生相克的存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发生矛盾冲突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你信或者不信，它就在那里”，而且必会以不同的对抗形式表现出来，这如何否定得了？
“改开”后，当局刻意回避和否定阶级斗争的隐情是：权力集团尽管出于政权稳定的顾虑对毛所犯罪行采取有限否定的暧昧态度，但却鲜明且彻底地否定了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论调，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在百废待兴的改开之初似乎顺应民意。然而，东方大国在经历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社会形态与人口财产结构较之当年已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人们举目可见，一面是新兴资产阶级利益阶级的形成，其中不乏富可敌国财富大鳄；另一面是由于社会严重分配不公而竭尽全力在维持生计的劳苦大众。前政府总理坦言，当今14亿人口的中国，有6亿人的月收入仅在一千元人民币左右。这个收入大约仅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工人一天的时薪所得。一家具有声望的金融机构在2023年3月发布的财富报告显示：中国三分之一（0.33%）的人口实际掌握着全国三分之二（67.44%）的财富；而百分之九十以上（92.62%）的人口只持有全国不足百分之七（6.8%）的财富。这一点，再次佐证了中国9亿人口每月实际收入不足2000元的现实状况 。换句话说，最庞大的人群所创造的绝大部分社会财富流入了少数所谓“高净值人群”的腰包。据中国某财经大学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近年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已达0.6左右，远超0.4的国际基尼系数警戒线。基尼系数是判断一国国民年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数值，但在中国它已成为观察和考验民众对贫富差距容忍度的一个指标。
这种鲜明的、极端的贫富分化现象清晰地勾勒出两大分立阶级的社会生态。这样的一个社会生态下不同阶级之间爆发冲突显然是不可避免的。
毛时代把国民都搞成了无产阶级，只有一个阶级等同于没有了阶级。然而那会儿却要成天高喊阶级斗争，把社会调成互害模式，煽动国民胡乱斗争自相残害酿成举世罕见的窝里斗的国家劫难。
当下社会两极分化，社会各阶级和阶层如此清晰可鉴，阶级矛盾尖锐突出，但却开始避谈阶级，更讳言阶级斗争。这种刻意回避和掩盖阶级斗争现实存在的这波操作，其背后的隐情是：当改开几十年后，既得利益阶级已经成功攫取了绝大部分社会财富，经济发展红利已悉数落入了权贵阶级大小官僚者们的钱袋。这样的时候，化妆成无产阶级代言人的他们当然不愿意再嚷嚷什么阶级斗争来自找没趣引火烧身，他们最忌讳的就是继续谈论阶级,更忌惮的是“阶级斗争”四字。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是社会阶层板结化，更需要的是“维稳”与“和谐”。他们只想看到更多的吃瓜民众浑浑噩噩的样子，看到他们不问政治、只关心和争抢从权贵宴席上掉下来的几根碎骨头的样子。他们希望“韭民瓜众”像工蜂工蚁一样源源不断地为他们贡献更多的民脂民膏供他们恣意享乐和挥霍并一代代延续下去。唯有这样，才能永保既得利益集团骑在“人矿”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江山千秋万代，这也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依据。
相反，如果“阶级斗争”一说在剔除了毛用来权斗的功能后继续强调和使用，必然会令其复位到马恩原教旨的意义上去。若此，无产阶级大众要斗争的对象将转向各级假公济私拥权自肥的贵胄阶层头上，也就是当权者及其利益集团自身，而这对于已将国家海量资财据为己有的资产阶级新贵来说无异于自掘坟墓。所以毫不含糊地彻底否定阶级斗争理论乃是既得利益集团自我保护的必行之事。
每一个正常国家都会有贫富差距问题。但是如果贫富差距极其悬殊一定是分配制度的设计上出了问题。今天，贫富悬殊已构成了两大社会阶级之间巨大的鸿沟，尽管还没有出现水火不容的斗争局面，但冲突的征兆却频频显现。譬如：社会上不时出现的怀念“均贫穷”的毛时代甚至怀念文革揪斗所谓“当权派”的仇富现象就是就是阶级之间曲折冲突的一个典型的例子。特别是每到毛的生死日，那些毛的拥趸们一面用喧嚣的纪念声势表达着“两个不满”：一是对现实生存状况的不满，一是对当局不能明确表态支持他们行动的不满。这些人并不明白，当局面对这类“群体性事件”的处境是很尴尬的。因为毛的阴魂依然是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否定群众的拥毛行为相当于否定毛，也就相当于自断根脉；但是鼓励这类行动近乎在倡导新的阶级斗争，既得利益集团将面临更大的大风险。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有限管控不倡导不打压让其自生自灭。
