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之後的中國》-中共垮台，真的可能嗎？
《中共之後的中國》-中共垮台，真的可能嗎？
文章由哈德遜研究所7月16日發布，主筆是余茂春教授。中共垮台，真的可能嗎？
JULY 2025
China after Communism:
Preparing for a Post-CCP China
ZT報告強調，中共垮台不是“會不會”的問題，而是“什麼時候”的問題。而且最可怕的是，它不是慢慢倒，而可能是一夜之間突然變天。
但哈德遜報告直接告訴我們：美方的完整應對劇本，早寫好了，各部門甚至已經演練起來了。首先，美國不會立刻大兵壓境，而是派出CIA和陸軍特種部隊，快速進入中國關鍵地區。他們不打仗，而是搶占信息、穩住局勢，找到可以合作的力量，比如少數民族組織、宗教團體或體制內改革派。
美國還設計了“分區接觸”戰略。如果中國各地自立，比如新疆、西藏或廣東出現地方政權，美國不會急著扶植中央政府，而會分別建立聯繫，避免新極權的崛起。換句話說，美國希望中國先地方自治，再逐漸整合。
美國的“中國劇本”早就在桌上，準備得非常細緻。他們不是坐等中共倒，而是在等時機成熟，就立刻出手，確保中國不會再陷入獨裁的深淵。
但除了穩定局勢，美國還規劃了一套從根本上協助中國民主轉型的方案。
美國目標不是接管，而是幫中國完成真正的民主轉型。怎麼做？五個核心工程：
第一，建立真正的媒體與言論自由。報告建議中共垮台後，美國和國際社會立刻幫中國建立獨立媒體，終結審查，讓老百姓真正有地方說話。
第二，重建民間社會。過去中共把非政府組織、公民團體、宗教團體打成“敵對勢力”，其實這些組織才是社會的支柱。一旦擺脫打壓，它們將快速幫助社會恢復秩序。
第三，教育和司法改革。中共的教育體系和法院，幾十年都在服務於維穩和洗腦。報告強調，新政府必須徹底終結洗腦教育，讓司法真正獨立於政黨，保障公正。
第四，恢復宗教與文化自由。中共最怕的就是信仰，因為有信仰的人難以奴役。所以報告建議一旦政權垮台，立即廢除宗教限制，開放寺廟、教堂，歸還被沒收財產，讓流亡宗教領袖回國重建信仰自由。
第五，協助中國制定新憲法，走向憲政民主。新憲法必須保障多黨競選、司法獨立、人權保障，還要通過全民參與的“制憲大會”共同起草，而不是某個領導人閉門造車。
這麼大的任務靠美國自己肯定不行，所以報告特別強調，美國會聯合台灣、日本、韓國、澳洲、聯合國、五眼聯盟甚至印度，共同組成“多邊穩定聯盟”，一起守護中國的和平過渡。
China after Communism: Preparing for a Post-CCP China
https://www.hudson.org/politics-government/china-after-communism-preparing-post-ccp-china-miles-yu
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为后中共时代的中国做准备
作者简介 余茂春博士 余博士是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兼主任。他同时也是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学院的东亚及军事和海军史教授。余博士的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军事和战略文化、中美军事和外交史以及美国对华政策。 余博士曾加入川普政府，担任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的中国政策顾问。在此期间，他为国务卿提供所有与中国相关的建议，协助美国修改对华政策，并参与了美国政府各部门就中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和台湾）的重大政策和政府行动进行的重要跨部门审议。他还是印度-太平洋安全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以及胡佛研究所军事史/当代冲突工作组成员。2011年至2016年，他为《华盛顿时报》撰写每周专栏《中国内幕》，目前为双周专栏《红色地平线》。他还主持哈德逊研究所的每周播客《中国内幕》。自1996年以来，他一直担任自由亚洲电台的编辑顾问，并为《华尔街日报》和PBS新闻一小时等多家媒体撰稿。 余博士拥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博士学位、斯沃斯莫尔学院硕士学位和南开大学学士学位。
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为后中共时代的中国做准备
执行摘要-余茂春
