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高华教授作品，中共如何禁锢思想
本文节选自高华教授红太阳，某些材料作为附录补齐(其中一些只能找到PDF版，无奈只好手打)。可以说这是中共之后控制思想的总纲了，今天中共宣传的一切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简单总结，就是要先设定好立场，再谈内容，如立场与党的意图有偏差，一律否决，敢违反的，轻者批评，重者入刑甚至处决。
中共对新闻的禁锢
陆定一、胡乔木与毛氏「新闻学」原则的确立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虽仍由博古任社长，但在很大程度上已属挂名，尽管博古仍在报社继续负一些具体事情的领导责任，然而《解放日报》的实权已在主编陆定一和中宣部代部长胡乔木的手中。
《解放日报》在陆定一和胡乔木的具体领导下，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从报道内容和版面设计等一系列环节，对原《解放日报》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造，逐渐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从而建构了毛氏「新闻学」的框架。
毛泽东「新闻学」最显著的特征是将政治功利性视为新闻学的本质，而否认新闻具有超阶级性属性的观点。毛泽东早年对新闻学就有强烈兴趣，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听过民国初年新闻大家邵飘萍的演讲，曾参加北大学生社团「新闻学会」的活动，以后也曾创办《湘江评论》，并一度担任过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中宣部刊物《政治周报》的主笔。但是，身受五四「自由办报」思潮之惠的毛泽东，并未接受自由主义新闻学的观点，尽管毛泽东一贯喜好阅读政治倾向性较为中立的《大公报》、《申报》等报刊，然而他始终将自己的阅读偏好与出于政治功利而对中共新闻宣传工作的要求划分得一清二楚：毛要了解一切公开的和内幕的新闻，而中共一般干部和普通百姓只需知道党要他们知道的那部分新闻。毛泽东的这种政治功利主义的新闻观正是通过陆定一和胡乔木的解释，最早在延安《解放日报》体现出来，它以五个核心原则为中心，包含了一系列互相联系的概念：
一、「党性第一」的原则。
毛泽东、陆定一、胡乔木认为，任何报纸都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斗争的工具，世界上绝不存在超阶级的客观报道，中共创办的报纸无可争议的应是反映党的政治路线的党报。由于共产党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报不仅应是「党的教科书」，而且也是「人民的教科书」。为了不使人民失望——胡乔木说，「人民的希望就是读教科书」，中共应把党报办成像「章章都好」的《联共党史》那样，使人民能「读一辈子」。为此，党报「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举凡一切评论、消息、照片都必须以是否符合党的利益为标准而加以取舍和编排，并以党的立场来判断一切。党报绝不是「有闻必录」、单纯报道消息的新闻纸，而是为了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的宣传工具，为了保证党报的性质，必须将党报置于党的领导机关的绝对领导之下。
二、反对「虚假真实性」的原则。
陆定一等提出一个有名的的口号：「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虽然从字面上，陆定一也强调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然而这个「事实」必须置于「革命立场」的统帅之下。于是，陆定一等从列宁那儿引进了「两种真实性」的观点：一种是所谓「本质真实性」即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的事实，尽管它尚处于萌芽状态或尚未发生，但从本质上讲它却是真实的；相反，「虚假真实性」只反映事物的「表像」和「假像」，而不反映事物的本质，因此它必定是不真实的。如果以为它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把个别现象夸大成为整体现象」而加以报道，那就必然会犯「客观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错误，而无产阶级的「真实性」和「客观主义」、「自由主义」是截然对立的。
三、「新闻的快慢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准则」。
「抢新闻」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恶劣表现，正确的「无产阶级新闻观」将发布新闻的快慢完全服从于党的需要，「该快的快」，「该慢的慢」；「有的压一下才发表，有的压下来不发表」，总之，一切必须听命于党的领导机关和最高领袖，绝不允许报纸和记者有丝毫的「独立性」和「自由主义」。
四、运用报纸指导运动的原则。
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善于「利用」报纸，尤其要学会运用报纸指导政治运动，在运动初起和达到高潮的一段期间内，集中报道，形成宣传规模，用以教育干部和群众，震慑和打击敌人。
五、新闻保密和分层次阅读的原则。
抗战前，《红色中华》报和以后改名的《新中华报》便开始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一部分在报纸上发表，一部分编印《参考消息》，每天印五十至六十份，供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阅读。《解放日报》改刊后，正式出刊了供领导干部阅读的《参考消息》，阅读范围较前有一些扩大。出版《参考消息》的指导思想在于进一步明确新闻保密和分层次阅读的原则。因为群众有左、中、右的划分，党员干部中也有左、中、右之区别。既然人之有区别，在「知」的权利上就不能不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中低级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不足以抗御国内外新闻报刊散布的「毒素」的侵袭，因此只有久经考验的少数高级干部才有资格被告知某些重要的新闻消息，干部级别越高，阅读限制就越小，由此逐级而递减。至于一般普通老百姓，为了保证他们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纯洁性，就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党报以外的其它消息了。当然，党员和群众还是有区别的，即便是普通党员，组织上也会给其比普通百姓多一些的信息，这主要通过阅读党内读物，听上级的传达报告来体现，以显示党员在「知」的方面所享有的特殊权利。只是一般党员「知」的权利和高级干部相比，早已不能以道里计。
实际上，毛泽东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与王明、博古等并无实质性的分歧，追根溯源，毛泽东与王明、博古一样，师承的都是列宁——斯大林的新闻理论，只是毛泽东比王明、博古更加党化、更加斯大林主义化，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斯大林。与毛相比，或许博古所受的五四影响稍大一些。早在1925—1926年，博古就曾在其家乡无锡和上海主编过一份影响颇广的政治刊物《无锡评论》。1941年5月，博古将边区最有名的女作家丁玲调入《解放日报》，放手让其主持文艺栏，正是由于博古的宽容，丁玲才有可能在1942年的《解放日报》上推出王实味、丁玲本人，以及萧军、罗烽、艾青等人撰写的一系列批评性的杂文和短论，及至《解放日报》改版，所有这类「暴露性」的言论被斩草除根，彻底实现了毛泽东所要求的「舆论一律」。毛泽东所达到的对新闻的垄断，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连斯大林都难望其项背。在文网严密的苏联报刊，偶而还有几篇批评官僚主义的小品文问世，而在延安，1942年后的报刊上已不复有任何「暴露性」的文字。在抢救运动期间，延安还揪出了一些「写不真实的新闻」的「特务分子」。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在陆定一、胡乔木的领导下，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成了一份地地道道、名副其实的「党报」。在版面安排上，《解放日报》彻底改变了「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市」的惯例，而变为「一边区，二解放区，三全国，四国际」的报道和版面安排的顺序，将国际和国内新闻降至次要地位。对刊登国际新闻更是从严掌握，所有国际新闻，一律须重新编写，严禁照登外电原文。
《解放日报》既为「党报」，它就必然同时又是已掌握了党的毛泽东的个人喉舌。1942年4月后，报社遵从毛的指示，多次发表经毛修改的讲话和文稿，而发表这类讲话的时间一般都较毛作演讲的时间推迟很久。例如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演讲，其文字稿推迟约一年半才经修改整理完毕，于1943年10月19日刊登在《解放日报》。
作为毛泽东严密控制的宣传工具，《解放日报》忠实地执行了毛利用该报指导整风的意图。陆定一调入《解放日报》后，奉毛泽东之命，将工作重点放在新辟专刊〈学习〉上，使〈学习〉很快成为指导整风的信风标。〈学习〉专刊于5月13日出版，共办了八个月，出版了二十四期，对于如何学习文件、如何开展小组讨论，怎样写反省笔记，都针对性地发表各类文字予以指导。当整风进入到干部思想反省阶段后，〈学习〉专刊还配合登载了一批各类干部的自我反省文章作为示范。至1943年初，延安整风转入审干、肃反阶段，〈学习〉专刊的使命遂最后完成，终于在1943年1月16日宣布终止。
《解放日报》还开创了中共利用报刊整肃「异端」知识分子的新模式。1942年6月报纸用两版篇幅集中登载批判王实味的文章，范文澜、张如心、罗迈（李维汉）、温济泽、李伯钊、陈道、蔡天心等纷纷「口诛笔伐」，陈伯达更在大批判文章中将王实味称之为「王屎味」。但报纸绝不为王实味提供为自己辩护的版面，使《解放日报》成为一边倒围剿王实味的主要战场之一。1942年6月20日，《解放日报》复发表冠之以「延安文艺界」名义的〈关于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的总结性长文，最终将王实味扫入「反动派」的行列。
《解放日报》为贯彻毛泽东的意图尽心尽责，全面发挥了其作为党与领袖喉舌的功能。然而即使是训练有素的驯马，难免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1942年4月10日和以后一个短时间，《解放日报》竟忘了「反对虚假真实性」的原则，居然在整风运动的高潮中分别报道了中央党校一男学员自杀和延安大学一女生自杀的消息，此「错误」被毛泽东迅速抓住。毛严厉指责《解放日报》「仍不和中央息息相关」，报纸「尚未成为真正的党的中央机关报」。他称，「有些消息如党校学生自杀是不应该登的」，并表示，《解放日报》的几篇社论仍有错误。毛再次重申，「以后凡有重要问题，小至消息，大至社论，均须与中央商量」。和毛泽东相比，《解放日报》编辑们头脑毕竟简单一些，他们耳闻目睹在延安不时发生的干部、学生自杀事件，以为选择一两条消息刊登也无妨，却未料道无意中他们已犯下「暴露阴暗面」的严重政治错误。在毛泽东大喝一声后，从此在《解放日报》上就再未有任何有关延安消极面，诸如自杀事件的报道了。
中共对文艺界的禁锢
1942年5月2日，有一百馀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式开始，毛泽东发表讲话，5月23日，毛又在座谈会上作总结性发言，是为有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文几经修改，发表于次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毛泽东的这篇报告，标志着毛氏「党文化」观的正式形成。
毛氏「党文化」观直接师承斯大林，与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和反艺术美学的日丹诺夫主义一脉相承，作为有中国特征的「党文化」观，毛的文艺思想则较俄式的「党文化」观更加政治化，表现出更浓厚的反智色彩。
毛氏「党文化」观包含下列五个核心概念：
一、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具体而言，中共领导的文艺的基本方向是「工农兵方向」，文艺家只能，也必须以此方向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和创作内容。「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口号，革命的文艺家应心甘情愿地做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
二、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
三、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绝不允许描写工农兵在反抗、斗争之外的任何属于非阶级意识的表现。
四、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
五、反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文艺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并不仅仅是文艺表现的个别问题，而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
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包括了从创作主体、文艺功能，到创作题 材和创作形式等文艺学的所有领域，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党文化体系。从表面上看，毛氏党文化观竭力强调文艺的社会和政治功用，与中国文学中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文以载道」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文艺的审美功能，将文艺等同于试帖课和八股文。毛泽东在这里将「文以载道」夸大到极端的地步，同时又吸取了明清颜习斋等鄙薄读书人的反智思想，结合斯大林主义，最终建立起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共官方文艺路线。一言以蔽之，毛氏文艺思想的实质是将文艺视为图解政治的宣传工具，将文艺家看成是以赎罪之身（身为知识分子的「原罪」）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战士」。
毛泽东极为看重文艺界对其《讲话》的反应。延安文艺座谈会一结束，周扬就立即担负起宣传、解释毛泽东党文艺观的新使命，从此延安文艺界的气氛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伴随这种变化，以周扬为核心的中共文艺统制体系也迅速得到确立，周扬终于成了名副其实、手执响鞭的「奴隶总管」。
