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與他的時代

劉曉波與他的時代

——《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自序

余杰

刘晓波去世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也随之而逝。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三日晚上，我在唐山書店舉辦《拆下肋骨當火炬》的新書發表會。我最後分享的一句話是，“拆下肋骨當火炬”這個蘇格拉底和顧準都使用過的典故，也是劉曉波一生的實踐，劉曉波就是拆下肋骨當火炬，照亮六四屠殺之後漆黑的中國。說到這裡，我心中隱約有不祥的感覺。

會議剛結束，我打開手機，巨大的打擊像石頭一樣砸過來，“曉波已經去了”，那是我最不願看到的一行字，我險些暈倒在唐山書店的樓梯邊，扶着墻才站住，一時間淚流滿面，恍若在夢中。

以殺人來維繫的政權再次殺人，多殺一個人對他們來說並不特別困難。接下來的幾天，局勢一天比一天險惡。並沒有因為曉波的死亡，共產黨就恢復了一絲自信。共產黨不僅害怕活著的劉曉波，也害怕死了的劉曉波。他們不顧劉霞的強烈反對，強行立即將劉曉波的遺體火化，不允許骨灰下葬在故土，匆匆實行了所謂的“海葬”。

當局安排劉曉波的大哥劉曉光在一場精心導演的新聞發佈會上露面，如木偶般説了一番“感謝黨感謝政府的人道主義安排，非常完美，非常周到”之類的鬼話。劉曉光還說自己是家中的大哥，家中的事情由自己説了算。他真是個法盲，劉曉波的事情難道不該由他的妻子劉霞説了算嗎？一個已經跟劉曉波斷絕關係將近三十年的陌生人，一個一度企圖瓜分劉曉波的諾獎獎金、得知劉曉波已經捐出獎金而無比失望並被劉霞基督鄙視的小官僚，有什麽資格取代劉霞第一親屬的位置？難怪魯迅説，人最大的敵人或許是他的家人。宣稱沒有敵人的曉波，會料到他的大哥有這場可恥的表演嗎？劉曉波與劉曉光之間，除了血緣上的相同之外，再沒有別的相似之處。

劉曉波不是周恩來和鄧小平——周恩來和鄧小平是自己選擇“海葬”的方式，他們的骨灰汙染了大海。他們都是殺人如麻的屠夫，他們不敢下葬在土地上，他們害怕被後人鞭屍，他們更不願像毛澤東那樣成為一塊被風乾的“老臘肉”。

劉曉波“被肝癌”和“被海葬”了。這個“新納粹”或“超納粹”政權殘害劉曉波的生命乃至毀滅了他的遺體。以他們掌控的亙古未有的暴力機器而言，這樣做易如反掌。在此一事件中，共產黨果然無比信奉唯物主義——他們對劉曉波實行“挫骨揚灰”政策。只有當劉曉波在物理意義上“屍骨無存”了，讓友人和後人連追悼和紀念的地方都找不到了，接下來就是無邊無際的遺忘了，那樣共產黨才能真正安心。

當年，親人爲在文革中被殘害的林昭留下了一塊小小的墓地，那塊墓地就像是一道一直在汩汩淌血的傷口，人們絡繹不絕地前去祭拜和憑弔。當局不得不在墓地旁邊的樹上安裝攝像頭，並安排警察日夜巡邏，以恐嚇來自全國各地的林昭精神的仰慕者。這一次，當局吸取了教訓，他們防患於未然：沒有墳墓的劉曉波不會像有墳墓的林昭那樣，繼續成為黨國的大麻煩了。

然而，信奉唯物主義的共產黨絕對想像不到精神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有多大。劉曉波活在他的文字中，他的文字是不可戰勝的、無法消滅的。這些文字中蘊藏着自由的密碼，如同鑰匙，如同解藥，如同翅膀，可以幫助那些迷路的人回家，酣睡的人甦醒，沉淪的人飛翔。每一個字都是一粒麥子：麥子落到地上，死了，又結出許多籽粒來；文字印刷在書上，書是焚燒不盡的。由劉曉波的文字彙集而成的每一本書都是一束強烈的光，讓在黑暗中跳舞的老鼠驚恐萬分地逃遁。