随着中国共产党（CCP）不断强化其政权并追求全球主导地位，它面临着重大而复杂的结构性挑战。在国内，由于政策失误，中国经济增长急剧下滑，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影响着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消费和社会保障体系。数百万套公寓滞销，房地产开发商破产，高失业率加剧了社会不稳定，房地产市场陷入危机。中共的政治腐败、官僚机构效率低下和其他浪费也阻碍了经济发展和公众信任。
在国际上，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贸易紧张局势威胁着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北京的强制性政策使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这些国家往往欠中国债务）的关系复杂化。外交官和其他国际组织官员对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日益持怀疑态度，这使得外交政策的制定更加困难。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PRC）过去曾经历过危机，但中国政权突然垮台并非完全不可想象。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如果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和第二大经济体因国内外困境而崩溃，可能会发生什么，以及他们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本报告由军事、情报、经济、人权、转型司法和宪政领域的专家撰写，探讨了中共政权垮台后应立即采取的初步措施，以及中国在稳定期后可能采取的长期发展轨迹。本书集运用历史分析、战略远见和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将这些挑战描述为可能性的演练。不同的章节探讨了中国一党制如何在关键领域崩溃，政治体制如何转型，以及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综上所述，他们评估了在一个长期受压迫的国家崩溃后维持其稳定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以及塑造中国未来的力量。作者希望以此为切入点，为应对转型期的风险和机遇提供政策建议。
“战略情报局再次进入中国：中共垮台后美国特种作战部队的作用”一章由哈德逊研究所以外的一位作者撰写，描述了二战期间美国在中国的行动，并指出美国特种作战部队 (SOF) 可以帮助稳定后中共时代的中国。该章节设想SOF协助临时当局，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并促进新政府的和平崛起，同时“通过、协同并通过”当地行为体开展工作。本章还强调了叙事、历史记忆和象征合法性在后共产主义转型中的文化重要性。
在第二章“中共政权垮台后精准打击生物武器设施”中，瑞安·克拉克评估了中共的生物武器基础设施，并警告称，中国人民解放军（PLA）的两用生物研究构成了战略威胁。他概述了三种摧毁生物武器实验室的方案，重点是同步行动、控制设施周边以及安全提取或销毁危险材料。本章主张彻底禁用这些项目，以防止扩散和灾难。
克拉克随后在“中共政权垮台后重组中国金融体系”中主张通过资本重组来彻底改革中国经济，同时新政府应拒绝偿还不正当债务、将国有资产私有化并实施权力下放。他强调，中共的政策限制了中国的经济潜力，并认为自由化的金融架构对于国内繁荣和融入全球市场都至关重要。
在“保障中国在美国的资产安全”一章中，章家敦建议华盛顿“将美国企业和公民撤出中国”，并将中国实体从美国经济的重要领域中移除。章家敦强调了与北京接触的脆弱性，并阐述了美国应如何处理中国在美国的资产。
里克·费舍尔在《保障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的安全与重组》一章中概述了中共解散后中国庞大安全机构的复员和专业化计划。章家敦建议保留一支更精简、更负责的军队，专注于国防和救灾，同时解散与政治镇压相关的部队。一支没有霸权野心的中国军队可以帮助新政府融入维和行动和太空探索伙伴关系。
“间谍对间谍对间谍：中央权力缺失下的中共安全与间谍机构”一章探讨了国家安全部（MSS）和地方公安局（PSB）之间可能出现的分裂局面。该章节借鉴了欧洲政治转型的经验，尤其是在瓦解秘密警察网络和开放档案供公众审查方面。
在“中国的自治区与人权”一文中，妮娜·谢伊探讨了在转型时期保护人权的重要性。她认为，美国应该介入，防止民族暴力、内战和政治报复，并特别关注中国的五个自治区——广西、新疆、西藏、内蒙古和宁夏。她还强调，有必要采取措施缓解其他群体的不满，包括基督教徒和法轮功等宗教少数群体的不满。