1942年后，中共对文艺家的行政和思想控制进一步严密化，延安及各根据地文艺刊物、文艺团体被完全置于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由周扬领导的官办文艺领导机构的领导之下，同人性质的文艺刊物已不复存在，所有的文艺家均被纳入各类行政组织之内。在延安的文艺家只有萧军不堪被日渐官僚化的体制所束缚，于1943年12月自我放逐，前往延安县川口区第六乡的刘庄，与妻子儿女劳动垦荒，过着几近穴居人的原始生活，半年后萧军全家返回延安，仍旧被纳入到行政组织之内。
和苏联作家协会一样，由周扬领导的鲁艺和边区文协承担着许多与文艺无关的政治功能。延安鲁艺在1942年后与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和各单位的审干肃反领导小组密切合作，在延安文艺界大挖「特务」，结果文艺家大多成为特务嫌疑和被「抢救」的对象。1943年延安几乎全部的文艺界人士都被集中到中央党校第三部，在那里逐个接受严格的政治审查。
对于周扬来说，配合中央社会部在文艺界肃反固然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但是周扬要提高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主要还取决于他能否组织创作出一批体现毛氏党文化观的文艺作品。于是周扬将少数作家暂时调出中央党校第三部和鲁艺，住进设于桥儿沟的「创作之家」，希望他们能够创造出体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艺作品。
被周扬挑选，获准进入「创作之家」这个「世外桃源」的作家大致分四类：
最有希望和最有可能在近期内创作出符合毛泽东党文化观的作品，思想较为「纯正」的作家，如周而复、杨朔；
思想虽未完全改造好，但具有特殊才能，可能创作出为党急需的文艺作品的非党文艺家，如塞克夫妇、艾青夫妇；
少数资历较深，一时无法安置的重要作家，如从苏联返回延安的萧三；
个别来自国统区且较具影响力，有可能返回重庆的非党作家，如高长虹。
住进「创作之家」的大多数作家，除了高长虹一人外，都对能在急风暴雨的审干抢救高潮中被保护，心存感激，他们中的一些人果然不负周扬的厚望，创作出最早一批体现毛氏党文化观的文艺作品，使周扬在毛泽东面前挣足了脸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毛泽东、胡乔木还加强了对周恩来领导下的重庆左翼文化界的干预。自抗战爆发以来，周恩来在武汉、重庆团结了大批文艺界人士，在这些人中既有原属周扬系统的夏衍、田汉，又有与鲁迅关系密切的胡风，还有中立作家老舍、巴金等。对于老舍等非中共作家，周恩来十分尊重，即便对于思想一贯左倾的胡风，周恩来一般也不干预他的创作活动，相反，在胡风创办刊物遭遇困难时，还曾给予经济上的资助。重庆《新华日报》的副刊上，不时刊载胡风和与胡风关系密切的文艺家有关文艺理论的文章，这一切在1942年之前均未受到延安的非议。
但是到了1943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胡乔木在已完全掌握了延安的文宣机构后，将手掌伸向了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延安对《新华日报》和重庆几家有中共背景的刊物上发表的乔冠华、舒芜等几篇烙有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文章十分不满，指责《新华日报》「发表了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xx论民族形式，xxx 论生命力，xxx论深刻等」。显然，在毛泽东、胡乔木的眼中，《新华日报》等以工作环境特殊为借口，提倡感性生活，强调作家的主体意识，实际上是在宣传与毛氏「党文化」观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文艺主张。
为了彻底纠正《新华日报》的自由主义倾向，1944—1945年，毛泽东、胡乔木特派几位已经「改造好」了的周扬手下的重要干部林默涵、何其芳、刘白羽、周而复、袁水拍等从延安前往重庆，宣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重庆的左翼文化界人士进行知识分子必须加强思想改造的现身说法式的训导。然而对于何其芳等人的训导，除了郭沫若等极少数人之外，重庆大多数左翼文艺家都以沉默相对，只有胡风一人公开表示了少许的疑问和保留，而冯雪峰则十分不以为然。然而胡风、冯雪峰并不知道，延安方面早已在密切注意着他们对毛氏党文化观的任何反应，为他们以及其他国统区的作家，建立了一本「功过簿」，以待日后进行总清算。
如果说，在重庆和大后方的左翼作家，在1942年后为自己所受到的毛氏「党文化」的压力而感到困惑，那么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也就是这么一些，他们毕竟还未失去创作上的自由，而在延安的文艺家则面临着迫在眉睫的选择：或者走王实味自我毁灭的道路，或者走何其芳抛弃旧我、追求「新生」的自新之道。延安的文艺家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撼后，纷纷开始「脱胎换骨」。丁玲也许是延安文艺家中最早「脱出」的一个。在1942年4月初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关于王实味、丁玲问题的高干学习会议后，丁玲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丁玲在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召开的王实味思想批判座谈会上，一方面斥骂王实味「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号召「反对一切对王实味还可能有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人道主义，失去原则的，抽象的，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另一方面，又自恼自责，称自己的〈三八节有感〉。「是篇坏文章」，要求那些同情她遭遇的读者「读文件去吧」。为了摆脱与王实味的牵连，丁玲在1942年10月19日延安纪念鲁迅的大会上，还极不礼貌地对待在王实味问题上仗义直言的萧军，声称中共的朋友遍天下，丢掉萧军，不过是九牛一毛。其实在丁玲「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性」的背后掩藏青很深的痛苦，几十年后，她自称〈三八节有感〉使她「受几十年的苦楚」，给她带来一生的灾难，因而不敢随意为文，生恐「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但是在1942年丁玲却心甘情愿地接受胡乔木、周扬的指导，按照他们解释的毛泽东的「党文化」观，创作出一篇又一篇的符合党的路线的作品。于是丁玲暂时成了一名「毛泽东的文艺战士」，然而懦弱乖巧的丁玲何尝料到，十多年后她又跌入几乎和王实味一样悲惨的深渊。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丁玲没被处死，而是被送到了北大荒，文革爆发后又被关押进秦城监狱。
中共洗脑方法一：强迫学习，批评别人和自我批评
中央总学委规定，各机关学校应根据〈通知〉的精神和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发『小广播』调查表」，并将其分发每个同志填写，以调查本机关的工作人员向外广播了一些什么及由内外向本机关的工作人员广播了一些什么，这种调查材料，应加以整理研究，并向总学委报告。
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动员并强制广大党员交代自己的言行，涉及面如此广泛，这在中共政治生活中尚属头一回。虽然在这之前，延安的党员和干部已依照中央总学委的部署，普遍写出反省笔记，但反省内容大多属于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如今更深入到个人的私生活领域，调查党员的私下言行和个人间的交往，这反映了毛的「思想改造」极端强制的一面。尽管〈通知〉通篇都是「党的原则」、「党的纪律」、「党的团结」等意识形态术话，但调查党员私下言行毕竟与要求党员反省思想不是一回事，其正当性颇令人怀疑。于是，针对党员中有可能出现的对填「小广播调查表」的消极不满情，中央总学委又「适时」提出了「反对自由主义」的口号。1942年末，围绕动员填「小广播表」一事，各机关学校布置反复学习毛泽东1937年所作的〈反对自由主义〉的报告。毛的这篇演讲稿与其说是论述自由主义的论文，勿宁说是毛在阐述其理想中的共产党员人生哲学的范式。毛在这篇演说中。撇开「自由主义」一词的规定性，对「自由主义」一词作出新的解释。把「自由主义」等同于中国传统的人际交往的一般习惯。毛所要反对的自由主义，除了指政治思想上与党的路线背离外，重点是指党内的「一团和气」，换言之，就是在共产党员中所存在的「讲温情私交，论友谊」的现象。现在，重新翻出毛泽东当年的报告，把「客观上帮助敌人」的「自由主义」和眼下要肃清的「小广播」串联起来，为反对「小广播」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12月6日中央总学委反对「小广播」的通知下达后，延安宣传媒介的反自由主义的宣传攻势紧紧跟上。1943年1月19日，陈伯达在《解放日报》发表〈应用辩证法，反对自由主义——在整风中纪念列宁逝世十九周年〉，延安各机关学校除了动员每人填写「小广播调查表」外，还纷纷组织以反对自由主义为中心的「学习会」和「讨论会」。
作为反「小广播」斗争的试点单位，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学委会早在11月20日就布置了反对自由主义的「大讨论会」。大会历时十九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学校领导机关广泛搜集「犯自由主义」的材料；第二个阶段，动员师生展开互相批评；第三个阶段，则将斗争重点转移到「犯自由主义特别严重，错误思想特别顽固」的人和 事件上。
12月6日，就在中央总学委发出肃清「小广播」通知的当天，中共中央材料室（即中央政治研究室资料组）向每个工作人员发出考试试题，要求回答下列问题：
—、到今天为止你对党还有什么隐瞒的事情没有？还有什么不满意党的地方没有？
二、你的自我批评精神如何？你对其他同志的批评还有不坦白的没有？其他同志对你有什么批评没有？你的认识和态度如何？有无自由主义的毛病？自己还有什么缺点需要揭发呢？
中共洗脑方法二：强迫学习的方法，记笔记并审查笔记，考试
一、粗读文件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要求将「二十二个文件」全部浏览一遍，读后要做笔记，并进行初步讨论。
二、精读文件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要求将所有文件分类反复精读，达到「眼到」（精细研读）、「心到」（深思熟虑，领会文件的实质和精神）、「手到」（写读书笔记）、「口到」（质疑、漫谈、开讨论会）。
三、考试阶段 从1942年6至8月，延安各单位的文件学习进入到考试阶段。中央党校在6月23至7月4日举行了第一次考试，所拟定的四个考题事先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考试题目是：
（一）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教条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表现是哪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
（二）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经验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表现是哪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经验主义的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
（三）你听了或读了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和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以后，你对过去党内的教育和学习反省的结果如何？有些什么意见？你如何改造自己的学习或工作？
（四）你接到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后，怎样根据它来检查并改造或准备改造你的工作？
中共洗脑方法三：强迫记笔记，检讨样本
1942年3月9日，经毛泽东精心修改，由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教条和裤子〉在《解放日报》正式发表。胡乔木在这篇社论中第一次提出「脱裤子，割尾巴」——在全党进行思想反省的问题，社论要求每个党员对照毛的讲话，勇敢地解剖自己，与旧我告别。继之，中宣部的「四三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参加整风的干部「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4月18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联合举行的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重申必须「运用文件反省自己」，并具体指导写反省笔记的方法：「内容要多写 自己阅读（文件）后的心得，自己的反省」。康生并且首次宣布：「学习委员会有权临时调阅每个同志的笔记」。
两天后，为了给秉承自己意志的康生撑腰，毛泽东亲自出马，在中央学习组召开的高干会议上，动员全党自上而下「写笔记」。毛泽东以十分强硬的口吻说道：
中宣部那个决定上说要写笔记，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决定规定要写笔记，就得写笔记。你说我不写笔记，那可不行，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我们的「紧箍咒」里面有一句叫做「写笔记」，我们大家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干部也好，老干部也好，学校也好，机关也好，都要写笔记。首先首长要写，班长、小组长也要写，一定要写，还要检查笔记……现在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写笔记，这是是很好的现象，犯了错误还要装老大爷，那就不行。过去有功劳的也要写笔记……也许有人说，我功劳甚大，写什么笔记。那不行，功劳再大也得写笔记。
在4月20日中央学习组的会议上，毛泽东甚至引述康生两天前在中直和军属机关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毛说：康生同志在前天动员大会上讲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是整个的，但自我批评就是说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毛泽东表示自己也要「写一点」笔记，但事实上，他只是以此作一个幌子。毛所谓「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完全是针对其他领导人和一般党员干部的。果不其然，5月1日，中央党校在制定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计划中作出规定，参加整风学习的学员必须「联系反省个人思想及与本身有关工作」明确宣布中央党校的各级领导机构均有权「随时检查笔记、记录」。
