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民的王权思维 【世相杂谈】
曾经看到过一段野史，说清末某年，法国使臣罗杰斯对中国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没等皇帝回话，贴身太监姚勋便抢嘴道：这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
与这个野史相似的还有一个市井传闻，说是一个人挺身而出救下了一条即将被主人宰杀的狗。于是遭到狗主人的大声责骂：“我杀我的狗，用得着你来管吗？”接下来是反转的一幕：刚刚被救下来的那条狗竟然冲着救牠的人一通狂吠猛咬，结果那人不得不落荒而逃。
以上野史传闻的真假暂且不论，其所寓言的世态应该说是很现实很明确的，辛辣的嘲讽意味也是不言自明。用一句现成的话来概括就是：“有一类人明明生活在被压榨的社会底层，却偏偏有着统治者的思维”——这句引语据说出自一位民国大师之口，也有人说不是。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句断语精辟地揭示了我们族群中存在着这样一个丑陋的生态。我想，或可把这一丑陋生态称之为“庶民的王权思维”现象。
（一）
沿着这个视角看过去，会发现在我们这个族群中，“庶民的王权思维”现象不仅历朝历代延绵不绝，而且大面积存在于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许多同胞明明活得十分辛苦，被“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多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来气，每天的焦虑多于快乐，但是！他们却从来不仅不会为争取自身权益发出哪怕是一点儿微弱的声音，反倒总是押着权力者的韵脚说话，踩着朝廷的鼓点起舞，颂圣的赞歌张口就来。更有甚者，他们还常常对为自己发声请命的人充满敌意恶语相向。
“地命海心”是很多人都熟悉一个网络词语，意思就是说某些人是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这个新成语造得生动有趣，用来比喻我们历史和现实中这种“庶民的王权思维”现象倒也颇为精准。
或许有人会说，一个人能超越私家小我，胸怀国家情系天下也是一件好事儿。
庶民百姓具有家国情怀当然毫无问题！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能放弃自身利益乃至身家性命当然是一种会受到世人推崇的高尚情愫。华夏大地自古以来并不乏这样的优秀分子和有良知的中华儿女，他们忧国忧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们忠贞爱国嫉恶如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所有这些都代表着一个优秀国民的高风亮节。
但是本文所说的“庶民的王权思维”现象，与天下爱国志士的家国情怀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当一个国家“国与民”的关系出现“国不知有民”、“君视臣如土芥”、皇权独裁者以专制恶政来“愚民、弱民、贫民、辱民、疲民”以攫取一家之私利的时候；当许多人包括备受压迫的国民精神扭曲开始站在统治者立场上想帝王之所想、言帝王之所言的时候，这种令人作呕的“庶民的王权思维”现象便应运而生了。
（二）
“庶民的王权思维”最大的危害在于阉割了国民的自我独立意志，强化了愚众的奴才心态。受此戕害的国民，或心甘情愿、或麻木不仁地完全放弃了一个人的独立品格，放弃了对自身正当权益和幸福的争取与追求，放弃了一个人最可宝贵的对自由的热爱与拥抱，转而自我绑架，把帝王的祸福得失认作自身的利益攸关，以统治者的意志来思考，用统治者的口吻来高谈江山大业，张口闭口全是社稷兴衰的宏大叙事。
对王权强烈的依附感使这类人将统治者视为自己的保护神和命根子以及是自己赖以活命的大慈大悲的施恩者，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要对其感恩戴德并尽忠效命。他们根本意识不到他们口中的所谓国家实际上只是独裁专制的皇家而已。
可以说，正是国民中这种被奴化的愚忠思想与王权独裁统治的结合，共同造就了中国两千多年王权专制社会的超稳定形态。甚至可以说，有着王权思维和行为的国民一直充当着独裁统治者拥权作恶的共犯。