《如何在中国启动真相与和解进程》一书的作者阐述了中国只有通过调查和公开披露过去的罪行才能摆脱过去的罪恶。本章建议效仿南非，建立一个国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并指出，如果没有宽恕与和解，和平过渡到民主将十分困难。
最后一章“制宪会议方案”重点探讨了后共产主义中国如何建立宪政民主并起草新宪法。它探讨了制宪会议将如何运作，某些地区的边界是否应该重新划分，中国与台湾的关系应该如何改变，以及新国家的名称应该是什么。（谷歌翻译）
China after Communism: Preparing for a Post-CCP China
附：
中共之後的中國
苏晓康
【按：這個題目，中共和習近平死也不會去思考，中國境內“吃瓜大眾”不敢也無力思考，而境外“敵對勢力”慚精竭慮三十幾年無結果，終於，曾經在白宮主持對華政策的“重慶狀元”，給出了一份驚為天人的答卷《中共之後的中國》，乾脆利落地摒棄當下中國種種無解難題，快刀直切“後共產”中國“憲政建制”一系列要害措施，这个《中国剧本》之荦荦大端：1、言論機制，2、民間社會，3、教育司法改革，4、宗教信仰自由，5、制憲，思路自然是“美國式”的，或者“余茂春式”，他不愧柏克萊加大的歷史學博士；然而，習王朝風雨飄搖之後呢？當下坊间流传北京正在集体逼宫习近平，真真假假，無人思考“習後”中國，中國人問過“毛後”、“鄧後”，好像沒咋問“江後、胡後”，朝廷空空，不像溥儀退位時，袁世凱已經坐大，手下軍閥好幾個，而習後會“軍閥混戰”嗎？“六四”後中國前途未卜，老百姓害怕亂世、暴力，“六四屠殺”後就是這種時局，民間恐懼令中南海吃了定心丸。我還是困惑於當下中國的無解難題，近來也沒少議論，因為它們才是橫亙在“余茂春方案”前面的攔路虎，乃是中共為“之後”設下的陷阱、困局，讓“之後”無法來到的重重障礙，再次列出如下。】
一、中共听任習近平蠻幹下去
註定不可持續的一種制度和統治方式，居然耀武揚威地存在了那麼久。
中國三十年統治模式，在經驗和學識之外，古今中外都沒有知識可以解讀它。甚至世界上所有的專制政權，都把中國視為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模範”。人們對中國的預測，誤差不僅僅是“經濟發展導致民主”、還在於三十年裏預言“崩潰”多次，每一次都低估了這個政權的存活能力。
中共這個集權制度，穿越三道生死關隘——“六四”屠殺合法性危機、市場經濟、互聯網社會，不但毫发無損，反而被淬煉得前所未有的強大與邪惡，以致近現代以來西方學界積累的“專制集權”知識，皆無力解釋這個“東方不敗”：它如何可以一場饑餓接一場文革，然後要救“亡黨”，卻再來一場大屠殺，便迎來二十年經濟起飛、貧富崩裂、階級對立和道德滑坡，再升級為世界第二超強，同時也是蘇聯之後的新型集權。
它完全是一個怪物。
1978年至2013年，這四十年里，中國經濟以10％的年平均速度增長，人均收入提高了10倍，約8億人擺脫了貧困，嬰兒死亡率降低了85％，人口平均壽命提高了11年。這是一次“大躍進”，所以中國有兩個“大躍進”，一個在毛澤東時期，一個在鄧小平時期。
第二次“大躍進”，專家界定中國推行的是資源耗竭式發展模式，而且是权贵集团拿走利润，留下垃圾。现在中国大的生态环境已经完全毁坏了，江河污染，洞庭湖、鄱阳湖干了；還有北京的雾霾；土地污染造成的食品污染，令中國癌症高發，超過世界任何國家。
二、暴富强权令纳粹失色
經濟奇迹換來“两个丧失”，第一個喪失，中共是拿中華民族的大好江山，換取他們黨的江山；
第二个“丧失”是中国人的心灵被掏空了，中共不准你有信仰，人的道德大滑坡——中国人的心灵家园也丧失了。
中國推行的資源耗竭式發展模式，山河破碎，道德淪喪，這個国家主义主导的“中国模式”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是挥霍中国资源，再挥霍人类资源，它成功以後的邏輯，就要开疆拓土、资本输出、万方来朝，所以2017年習近平上台，手握兩個百萬億（100万亿国有资产和100万亿现金），中国下一步要五步“支配世界”。
後來人類遭遇的一場瘟疫，也檢驗了這個怪物。
三年前無論是它放毒還是失手洩毒，它極其成功地讓全世界染毒，感染人數五點四四亿、死亡六百三十三万，而西方至今抓不到武漢病毒的證據；中共也可以將一個兩千萬人口的國際大都市徹底封死，其控制能力已令前面的納粹德國和斯大林蘇聯望塵莫及。
中共不肯改變，放棄權力，習近平是他們最好的選擇，所以二十大他還會連任。
三、民間“躺平主義”
民間消極抵抗，也反應了這個怪物的強大。
“岁月静好”死掉了以后就来了“躺平主义”，
三十年盛世，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京津冀得有个好肺，
