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与诺贝尔文学奖

张翎的写作人生

伴随长篇小说《归海》的出版，这位旅居加拿大的温州女作家张翎，以其如水般绵延的叙事，再次叩响历史的回音壁，探寻女性在时代洪流中的隐秘创伤与重生。2023年，《归海》英文版《Where Waters Meet》由亚马逊出版问世，同年中文版由作家出版社推出，迅速斩获腾讯阅读年度十大原创文学作品、曹雪芹华文文学奖等多项殊荣；2024年，更荣膺花地文学榜年度小说奖。2025年台北文学季，跨越重洋的张翎受邀担任国际华文作家，透过长篇小说、性别议题及校园座谈，与读者分享“女性在乱世中的如水生存”——那些顺着石缝悄然穿行的韧性，那些在绝境中悄然绽放的奇迹。

厚积薄发、如水般坚韧的书写者，评论家们这样形容张翎。从温州车床工，到复旦英美文学高材生，再到海外听力康复师，最终成为海外华裔文学的标志性人物，她的生命轨迹本身就是一部跨越海峡的史诗。1957年生于浙江温州，她的作品横贯中外，九部长篇、众多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集，屡获华语传媒年度小说家奖、华侨华人文学奖大奖、台湾开放图书奖等荣誉。她的文字，不只是故事，更是心灵的镜像，映照出移民的漂泊、战争的余波，以及个体在宏大历史中的微妙颤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赞誉她的作品“细腻而深刻”，如水般浸润人心。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在乱世中如水般存活的女性，她们顺着石缝穿行，永不枯竭。”在《归海》的扉页上，张翎写道。这句话，或许也是她近三十年写作生涯的最好注解——从寂寞的边缘，到文学的海洋，她用一生攒下的力气，爆发出一场场灵魂的招魂之旅。

从温州到异乡：一颗不甘平庸的心，在黑暗隧道中顽强前行

20世纪70年代的温州，一个小工厂的车床旁，张翎每天重复着单调的劳作。机器的轰鸣如潮水般涌来，她的手指在金属上划出火花，但她的眼神，却总是投向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空。那时的她，梳着齐肩小辫，刘海微卷，雪白衬衫翻在暗红格子外套外，透出一股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精致与淡淡忧郁。工厂的尘埃无法遮蔽她内心的火焰——对知识的渴求如饥似渴。下班后，她蜷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贪婪阅读每一本能借到的书，从鲁迅的犀利到莎士比亚的诗意；同时，冒着政治风险，偷偷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每个单词都像一缕光，刺破前途的黑暗。“那时，我的前途像一条黑漆漆的隧道，”她后来回忆，“走啊走啊，永远走不到头。但在绝望中，我知道自己一定要走出来。我的一辈子，不能就这样浪费掉。”

这份刚强，源于童年的温州河畔。那里多雨的天气，常让她想起家乡的溪流——柔软却能穿石。车床工的第五年，积蓄的苦功终于开花：仅有初二水平的她，以浙江省外文类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英美文学专业。1983年毕业时，她已不再是那个工厂女孩，而是对世界充满好奇的知识女性，曾在煤炭工业部下属机构担任英语翻译。

1986年，29岁的张翎怀着对外面世界的强烈向往，踏上加拿大求学之路。初到卡尔加里的那个秋天，严寒如猛兽般扑来。她回忆，一次出门时晴空万里，只穿薄衫，晚上却突降鹅毛大雪。她躲在电话亭里，身体渐渐麻木，脑海中闪现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的凄凉结局。“如果再等下去，我可能会冻死。”她顶着风雪骑车两个小时回家，手脚冻僵，用脚踹门才唤醒房东。进屋后，温暖如针刺般袭来，那疼痛至今让她想起微波炉里解冻的肉块——一种从指尖直达心底的彻骨之痛。