考察一个国家的国体，显然不只看它标榜了什么而是要看它实际存在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中国自秦以来，尽管大小王朝走马灯似的更迭轮换，极权专制体制却一以贯之从未有过任何改变。即使被认为是延续了两千多年帝制的最后一个王朝——满清王朝——覆灭以后，也并没有看到皇权专制的魅影在华夏这块土地上彻底消散。
（三）
从推翻满清帝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其中经历了“五四运动”和“改革开放”等大规模思想解放运动。这些具有民本主义色彩的启蒙运动思潮虽然猛烈冲击了国民意识中那些陈旧的思想观念，然而今天看来，沉淀于国民头脑中迂腐的奴才意识却远没有被清除，它们依然顽固的留存在人们意念当中好像已经板结化了一样，这更像是这个民族肌体内的一个古老疾病的毒株，不断复制代代遗传并且令后来的感染者有增无减。
为什么几次大的启蒙浪潮都没能从根本上荡涤国民意识形态中的这种奴性思维呢？以本人浅见至少应该包括两大因素：
第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里的“忠孝”思想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国儒家学说里“三纲五常”等忠孝训条，明确坐标了帝王毋庸置疑的统治地位和臣民的从属地位，直至演进为帝王被完全塑造成绝对权力的控制者，而臣民则被彻底奴化为绝对服从王权的附庸者。
当帝王成为有着至高威权的天王老子太上皇、成为国家的象征和化身的时后，从上到下便形成了一个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草之滨莫非王臣”的共识。这种明白无误的主奴关系，导致国民毫无选择地把自己的福祉完全寄托在了君王即所谓国家的身上。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国家与国君两者的概念常常被统治者故意重叠并混为一谈，“忠君“和”报国”两个概念在老百姓头脑中完全焊接在了一起，并且逐渐固化为忠君就是报国，报国就要忠君的“忠君报国”观念。所以在我们民族中才出现了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一类话语。这里的“天下”指的就是帝王的国度和江山。后来的统治者干脆把这个成语改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了。打江山守江山成为每个国民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坐江山只是皇家私事百姓无权过问。诗词里“待重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句子，也是说千万将士就算为国战死疆场尸横遍野，收复了的江山也是要拱手呈献给“皇帝老儿”。这时的国民就如同朝廷豢养的鹰犬，只负责在饥饿的状态下拼力捕猎，而朝廷来负责咀嚼吞咽捕获的猎物。
在皇权统治下的国家面前，草民是微不足道的。国家疆土多一块或少一块也和草民福祉没半点儿关系。在独裁统治者眼里，无论百姓活得何等艰难都无所谓，其首先要做到的就是“顾全大局”，“精忠报国”。平时做牛马，战时当炮灰就是黎民百姓一生的宿命。甚至“死国”才是草民最崇高最光荣的义务。圣上即使要奴才的命都成为一种恩赐。所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且还得美其名曰“赐死”，属于承蒙了皇恩的恩宠。
历代统治者一方面选择性地抽取儒家学说中那些有利于皇权统治的东西极力推崇并突出宣扬，另一方面又竭力遮蔽和歪曲儒家学说里所蕴含的某些民本主义的思想成份。即便统治者偶尔把孟子“民贵君轻”的教训拎出来抖搂一下，也只是为了装扮“亲民”的样子做做秀而已。
在儒家忠孝文化染缸的浸泡中，匍匐在地的臣子庶民们一面戚戚惶惶地冀望着“皇恩浩荡”吹一点到自己的身上，一面山呼着“吾皇万岁万万岁！”
第二，庶民的王权思维的形成与后来几十年中悖逆普世价值观进行的洗脑教育有着密切关系，也与上一个原因直接关联，这就是：统治者刻意采用移花接木的把戏偷换概念，把祖国、国家、政府、政党乃至领袖这几者的概念相互混淆，使民众浑然不觉地认同执政党与政府与国家三者是同义词，是等同的关系；认同政党、政府和领袖就是国家和人民天然的代表，是人民的大救星和持续幸福的源头。
接下来，统治者采用类似邪教话术式的精神诱导和控制，把民众的思想言行纳入到其预设的框架之中，最终制造出统治者所需要的铁杆拥趸和炮灰。
在国民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经常可以听到诸如“有国才有家”、“大河有水小河满”等貌似正确的话语，然而这根本就是因果关系的倒置。没有树木岂有森林？没有涓涓细流又哪来的大江大河？这道理是再浅显不过的。