岁月静好是体制与民间共谋的一种矫情，
抗爭乃少數勇敢者所為，代價慘烈，“七零九”律師是代表。
民族主義洗腦成不成功？不知道。
民粹主義有明顯代際劃分，老三屆懷舊紅歌，也熟悉毛時代的物件，
三十年后年輕人對獨裁、個人崇拜、紅歌紅旗反而陌生了，
而且，中国人最大的愿望，一是要改变，二是不要流血和乱世，“六四屠殺”後就是這種心態，暴力是否会发生，同我们的愿望没有直接关系，它是一个偶然性很大的政治过程；但暴力的温床，又直接根植于社会的思想、观念中。
四、暴力在中国未来变局中可能性，這是“轉型”前面最大的一隻攔路虎。
1989年的东欧和1991年的苏联，都是基本实现了非暴力转型，提供了共产制度和平演变的先例，使整个世界大松一口气。但是，第一，这个后果恰好是一次大规模暴力所付出的代价，即中国天安门屠杀引起的强烈反映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第二，东欧和苏联虽然在旧政权坍塌的一刹那间避免了暴力，却出现了暴力滞后的现象，如南斯拉夫已经爆发内战；而在俄羅斯普京治下，如今西方最担心的是它那庞大的核子武器失去控制。
更加看不到未来中国转型中暴力因素消减的迹象。
第一，中国军队的传统是"党指挥枪"，而苏联、东欧的军队有一定程度的国家化，"六四"以后这支暴力工具越来越单纯到只为执政者服务，而且只被極少数老人黨所控制，连"党指挥枪"的原则也不复存在；
第二，权力高层宫廷政变不扩散暴力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它的前提是要有控制全国军队不致分裂的权威人物，这样的人物要不了几年就不存在了，靠没有军人资历的文官和太子党接班，只会导致军人无所忌惮的局面，重演华国锋和"四人帮"的故事；
第三，军权的承继问题，在老人身后将无规则可循，因为它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党，会成为日后军事首长搞政治交易的资本，暴力根源从一个中心扩散为无数各中心；
第四，民间暴力因素的增长，是"六四"的直接后果，而中国执政当局一直没有抑制大规模街头运动的非杀伤性手段，一有风吹草动，就得动用大兵团和重武器，造成大规模杀伤。
第五，社会具有中间力量和中间架构的平衡作用，才避免暴力和乱世。这种 Balance的存在，是政治妥协机制和游戏规则的支撑，缺了这一层，就无法使社会恢复客观性和公正性，通过规则来重新确认新的合法性，只能任凭暴力循环。辛亥革命以后，就是这种情形。旧的社会构架已经倒塌，中间力量太弱，只能是枭雄们的天下。政治本来就是不同社会利益之间的一种讨价还价(Bargain)，传统政治只是依据实力，而民主政治是依据民意。一旦启动暴力，这种Bargain就中断了，只凭武力说话。今天，中国的中间力量在哪里呢?从89年的天安门运动来看，要么它几乎不存在，要么比清末民初还要弱小。
因此，我觉得在未来中国的转型中，引发暴力或暴力滞后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象中国这样的没有中间力量的社会，有能力使用暴力和有能力制止暴力的，都是一个力量，即执政者。同时，执政者用以压制反对派的有效手段，和反对派可能用以抗衡的手段，也只有一个，即暴力。全能主义式(Totalitarian)的统治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和社会控制上，已经不再是"全能的"了，可是，恰好是这种状况，使得执政的共产党不能再凭借意识形态来控制社会，只剩下暴力手段。这正是全能主义统治解体的一个特征，我们虽然希望避免暴力，却不能对非暴力转型抱太多的幻想。
第六、“军队国家化”是最关键性、也是最神秘的要害。
“六四”三十周年之际，《纽约时报》发表了一个重头报道：『前军官谈“六四”：派军队清场，就不好再出牌了』，说“前解放军报记者江林首次打破沉默。”
她讲的是“七上将联署反对戒严信”的细节，今天来看，这近乎一次“流产的兵谏”，江林对《纽约时报》说：
『我说哪儿用这么多部队进来，13个还是16个集团，一个天安门需要这么多人吗？他们说怕兵变。这七个上将在战争年代都曾经是这些部队的直接首长。
问：听说一个是怕兵变，一个是所有的部队都参与，谁也逃不开责任的。
答：对，但主要是兵变。』
虽然在三十年前，这就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然而将其置于今日“军队国家化”题目之下，其中可以诠释的含义就太多了。江林的陈述中有以下要点：
1、张爱萍说，在七个上将之前他单独给中央军委写过一个报告，那时候还没有戒严，他让这些领导去跟广场的学生对话，不要跟学生那么对立，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搞学生运动的，为什么现在就不能跟他们对话呢，要把他们当敌人呢，看着这么多孩子在广场绝食、生病，对他们的诉求置之不理呢？