经过约一个月的试点准备，到了1942年5月下旬，毛泽东认为，将学习二十二个文件转入对照文件进行思想反省的时机已经成熟。5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写反省笔记〉，至此，整风进入到思想反省的阶段，调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随之在各机关、学校迅速推广开来。
从现象上看，动员干部写反省笔记和建立抽阅反省笔记的制度，并没有遭到来自任何方面的抵制和反抗，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就此放松警觉。他完全明白，联系个人的思想与历史进行自我反省决不同于一般的阅读文件，许多干部往往会避重就轻，不愿进行彻底的自我否定。为了引导干部作出比较深刻的自我批判，必须及时推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反省标本，作为引导全党进行反省的示范。1942年6月后，《解放日报》陆续刊出一批反省文章，这些文章大致包括四种类型。
一、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干部政治表态性的反省。所谓「经验主义」，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期间给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领袖贴上的政治标签。「经验主义者」因在政治上曾经支持留苏派，或虽朱明确表示支持留苏派，但曾一度与毛泽东的意见相左，因而也与「教条主义」同列，是毛整肃的对象。但是，「经验主义者」大多有较长的革命历史，在党内的基础也较深厚，所以只是处在被整肃的第二层，而毛对「经验主义者」的策略是分化他们与王明、博古等的关系，将他们争取到自己的一边。「经验主义者」只要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不管这种「承认」及「反省」是否表面化，毛泽东一般均放他们过关。中共元老王若飞的反省即提供了经验主义领导干部自我反省的范例。
1942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王若飞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的文章，王若飞在该文中以毛泽东的立论为依据，对照检查自己：是多少带有陶渊明所说的某些气质，「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嗜酒造饮辄醉」，这种粗疏狂放的作风，每每不能深思熟虑，谨慎其事处理问题，即令自己过去曾是时时紧张的埋头工作，也常陷于没有方向的事务主义，以致工作无形中受到很多损失。严格的说，这是缺少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
王若飞的上述反省，严格的说，并不「深刻」。他不仅没有对自己的过去历史作出严厉的自我批判，更没有将批评的矛头对准王明、博古等留苏派，与此相反，王若飞甚至在作「自我批评」时也没忘了为自己评功摆好，例如，王若飞反省道：过去我对党性的认识，只注重从组织方面去看，认为党是有组织的整体、个人与党的关系，是个人一切言行，应当无条件的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只要自己埋头为党工作，不闹名誉，不闹地位，不出风头，不把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对立，便是党性，并以此泰然自安。
人们从这些话中实在难于判断王若飞「对党性的认识」，究竟是属于缺点，还是属于优点。尽管王若飞的反省只是检查自己「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工作方法，但是仍然受到毛泽东的欢迎。王若飞属党的元老，因在1926至1927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期间与陈独秀关系密切，长期遭受莫斯科与国际派的排挤。王若飞与周恩来的关系也不紧密。抗战后王若飞获毛泽东容纳，成为毛泽东核心圈外第二层的重要干部。王若飞平时对毛的态度十分恭敬，现在又在报上进行自我反省，在政治上公开表示对毛的支持和效忠，对于这样一位在党内享有较高声望的老同志的政治表态，毛泽东又如何可以求全责备？此时此地，毛泽东所要求于中央领导层干部的就是像王若飞这样在政治上表明态度。更重要的是，王若飞身为中央领导干部，带头响应毛的号召进行自我反省，其影响不可谓不大，其他干部焉能不从？
二、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高级文职干部的反省。对于一批有留苏或留日、留欧美背景，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研究院等文宣系统工作的党的高级文职干部来说，理解延安整风的真正意图并不困难。当传达了毛泽东的几篇演说和《解放日报》的〈教条和裤子〉社论发表后，他们很快就知道了自己是这场运动首当其冲的目标。摆在他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或拒绝反省，最终被他们寄托于生命全部意义的党所抛弃；或遵循党的要求，彻底与过去告别，脱胎换骨，用毛的概念取代过去被他们视为神圣的俄式马列的概念。习惯于听从上级指示的文职干部几乎不加思索地就选择了第二条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并不平坦，首先，他们必须对自己罪孽深重的过去痛加谴责；继之又需对毛泽东的「伟大」，表示心悦诚服。1942年8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王思华的反省文章〈二十年来我的教条主义〉，就堪称教条主义高级文职干部自我反省的标本。
担任中央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的王思华原是三十年代颇有名气的左翼社会科学家，曾留学德国专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充分领会了毛泽东发动整风的意图，在他的反省文章中，对自己以往二十年的理论研究活动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王思华写道：
我在大学和在外国留学时，所学和研究的，不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与李嘉图，便是法国的魁奈和萨伊，……所学的是外国的，自己在大学里教的，自然也只能是这些外国的。这样做，不但省劲，而且受学生的欢迎。因为在一般的大学生中，有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无兴趣，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他们从先生那里学外国。学生的这种反常心理，先生这种投机取巧的态度，普遍的存在于中国大学生，这种轮回教育，不知害了多少青年！它是害了青年时代的我，而我又拿来害青年！
王思华上述有关对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弊端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问题在于，王思华的兴趣似乎并不在对此种弊端展开严肃认真的分析，而是企图以此作为迎合某种政治新风向的手段。为此，他不惜将纷繁复杂的现象简单化，为毛泽东的论断提供具有个性特征的注解：
十三年前，当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后，又把它「生吞活剥」地搬到中国来。……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态度上还是主观主义的。在这种态度下，还是只想懂得希腊，不想懂得中国；……把马克思的一切东西当作千古不变，放之于四海皆准的教条了。
紧接着，王思华使用了一系列羞辱性的词句进行自我贬损。他承认，教学生「啃《反杜林论》则是为了迎合学生的好高骛远的奇特心理」，到延安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之下，不得不联系到中国」，但这仅是「以资装饰门面」，自己仍「只想在《资本论》本身上来翻筋斗」。
王恩华痛骂自己「夸夸其谈」、「不老实，企图取巧」、「只知背诵教条」、「向马列主义开玩笑」。在对自己口诛笔伐的同时，王思华竭力称颂毛泽东对发展马列主义的贡献。他表示，「为了彻底消灭『比屎还没有用处』的教条」，「彻底打垮我这样根深蒂固的不正确的思想方法」，自己已决定「到实际工作中去，不仅是到实际研究中去，而且是真正变为一个实际工作者」。
王思华的反省开创了教条主义高级文职干部自我批判的模式。范文澜、王子野等的自我反省文章同属于这一模式。
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历史学家范文澜对前一阶段中研院出现的以王实味为代表的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局面痛悔不迭。范文澜谴责自己「高唱民主，忽视集中，形成放任自流的『领导』」，声称这是「难以忘怀的一件痛苦经验」，他对此「衷心抱疚」。
中央政治研究室资料组和国际政策研究室成员王子野则专门检讨了自己「夸夸其谈」的「不正派作风」，他痛陈自己往往仅凭「一知半解」，「 凭着想当然」大发议论， 现在回想起来，「实在荒唐之至」。
在毛泽东发起的劝导反省的巨大压力下，大批高级文职干部纷纷自我批判，口诛笔伐「比屎还没有用处」的教条本本，那些当年翻译马列著作的知识分子更因积极传播教条而首当其冲地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是一个老党员，早在二十年代末就是国内闻名的红色社会科学家，曾翻译《经济学方法论》等多种 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但在整风之初，柯柏年并没有在《解放日报》发表自我谴责的文章，于是柯柏年被攻击为「教条主义者」，罪名是曾翻译过教条本本。此事给柯柏年很大的刺激，他发誓以后再不搞翻译工作。1943年春，毛泽东根据已变化了的形势（教条主义者已被搞臭，苏联对德国已取得优势），认为有必要恢复中共的马列著作翻译工作。可是当毛泽东征求柯柏年意见时，柯柏年却向毛坚决表示，今后再不搞翻译了。柯柏年以后转入到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外事系统，改行做对外统战工作，再也没回到中共马列著作编译部门。毛泽东的「反教条主义」所要达到的效果极为显著，及至1945年春，谢觉哉私下也感慨，「自从反教条，有人不讲书本子了」。
三、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高级军职干部的反省。和党的高级政治生活毫无牵涉的军队一般高级干部，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整风的重点整肃对象。然而整风既为全党性的运动，军队干部也不能完全置身于外，他们同样应在运动中「提高认识」。但是，对于来自不同军队系统的干部，他们所需「提高」认识的内容并不一致。一般而言，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有必要检讨自己在张国焘「另立中央」事件中的立场和态度，而原红一方面军中的干部则只要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方法与思想方法即可。我们以曹里怀的反省为例：
曹里怀是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的老部下，他的「自我 检讨」重点反省了自己的四大缺点：一、在日常工作中，解决和处理问题不细心，草率从事。二、爱面子。三、理论和知识的修养太差。四、自己的经验不能很好地整理。曹里怀给自己贴的标签是「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倾向确是浓厚地存在着」。
饶有兴味的是，曹里怀的「自我检讨」有一半的篇幅是歌颂毛泽东的内容，若将其和「教条主义者」嘴里发出的赞美相比较，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军队高级将领对毛的赞美似乎更加诚挚和热烈。曹里怀径直将毛泽东与列宁并列，声称毛的著作是「活的马列主义」，言外之意其它均是「死的马列主义」：
（毛泽东的著作）告诉了我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这些著作，是完全从客观的现实出发，而又向客观实际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
曹里怀更进一步将歌颂毛泽东与谴责国际派结合起来，他写道：
（毛泽东的）这种有高度布尔什维克原则性和极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丰富的革命内容的政策，不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者所能办得到的。
四、革命历史雄厚，且不掌实权的党的元老的反省。
在四十年代的延安居住着几位德高望重、受到全党尊敬和爱戴的革命老人，他们分别是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徐特立。除了这四老，张曙时等尽管也年届六十，但是依当时的习惯，他们尚不够「革命元老」的资格。在「革命四老」中，只有林伯渠担负边区主席的实际工作，吴玉章等大多挂个虚衔，并不掌握具体部门的领导实权。整风运动初起，吴玉章等也积极行动起来，以自己的反省现身说法，为毛发动整风的「正当性」、为知识分子必须进行脱胎换骨改造的论断，提供最具说服力的证明。吴玉章写道：中国旧时社会最坏的习惯，就是稍有聪明才智的人都变为知识分子而脱离生产，结果，小的变流氓，大的变政客，都为社会的毒害。而从事生产的广大群众则蠢蠢无知、任人鱼肉。
……如果我们不自欺欺人，则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尽了什么责任呢？这样来一个反省，恐怕不汗颜的没有几个。我自己一反省就觉得「才无一技之长，手无缚鸡之力」，而还往往「夸夸其谈」「哗众取宠」，党八股的馀毒很深。这能免「欺世盗名」之诮吗？我虽从事革命四十馀年，只有力求前进到底不懈这一点足以自信自慰，其他能力太缺乏了！
吴玉章的反省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在延安的一些革命老人的共同心态：李六如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是五四前后湖南教育界的著名人物，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即与其相识，二十年代李六如就加入了中共，延安时期，曾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秘书长。1942年李六如已经五十五岁，他对老友谢觉哉说，「以前自以为不错，自以为立场稳定，整风后才知自己政治水平低，『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未入党』」（此系毛泽东在整风中发明的名言）。谢觉哉说，他对李六如所言「很有同感」，谢觉哉不仅自我反省，还在《解放日报》化名发表〈一得书〉短评，向教条主义发起攻击。谢觉哉指出，教条主义「如只放在案头上摆样，虽然比屎还没有用，不能肥田，不能喂狗，但狗屎自享，于人无干。若拿了去对付革命，那就为害非浅，容易把革命弄坏」。
以上四种类型的干部反省的样本，为全党展开思想反省提供了不同的参照系统。毛泽东、康生、彭真、李富春、胡乔木、陆定一利用报纸，大力推广这些反省经验，再结合于组织措施的落实，对延安干部的心理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和震荡，尤其使有「教条主义」背景的干部自惭形秽，无地自容。至此，毛泽东设计的思想改造工程的关键性步骤——清算过去的大门已经打开。下一步就是广大党员挑选适合自己的政治标签，对号入座；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依照报上发表的反省样本，如法炮制各自的反省检查。