统治者之所以从一开始就故意把这些简单的概念和关系进行混淆使民众盲信盲从，目的就是把国民朴素的爱国情愫导引到对专制者的愚忠错爱上，然后为统治者利益集团的大厦延绵不断地添砖加瓦并筑起一道血肉长城。
显然，当被绑架的国家利益与真正人民的利益被剥离开来时，国家的概念必然发生质变，民众的纯朴的爱国情愫也必然随之扭曲。
譬如“报效祖国”这一说辞，当被统治者反复提及时，其背后一定暗藏着“效忠朝廷”的真相。独裁统治者明明掌握了和操控着国家的绝对权力却偏偏宣称人民“当家做主”一说，糊弄百姓使他们当真把自己认作了国家的主人翁，从而无比自豪无怨无悔地为所谓国家尽忠尽孝无私奉献，甚至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
由此可见，儒家腐朽的忠君思想和等级观念仅仅是一个外壳，历代统治者玩弄的混淆概念迷惑百姓的卑劣伎俩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多年来，统治者靠着枪杆子和笔杆子向民众强行进行的洗脑教育和灌输的错误认知，把荒谬的价值观深植于一代又一代人的头脑之中，从而造成了国民扭曲的价值观根深蒂固，而对于先进思想以及人文理念或者是茫然无知或者是黑白颠倒，稀里糊涂地认为爱国就是爱政府，爱政府就是爱国爱自己。如果有谁对此表示质疑或提出异议，那就是反政府反人民乃至反社会制度的反动派，就是所谓“正能量”的对立面，就是国家的敌人。
（四）
对前述几个概念稍加辨析就会明白，祖国就是祖辈世代一直生活的地方。英文中干脆把“母亲”和“土地”两个单词拼在一起来称谓“祖国”即motherland。一般普通民众口中的“爱国”，主要指的应该是热爱祖辈居住、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国家”一词，广义而言是政治地理学名词，是居民、领土和政府的一个集合体的概念；政府是国家的行政管理机构，它受纳税人委托负责处理国家内外事务。有人把它比作是受小区业主委托代管的物业公司也很贴切；党派是有着鲜明政治主张的政治组织，也是人民团体。在党国体制之下形成了党政同体，由党领导政府并与之共同执政；国家领袖是一国首脑，但国家和首脑二者之间同样不能画等号。国王死了或国家易主并不意味着亡国。即使政权更替也只是改朝换代。有人统计中国自古以来出现过大小80多个王朝。如今那些王朝早已踪影全无但中国依然健在。
由此可见，爱国和忠君是互不搭界的两码事。所谓“爱国忠君”这一合成词，一定是王权统治者为夹带私货蓄意编造出来的惑众口号。
如果将上述几者的概念与关系重合互换，所带来的结果不仅是将民众近乎本能的质朴的爱国热情误导到了对党派、政府、领袖乃至社会制度上去，还把异见者直接打入了敌对势力一方，然后可以冒正义之名堂而皇之地对其进行严酷打压。
中国百姓在面对国与民的关系上一直有个误区，以为民福来自于国强。如果是民主国家或许如此：国家越强盛人民的福祉就越高。但在独裁专制国家就未必如此了。元代文人张养浩一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诗句之所以成为历久弥新的箴言警句，就因为它短短八个字道尽了中国历朝历代国家兴衰与百姓命运两者之间并无关联的残酷真相。
统治者利用人们对幸福的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把所谓国家利益——实则是专制国家的朝廷私利——掉包以后植入了人们的认知中，把自己装扮成国家的代表与化身，让臣子虽“处江河之远则忧其君”，让国民虽活得无比艰辛也要“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回看许多年来，统治者为掩盖其真实目的而欺世盗名，极尽所能地混淆着国家与皇家的关系，不遗余力地宣传国与民的同一性，高叫二者“一刻也不能分割”，同时操弄着各种宣传机器对国民从小到大一代代进行洗脑式宣教，使这种并不高明的驭民之术充斥了几乎所有文化、艺术、出版、教育等领域，达到了无孔不入登峰造极的地步。
与此同时，统治者还屏蔽了与其教义相悖的几乎所有其它信息，通过单一信息的填鸭式灌输使国民终于完全丧失了自我意志和独立判断能力，彻底沦为统治者任意摆布的脑残愚众和俯首帖耳的亿万家奴。所以，一旦有清醒者把利益的归属指向人民而并非那个由王权掌控的国家时，立马就会被认定为是反动和大逆不道，从而遭到举国上下的围攻与挞伐。
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如此费尽心机地偷换概念混淆视听愚弄民众，唯一的也是最终的目的就是维护其已经到手的政权。统治者最恐惧的就是民智一旦开启或将导致大权旁落，那才是一个独裁体制真正的噩梦。
（五）
一次次被统治者忽悠起来的名为爱国实为只爱独裁政权的民粹主义风潮中，可以大体看出混杂着以下三种人：