對劉曉波這樣的寫作者而言，文字的功能，不是娛樂，乃是拯救，自我拯救和啓發他者自救並行不悖。我就是被劉曉波的文字所拯救的讀者之一。若不是劉曉波的文字，我怎能脫離中國人數千年來過的那種陰溝中的卑賤生活呢？若不是劉曉波的文字，我怎能毅然決然地拋棄自欺欺人的帝國儒學，“赤身裸體，走向上帝”呢？

第一次讀到劉曉波的文字，是在六四屠殺之後的肅殺氛圍中。還在四川唸中學的我，無法忍耐教導主任在政治學習的時間段裡對“民運黑手”的咒罵，偶然在新華書店買到一本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劉曉波其人其事》，藍色封面，還有一個跟劉曉波本人惟妙惟肖的剪影。那是一本官方御用學者竭盡侮辱之能事批判劉曉波的文集，但編輯煞費苦心地在後面附錄了多篇劉曉波“最反動”的文章，包括宣揚“三百年殖民地”那篇。我讀得如醉如癡，在上面划滿密密麻麻的符號。本來想划出重要的句子，卻發現每一句都是警句。這本書珍藏在我美東新家的書房，我帶着它穿越太平洋和美洲大陸，它已內化爲我精神結構之一部分。

第一次接到劉曉波的電話，是一九九九年滴水成冰的冬天。有一天，我正在應邀去大學演講的路上，突然接到一通陌生的電話，對方結結巴巴地自我介紹説是“我、我是劉曉波”，然後確認我是余杰，立即滔滔不絕地對我進行批評，一口氣講了幾乎半小時。原來，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九年，在劉曉波第三次入獄期間，劉霞買了一本我在一九九八年出版的處女作《火與冰》送入獄中，希望劉曉波讀了之後會有“後繼有人”之感。沒有想到，劉曉波卻從中發現不少青春自戀、投機取巧的部分，毫不客氣地在第一次通話中對我從頭批評到尾。我心裡想，他還真是“文壇黑馬”，沒有絲毫的客氣委婉，率真得讓一般人受不了。

第一次跟劉曉波見面，是在友人周忠陵（我們昵稱“忠忠”）家中。那一次的交談，我們發現彼此對許多人與事的看法極為相似，也就是後來余英時先生引述陳寅恪的話“氣類相近”。我們兩個口吃者遇到一起，更顯得口吃加劇，讓劉霞在一旁竊笑説，“听兩個結巴談話太累了”，她便掉頭過去跟我妻子聊了起來——這一聊，她們倒倆成了比我跟劉曉波更快熱絡起來的“閨蜜”。忠忠家有一位四川保姆，做得一首好川菜，那天的那道辣子雞珍堪稱一絕。我記得曉波大口吃菜，大口喝可樂，大快朵頤，無拘無束。我很喜歡跟曉波一起吃飯，他的胃口很好，帶動同桌的人也胃口大開，跟他搶着吃。那一次的見面，開啓了我與劉曉波在此後十年間亦師亦友的親密關係，直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劉曉波被捕。

若不是劉曉波的影響與引導，我不會在追求自由的路上走這麼遠，這是一條光榮荊棘路，也是一條少有人走的路。

在絕大多數中國人都選擇像草一樣生活，歪歪斜斜、一吹就倒的時代，劉曉波堅持像樹一樣筆直地站立，因而成為時代的標杆。從“六四”到“零八”再到“一七”，他飛蛾撲火，再飛蛾撲火，最終焚而不毀。

這個時代，不是靠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這些面目猙獰的“巨嬰”來定義，而是靠劉曉波這樣形容枯槁的先知來定義。若沒有劉曉波，這個時代的中國將宛如聖經中的索多瑪城那樣汙穢不堪；而有了劉曉波，這個時代的中國暫時被上帝從毀滅的名單中刪掉，劉曉波爲中國贏得了一段認罪悔改的緩衝時間——至於中國是否真的會認罪悔改，那就不是劉曉波的事情了。

活著，並且站立，似乎這是兩難的選擇。在這個彎曲背謬的時代，活著就意味著駝背，活著就意味著下跪，活著就意味着閉目，活著就意味着塞听。劉曉波卻選擇爲那些六四死難的學生而活，他認為自己不配稱為死難者的老師，因為孩子們死去了，老師卻倖存下來，這是何其巨大的恥辱。失去恥辱感的知識界從此麻木不仁、與狼共舞，劉曉波卻懷著一種贖罪般的心態開始了後半生矢志不渝的抗爭。有人將抗爭當作奪取權力或道德高地的手段，劉曉波卻將抗爭當作一件再平凡不過的職業和志業。