毛泽东的魔鬼逻辑
在富田事变后的紧张形势下，彭德怀及三军团对毛泽东的支持具有极重要意义，此举巩固了毛泽东已遭动摇的地位。但是事变领导人到处散布的反毛的舆论毕竟已严重损害了毛的声望，毛泽东为了反驳赣西南方面的抨击，亲自出马，毫无愧作，于1930年12月20日草写了《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
在这封答辩信中，毛泽东坚持认为「肃ab团」均是有根有据的。他说：红军中「ab团」要犯的口供「多方证明省行委内安了江西ab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为其首要，总前委为挽救赣西南的革命危机，派李韶九同志前往富田捕捉」。毛认定段良弼等为「ab团」首犯乃是证据确凿，他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的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他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金、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责任的为什么可以呢？」毛明知将段等定为「ab团」全靠刑讯逼供，却对刑讯逼供无只字批评，反而指责段等不能为革命一时受屈，而不能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逻辑，只要段良弼等自己承认是「ab团」头子，即可证明彼等系货真价实的「ab团」——毛的这种逻辑和思维方式，成为日后极左的审干肃反的常规思路，是造成冤假错案连绵不断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在这样的思路下，毛坚持「肃ab团」不仅无错，反而是对革命的巨大贡献。他说，「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毛声称富田事变将「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号召对事变进行坚决镇压。
秉承毛泽东魔鬼逻辑的审问话术
提问者要求受审人员回答各种层出不穷、离奇古怪的问题：
「你平日经常散布反动言论，勾结对党不满的分子，你必须老实交待，国民党派你来延安搞破坏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某一次国民党大逮捕，其他同志被捕牺牲了，为什么只有你没被捕？」
「你在教会学校读书，一定参加了英国特务机关！」
「你的舅舅1936年从东北逃往北平，住在你的家，他是日本特务机关的特务，你也经他介绍，加入日特机关，成为日特机关的情报员，你在延安为日特提供了多少情报？」
「你说你是坐火车从上海到西安的，一定是国民党派你来的，没有国民党开的介绍信，你可以坐火车吗」？这个提问称得上是审干、反奸、抢救中的「经典提问」，许多被审人员都被问到这个问题。在绥德师范礼堂的斗争大会上，一个嫌疑对象被追问：「你没有特务关系，怎么能从上海到北平坐得上火车？」
「你的父亲现在还在北平，又有钱，不是汉奸才怪！你和他什么关系？」
「你家里又不缺吃又不少穿，你来延安干什么？」
「你一贯积极工作，是为了取得组织信任，便于长期潜伏，不然的话，为什么放弃在国统区现成的正规学校不上，偏偏来边区吃苦？」
「你的同伙已经向党坦白自己是特务，他也揭发你是特务，你为什么还执迷不悟？拒绝党的挽救呢？」
中共洗脑后的样本，朱明(延安中共四老之一林伯渠的夫人)检讨书
我们以中央党校三部女学员朱明的反省为例。朱明原先是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学生，1938年到延安后参加了中共，被分配在文化单位工作，以后进入王明担任校长的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继而调入中央研究院，最后被送入审干、肃奸重点单位——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朱明反省的最大特点是她的坦率性、深刻性和广泛性。
一、首先，朱明直言不讳地坦承自己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上与党的观点相左，承认自己同情蒋介石和国民党，仇视新生阶级，仇视共产党，怀疑毛主席。
朱明说：回忆北伐前，我们住在安徽，当时在军阀统治下，不仅财产要受勒索，就连精神也受威胁，尤其是太太小姐们，不敢抛头露面，总是坐在家里。……当时蒋介石军队到南京后，我们可高兴了，因为我们现有的资财不仅有了保障，就连安徽的财产也被蒋介石解放了。……精神上的成胁，同时也被解除了。
接着朱明反省了自己对十年内战的看法： 十年内战究竟是谁打谁，对这个问题我也怀疑。书里说蒋介石要坚决消灭共产党，可是我在外面听说共产党「捣乱」，想要得天下，不让蒋介石统一国家，复兴民族，所以才打。当时我认为应该打，因为共产党不安份守己，不让蒋介石统一国家，国不统一，民族焉能复兴？ 所以应该打。
朱明甚至坦白了自己原先对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领袖的怀疑：「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开始我听这句话，也是怀疑的。因为在我思想中一贯认为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他统治中国，他领导抗日，共产党也是在他领导下抗日的，为什么要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呢？说他是边区人民的领袖还差不多，因为只有这样大的一块地方，大后方的人民，我想还是承认蒋介石是领袖吧。
对于中共所宣称的蒋介石是「假抗日」之说，朱明也表示了强烈的反感：到底为了什么东西大家都说蒋介石抗日是为了消灭异己，不是为了中华民族？在这种气氛中，我口里也不得不跟看大家一样说，可是心里却想蒋介石抗日虽然是要消灭异己，但也是为了中华民族。记得「八一三」我在上海的时候，亲眼看见中国飞机和日本飞机战斗。晚上也听到中国飞机去轰炸日本军舰。我也看到过前线运下来的伤兵。能说蒋介石不是抗日？……过去我一听到说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我就反感。我想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那里代表什么民族，代表民族的是蒋介石，他要复兴民族。
二、朱明反省的另一特点是她将自己作为反面典型，执意以自己的错误来证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与知识分子劣根性存在着密切关系。
朱明来延安后曾入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受校长王明的影响，女大较注意对学生进行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教育，对此，朱明专门结合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反省。朱明一方面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态度，另一方面不指名地批评了女大的「负责同志」：几年前读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有一句：「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我很反感，我想你们要打土豪分田地就打就分好了，为什么要去糟踏那些小姐少奶奶们呢？从这里可以看出我的阶级立场，警惕性很高。
……我对毛主席的文件，是这样反感。但是，我对蒋介石的东西怎样呢？在这里我附带地反省在女大时的投降主义。当每年「七· 七」的时候，蒋介石发表的宣言，女大总是配合着时事来讨论的。有时 候负责同志还帮助我们指出宣言里哪些是比较进步的：「譬如说团结吧，虽然提到，但还不具体，所以他的进步还不够」，我呢，总是希望在宣言中找出一些「进步」的东西，因为我不希望国共关系不好，负责同志有时还说：「我们党在抗战中是发展了，可是国民党呢？只要他和我们合作抗日，也是有前途的。有些工作他做不好，我们还可帮助它。譬如保卫大武汉，我们还帮助他动员哩。」我听了这些话，就很能接受，我总是希望共产党能帮助国民党，这样两党不会分裂，统一战线也才能持久。因为我有一个中心思想，当我想革命的时候，我又怕吃苦，我总想过资产阶级生活，但又要无产阶级的事业，这个矛盾如何能统一呢？我就想到了统一战线工作，所以我不希望国共分裂，从我自己讲，我就希望国共长期合作，我的矛盾也就长期统一了。从家庭来说，我也不愿意国共分裂。……从国家民族的前途上讲，我也不愿意国共分裂，因为我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身上。
三、朱明坦承自己由于在思想上与党不断抵触，最后发展到在政治与组织上与党对抗，承认自己对党组织阳奉阴违，「总是采用合法 的手续来超越组织」。
朱明交代自己羡慕周恩来、林伯渠，总想做「特别党员」，希望到大后方作统一战线工作，「也坐汽车，也住大饭店」，所以经常以要求学习为名，逃避具体工作：比如我在大众读物社的时候，那里的会计因为生孩子到医院去了。支部书记和我谈话，让我暂时代理一下，我心里不高兴，可是没有办法，因为自己是候补党员，又是支部书记和我谈话，只好勉勉强强地答应了。因此在工作中，手里拈着帐条子，心里想着统一战线，我做梦 也没想过我会做这个工作。
为什么不安心做具体工作呢？朱明坦承自己对延安的生活感到了厌倦：「在延安老是风平浪静的」，「也感觉不出什么阶级友爱」，在几次申请随林伯渠前往重庆做统战工作的要求被拒绝后，经过个人的顽强努力，排除了种种障碍，终于以「要求学习」为名，转换了工作单位，先进了延安大学俄文系，又转到中央研究院，到了研究院后，「一 心想进国际问题研究室，将来好做外交家」，「从来也没有想到，自己要服从组织」。
四、朱明从自己的「剥削阶级」出身挖掘思想的根源，认为自己之所以「与党一切都是分歧」，与她的阶级出身有密切关系。
对于阶级出身对自己带来的严重影响，朱明分「家庭教育和社 会教育」两部分进行反省。朱明说：我的家庭是百年以上的剥削阶级，直到民国初年，才逐渐没落。……外祖父本来是前清学者，其家庭也是百年左右的剥削阶级，是地主式的书香门第。……我的母亲和姨母们都懂得一些封建的艺术，早晨起来，还临帖临《灵飞经》，什么《高山流水》、《桐叶舞秋风》等曲谱也都懂得一些。我自幼即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所谓是三岁念唐诗，十二岁看《红楼梦》的角色。……记得小时候听故事，从来就没听过工人和农民的事情，专门是歌颂统治阶级的人物，就连外国故事也是一样，总是讲什么公主、王子的遭遇，飞行船、玻璃鞋等神乎其神的事情。
为了「说明阶级斗争不仅限于武装斗争」，朱明列举了她在衣食住行方面所受到的「家庭的阶级教育」：吃饭要慢，要不带声音。否则就骂你象饿死鬼，没有吃过饭 的，……说话更要轻声慢语。尤其是女孩子，要温存，还要深沉含蓄，所谓轻声浅笑，不准张开嘴，哈哈大笑。否则就要为你是莽张飞，……连走路你也不能随便，站也没有自由，必须要按他们那套去做。比如走路要稳重，不能东张西望，一步一步走，走要端正，站要站得笔直。否则就要骂你小家碧玉，像牵牛花一样依靠墙壁。所谓大家闺秀，像梅花，像牡丹，不仅要风骨凛然，而且还要仪态万方。
接着，朱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资产阶级学校教育的罪恶；声称「资产阶级教育的中心，就是培养大私无公的个人英雄主义。不管科学也好，艺术也好，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目的」。
朱明检讨道：我在资产阶级的学校中，受了一些什么样的教育呢？……因为我是一个女的，家里希望我懂得一些文学，学一些艺术，所以我从小就很喜欢文学。斯大林同志说，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说无产阶级的文学家，资产阶级也有雕刻灵魂的工程师。我的灵魂就是被他们雕刻过的。我喜欢反映自然的印象派的东西，什么月亮怎么亮，花怎么香，……可是鲁迅的东西，我就不喜欢。……对于旧俄时代的东西，我是喜欢的，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社会主义的东西我就不大喜欢。譬如《安娜·卡列尼娜》，我很喜欢，觉得很熟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我就不感兴趣。什么牛、猪，我觉得没有意思。再说音乐，我到延安后，就很少唱歌，因为我喜欢「山在虚无飘渺间」这样一类东西。劳动人民的歌声，我是不感兴趣的。……讲到画呢，我也喜欢资产阶级的一套，比如鲁迅介绍的版画，我虽然买了，但不喜欢。我喜欢古典的画，如意大利画家画的「蒙娜丽莎」的像，我非常喜欢。
五、朱明给自己戴上一串政治大帽子，用自唾自责、自我鞭笞的方法表达她「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的决心。
朱明的反省通篇充满自我责骂的词句，诸如：自己一贯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站在蒋介石方面，替大地主资产阶级说话」，「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感情」，「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是与党不一致的」，「对国民党有感情」，自己希望「站在广大人民的头上」，「总想做一个特殊人」，到延安是出于个人英雄主义等等。朱明甚至将自己贬低到贱民的地步，她痛悔由于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庭，致使「我的血液都带有剥削阶级的成分」。为了表达她的思想转变，朱明干脆直接歌颂「血统论」的合理性：
今天我明白了，党为什么珍惜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和革命后代，以及先烈遗孤，因为不仅他们的思想有传统，就连他们的血液也是干净的，党为什么不珍惜他们呢？最后，朱明表示，从今以后，自己将心甘情愿「做无产阶级的牛」。
朱明反省提供了延安干部自我反省的合格样本。也许朱明的反省确有若干真实的内容，但是，这份反省人工雕琢的痕迹太重，它简直堪称标准的「反革命百科全书」。它几乎具备毛泽东所要批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劣根性的所有表现，并为毛的有关知识分子的论断提供了充足的证据：
一、出身剥削阶级的党员知识分子，其思想与行为明显烙有反动阶级的烙印，他们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和感情上并未真正入党。
二、受过系统的资产阶级的教育而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党员，在一切问题上与党和革命格格不入。
三、知识分子党员极易由思想上与党的对立发展到在组织上对抗党。
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中共党内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社会基础。
五、只有经过长期艰苦的改造，知识分子党员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才可能转变。
问题是，知识分子所有的劣根性难道都集中在朱明这「一个人」身上吗？从朱明的反省所暴露出的思想看，她岂止是一个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而更像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可是人们又不禁发出疑问，朱明既然有那么多的反动思想，为何又要投奔延安？