一种人是蒙昧的爱。这种人是真心爱国，真挚的情感完全发自内心，是把祖国当亲娘的那种，可谓一颗红心满腔热血。但他们不知道是自己爱错了对象，看不到其苦恋的对象竟然是一个戴着祖国面具的骗子，这种人蒙昧且冥顽，近乎愚忠。所以当最后曲终人散揭去骗子的画皮时往往只能失望地慨叹“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第二种人是愚忠的爱。这种人只讲立场不认是非，至于究竟谁是国家谁是管家他们概不关心，只是一味效忠主子而不问来路。他们似乎被前述的满清太监或恩将仇报的家犬所附体，又类似于人质爱上了绑匪一样精神变态，套改一句网络语言就是“主子虐我千百遍，我待主子如初恋”。
如果说《红楼梦》里乡下的刘姥姥为了贪图一点蝇头小利时不时惦念着皇城里贾府的沉浮兴衰还算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作为乌央乌央排着队挨着骂给贾府交粮上银子的各色人等也整天操心着宝玉是否又闹脾气了黛玉是不是又咳嗽了……这就不能不令人哑然失笑了。这种人可以被主子呼来挥去，也可以瞬间涕泗横流又瞬间疯狂撕咬。所以他们不仅是蠢而且近乎于坏了。
第三种人是邪念的爱。这种人是拿爱国当生意做或当棍子使的。他们明里高举着爱国的旗号大唱高调，暗里却干着投机钻营捞取个人私利的勾当，不是在线上圈粉拉流量，就是在线下靠跪舔权势者邀功请赏；更有甚者是拿爱国当棍子打击异己篡权上位，且每抡一棍子都会抬起媚眼瞅瞅主子的脸色。他们每天的喜怒哀乐已经完全与圣上保持了同步互动，可谓是喜帝王之喜，忧帝王之忧，急帝王之急，怒帝王之怒，吮痈噬痔花样叼盘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这种人其实没有爱意只有算计，其卑鄙龌龊的人格可以一目了然。
有着上述“王权思维”的三种人在我们的历代国民中尽管占有很大比重，但终究不是全部，毕竟有相当数量的国民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宁可甘于清贫持守沉默也绝不“摧眉折腰侍权贵”，随着王权的节奏亦步亦趋。
曾看到一则旧闻披露说，当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京城当地老百姓不仅袖手旁观，甚至还出现了掩护洋人为其攻打城池带路扶梯的景象。见此情况，一个入侵者头目大为不解地询问在场的一个中国买办何以如此，该买办答道：“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
这个回答之所以犹如晴天霹雳振聋发聩，就在于道破了庶民与王权两者间的另一层真实关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从这则旧闻中能看到，至少当年中国的这部分国民并非是麻木不仁的愚众，他们或已是较早醒悟的一群。他们祖祖辈辈备受官府欺压的痛苦经历已经使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他们身处的国家只是皇帝的国家，入侵的外敌也只是朝廷的敌人而已。朝廷成年累月横征暴敛极尽奢靡而从不顾及百姓死活，给千家万户带来的伤害甚至早已远超外敌，如此国家或盛或衰又与庶民百姓有何相干？！既然如此，列强入侵时，国人纷纷充当吃瓜看客甚至充当所谓“带路党”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民间被称为“凤姐”的草根罗玉凤说的一句话在网上得到无数点赞，她说：“你是哪国人不重要，哪国把你当人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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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从根本上割除“庶民的王权思维”这种国民奴性的劣根呢？或许最要紧的还是拨乱反正，改变现在教育的基色，彻底澄清被混淆的国家、政府及政党几者的概念，摒弃“君贵民轻”的迂腐观念，重启“民本主义”或曰“人本主义”思想启蒙教育，让“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重新回归常识认知，让普世价值观的人文通识成为国民不可动摇的精神基石。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点，仅靠目前教育体系本身的自我更新显然无法达成，除非具备国体转型这样一个先决条件。
(20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