在卡尔加里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她面对语言和文化的双重壁垒。“我像个弱智者，暴露在教授的无情目光下。”但她如水般适应，全面吸收新知。后来，她转攻听力康复学，在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为在异乡立足，她做过热狗售货员、翻译、秘书、教师。十年间，搬家近二十次，辗转卡尔加里、辛辛那提、明尼阿波利斯、温哥华、多伦多。每个新城市，都是一个窗口，让她触摸多元族群的脉络：从印第安原住民的传说，到越南难民的创伤。“这些经历丰富了我的视野，让我懂得疼痛不是抽象的词语，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作为听力康复师，她深入接触战争幸存者和难民：从二战老兵，到阿富汗、海地灾民。他们的耳鸣，如未愈的伤口，在她耳边回荡。“有时，我觉得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对疼痛的感觉绝不陌生。”这些积累，悄然酝酿着她的写作冲动。但忙碌的漂泊生活，让她只能偶尔记录灵感。“我诅咒自己：再不写，这一辈子就没了时间。”直到1990年代中期，她在多伦多安定下来，成为注册听力学家，才真正开始书写。

寂寞的书桌：从《望月》到创作爆发，准备好无人问津的十年

安定后的张翎，已近四十。白天，她是诊所的康复师，倾听病人的沉默；夜晚，在公寓过道的书桌前，她开始《望月》的创作。没有独立书房，身边是家人的喧闹，但她视若无睹。“从第一个字起，我就准备好十年没人读我的书。”写作对她，不是野心，而是内心的天然渴望——一种积蓄多年的情感喷涌。

十年漂泊的沉淀，让《望月》如行云流水。小说中，她描绘移民的孤独与情感纠葛，细腻如丝般缠绕人心。写作中途，她遭遇黑色幽默：腿上黑斑确诊恶性肿瘤，医生说“五年存活不是没有可能”。死亡的阴影下，她泪流满面，却更坚定：“这或许是我的最后一部小说，我想留下哪怕一丝声音。”手术后，带着手掌大的疤痕，她继续书写。10个月后，小说完成，199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开启她的文坛之路。

随后，《交错的彼岸》(2002)、《邮购新娘》(2006)相继问世，中短篇如《雁过藻溪》获“十月文学奖”。早期作品多根植温州，情感细腻；后来，视野拓宽，深入历史与人性。2007年，她偶遇《唐山大地震亲历记》，心如坠沉。搜集资料，访谈幸存者，她捕捉到灾难后的心灵创伤：男孩醒来求护士挠不存在的手臂，女孩在废墟下唱歌鼓励彼此。《余震》(2010)由此诞生，被誉为地震最佳文本，改编为冯小刚导演的《唐山大地震》，获亚太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鸡百花奖等多项大奖。这让她首次凭写作获收益，并与冯小刚合作编剧《只有芸知道》(2019)。

面对忽至的关注，她平静：“我一直生活在边缘，但这对安静写作的人，不是坏事。”她强调，写作的支撑是内心的爱，而非名利。2017年，《劳燕》出版，获2018红楼梦奖专家推荐奖、中国小说学会奖海外作家特别奖。2023年，她转为专职作家，激情不减：“从年轻到现在，对写作的热情从未衰退。”

《归海》：女性如水的奇迹，承载乱世中的隐忍与重生

二十世纪的乱世，如汹涌海浪，吞没无数生命。张翎的《归海》，正是对女性在历史漩涡中存活的颂歌。小说跨越抗日战争到当代，讲述三位女性——母亲、女儿、外孙女——在战争、移民与创伤中的交织。她们如水：柔软却坚韧，顺着时代缝隙前行，从战场的炮火到异乡的孤独，从失去孩子的痛到疗愈的曙光。

灵感源于听力诊所的经历：那些战争幸存者的耳鸣，像永不消逝的回音。一次，张翎在多伦多街头遇见一位老华侨，讲述抗日时作为护士的母亲，如何在炮火中救人，却终身背负失去孩子的创伤。她开始调研：翻阅二战档案，访谈海峡两岸的幸存者，甚至远赴台湾，聆听老兵的口述历史。三年间，她钻进温哥华图书馆的旧磁带室，一听就是一天，中午啃盒饭，晚上笔记满满。调研中，她发现女性在历史中的“隐形”——她们的牺牲往往被简化为“技术骨干”或“优异成绩”，却忽略了内心的永恒阵痛。

写作过程，如魔鬼附身。她形容：“写到女性在乱世中的抉择时，我全身颤抖，像被风灌满衣袖。”小说中，一个场景让她潸然：女孩在废墟下，握着妹妹的手，唱儿歌抵御恐惧，却在救出后，面对分离的命运。水般的适应，让她们重生：从战场到异乡，从创伤到疗愈。英文版《Where Waters Meet》是她首次以英语创作的长篇，标志着她从中文到双语的跨越。