2、江林看过这份报告的草稿，应该有1000字左右，后来七个将军的信很简单，就两句话；
3、报告送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
4、赵紫阳是军委常务副主席，虽然他行政上是国务院总理、总书记，但是他在军队的这个职务，基本上是虚的，他很谨慎，基本不过问军队的事情；
5、张爱萍先一个人上书，后来七个将军上书，是他领头，起草人是他的儿子；
6、当时军委没有反应，他很生气，才有了第二次联名的事情；
7、“六四”第二天，6月5号，叶飞上将让他的儿子开车一起到张爱萍家，一进门就哭，说爱萍啊，我们的军队完了，向老百姓开枪了；
8、《纽约时报》问：这些将军的第一任务是保护共产党、保护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吗？江林回答：我觉得没有。如果有的话，应该去纠正他们走错的路，不要往这条路上走，你们往这条路上走，就是违背了初心，就是一种背叛。从我记录的那些人，同情我的那些人，都是军队高级干部，他们也是不同意的；
9、军队高级干部里面，抵抗的情绪很普遍。江林举例，将近一年的时间，北京三总部军队机关的干部都不敢穿军装出来，甚至他们在军队的办公楼里都穿便衣。你只要穿军装出来就会被老百姓打啊、骂啊。
关于“七上将联署反对戒严信”（叶飞、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宋时轮）全文是：
“首都戒严部队指挥部并转中央军委：鉴于当前事态极其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进城。（签名）1989年5月21日。”
然而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化解了这次“兵谏”。
《七上将上书》被印成传单广泛散发，造成很大影响。就在他们发出联名信的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刊登聂荣臻、徐向前两位老帅答复中国科技大学部分学生的讲话称：“戒严部队绝不是针对学生来的，希望同学们不要听信谣言尽快返校复课。”以元帅压上将，消除七上将上书事件影响的用意，显露无遗。
在反对戒严七上将中，张爱萍、萧克、杨得志、宋时轮四人是中顾委常委。5月26日，中顾委主任陈云主持召开中顾委常委会，号召老同志支持戒严。27位常委中，张爱萍、李一氓、李德生、黄华、程子华等5人“因病因事”请假。《八九天安门事件逐日大事记》称，他们因对戒严和处置赵紫阳的做法有意见而请假。这句叙述有误，程子华不反对戒严。《人民日报》当时报道这个会议时特别提到，请假的程子华“给会议打来电话，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动乱的正确决策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梳理一下：
1、以元帅压上将，实际上是借元帅之口行骗：“戒严部队绝不是针对学生”，说明在“党指挥枪”的结构下，两个元帅仅是木偶而已；
2、萧克、杨得志的事后解释，但并未改变初衷，
3、将军们明显地都不敢跟中央“对着干”。
但是，“七上将”事件的含义是：
1、解放军镇压老百姓，天理难容，这个“天理”普遍存在于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心中，这是中共再一次“动刀子”的一个巨大障碍；
2、军队也曾“抗命”，如38军，但是“党指挥枪”的结构，令解放军最终背上“屠杀”罪名，解道唯有“军队国家化”一途，即军队不为任何一个党派所指挥；
3、军队国家化，不能指望高级将领的良知，而必须走宪政的道路，写进宪法里才有保证。
第七、今天的困境
我曾采访姚诚，他说：
习近平上台后对军队的体制编制进行的重大调整，实际上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从体制编制的调整上来看，七大军区变成了五大战区，战区应该是处于战争状态下的称谓。
既然是战区，就应该有参战的主体双方，军队是这个主体的一方，那另一方是谁？应该说中国大陆目前是处于和平时期，那只能理解为手无寸铁的百姓是解放军的作战对象？
如果说这是一个笑话他就是一个笑话，但仔细分折起来还是真的是这么回事，从维稳费超过军费这个现象也能看的出来，中共对镇压国内反对派的重视程度也超过了国防的程度。
实际上战区只是军委的一个前线指挥所，除了作战指挥权外，一切权力尽失，这才是习撤销军区，成立战区的真正目的。
姚诚的意思是不是，习近平通过“军区改战区”，而“杯酒释兵权”，解构了解放军的旧结构，从而消除了对他的威胁？但是他达到了控制军队的目的？大变来临，这支军队听他的指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