种种迹象表明，朱明的反省是在领导的诱导下写成的。为了给毛泽东的论断提供具有个性特征的实证资料，一定有某些「灵魂工程师」对朱明的反省进行精心的设计和加工，使其符合毛所需要的一切特征，而这种设计加工现象在坦白运动期间是普遍存在的。在康生等人的速成训练下，许多单位的审干领导小组的成员已学会了「政治诱导术」，他们巧妙地利用干部们急于解脱的心理，交替使用大棒与胡萝卜，劝导被审查的对象给自己层层加码，上纲上线，使他们相信，非经自唾自责，不足以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诚。在这种巨大压力下，当事者只得依据诱导者的逻辑推论，硬将自己描绘成极反动、极卑鄙的「两条心」，以满足领导者的「关心」和「爱护」。在精神几近崩溃的状态下，当事者从「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逐渐发展到主动的忏悔交代，然后进入到亢奋性的渲泻状态，最终，外力与内力产生了奇妙的结合，当事者开始出现旧皮蜕尽的喜悦。因此朱明的反省，不仅是思想改 造能工巧匠手上创作的一件工艺品，也是朱明心理状态复杂变化的产物。
向组织彻底交代自己的一切，只是标志着当事者已初步迈入无产阶级的门坎，如何巩固既有的成绩，防止旧思想复辟，还须经由一定的形式才能完成，这就是当事者必须在公开的场合暴露自己的丑恶思想，接受同志们的批判。
在思想改造过程中，个人进行坦白的形式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庄重的、富有礼仪色彩的坦白形式对加强党组织的权威，增强党的凝聚力，教育当事者和其他党员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党支部或党小组召集会议，让当事者当众宣读自己的书面交代，接受每一个出席会议的党员的质疑和批评。在这种会议上，每个人都应积极发言，为了表明自己党性强、觉悟高，宁可说过头话，也不可显出「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当事者则必须拿出小本子，虚心记下同志们的批评，而决不可作申辩。如果某人急于解释，强调各种客观原因，那么大家就会众口一声，指责此人态度很不老实，坦白极不深刻，结果这位党员必须再次写出交代，直至领导和与会者一致认可才能过关。如此循环，该支部或小组的各个成员，每人都需经历这一程序。会议的组织者，由于他受到上级的信任，负责所有人的最后鉴定，他的个人权威在这样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与会者都众星拱月般地簇拥在他的周围，以他的意见为自己的意见。而他本人的交代，往往一次就能通过。 党支部或党小组的负责人，还负有发现、培养坦白典型人物的责任，一旦某人的反省被认为具有典型意义，负责人将推荐这个党员到更高一级的会议上当众忏悔，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引导更多的人走坦白道路，同时，也以此向上级表明本支部开展运动所取得的成绩。
经由这套程序，「新人」终于诞生了，随着党组织给每个党员作出政治鉴定，个人有了新的归属——此生不仅思想上，而且身体和生命都无保留地属于党。从此，这个世界上就少了一个个人主义者或小资产阶级分子（「半条心」），而又多了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一条心」）。
个人一经获组织的肯定和接纳，就「像越过一道阴阳分界线」，精神面貌顿时焕然一新，萎靡之气一扫而空。有人形容这种感觉如同「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看到鲜红的晨光」。
经由坦白、审干运动铸造的新人已具有某种特有的气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确实已牢牢记住了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并学会用 这套概念来观察世界和指导个人的言行。表现在行动上，则是彻底抛弃资产阶级人性论和温情主义的任何表现，非党性勿言、非党性勿听、非党性勿动，绝对服从领袖、组织、上级的命令和指示。
然而就在「新人」成批产生的同时，保守苟且、浑浑噩噩的「机械人」作为「新人」的伴生物，也开始在革命队伍中出现。为了服从现实生存和政治发展的需要，根据地内的许多党员学会了隐瞒真实想法，而随声应和上级的指示。根据地内的人际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先基于共同政治理想而结合的「同志」关系，慢慢向人身依附的关系转变，冷漠、猜忌、互相防范逐渐取代了同志间的亲爱、坦诚。口是心非、投机钻营、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之辈渐渐充斥中共党内。由于人性毕竟非强力和说教所能完全改变，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现象。具有双重人格的党员在整风审干后开始出现。
勿庸置疑，交替使用教化与强力方法锻造「新人」是毛泽东的一项「伟大」的发明，与斯大林的清党和肃反运动相比，坦白审干运动在触及和改造人的灵魂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一经细致考察，我们仍可发现，这场基于明确政治目的而发起的运动。除了套用列宁、斯大林的若于概念和方法之外，在其运作方式和操作实践的背后，还有着浓厚的中国内圣之学的痕迹。干部坦白交代和自我剖析与宋明新儒家的「格物致知」，寻求「天人合一」的路向几乎异曲同工，只是词汇和解释系统不同，而在手法上更具强制性。
附录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讲话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
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结论
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
一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二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在前面说的没有明确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了。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好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干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那末，我们的提高工作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
总起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的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我们既然解决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也就可以随着解决了。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问题，例如，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便都一齐解决了。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基本方针，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就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就是错误的；和这个方针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须加以适当的修正。
三
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再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四
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五
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延安文艺界现在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如果同志们在新的群众中间，还是像我上次说的“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乡要发生困难，不下乡，就在延安，也要发生困难的。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同志们在整风中间，首先要认识这一个根本问题。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我相信，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间，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附录二：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周扬
本文原载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解放日报》
一 王实味提出的问题
反王实味的思想斗争，对于我们文艺工作者，有特殊的重要的意义。王实味本算不了什么文艺家，但他发表了对文艺的意见，非常有害的意见，不容我们漠视。
他写了《野百合花》，又写了《政治家，艺术家》。他的文艺观点有它托洛斯基主义的渊源，又和当前文艺上的一些问题极有联系；对他的观点加以揭发、驳斥，是十分必要的事情。反对王实味的思想，在文学领域内，就是要反对他在这领域上的托洛斯基主义，就是要为马列主义的文学理论斗争。在自我教育的意义上来说，这提供了文艺上的整顿三风一个好的材料。
托洛斯基在文学上曾有过他自己的路线，他有过他自己的一套文学理论。他是无产阶级文学否定论之有名的倡导者。他的主张是：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将来也决不会有，而且不应当有。他认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内是一个一无所有的阶级，因此不可能创造自己的文化。
而社会革命时代，阶级斗争又最剧烈，破坏要比建设占的地位多，无产阶级也还是谈不到建设新文化，无产阶级的专政是暂时的、过渡的；它之获取政权正是为要永远消灭阶级，为人类文化开辟道路，所以更不必创造甚么无产阶级文化了。托洛斯基的这种文化观是和他的不断革命论相一致的，这是他的文艺理论与文艺政策之基础和出发点。
托洛斯基这种理论的反动性是很明显的。照他的做法，无产阶级在文化上就只有两条路好走：或者是干脆不要文化，回到野蛮主义，或者是全盘承受资产阶级的文化。托洛斯基采取了后者，而且公然地这样主张。自然，联共党自始就没有照托洛斯基所主张那样地去做。一九二五年颁布的党的文艺政策明白表示了尽力支持无产阶级文艺的党的方针，就是在实际上批驳了托洛斯基的文艺观点。二十五年来苏联文学艺术之巨大发展的事实，早已将托洛斯基的无产阶级文学否定论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
而托洛斯基本人随着他后来在政治上的完全反动，他由理论上否定无产阶级文学一直发展到了谋害高尔基这无产阶级文学之最伟大的代表者这样的血腥的行为。
托洛斯基的名字早已和革命文学不能两立。全世界全中国一切知道了这种情形的善良的人们，革命的青年，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也都把托洛斯基及托派看成自己的仇敌了。
然而，暗藏的托派却仍有欺骗的能力，这是由于尚有很多的人不知道托派及托派思想的底细；在文艺界也是这样。许多人还不知道文艺上的托洛斯基主义是代表着一种小资产阶级的似是而非的“革命文学”的理论，一种貌似革命的实则完全反动的文学思想。托洛斯基以“人类文化”的名义来消解阶级的文化艺术，用明天的幻想来代替今天的实际需要，以堂皇的革命词句来遮掩其反动的内容。托洛斯基的这些空谈主义的特色，正是反映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的。
我们曾看见了不少这样的人：他们谈文学，也谈革命，只是不愿意把两者在实际上结合起来。他们甚至也赞成文学服务于革命，但是假如你说，为了这个服务，一个作者应当站在一定的严格的阶级立场，完全听从革命的命令，那他就立刻现出为难的脸色，期期然以为不可了。他们总是死抱住文学的自由，在他们心目中，文学实在比革命高出得多呢。十年以前出现的胡秋原苏汶就是这类小资产阶级中的极端分子的代表者，他们在反对左翼文学的时候也正是借用了托洛斯基的文学观点做自己理论的武器的。
十年过去了。现在又出了一个王实味，一个化装了的托派，他的文学见解正和他的老祖宗托洛斯基一模一样。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在《政治家，艺术家》里很狡黠地捕捉了当前文艺上如下的几个问题：
一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二 文艺是反映阶级斗争，还是表现所谓人性的问题；
三 今天的文艺作品应写光明，或者应写黑暗的问题。
附录三 学习的二十二个文件
(1)毛泽东二月一日在党校的报告; (2)毛泽东二月八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 (3)康生两次报告; (4)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5)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6)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 (7)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 (8)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9)毛泽东关于改造学习的报告; (10)毛泽东论反对自由主义; (11)毛泽东农村调查序言二; (12)《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 (13)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14)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二章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节; (15)陈云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 (16)红四军九次代表大会论党内不正确倾向; (17)宣传指南小册; (18)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 (20)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 (21)斯大林论平均主义; (22)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