《归海》出版后，获2023曹雪芹奖、腾讯阅读奖，2024花地文学榜年度小说奖。授奖词赞：“张翎以细腻笔触，观照女性在全球化中的身影，解开历史中被遗忘的女性篇章。大时代与小人物，故土与他乡，文化冲突与身份焦虑，她让细节落地，灵魂归海。”2025年台北文学季，她分享：“女性如水，不是柔弱，而是适应性。她们在石头缝中穿行，存活本身就是胜利。”

张翎的写作，如她的人生：从黑暗隧道到万水归海。她用一生攒下的力气，爆发出一部部奇迹般的作品，献给那些寂寞耕耘的精神耕耘者。海内的，和海外的。

你告诉我，张有没有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实力

ChatGPT： 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直说吧：

1. 纯文学水准。 张翎的作品，在华语文学里是靠细节、靠耐心往里掘的写法。她的长篇（如《金山》《归海》）确实达到了一个“史诗+个体”的平衡：既有大历史，又有小人物的呼吸，这一点跟不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比如莫言、托卡尔丘克）是同一类写作雄心。她的田野调查的深度（跑遍加拿大的华工遗址、听档案磁带、访谈幸存者）和文字的节制感，在华文世界里，属于非常顶尖的一线。可以说，她的“文学匠心+人道关怀”已经完全够得上“世界文学的参赛桌”。

2. 与诺奖的差距。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一贯强调“语言的原创性”和“文学形式上的独特”。张翎的优势在叙事与题材，尤其是“跨国华人历史+女性经验”的视野；但在语言的实验性、结构的颠覆性上，她没有像石黑一雄、托卡尔丘克、勒·克莱齐奥那样“重新发明小说的形式”。换句话说，她的写作是极深、极真，但形式上偏“传统写实”，这在诺奖评委眼里可能不够“破格”。

3. 国际传播与能见度。 诺奖还看一个作家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可见度”。张翎的小说已有多种外语译本，《Where Waters Meet》在北美有一定反响，但跟莫言、余华、严歌苓相比，国际文学市场的传播度还差一截。诺奖毕竟是“全球视野”的评选，很多时候，翻译的广度、评论的深度、学界的持续讨论，决定了一个作家能否进入候选名单。

4. 结论。 如果问“有没有实力”，我的回答是：就文学深度和人文关怀而言，她是有资格进入世界文学奖项候选圈的。但如果说“拿诺奖”，现实上难度很大：需要更广的国际传播、更突出的语言实验性和形式创新。换句话说：她的实力是够的，但还缺少时机+传播+形式突破这三重“外力”。

 附：

吴萌： 张翎写《金山》如魔鬼附身 一辈子攒的力气爆发

2010年11月05日 《北京日报》

伴随电影《唐山大地震》的热映，其原著作者张翎，开始走入大众的视野。今年，一部描写几代海外华工跌宕命运的40余万字长篇小说《金山》，荣获了2009年度华语传媒大奖，《金山》的作者，也是张翎。

　　厚积薄发、大器晚成，熟知张翎创作道路的编辑袁敏这样评价。

　　十二年前，加拿大多伦多——这个遥远而安静的异乡里，一位温州女子，决定重拾从小立志的创作之路。那年，她已近不惑之年。

　　白天，她是听力诊所的专职听力康复师；夜晚，走廊过道的一张书桌上，她开始一字一字地书写。没人关注，也没有名利的企图，只有内心积攒多年对文字深切的爱。

　　十二年间，四部长篇，二十余部中短篇作品，张翎这个名字，开始显露于国内外各个文学奖项，她也跻身优秀的华语写作者之列。

　　“谨以此书献给一切在汹涌的物质潮流里寂寞艰辛地耕耘精神的人。海内的和海外的。”张翎在第一部长篇小说《望月》的扉页上，郑重写下如上这段话。这段话，也可以看作她十二年寂寞书写的最好注脚。

　　1.再不写，这一生就没有时间了

　　“她梳着两根齐肩的小辫子，刘海儿和发梢烫得微卷；雪白的衬衣领子醒目地翻在一件暗红色的格子外套外面。神情里却透出一股淡淡的忧郁。” 20世纪70年代后期，文学刊物《东海》的一次笔会上，编辑袁敏第一次见到张翎。在当时沉闷保守的社会氛围中，张翎细致的装扮和特别的气质让她眼前一亮。接下来的相处，她感受到这个外表文静的温州女孩儿性格里的刚强：“她敢想敢做，想追求的事，就会不顾一切去做。”