在北京的那些年裡，我和妻子有好幾次跟劉曉波、劉霞一起去郊遊。在警察如影隨形的監控中，我們總是能找到斑斑點點的光陰的縫隙。每當劉曉波和劉霞看到荒郊野外的樹木，都會發出由衷的感嘆：多美！劉霞很喜歡畫樹，尤其是那種掙扎着要想騰飛的樹，從土地奔向天空的樹。而劉曉波喜歡欣賞劉霞畫的每一幅樹，到了愛不釋手的地步。

有一次我們去他們家作客，在狹小的客廳裡面，劉曉波滿頭大汗地將劉霞的畫一幅幅搬出來向我們展示。平日豪爽如女俠的劉霞，那一次會略帶羞澀地對曉波説：“又不是你的畫，幹嗎那麽顯擺？”而聽到我們讚美劉霞的畫，曉波比聽到我們對他的文章的讚美還要開心，像孩子一樣琅琅地笑了。

多年以後的二零一四年，我流亡美國之後的第三年，劉霞的哥哥到美國來找我。我問他，在長期軟禁中的劉霞有什麽需要，他説，劉霞特別叮囑説，希望爲她拍攝一些美國的樹木。作為畫家的劉霞，長期以來失去了外出寫生的自由，只能根據照片畫畫。

於是，我帶着劉霞的哥哥去了美東最大的國家公園仙來多，在美不勝收的藍岭驅車並徒步數小時之久，拍攝到了很多高聳入雲的參天大樹。在這個自由的國度，不僅人自由，連樹也如此自由，不會有龔自珍《病梅館記》中寫到的那種“病梅”。劉曉波是美國的熱愛者，若他能在這座森林裡面健步如飛，如果他能在這些高聳入雲的大樹下歌唱，那將多麽幸福。

不知道劉霞後來有沒有根據這些照片畫出新的作品，不知道到劉霞有沒有機會將她新畫的樹拍成照片帶給獄中的曉波看？

聖經中説，愛神，愛人如己，愛是最大的誡命。刘曉波沒有受洗，但他比絕大多數號稱基督徒的人更好地履行了這道最大的誡命。

我願意在此分享一段我與妻子生命中的幽暗旅途，若沒有曉波的陪伴與安慰，我們真的不知道如何走出死蔭的幽谷。

二零零七年初，妻子懷孕了，我和妻子一起滿懷喜悅與期盼，守候着寧馨兒在母腹中成長。那時，妻子在一家外企工作，還要在方舟教會中參與很多的服事，忙得不可開交。

突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當我們去醫院執行孕婦例行的體檢時，醫生告訴我們，嬰孩已經在子宮中停止生長發育了。我們不明白這是什麽意思，再三追問醫生。醫生解釋説，子宮中的是一個需要立即動手術取掉的、還沒有胎兒雛形的死嬰。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醫生説，他也無法解釋，這些年來這種情況的發生率越來越高，也許跟北京的環境汙染有關。

動完手術之後，妻子坐在輪椅上被推出手術室，臉色蒼白，神色茫然。我們回到家中，抱頭痛哭。妻子受洗之後，一直在教會忠心服事，為什麼這樣悲慘的經歷會降臨在她的身上呢？我們懇切地禱告，上帝始終沒有給我們明確的答案，但上帝派遣了一位天使來到我們身邊。

就在那幾天，曉波打電話約我們吃飯，我們不便在電話中告訴他實情，勉強應約出席了。細心的曉波發現我們情緒低落，便詢問發生了什麽事情。妻子含淚向曉波和劉霞講述了我們失去孩子的事情。

曉波神情凝重地听我們傾訴完一切，向我們講述了他也失去了孩子的痛苦經歷，雖然不是同一個性質的“失去”：六四之後，曉波被捕入獄，婚姻破裂。九十年代初，他的前妻帶着他們惟一的兒子劉陶遠赴美國，離開這一傷心之地。後來，他跟兒子失去了聯繫，他等於是失去了兒子。或許，前妻不願讓孩子在成長過程中蒙受父親作為“國家敵人”的陰影，要讓孩子成為一名單純而快樂的美國人。（曉波去世前後，劉陶亦未現身，這是何等痛楚的父子關係。）