附录四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
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一、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二、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上面我说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确实的，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当然，上面我所说的是我们党里的极坏的典型，不是说普遍如此。但是确实存在着这种典型，而且为数相当地多，为害相当地大，不可等闲视之的。
三、为了反复地说明这个意思，我想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对照地讲一下。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四、依据上述意见，我有下列提议：（一）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例如关于宣传工作，如果不了解敌友我三方的宣传状况，我们就无法正确地决定我们的宣传政策。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二）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三）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在如此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中，我们在学习问题上的这一改造，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附录五 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
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
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
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
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
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这是第二种。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是第三种。
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这是第四种。
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这是第五种。
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这是第六种。
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这是第七种。
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这是第八种。
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第九种。
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这是第十种。
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这是第十一种。
还可以举出一些。主要的有这十一种。
所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
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
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些人，马克思主义是有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的：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
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它是消极的东西，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因此敌人是欢迎我们内部保存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性质如此，革命队伍中不应该保留它的地位。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使他们改变到正确的方面来。这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
附录六 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本决定同时亦适用于各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解放日报
（一）目前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的毛病。这种毛病，主要表现在使学生学习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领会其实质及如何应用于具体的中国环境。为了纠正这种毛病，必须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的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书本上各项原则的死记与背诵。第一，必须使学生区别马列主义的字句与马列主义的实质；第二必须使学生领会这种实质（不是望文生义，而是心知其意）；第三，必须使学生学会善于应用这种实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而抛开一切形式的空洞的学习。为了这个目的；除正确地教授马列主义的理论之外，同时必须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及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并把二者生动的联系起来。党地委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干部（在解决了文化问题之后），应以联共党史为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特别应注意于具体应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观点（不是其大堆的抽象原则）的学习，借以克服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这种极端恶劣的毛病。
（二）各学校没有明确规定自己的具体目的，亦是缺点之一。为此特规定，
（甲）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
（乙）中央党校为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
（丙）军事学院为培养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军事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
（丁）延大、鲁艺，自然科学院为培养党与非党的各种高级与中级的专门的政治、文化、科学及技术人才的学校。
上述各校的课程教材与教学方法，必须与各校具体目的相适合。
（三）为加强各校的具体领导及使各校教育与中央各实际工作部门联系起来，决定中央研究院直属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直属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军事学院直属军委参谋部，延大、鲁艺、自然科学院直属中央文委。各校主管机关，应把自己直属学校的工作，当作该机关业务的重要部分。中央宣传部对各校课程、教员、教材及经费，应协同各主管机关进行统一的计划、检查与督促。
（四）为实现各校具体目的，使党的有限精力财力收到最大效果，各校对招收学生应采取少而精的原则。各校及其主管机关应重新审查学生成份，凡不合各校具体目的的学生，以分配工作或转学他处为原则。
（五）改善教员质量是学校办好的一个决定条件。凡地委及团级以上干部的教育，应由中央委员及中央各机关负责同志亲身担任指导。对现有各校教员，应根据新的标准分别审查处理之。中宣部应给各校专任教员以实际帮助，提高他们的质量。对教员的政治的与物质的待遇，应改善之。
（六）没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是不可能的。凡文化水平太低而又需要与可能学习的县级营级以上工农出身的老干部，应先补习文化。这种补习，不应只限于识字之多少，而应包含阅读写作能力，历史地理常识，社会政治常识与自然科学常识的获得。文化班编制的标准，应依照学生的文化水平，而不依照其工作职位。
（七）凡带专门性质的学校（例如军事的、政治法律的、财政经济的、自然科学的、文艺的、师范教育的、医学的等等），应以学习有关该项专门工作的理论与实际的课程为主。文化课、政治课与专门课的比例应依各校情况决定之。一般说来，专门课应占百分之五十（不须补习文化之学校，则专门课应占百分之八十），文化课应占百分之三十，政治课应占百分之二十。坚决纠正过去以政治课压倒其他一切课目的不正常现象。
（八）凡担任学校教育工作的同志，均应认真的研究教课内容与教学方法，使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在教课内容与教学方法中贯澈起来。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自动性与创造性，而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在教学中，陕甘宁边区及其邻近地区的实际材料，应经过各种调查研究的方式充分的利用之。
（九）关于马列主义的教授与学习，应坚决纠正过去不注重领会其实质而注重了解其形式，不注重应用，而注重死读的错误方向。学校当局及教员必须全力注意使学生由领会马列主义实质到把这种实质具体地应用于中国环境的学习。学生的是否真正领会（理解、认识、懂得），以学生的是否善于应用为标准。这里所说的应用，是指用马列主义精神与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回想，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学生养成这种应用的习惯，以便在他们出校之后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精神与方法去分析问题与指导实践。
（十）在学校政治教材方面，应该充分利用《解放日报》、中央文件及中央各部委出版的材料书。各种必要的课本及辅助读物，应该有计划的编印或翻印。中央宣传部应协同出版机关及财政机关制定一九四二年有关教育的出版计划及经费预算，交中央批准实行。
（十一）各校学生生活及教育设备，应按现有条件作必要的改善。
（十二）学校行政组织以短小精干为原则。学校内党支部的任务，是在保证学校教育计划的完成，纠正支部与行政并立的不正确现象。支部对学校行政的建议，可经党的路线提出，但不能出于干涉。在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内，应纠正党员包办一切的党化作风。
（十三）应在学校内养成学生自由思想、实事求是、埋头苦干、遵守纪律、自动自治、团结互助的学风，而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好高骛远、武断盲从、夸夸其谈、自以为是及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恶习。关于这种学风的养成，教职员应该以身作则。
（十四）本决定适用于延安。但本决定中的一切基本原则，同时亦适用于各抗日根据地。
附录七：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朱明(1944年3月7日在三部大会上的发言)
我这次的反省，是听了吴瑛同志与陈茂仪同志对张季纯同志思想分析后的一个反省。在他们的发言中，我得到了一些启发，最明显的有两点：
一、不懂政治是否就不沾染政治色彩。过去我总认为自己只是出身于剥削阶级，但与剥削阶级的政治无关。因为我家里没有政客，我自己也没有参加过政治活动。其实不然，我同意陈茂仪同志说的，政治与人的生活是分不开的，一个人生活在阶级社会中，不是站在这种政治立场，就是站在那种政治立场，并不在于他用不用政治的术语名词，或是否进行侠义的政治活动。
第二点就是悲观消极，不仅是表现阶级的没落，而重要的的是对新生阶级的仇视。过去，我对这个问题只了解了一半，就是悲观消极是表现我原来所属阶级的没落，而我没有了解到更重要的是，对新生阶级的仇视。
由于上面的启发，下面我想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我是不是不懂得政治？另一个就是我的阶级出身。
在第一个问题里，我想讲一些具体事实，看一看我是不是不懂政治，或是否与政治无关，仅出身问题而已。我先讲我对党派的看法。我对党派确实有自己的看法，在外面，对侮辱共产党的一般宣传，我是接受了的。我认为，党派都是争权夺利的组织，彼此为了私利而有成见，只有无党派的人，所谓第三种人才是公平的。如学者、教授、名流等。所以，我是愿意做第三种人的。其实世界上哪有第三种人呢？我来延安之前有人问我愿不愿意加入共产党？因为我不愿意，便推说自己理论不够，将来再说，但并未讲出要做第三种人的思想。来延安后，仍旧不愿入党。当时对共产党的看法，认为会做群众工作，能得人心；国民党不会做，所以不得人心。我想将来的天下恐怕是共产党的，因为共产党能得人心。根据历史也是这样，如刘邦之所以能得天下，那是因为他得人心，霸王虽勇，结果自刎于乌江。那是因为他到一处烧杀一处，不得人心，所以不能得天下。我用历史来套现实，说明我对共产党的看法，仍旧是为私利而取天下的党派。正因为我的看法是这样，所以我刚到延安读中国革命运动史，对大革命一段我即产生怀疑：共产党的书上说北伐是大革命失败，蒋介石投降了帝国主义。而国民党呢，又说北伐是国民革命成功，蒋介石当了领袖。究竟谁对呢？我也弄不清楚。但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在外面时从未听说蒋介石投降过什么帝国主义，同时我还认为，象蒋介石这样的人，才不会投降呢，否则怎么能做领袖。至于北伐，我认为不是大革命失败。因为这一段历史我是经过的。回忆北伐前，我们住在安徽，当时在军阀统治下，不仅财产要受勒索，就连精神也受威胁，尤其是太太小姐们，不敢抛头露面，总是坐在家里。当奉军刚要南下时，我们即迁往南京，当时南京是孙传芳统治，比张宗昌稍好一些。但我们财产受勒索，精神受威胁并未解除。当时蒋介石军队到南京后，我们可高兴了，因为我们现有的资财不仅有了保障，就连安徽的财产也被蒋介石解放了。军阀赶走后，我们在南京吃的米和面粉，以及火腿、咸鱼，都是从家乡运来的。精神上的威胁，同时也被解除了。军阀时期，母亲她们连门都难出，当然也很少看戏，或是游山玩水，就是买东西也很不方便，总是让佣人到铺子里去把东西拿回来，选择好了再叫他们去买。可是，蒋介石来了以后，就不同了。母亲、舅母她们不仅可以随便到街上去买东西，就连金陵古迹，所谓六朝金粉也可以自由欣赏了。记得母亲、舅母她们常到绸缎点、银楼、百货公司去买东西，差不多每次我都跟去，看见漂亮的帽子或是手套，我就轻轻地告诉母亲，看见好看的衣料或是其他物品，便向她要求，结果总是达到了目的。