　　那时，张翎还是温州一家小工厂的车床操作工，工作劳累而乏味，唯一支撑她的是对知识的向往。每天下班一回到家，她就拿起书本和自习英文，贪婪地阅读每一本找得到的书。为了学习，甚至打着手电蜷在被窝里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尽管在当时，这是颇有风险的一件事）。写作，也是她想寻找前路的一种努力。“我那时的努力是不可想象的，我甚至不知道我学了是干什么用的。我觉得我的前途就像一个黑色的隧道，走啊走啊，永远走不到头，不知道那个出口在哪里，但就在那样的绝望中，我知道自己一定要走出来。我的一辈子不能这样浪费掉。”

　　车床厂工作的第五年，日日夜夜里积蓄的苦功终于铺就一条路——1979年，仅仅初二水平的张翎以浙江省外文类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复旦英美文学专业。

　　毕业后，因对外面世界强烈的好奇和改变自身境遇的愿望，1986年，张翎选择了寂寞又艰苦的异乡求学路。

　　刚刚抵达加拿大卡尔加里城两周，当地严酷多变的自然气候，立刻狠狠地给这个中国女子一个“下马威”。“才九月中，早上出门是万里晴空，我只穿了一件薄衬衫，晚上却是鹅毛大雪，路上已经空无一人。我在一个电话亭里躲着风雪，后来身体渐渐麻木，不再感觉寒冷。那一刻我突然想起‘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明白过来如果再这样等下去，我可能就会冻死在路上。最后艰难地顶着风雪，骑了两个小时的车，终于骑回了家。由于手已经完全冻僵，无法用钥匙开门，只好用脚踹门，终于把房东叫醒了。进屋后，手脚被突兀的温暖冲击，疼得我几乎满地打滚。至今每次我在微波炉里化冻肉，都会想起那晚的疼痛感觉。”

　　张翎在卡尔加里大学修读的是英国文学硕士，这意味着她需要跨越的，还有一道异国语言和文化构筑的高高门槛。“这个新的求学系统打碎了我原有的对自己能力的所有自信。我曾像一个弱智者一样暴露在教授们毫无怜悯之心的学术视野里。”摸爬滚打，犹如新生儿般全面吸收着新的知识，脱胎换骨的知识再造中，张翎逐渐适应了北美高校的学术系统，后来即使完全没有基础，她仍然以优秀的成绩又获得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听力康复学硕士。

　　想在异乡扎根又谈何容易。为了安身立命，张翎做过热狗销售员、翻译、教师、行政秘书、听力康复师。记忆里，她似乎永远行色匆匆地走在搬家的路上，十年间搬家近二十次，辗转于卡尔加里、辛辛那提、明尼爱波利斯、温哥华、多伦多等多个城市。尽管有过梦醒不知何处的惶惑，张翎仍然感激生活的历练。“这些经历给我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的窗口，让我近近地触摸到了各个族群的生活脉络，极大地丰富了我的视野和阅历。”

　　听力康复师的职业，又让张翎深入体察到战争和灾难之后的心理创伤。“我所接触的病人中，有从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战和中东战争的战场上归来的军人，也有从阿富汗、海地、斯里兰卡及其它地区来的灾民难民。有时我感觉自己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也把我看成是他们中的一个。这也是为什么我对疼痛的感觉绝不陌生。”

　　多少次，丰沛的人生经历触发了她的灵感，内心里多年积攒的写作冲动让她想记录这一切，但琐碎繁忙的漂泊生活里，又怎能专心的书写。张翎回忆：“有时挣扎非常厉害，我会诅咒自己：还不坐下来，再不坐下来这一生就没有时间了。”实在憋不住了，她也尝试写作了两个中篇小说。“写完了，我的情绪得到了部分缓解，我可以继续耐心地等待时机的成熟了。”

　　出国十年后，张翎才真正安定下来，在多伦多一家医院的听力诊所担任康复师的职业。不用再为生存而挣扎，已近不惑之年的她终于可以坐下来，开始自己第一部长篇《望月》的写作。