那天，一向笑聲不斷的曉波神情凝重地説，他以這種方式失去了孩子，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隱痛，但這也是從事人權活動可能付出的巨大代價。曉波又説，你們一定很快就會有孩子，上帝肯定會給你們一個更好的孩子。他還不是基督徒，卻像牧師一樣安慰我們。

然後，曉波從他常常背的那個帆布書包裡掏出厚厚的一疊錢，對我説：“這是我剛剛拿到的一筆稿費，你去給劉敏買一些營養品和幾件漂亮衣服。這麽好的女孩跟着你受苦了。這個圈子裡面，好多人因為對不住妻子，讓妻子受苦，自己還不以為然，最後導致婚姻失敗。你一定不要重蹈覆轍。”

我們沒有收下曉波的這筆錢，因為我們知道曉波完全靠稿費生活也很不容易；但我們吃完飯離開時，妻子已破涕而笑，我也暗暗對自己説，一定要學習曉波珍惜和守護劉霞的做法。

這就是曉波的愛人如己，曉波就是上帝派遣到我們身邊的天使。第二年，我們的兒子光光誕生了，上帝賜予我們一個又健康又敬虔又聰明的後代。孩子剛滿月的那一天，曉波和劉霞趕到我們家中，帶來了一份最好的禮物：劉霞畫的一幅黑色的水仙花。劉霞對妻子説，這朵花就是你，也是我，是我們這些嫁給“國家的敵人”的可憐而堅韌的女子。

再後來，曉波四度入獄，劉霞去探監的時候，帶去一張我妻子和孩子的照片，隔着玻璃給曉波看。她不能提我的名字，這是秘密警察給她的“特別規定”，她只能對曉波説，看，劉敏和她的孩子。探監歸來，劉霞給妻子打電話説，曉波看到那張照片，凝視了足足一分鐘，露出欣慰的笑顔。

對於我和妻子來說，曉波和劉霞是超越了血緣關係的親人。曉波如同我的父兄一般，我知道，無論遇到多大的災難與挫敗，曉波都是那個惟一能幫助我的人。

如今，沒有人能幫我了。

記憶是甜蜜的，也是苦楚的，所以人類學會了遺忘。

曉波入獄並成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卻又成為史上最不為人所知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的存在本身讓世界感到無比尷尬：他在獄中，劉霞在軟禁中，而世界無能為力。人們假裝他不存在。

挪威政府在遭遇中國多年的經濟制裁之後，不得不爲這件由諾獎委員會決定、跟政府無關的事情，向中國當局私下致歉，其高層官員才被允許訪問中國。中國似乎又回到了乾隆大帝時代“萬國來朝”的盛世，誰敢爲了一介匹夫劉曉波而得罪中國呢？在歷屆不同類別的諾獎得主呼籲中共釋放劉曉波的聯署信上，從來不曾出現奧巴馬的簽名，即便在其卸任美國總統之後。當美國國會將通過將中共駐華府使館前面的那條街道命名爲“劉曉波路”的決議案之時，作為總統的奧巴馬威脅説他將否決之。同樣是諾獎得主，品質相差何止千里之遠。

關於曉波，人們只知道他是八九民運的知識分子領袖，只知道他是《零八憲章》的重要起草者和組織者。然而，作為思想家和“精神界戰士”的曉波，卻鮮為人知。

曉波去世之後，那些曾經百般辱罵他的“反共達人”，不知是良心發現，還是企圖消費他，紛紛以一種“我的朋友劉曉波”的姿態，喋喋不休地言說昔日跟曉波的“戰鬥情誼”。

這還不算最糟糕的情形。

曉波去世之後第二天，曉波朋友圈中的一員、同樣也是異議作家的莫之許在臉書上給我發來一條訊息，説一幫知識分子以“自由曉波工作組”的名義起草了一篇曉波的悼詞，想徵求我的意見。

我看了之後覺得甚不滿意。首先，末尾有兩段充滿酸腐之气的文言文，像是來自皇家的誥命。曉波以全盤否定兩千年中國專制文化傳統而成為知識界的“黑馬”，若是他地下有知，斷然不能接受這種腐儒的紀念方式。