夏天晚上，有时父亲和舅父们带着母亲舅母等去莫愁湖赏荷花，母亲他们还低声念着古词什么“清露泣香魂”等，有时候月夜步台城或游湖，我总是带着帽子，母亲他们总是用檀香扇子遮着脸，怕月光晒黑了皮肤。回忆起当时的生活，我认为这是人生艺术，是蒋介石带来的自由，从哪里能说这是大革命失败呢？对大革命这三个字，我就觉得生疏。我们总是说，北伐成功，或是国民革命成功，谁知道还有什么大革命失败呢！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我相信北伐成功，我怀疑大革命失败，从这里可以看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篡夺了大革命的果实，同时也看出我正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在这里也贯穿着自己的思想，认为党派反正有成见，所以共产党说是失败。这实际上是替蒋介石讲话，因为他是代表着我当时所处的那个阶级利益的。同是一个历史事实，可是就有两种看法，一切问题如果不从阶级出发，如果不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那是永远不能辨认是非的。
接着就是十年内战，我对这段历史又是怎样看法呢？书里说蒋介石投降帝国主义，坚决屠杀工农。对屠杀工农，我表示怀疑。因为在我当时处的环境，是看不见的。其实，回忆当时南京有许多学校常常捉共产党，杀共产党，我有两个舅父在东南大学，他们回家常说，学校又捕去几个共产党，都是成绩优秀分子，都表示惋惜。可是，家里长辈都说，这些青年应该好好读书成名，不该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都是“亡命之徒”，但也留下一个矛盾，就是学校里被杀的共产党为什么都是好学生，既然是好学生，又为什么要做“亡命之徒”呢？这个矛盾现在是解决了。对他们来讲当然是“亡命之徒”，可是对我们无产阶级，正是优秀分子最高的品质。关于“马日事变”与“四一二”，我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十年内战与我没有关系。
十年内战究竟是谁打谁，对这个问题我也怀疑。书里说蒋介石要坚决消灭共产党。可是我在外面听说共产党“捣乱”，想要得天下，不让蒋介石统一国家，复兴民族，所以才打。当时我认为应该打，因为共产党不安份守己，不让蒋介石统一国家，国不统一，民族焉能复兴？所以应该打。可是，现在书里又说蒋介石不应该打，因为打了十年，所以日本才打中国。这个问题我不懂，究竟谁要打谁？究竟该不该打，我弄不清楚，反正我认为党派有成见，都说自己有理。可是我呢？似乎是旁观者得态度，实际也是站在蒋介石方面，替大地主资产阶级说话。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开始我听这句话，也是怀疑的。因为在我思想中一贯认为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他统治中国，他领导抗日，共产党也是他领导下抗日的，为什么要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呢？说他是边区人民的领袖还差不多，因为只有这样大一块地方，大后方的人民，我想还是承认蒋介石是领袖吧。总之，党派间都是夸大自己，其实，我的立场显然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现在懂得领袖不应以根据地域大小来划分，而是应该根据阶级来区别究竟谁代表着中国人民的利益，谁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
从以上一些事实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当时的思想、立场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在前一次大会上听了对张季纯同志思想分析后，我虽然觉得自己要反省，但总认为自己的思想没有张季纯同志那样离奇，就是曾经有过，但早都解决了，所以当小组长让我更进一步反省时，我即告诉他，象张季纯那样的思想我也有过，但是在几年前就解决了。如上面所说，大革命十年内战及人民领袖等，这些问题的看法对于我来讲已经是历史上的事情了。小组长又问我是怎样解决的，我说是听林(伯渠)主席与别人谈话中解决的。他让我更深刻地反省，看是不是真的解决了。当我又进一步反省时，我发觉以上一些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为什么呢？因为我反省以上许多问题不是实事求是地从相信阶级出发来认识党的历史，认识党的领袖，而是从相信林主席出发。党的历史文件，放在我的面前，我不相信，直到听到林主席与别人谈话我才相信，证明我完全不是实事求是从阶级出发。我又进一步追问自己，为什么相信林主席？是不是从阶级出发呢？我想了一下，起初我认为是从阶级出发，因为我是从要革命出发才相信他的，怎么能说不是从阶级出发呢！但是再仔细想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就完全不是这样，丝毫没有从无产阶级出发。下面我想讲一些事实，看一看究竟从什么阶级出发来相信林主席，来解决自己曾经认为已经解决的问题。
1939年，林主席接见英国参赞，谈到大革命问题，林主席说：由于蒋介石将军的方向和我们不一致，他坚决要消灭我们。我们始终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为了坚持人民的利益，就不能不与他进行武装斗争。我听了这一段，似乎恍然大悟。才知道大革命失败，十年内战是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原来蒋介石是这样可恶。共产党是这样受欺负，怨不得林主席要为共产党奋斗。那时我还想有钱人总是欺负穷人，就连党派也是这样。当时我心里很不平，也很难过自己为什么不知道、同时也恨自己为什么看了书还不相信。当时自己似乎有一个概念，以后要相信共产党了，他们是受欺负的，从这时起我才相信革命运动史中的一些问题，其实并未彻底解决，只是因为这段话是林主席讲的，因为我相信他，所以也就相信党的历史。如果是别人讲，我想我还不一定相信你，这是事实。
我为什么会相信林主席呢？这里我简单提一提我要来延安的经过。1938年9月，我由四川动身来延安，路上因为没有护照，虽然我说是去西北联大，可是查禁人说这条路只要是青年，必须要有军政机关护照，才能通过，否则不能前进。我交涉多次没有办法，只好回四川再说。当时我心理有两种感觉：一种觉得道路之难难于上青天，有一点动摇；另一种愈不让来愈要来，追求新奇。大约是11月，我们党的参政院去四川开会，我经过国民党的关系，见了王明同志，又见了林主席，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共产党的人。回来后听许多人在议论纷纷，教授们摆着脑袋说，林祖涵先生是孙中山的朋友，参加过辛亥革命，是北伐初期国民党领导人之一，后来国共分家，他即离开国民党为共产党奋斗，不愿作官，坚持革命，这种人都是有远见的。如朱德，毛泽东，都是近代历史中杰出的人才，就连国民党人也说林先生是社会中卓绝的人物。这些话是从所谓第三种人口中说出的，所以我相信。同时国民党人也说林先生好，如果说坏我倒不一定相信，因为向来就认为党派有成见，彼此说坏都是夸大，说好大概是真的。如说好的是共产党的人，我倒不一定相信，因为我认为自己总是夸自己好，那就不可靠。
每天去看林主席的人非常多，有国民党的要人，有小党派人物，有地方势力派，有名流，有学者也有青年。他天坛都在谈话，谈财政经济也谈考古，谈历史也谈文学；从陕甘宁边区谈到大后方，从中国谈到外国，样样都懂。我当时非常奇怪，没想到共产党里会有这样有学问的人。当时非常敬仰他的修养，以及他对待任何人都处之坦然的态度，再加上我相信第三种人与国民党人的话，我就更加相信他是有远见的人，于是更加强了我来延安的决心。不管谁动摇我说延安库、天气冷、肺病多，飞机过秦岭常常遇险等，但我一想到他能够不怕苦，他能够过秦岭，我还有什么不能呢！结果我跟他离开四川。从上面事实可以看出，我相信林主席和无产阶级有什么联系呢？如果说有联系的话，也就是因为林主席是无产阶级领导人之一，别的，再也找不出有什么联系，只有国民党的联系，地主资产阶级的联系。
由于我相信党的历史是从林主席出发的。相信林主席又是从国民党的立场出发，归根到底我还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因此，思想与党不断抵触，继续分歧。由于思想与党分歧，因此，在政治方向上与组织行动上，与党也必然是分歧的。
几年前读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有一句：“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我很方案，我想你们要打土豪分田地就打就分好了，为什么要糟蹋那些小姐少奶奶们呢？从这里可以看出我的阶级立场，警惕性很高。
我对毛主席的文件，是这样反感。但是，我对蒋介石的东西怎样呢？在这里我附带地反省在女大时的投降主义。当每年“七七”的时候，蒋介石发表的宣言，女大总是配合着时事来讨论的。有时候负责同志还帮助我们指出宣言里哪些是比较进步的：“譬如说团结吧，虽然提到，但还不具体，所以他的进步还不够，”我呢，总是希望在宣言中找出一些“进步”的东西，因为我不希望国共关系不好，负责同志有时还说：“我们党在抗战中是发展了，可是国民党呢，只要他和我们合作抗日，也是有前途的。有些工作他做不好，我们还可帮助他。譬如保卫大武汉，我们还帮助他动员哩。”我听了这些话，就很能接受，我总是希望共产党能帮助国民党，这样两党不会分裂，统一战线也才能持久。因为我有一个中心思想：当我想革命的时候，我又怕吃苦，我总想过资产阶级生活，但又要无产阶级的事业，这个矛盾如何能统一呢？我就想到统一战线工作，所以我不希望国共分裂，从我自己将，我就希望国共长期合作，我的矛盾也就长期统一了，从家庭来说，我也不愿意国共分裂。因为我想到我家里那些人，他们是不愿来边区的。比如说何穆那样的医生吧，何思敬那样的教授吧，他们是不愿意当的。从国家民族的前途上讲，我也不愿意国共分裂，因为我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我这种思想若明若暗地一直保持到去年“七九”(即7月9日)的时候。
当研究“九一八”材料的时候，看到蒋介石那样多卖国的事情，我非常痛恨。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解决不了，就是关于蒋介石抗日是真是假，到底为了什么东西大家都说蒋介石抗日是为了消灭异己，不是为了中华民族？在这种气氛中，我口里也不得不跟着大家一样说，可是心里却想蒋介石抗日虽然是要消灭异己，但也是为了中华民族。记得“八一三”我在上海的时候，亲眼看见中国飞机和日本飞机战斗。晚上也听到中国飞机去轰炸日本军舰。我也看到过前线退下来的伤兵。能说蒋介石不是抗日？《国民党与民族主义》那篇社论里还说，蒋介石在武汉以前是抗战的，并且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情哩。这几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但降到国民党投降妥协卖国的那些事情，我就不注意了。这个问题一直到读了《评中国之命运》的时候，才得到一些解决，才知道真正代表民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可是，过去我就不知道，总以为象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凡是中国人，甚至蒋介石才是真正代表中华民族的，谁知道是那些“粗手笨脚”的人。过去我一听到说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我就反感。我想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哪里代表什么民族、代表民族的是蒋介石，他要复兴民族。读了“七一”社会以后，我更加明确地知道工农不仅是代表民族的，而且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真正代表民族的只有共产党。
从以上许多问题来看，我并不是不懂政治的。所以我统一陈茂仪所说的，政治不仅是指狭义的政治活动。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怎么能说没有沾上政治色彩呢！如果说不懂的话，那只是不懂得两个阶级的前途和两个阶级在历史中的作用。我过去只看到资产阶级表面上的辉煌，看不见无产阶级前途的光明，更不知道创造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工农。所以才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以上许多问题，说明我在思想上、政治上都是与党分歧的。下面我讲一讲组织上如何与党分歧，在许多问题上我都表现阳奉阴违。
我先讲讲我是怎样加入党的。1939年夏天的一个礼拜天，我到中央局去看林主席。他问我昨天为什么不来，我说：“昨天因为有事。今天因为他们开支部大会，我没有事，所以来看看你。”他说：“怎么你还没有入党？”我说：“没有”。他看我那个样子，就赶快讲：“做非党布尔什维克也好。”他说我将来还要加入的，现在还不够。我还把责任推到指导员身上，说指导员只找我谈过一次话，我说不愿加入共产党以后，他就一直没有找我。他不找我，我也不找他。林主席就说：“象你这样是不对的，临离开西安时，我还告诉过你要争取克服困难，争取主动。”一个革命者什么问题都应该是积极的主动的。应有主人翁的感觉。他还说：“我们共产党是要自觉加入的，不是别人拉的。”我听了以后就问他，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他说：“我怎么会不是共产党员呢。”“我们无产阶级唯一的就是党的组织。比如苏联吧，今天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因为共产党的领导。”我说：“我以为你们这些领导人都不是共产党员，只有青年学生以及工农分子才是共产党员。我想你们大概不过铁的纪律生活，我看到你们在外面也坐汽车，也住大饭店，去吃西餐哩！”他说：“你的想法是不对的，你还要好好学习。”自从我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之后，我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要是党员，我将来要做领导人，那我要加入共产党。这样回来，我就找指导员谈话，结果入了党。当初我不愿加入共产党，是有很多原因的，不管原因有多少，基本上只有一个，就是我那样的资产阶级立场，当然不愿加入无产阶级的党。今天加入了党，是否转变了立场呢？没有的，所以在行动上发生了许多问题。
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我总是采用合法的手续来超越组织。比如我在大众读物社的时候，那里的会计因为生孩子到医院去了。支部书记和我谈话，让我暂时代理一下，我心里不高兴，可是没有办法，因为自己是候补党员，又是支部书记和我谈话，只好勉勉强强地答应了。因此在工作中，手里拈着张条子，心里想着统一战线，我做梦也没想过我会做这个工作。这样工作怎么能够做得好呢？有时候，支部书记来告诉我，“现在经济困难，各方面都应该紧缩一些，别人来领钱时，你要问一问，他是不是迫切需要，否则就不要给。”可是我呢？我口里是答应了，心里却在想：“做这个工作已经够倒霉了，还要得罪人！要钱不给，人家当然不高兴，我才不管呢，谁来要我都给，只要有钱。”这个工作本来只要我代替一个半月，可是过了两个月还没有人来，我就去找支部书记，问他怎么还没有人来？再不来我就不管了，交给你。他总是很耐心地让我再代替一个时期，说不会长期让你做的。可我总是不安心工作。听说延大要成立，我就去找支部书记说我要去学习。他说：“我们没有学习，还不是要工作？你们学习很久了，刚工作又要学习！”我觉得他是老干部，不了解知识分子，我就不和他谈了。于是我就去找组织干事，因为他是知识分子。谈的结果，我到了延大俄文系。到了延安大学以后，当教学计划公布时，我认为那些理论课我在女大都读过了，光学俄文，没有理论，有什么用呢？所以我就想来研究院，我不经过组长，不经过支部书记，也没有经党委，直接就去找行政。因为我怕组织。我去找当时的教育长刘披云同志。说明我要转研究院。他考虑了一下就答应我了，介绍我到组织部去谈话。到了组织部和陈唐同志谈话，他说：“你老是学习，应该到乡下工作区。”我说：“我还要学习，才能工作，现在能力还不够。”他说到研究院要经过陈部长签字，你明天再来好了。第二天我去了，他要我当解放社去工作，我借口党的机关报我不够资格，还需要学习以后再谈。我又接口说他们不了解我，了解我的还是延大的组织。说是延大的组织已经答应我去研究院，你们为什么不答应我呢？其实延大仅仅是介绍我来谈话，并没有决定。我说即是来谈十次话，我也还是要学习的。恰好武竞天同志在门口，他说，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主观，现在都在整风哩。我说我才不主观，你们不了解我，才真正主观哩，反而咬了他一口。后来，他们就答应了我。我到研究院谈话，一心想进国际问题研究室，将来好做外交家。