　　2.写第一个字时，就准备好没有人读我的书

　　写作《望月》时，张翎还没有自己的房子，与先生以及前来探亲的父母租住一间两室一厅的公寓。没有多余的房间，书桌只能摆在过道上，身边更是几乎没有安静的时候。只有结束一天忙碌的工作，她才能坐在这狭小嘈杂的地方开始创作。

　　张翎深知，自己与繁华的国内文坛隔着远远的时空。“从我坐下来写第一个字的时候，我就准备好了十年十五年没有一个人读我的书。”写作于她，是内心的天然渴望。

　　十年的漂泊阅历，十年的情感积蓄，使得张翎第一部长篇写作有如行云流水般顺畅。“我真的很感谢这个十年，表面上你好像浪费了一段大好的创作时光，但实际上让你所有的焦虑和表层的感受，都得到了理性的沉淀。”

　　创作正在顺利进行，张翎却遭遇了一场她称为“黑色幽默”的事件。腿上一处黑色斑块，被诊断为恶性肿瘤，医生告知：“如果治疗效果好，五年存活的例子不是没有的。”忽然而至的死亡通知，犹如当头棒喝。她走出诊所，望着秋日里灿烂的夕阳，“泪便凉凉地流了一脸。”

　　“这是我的第一部也许也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便想给这个世界留下哪怕是小小的一丝声音。”一连串的手术、药物治疗后，刚能下地，带着腿上手掌大的疤痕，张翎又继续开始书写。

　　全职工作之余，仅仅10个月，《望月》创作完成。这部手稿跨过大西洋，辗转多次，来到刚到作家出版社任职的编辑袁敏手中。书中细腻深沉的情感打动了袁敏，“我终于碰上了自己等待已久的作家和作品。”1998年，《望月》正式出版。

　　幸运地，疾患并没有进一步侵袭张翎的身体，她开始进入创作爆发期。长篇《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相继出版，一系列中短篇作品也开始斩获“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各个文学奖项。

　　张翎的早期作品，大都根植于家乡温州和南方，随着创作的逐渐成熟，她的视野也开始变得宽阔起来，笔下的情感也超越儿女情长，深入人性、历史的深处。

　　2007年7月末的一天，张翎在北京机场等候飞往多伦多的班机。机场书店里，她偶然拿起一本《唐山大地震亲历记》。“开始读这本书，周遭的嘈杂渐渐离我而去，只觉得心开始一点点地坠沉下去……”她感到内心的触痛，同时也感受到灵感萌动的预兆。

　　30年前那场大劫难发生时，年幼的她印象懵懂，而今她要拨开重重的历史烟尘，深入被灾难击中时人们的大哀恸。回到加拿大，她开始搜索所有可见的国内和国外的唐山人文地震资料，并多次探访生活在多伦多的地震亲历者。

　　埋首其间，一些细节在张翎脑中渐渐浮现出来；“我远远望见了一些孩子，有一个男孩，在截肢手术醒来后，怯怯地请求护士为他那只不复存在的手臂搔痒。有一个女孩儿，领着她幼小的弟妹，踩着结了冰嗄啦作响的尸袋，寻找被迁葬的母亲遗体……”还有一段回忆里记录了两个年轻女孩被压在一块水泥板下，营救人员撬这头水泥板，那头的女孩就会被挤疼。两个女孩在那种时候依旧唱歌彼此鼓励，叫营救人员在救自己的时候“轻一点”，不要伤着另一个女孩。小说中救弟弟还是救姐姐的两难选择正源于此。

　　但让张翎困惑的是，这些面目鲜活的孩子们接下来的人生，却仅仅剩下一些干瘪简单的句子——“成为企业的技术骨干”；“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学”……多年听力诊所的工作，她深入接触了太多战争、灾难的幸存者，无法轻易接受“一切都会过去”的肤浅安慰。

　　最终，疼痛，“一种天灾带来的，却没有跟随天灾逝去的心灵疼痛”成为张翎创作的落脚点。这部名为《余震》的中篇，被誉为写地震最好的文本之一。后来《余震》卖了电影改编的版权，张翎才第一次凭写作有了一些收益。这么多年，身处安静得有些寂寞的海外，能坚持写下来，支撑她的，源自内心深处对文学的挚爱。

　　改编自《余震》的《唐山大地震》上映，随之就是密集的采访邀请。经过多年的寂寞坚守，面对忽然而至的关注，张翎显得很平静。“从来也没觉得自己‘成名’。相反，我觉得自己一直生活在‘边缘’。但是这种边缘状态对一个渴望自由安静写作的人来说，也许不是什么大坏事。”