其次，我建議寫入對於曉波而言雖然不無爭議卻是其重要的思想貢獻：中國要民主開化需經歷三百年殖民地；統一即奴役；人權高於主權；住民有自決權；既反對政府殺人，也反對民間的楊佳式的報復殺人等等。我認為，若沒有這些部分，所呈現的就不是完整而真實的曉波。

莫之許深以我的意見爲然。然而，他跟該文本的執筆者或“決策者”們討論了許久，他們最終不能接受我的建議，説是要“避免爭議”。

曉波的一生就是充滿爭議的一生，如何能避免爭議呢？曉波被官方所虐殺，挫骨揚灰；同時，他也被所謂的民間或“同道”所扭曲，所改寫，他們賦予他的“高大全”形象恰恰是他最不想要的。曉波一生都以鄉願和虛偽爲唾棄的對象，沒有想到最終仍然遭到鄉願和虛偽的同胞對其精神遺產的塗塗抹抹、刪刪改改。

從某種程度上説，劉曉波堪稱“被背叛的先知”。

作為曉波的密友之一，在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八年之間，我跟曉波即便說不上朝夕相處，至少在共同參與的每一項人權活動中“心有戚戚焉”。我覺得自己有責任向世人呈現一個比一般媒體的報道更鮮活的、更充滿人性的曉波，以及他那徹底的、決斷的、“劉曉波化”的思想特質。

在那段將近十年的時間裡面，我跟曉波有超過五百次以上的會面，單獨談話也有數十次至多，在曉波滔滔不絕地言說時，我做了不少筆記，也在日記中有詳盡記錄。我與曉波之間通過有上百封長長短短的電子郵件，既有討論公共事件，也有分享私人生活，甚至有爲筆會事務的激烈爭論。這些材料成為我寫作《劉曉波傳》時有血有肉的原始資料。但《劉曉波傳》並未全部涵蓋這筆寶貴的素材。

二零零八年，曉波第四次入獄之後，我受劉霞的委託，爲曉波編輯了一本文集《大國沉淪》，次年該文集在臺灣出版，成為迄今為止最暢銷的劉曉波文集。曉波幾乎是“以一人敵一國”的勇氣，對抗“大國崛起”的官方論述，將“大國沉淪”的真相呈現在世人面前，讓中共當局每年高達數百億的“大外宣”戰略落敗。

二零一零年，曉波榮穫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作為他的“同案犯”，我亦遭受中共政權的非法軟禁、黑頭套綁架、酷刑折磨幾乎致死，然後流亡美國。我在美國重新安置家園和書桌，立即著手編輯十卷本的劉曉波文集。劉曉波已有多本著述結集出版，但流散在各類網站上並未編輯出版的文字仍有數百萬字之多。我計劃每年編輯出版兩卷，五年累計完成十卷，那時，曉波就刑滿出獄了，這十卷本的文集將是我給他最好的禮物。

然而，這一願望隨着曉波的突然離去而落空了。傷心欲絕之後，我仍要堅持完成這項浩大而艱鉅的工程。

與此同時，在過去長達十五年的時間里，在我撰寫的各類文字中，有數十字萬字跟曉波有關。其中，既有對曉波參與的人權活動中若干不為人所知的細節的披露，也有對曉波思想和精神的分析和論述。我想，這部分內容可以幫助世人更多認識曉波，讓曉波的形象從模糊變得清晰起來。當然，我眼中的曉波，或者經過我的闡釋的曉波，可能也是不完全的，甚至有偏差的，但我至少提供了“視角之一”，而曉波正是在眾人“眾聲喧嘩”的回憶和闡釋中“向死而生”。

陶淵明説，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者何所以，托体同山阿。人的冷漠、隔絕和遺忘，是人不可克服的罪性的一部分。曉波去世之時，全球媒體集中報道，全球政要紛紛發表聲明，但此後將無可避免地走向冷寂，人們照樣到北京去“恭喜發財”。這就是無比冷酷的現實。

然而，曉波不會在意這些。他在地中海熾熱的陽光下，以慣有的大步流星向我們走來，跟我們擁抱在一起。

我相信，在未來中國民主化的歷程中，曉波的思想和精神，必將如劉霞送給我們的那幅黑色水仙花般驕傲地綻放。曉波以這樣的方式始終在場。

只要愛和公義不滅，曉波就永遠活在愛他的人的心中。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五日至十六日，臺灣解嚴三十年紀念日前後

由宜蘭至台北、台北至台中之旅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