少数人攥住了大权和巨额财富以后是不会容忍大规模阶级斗争再度发生的，尽管毛忽隐忽现的存在成为一个烫手山芋，但权力者必须让人们千万要忘记毛“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最高指示”。
事实证明，改开后新生权贵阶级假装顺应民意，利用彻底否定并不再提起“阶级斗争”的宣传舆论竭力删除人们头脑中残留的阶级斗争意识以绝后患。这才是今天“阶级斗争”一词从官方到民间都成为一个忌语并被“人间蒸发”的真正底色。
一个结语
综上所述，人类社会中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贫富差距，就会产生阶级。有阶级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就会发生阶级间的摩擦、冲突乃至斗争。
轻度的贫富差距源于人的能力的个体差异，所产生的阶级摩擦或冲突也会轻微的，它可以通过阶级间的自我调节得到消解，并能够被社会所容忍；重度的悬殊的贫富差距来自于不公平的制度设计，如果不能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即所谓“和、理、非”的手段来解决，所导致的暴力版的阶级斗争将是大概率事件，其酿成的严重的社会危害难以避免，最终社会上又将演变出一个“新版”的贫富悬殊的阶级样态。
历史证明，在没有出现更好的制度之前，民主宪政体制是避免社会贫富两级出现严重分化和避免大规模暴力形式阶级斗争的优选体制，而绝非马恩所谓的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马恩试图通过暴力革命来弥合贫富差距鸿沟的理论，说白了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招数，就是造反抢劫。
每一次大规模的抢劫尘埃落定后，通常会消停一段时间，贫富双方都会暂时陷于沉寂，富者舔伤口，穷者消化嗟来之食。这个时间不会持续太久，相对安生的时间也是爆发下一次抢劫的酝酿时间。随着社会财富的逐渐积累，富者益富穷者益穷现象会再次不可避免地发生，新一轮的抢劫风潮会继续上演。“太阳底下没新事儿”，历史性循环而已。
举目当今世界，发达国家避免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主要依靠平衡财富流向的办法，譬如高税收高福利的二次分配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国家允许存在贫富差距，因为那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但不容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事情发生。这些国家在高税收和高转移支付的再分配体系中，充分实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念，在全民医保、教育、失业以及养老等方面，通过对普通国民大众进行较大幅度的财政补贴，使其不会因为在基本生活方面的欠缺而陷于困境，幸福指数也自然会相应提升。在这样的社会，“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阶级斗争想看到都难。
先进国家的管理模式根本不可能被贫富悬殊的专制国家所采纳。他们会冠冕堂皇地说，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制度，国家财产绝不能拿出来搞平均主义大锅饭。贫富是因为每个人能力不同所造成的，想改变命运要靠个人刻苦奋斗。改变不了环境就要适应环境而不该有什么不满情绪和非分之想。阶级敌人才对现实不满呢。江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打下来的，要反抗就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必须遭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痛击……诸如此类。
不难理解，在这样的国家，多数人微薄的劳动报酬正是少数人坐拥巨额财产的来源和基础，而这些全都有赖于专制体制所赐，和平改制无异于与虎谋皮。
被剥削阶级选择暴力革命手段展开的阶级斗争如果不以建立民主宪政体制为目的并且严防具有野心的少数政客篡权窃位侵吞革命成果，他们的斗争将变得毫无意义和价值，而且会被自己制造一群新的更凶恶的阶级敌人再次骑到自己的头上作威作福。这一结局衍生的恶果还包括：社会为之付出的惨痛代价将不会得到任何正面回报；无价值无意义的剧烈的阶级斗争将周而复始地反复轮回。
当社会上已经出现贫富悬殊、阶级斗争已在暗中酝酿的时候，某些政客故意回避和掩盖阶级斗争的存在其真相是恐惧这一斗争的爆发从而失去他们骗取的权力和占有的利益奶酪。对此，阶级斗争在中国上演的节目可以为鉴。
“韭州大地，可割可弃”（网络谑语）。代表权贵利益的统治阶级其实早已察觉到阶级斗争潜在于社会各领域的事实。他们甚至意识到未来某一天阶级斗争终将在以某种激烈对抗的形式爆发出来，并将终酿成一次新的社会动荡。他们尤其恐惧的是觉醒后的亿万民众为争取自身权益奋起与他们展开暴力革命式的阶级冲突，从而遭到被彻底清算的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