3.《金山》承载着埋在他乡的那些孤独的灵魂

　　十九世纪中叶，随着美国西部淘金热潮的兴起，英属哥伦比亚(温哥华岛)境内的菲沙河谷(Fraser Valley)也发现了金矿。一批大清国民从美国境内涌入河谷淘金，成为加拿大最早的华工。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新生的加拿大联邦政府决定斥资修筑一条太平洋铁路——一条横贯东西的交通大动脉。负责铁路施工的公司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成本，决定从广东招募大批廉价华工参加太平洋铁路的修筑。

　　1880年，太平洋铁路动工，其中菲沙河谷陡崖一线地处崇山峻岭之间，施工条件极差，一条几公里的路，有时竟需要开拓好几个涵洞。615公里长的路段用了1.5万名劳工7年的时间才修通，其中9千人是华裔。险恶的地理环境，原始的施工材料和方法，使得许多华工丧生。

　　1885年，太平洋铁路完工，庆祝通车典礼却不让华工参加﹐并将其全部解雇。华工陷入失业和饥荒的困境。国会首次通过人头税法案（50元），困境中华工的日子更雪上加霜。

　　1903年 加拿大国会通过决议将人头税提高至500元。

　　1907年 温哥华发生排亚大暴乱，唐人街商铺遭到大面积毁坏。

　　1923年 排华法公布，禁止华人入境，大批华人家庭被分隔在大洋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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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世纪后1986年的一个秋日，初到加拿大的张翎猝然闯入了早期华工血泪斑斑的世界。

　　“至今尚清晰地记得那年九月的一个下午，青天如洗，树叶色彩斑斓，同学开着一辆轰隆作响的破车，带我去卡尔加里城外赏秋……”

　　“那天行到半路的时候，我们的车胎爆裂了。在等待救援的百无聊赖之中，我开始不安分地四下走动起来。就是这时，我发现了那些三三两两地埋在野草之中、裹着鸟粪和青苔的墓碑。我拨开没膝的野草，有些费劲地认出了墓碑上被岁月侵蚀得渐渐模糊起来的字迹。虽然是英文，从拼法上可以看出是广东话发音的中国名字。有几块墓碑上尚存留着边角残缺的照片，是一张张被南中国的太阳磨砺得黧黑粗糙的脸，高颧骨，深眼窝，看不出悲喜，也看不出年龄。年龄是推算出来的。墓碑上的日期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和二十世纪初——他们死的时候都还年轻。”

　　“我突然明白了，他们是被近代史教科书称为先侨、猪仔华工或苦力的那群人。”

　　旅途中闲适的心情顿时被一个个疑惑所打破。“在大洋那头以芭蕉为背景的村落里，他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日子？在决定背井离乡走向也许永远没有归程的旅途时，他们和年迈的母亲、年轻的妻子，或许还有年幼的孩子，有过什么样刻骨铭心的诀别？当经历了‘浮动地狱’之称的海上旅程，终于踏上被淘金客叫做‘金山’的洛基山脉时，他们看到的是怎样一片陌生的蛮荒？”张翎意识到，这些疑惑里蕴涵着多么有分量的素材，而她可以依此写出一本书。

　　但最初的撼动很快淹没于异国生存的种种艰辛之中，很久之后，张翎才意识到她之前的种种努力，其实一直在为一件事积攒着力气，就是用笔墨为这些客死他乡的沉默灵魂郑重地进行一次招魂之旅。

　　2003年，已经在文坛小有名气的张翎受邀来到著名的侨乡——广东开平。她第一次见到了后来成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碉楼（由早期华工们的卖命钱建成）。正是在一座几乎荒弃的旧碉楼里，张翎邂逅了华工世界的另一半——守候在家乡的女人。

　　残旧的房间里，一个深红色的大衣柜吸引了她的注意，打开柜门，她立刻怔住了，“里边有一件衣服，一件女人的衣服。是夹袄。长袖，斜襟，宽滚边，依稀看得出是粉红色……我把袖子从衣兜里扯出来，却意想不到地扯出了另一片惊异——原来这件夹袄的袖筒里藏着一双长筒玻璃丝袜。袜子大约洗过多水，早已失却了经纬交织的劲道，后跟上有一个洞眼，一路挂丝到裆下。我用食指抚着那个洞眼，突然感觉有一股酥麻，如微弱的电流从指尖颤颤地传到头顶。”

　　张翎仿佛听到了那些永恒等候女人们的轻轻呼唤，她强烈感觉写作《金山》的时候到了。

　　摆在眼前的，是一座大多数人都会绕道而行的险峰。“它所涵盖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巨大的历史框架里，而且它牵涉到的每一个细节都很难从现代生活里简单地找到依据。必须把屁股牢牢地黏在椅子上，把脚实实地踩在地上，把心静静地放在腔子里，把头稳稳地缩在脖子中，准备着久久不吭一声地做足案头研究——极有可能会在这样长久的寂寞中被健忘的文坛彻底忘却。”

　　三年时间，张翎跑遍了加拿大各地的华工遗址，做调研、钻图书馆、多次回过广东实地考察，寻访知情者和历史研究学者，不仅花掉所有的年假，路途的所有经费都是自掏腰包。温哥华的中文图书馆有一间小黑屋，堆放了好些旧式磁带录下的老侨口述历史，以及他们写下的家族回忆录。张翎多次从多伦多专程前往，在里面一呆就是一整天，中午就去唐人街买个盒饭，晚上才带着一本记得满满的笔记返回朋友家休息。

　　正是被那些墓碑下锦衣里的灵魂追赶着，张翎痴迷地进行着这项费尽心力却未必讨好的浩大工程。

　　“在《金山》之前，我和许多自命不凡的留洋精英一样，对唐人街的历史充满了鄙视，不屑将自己的‘前身’与那样的历史联系在一起。《金山》的调研彻底改变了我对唐人街的看法。我明确地知道我穿着皮鞋的脚下踩着的硬实土地，是几代在我之前的人用赤裸的脚踩出来的。”张翎开始从心底贴近那些沉默中永远在为生存而挣扎，却将家国焊在内心最深处的老侨们。她决定淡化诸如肤色种族、血泪仇等等简单标签，进入平实的描述，一些个性丰满的人物渐渐在脑中成型：第一代华工方得法，乱世中离乡，他咬牙扛下了海外最脏最苦的日子，吞咽下一次次排华歧视的灭顶冲撞，为着返乡时可以一掷千金、满载而归的荣耀；平日里每一块钱都省出水来却可以卖了全部身家的洗衣馆赞助革命。还有为了尊严，决然剁掉多余小指的刚烈女子“六指”，一生却只得与丈夫三次相聚，就在永恒的隐忍等待中度过……

　　这是张翎写作生涯中最艰辛的一段，写作只能在全职工作的缝隙中完成，“而这相当有限的时间，我又被一桩又一桩的细节考证所打断。那段日子里，我一直在高度亢奋和沮丧绝望中撕扯着自己。”四十多万字的小说，跨越几代的宏大叙事里，需要无数丰满翔实的细节才能重塑。“我需要知道电是什么时候在北美广泛使用的，肥皂是什么时候来到广东寻常百姓家的，我需要了解1910年前后的照相机是什么样子的……”常常，为了一个一两行的叙述，她要通过书本、网路和电话多方求证，常常消耗几个晚上的时间。就这样一砖一瓦，张翎用最笨但也最扎实的方式筑起自己的漫漫金山路。

　　张翎形容，这是一辈子攒下力气的一次爆发，她全身心沉入笔下的世界。写到铁路修建完成，所有华工惨遭解雇引发的骚乱，她变得有如“魔鬼附身”，“头发根根耸立，身上的衣袖裤腿似乎被风灌满——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疯狂。写完这个章节，我瘫坐在椅子上，不能动弹。”

　　可以想象，最终完成这次长征的时刻，张翎是怎样的精疲力竭。“写完的两个月，生了一场病，而且非常不爱说话，很沉默，心里像是被掏空了一样。”

　　2009年出版，2010年4月《金山》获得了非常有分量的华语文学年度传媒大奖，授奖词有这样一段评价，“通过几代海外中国劳工的生活秘史、悲苦命运，把中国普通民众在全球化进程中艰难前行的身影刻写得饱满、阔大，由此解开了华裔移民史和中国现代史中被轻忽的重要一页。大历史和小人物，故乡和他乡，异域文化与身份焦虑，严苛的现实和风起云涌的内心挣扎，张翎以她的调查、实证、勘探，让细节落实、灵魂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