1940年总司令回来的时候，我就转了一个念头，想将来跟他到前方去锻炼，然后再跟林主席到大后方去做统一战线工作。如果有人请我演讲，我就可以把华北的情形讲一讲，表示我也上过战场。有一次我就问总司令，你什么时候再到前方去？他说现在不去，将来去。我说，将来我跟你去锻炼锻炼。他说“好”。当然他看了我那样子，也只好这样讲。有时候，我看到报纸讲要开参议会了，我就去找林主席，问他这次去不去开会？他说不去，现在的参议会已经不起作用了。我说你什么时候出去呢？他说将来工作需要时再出去。他说将来出去时我也跟你出去。我是你带来的，还要你带出去。他说，你又想过弹性生活了，你又想坐沙发了。我说不是，将来我还要跟总司令去前方锻炼，看一看民族敌人，可加深仇恨，再跟你到大后方去做一做统战工作，看看阶级敌人，也看不见阶级敌人，也感觉不出什么阶级友爱。他说你的思想还没有从你本来的阶级里解放出来。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一个非无产阶级出来的，如果他的思想不从他本来的阶级里解放出来，永远也不会担负起解放人类的事业，你还要好好的学习马列主义，武装头脑才成。否则，是不能担负起解放人类事业的。他还说，象你这样一出去，政治生活就完了。我听了很不高兴。可是听到他讲什么思想解放，觉得很新奇，回来我就记在本子上。已经5年了，每个字还是记得很清楚，可是精神实质丝毫也不了解。直到现在，我才了解到思想解放的意义，才懂得毛主席提出整顿三风是思想革命。
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自己要服从组织。有时，也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服从组织呢？可是我又替自己解释了，认为自己是要作统一战线工作的，不是做一般工作的党员。所以，就不一定服从组织。我总想做特别党员，并曾经以为周副主席是个特别党员。所以，我想将来做统一战线工作，也是做特别党员。今天我才了解我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是与党不一致的。
开始审查干部的时候，我还很轻松。那次到大礼堂去开会，我没有想到有那样多特务。回来时我向邓剑泉同志说：开会时我不敢看他们，怕他们咬我一口。因为我想起小时候听过的一个故事：说一个小偷去偷地主的牛，捉到拘留所去，被打得没有办法，就乱咬人，说别人也是小偷。后来我直到这样的想法不对，但在思想上偏偏有这样的东西！我又很懊悔，怕组织上把它当作材料。在抢救运动的高潮，就更怕暴露了我的面孔。党要我反省，我很反感，态度很凶。有一次，我去找李言同志，态度似乎有些转变，其实是采取曲折的办法，向党进攻。那时候我很痛苦，还带着眼泪去找李言同志说：“我有自有可以选择前途，但没有自有可以选择家庭。我生在那样的环境里，有什么办法？”这似乎很恨自己的出身，其实，是埋怨党不了解自己。这时候我很痛苦，连饭也不想吃，常常象个傻瓜。有一天在院子里，李言同志问我：“朱明，你看你象个什么？”我说：“你看呢？”他说：“我看你象灵隐寺的观音菩萨。”我冷冷地说：“你不要开玩笑。”心里却想：“你是支部书记，你是没有问题的人，你倒有闲心来拜菩萨。”这里就充分说明我对党的态度。再看看我怎样对待组教科的吴融峰同志吧。那时我老是想，党相信他们，现在可神气了，来审查我们。一次他对我说他看到山下黄瓜架下有人在地上划字，他说他就想起《红楼梦》里的芳官画蔷，我听了很恶心。我想，你懂得什么《红楼梦》？这种心情我们过去倒有，现在没有了，可是你呢？现在倒有这种闲心思！从此我就叫他林姑娘，因为他又高又胖，象一头大犍牛，把林黛玉这个名字安在他身上，多么不调和！我就高兴得笑了。有一天我因为历史问题去找他谈，心里很不高兴，觉得自己得历史问题不应该向这样一个工农干部讲，但又不得不找他。因此，就拿他寻开心，我说：“我到潇湘馆来看看林姑娘。”我不敢赤裸裸地对党不满，就用这种奚落同志得办法来表达我得消极心情。我常常坐在树底下，看看大路上赶毛驴得，我就想：你们倒好，自有地走来走去。我呢？为了真理，失去自有。可是你们这种自由我还不要哩，赶着毛驴有什么意思呢？这意思是说，我不但不愿做无产阶级得牛，连无产阶级我还不愿做呢！我就想当初不该入党，怨不得罗曼罗兰说他爱真理更爱自由。假使我当初没有加入党，说不定现在很自由。可是现在呢？我为真理失去了自由！现在要脱党我又不愿意，因为脱离党后，只有到大后方去，那么党更会怀疑我是特务。自杀吧，又觉得太懦弱了。还是到前方去堵枪眼痛快！但这种想法并不是愿意真正为无产阶级牺牲，实际是埋怨党冤枉了自己，替国民党找口实。最近两年，似乎我已经不大想家了，可是那时候特别想家。我想，假如在国民党区域，被捕坐牢，家里一定很惦记我，党一定很关心我。现在党怀疑我，家里如果知道一定说谁叫你去延安？我感到孤立无援。我自以为对国民党没有感情，对共产党也没有感情，实际上还是对国民党有感情。
过阳历年的时候，郭主任要我去看看林主席，我去了。他问我的学习情形，我对他说了一年当中整风的经过。他说：“你有一些进步，但还不够明确，仍旧要好好整风。”我就说：“我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常常总是从你出发，而不是从党出发。比如我去年种了20棵西红柿，本来我知识当作种花一样地种，每天去浇一点水，看看它，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感情，完全是种悠闲心情，象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后来我一看到你写的《农村十日》，尤其是你问农民：粪怎样上，土怎样翻？农民很奇怪地问你：你是主席，为什么还要管这些事情？你就说：我为什么不问呢？你们劳动人民是创造世界的人，我应该向你们学习。我为什么不要劳动呢？从此我才对西红柿产生了感情，才愿意浇粪。以前我就没有打算要浇粪的。党在1939年就号召搞生产，可是我对生产总是不感兴趣。我看了你的文章，就对劳动起了一点劲。”同时我告诉他：“现在我能够觉悟到要求改造自己，主要的是由于党的教育，尤其是整风。但是，和你几年来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他说：“你这些话都是事实，但是现在你不要再这样了，应该一切从党出发。”他说：“我仅仅是你走向革命的桥梁。更重要的是巩固你自己的阵地，不要老是留恋桥梁。你要知道，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巩固和党的关系，一切都是空的。”我听了他的话，觉得是对的，但心里不高兴。这些话在以前倒没有什么，可现在是审查干部的时候。我想，我是跟你从外面来的，你现在强调桥梁，难道怕我历史有问题？回来我去找郭主任，想向他表明态度：我的历史我自己负责，旧社会负责，谁也不能替我负责，我也不要谁负责。郭主任不在家。以后我冷静地想想，自己和无产阶级确实没有关系，和党也仅仅是透过人的关系，我不是象吴满有那样受到革命的好处，我又不象党的领导人那样，有明确坚定的人生观。如果再不巩固和党的关系，那确实危险。我就想怎样才能同阶层结合，同党的关系巩固呢？我想到乡村里面去和劳动人民结合在一起。因此，我对当前的学习就忽略了，一心想到实际工作中去。我与小组长谈起，他告诉我，你的话只对一半，学习也是实际。我们要在学习中建立无产阶级的思想，辨别各种错误思想，尤其读了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知道自己过去把参加革命看成是对无产阶级的恩赐，而没有想自己要做无产阶级的牛，完全是剥削阶级的人生观。
为什么我与党一切都是分歧的？这与我的阶级出身，有密切关系，所以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阶级出身，分两部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我先讲家庭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我是生长在母亲的故乡，父亲的家我没有回去过，据说在太平天国就是官僚地主，祖上曾经出过给皇家管库的人。父亲常说，家里大厅的柱子上曾被“长毛”砍过几刀，至今还有痕迹。所谓“长毛”，就是太平天国起义的农民。可是我们总说是“长毛造反”，这段历史我曾经也怀疑过。因为离我比较远，所以没有注意。从上面可以看出，我的家庭是百年以上的剥削阶级，直到民国初年，才渐渐没落。当然，他们是不愿意没落的，拼命想挽救，那时铁路刚兴，于是他便做投机生意，结果更加破产。我的父亲兄弟又多，我母亲因为受伯母欺负，被外祖父接回自己的故乡。父亲当时在北平读书，后又入保定讲武堂，毕业那年正要往广东去出师，外祖父把他叫回来。从此，他就和舅父们经营农业等业，主要的还是依靠土地。外祖父本来是前清学者，其家庭也是百年左右的剥削阶级，是地主是的书香门第，代代读书，做官的少。所以我的舅父们都是学农、工、医的，我的母亲和姨母们都懂得一些封建的艺术，早晨起来，还临帖临《灵飞经》，什么《高山流水》、《桐叶舞秋风》等曲谱也都懂得一些。我自幼即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所谓是3岁念唐诗，12岁看《红楼梦》的角色。记得父亲他们也经营过面粉，后因洋面进口过多，影响破产，非常困顿，天天躺在椅子里拼命地抽烟。谁知道，这就是蒋介石半殖民地的表现。当时只知道恨洋鬼子。后来，父亲他们又经营运输业，设立运输公司，到乡下去收买粮食，运往都市去卖。比如，5月麦子刚下来，他们用低价收买农民的麦子，农民不得不卖，因为要换必需品。他们操纵农村价格，把农民的血运到都市去供给那些吸血鬼。可是他们还要说这是社会事业，沟通都市与乡村的需要。他们常说，农村粮食如果不是我们去收买，农民一定更加困难，价格抬不高，必需品换不到，农村即要停滞，似乎农民应该感激他们。他们又说，都市如果没有他们这种供给，一定要发生恐慌。说来说去，似乎从都市到乡村都应该感激他们。他们瞧不起高利贷和一般的商人，以及土地主。他们自以为是不卑不亢的特殊人。其实他们在淮河岸旁有许多非常肥沃的土地，洪泽湖上也有他们的水田，从乡村到都市有他们一点资本。可是他们却把自己粉饰得那样漂亮，所以当我开始懂得恨有钱人的时候，我并不懂得恨自己的家庭。我认为他们不是资本家，不是剥削者，是文明人。所以我在延安几年都写小资产阶级出身。因为我觉得家里既没有大工厂也没有大公司，虽然有土地，但也不是一天到晚和农民在一起的土地主。同时，在抗战后更加没落。所以我就认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地主，还带点资本味道，是地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产物。这是我家的经济基础，下面我再讲家庭的阶级教育。从衣食住行，直至读书说话，交朋友等，都带有一定的阶级性。下面我讲一讲具体事实，也说明阶级斗争不仅限于武装斗争。
记得小时家乡新成立一个小学校，家长就决定把我们表兄弟姐妹十数人领去参加开学典礼，谁知第二天就不让我们再去了，说那个学校里有许多学生，是卖花生卖油条的子弟，怕我们和他们在一起学坏了，所以请教师在家教我们读书。同时家长们还发了一顿牢骚，说现在不管什么人，只要有钱就能读书，前清就不是这样，剃头的、修脚的，永远不能去赶考。可是现在就不同了，书也不值钱了，似乎感概很深。不仅读书有阶级性，就连衣裳的颜色都有阶级性。记得我几岁的时候母亲她们都很喜欢宝石蓝的绸缎衣裳，后来因为蓝色的阴丹士林布到处流行，她们就说宝石蓝不好看了，以后不再穿了。因为这个颜色现在什么人都在穿，连丫头也穿，所以后来宝石蓝就变成丫头蓝了。颜色也有了阶级性，当她们穿的时候就成了珍贵的宝石，当一般人穿的时候就变成了下贱的丫头。当然以后她们是讨厌这个颜色的。这事也深深地影响了我，在初中时制服是蓝色阴丹士林布，我讨厌那个颜色，可是又不能不穿。一回家马上就脱下。
吃饭要慢，要不带声音。否则就骂你象饿死鬼，没有吃过饭的，所以吃稀饭和吃面条简直是受罪，不管怎样热，也不管怎样不方便，你都得往口里送，而不能去吸，因为不准有声音，说话更要轻声慢语。尤其是女孩子，要温存，还要深沉含蓄，所谓轻声浅笑，不准张开嘴，哈哈大笑。否则就要骂你是莽张飞，意思是草莽英雄，修养不够。连走路你也不能随便，站也没有自由，必须要按他们那套去做。比如走路要稳重，不能东张西望，一步一步走，坐要端正，站要站得笔直。否则就要骂你小家碧玉，象牵牛花一样依靠墙壁。所谓大家闺秀，象梅花、象牡丹。不仅要风骨凛然、而且还要仪态万方，真不容易！
至于交朋友更加阶级分明。记得弟弟小时喜欢一个男佣人，因为他在第一次欧战时去法国当过华工，同时会骑马打枪，所以弟弟非常喜欢他。弟弟把父亲得酒和烟偷送给他，下午放学回来总是跑去找他。有时跟他学骑马打枪，有时他在园子里锄草或是栽花种菜，弟弟总是帮助他，给他拿铲子或是找喷壶，非常愿意帮助他，听从他的指挥。后来，父亲知道了，非常气愤，叫弟弟跪在地上，父亲手提着鞭子，也把我们叫来站在旁边看。并问我们，你们说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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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当初投井时，他的妃子也跟他下去了，据说井水都变成红色，所以叫胭脂井，意思就是说女孩子应当尽忠其夫。去玩点将台，他们也要感概一番，说这是英雄点将的地方，作人应该作英雄，做历史上的人，所以至今还不断有人凭吊。如果做平凡人，那早就被人忘掉了。意思是男的应该做英雄，女的应该做英雄的夫人，才能名留青史，否则要被人忘记。这种教育对于我又怎能不成为思想中心呢？又如何能不根深蒂固呢？记得去年郭靖同志演《祭江》，我看后还感概频频，想到采石矶白浪滔滔，孙夫人一头跳进去了，就想到虞姬跟着霸王东征西讨，驰骋天下，多有意思。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对共产党员的生活是不太感兴趣的。
最近有人问我，你在外面时认识要人，是否引以为荣，以及在延安认识中央领导同志是否也有这种感觉？当时我很难回答，因为若说没有，别人可能不信，因为象我那样出身，又怎能没有虚荣。若说有，又似乎没有，后来我仔细想了想，才较清楚。从上面事实可以看出，自幼我家庭就教育我应该同什么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不应该同什么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界限划分非常明显。所以过去生活在所谓“上流社会”但也并未感觉光荣，来延安虽然也认识一些负责同志，同样没有什么感觉。我的东西已经不在于感觉“光荣”，而基本在于感觉应该。因为站在别人头上已经惯了，所以在外面我就感觉我“应该”生活在所谓上流环境，在延安我觉得我应该认识“上层”。似乎没有光荣的感觉。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我的感情由于阶级教育，已经不是一般小资产阶级感情了。为什么呢？一般小资产阶级，他的希望是往上爬，一旦爬上去，他是非常高兴，所谓受宠若惊。可是我呢，我已经不是希望爬到上面去的问题，而是“应该”站在上面。谁的上面呢？当然是广大人民的头上，从这里可以看出阶级立场转变的艰难。他一贯站在别人的头上，你要让他下来和别人站在一起，并且还要给别人做牛，这多不容易。除非你苦口婆心，告诉他，劝他，使他脑子里觉悟到别人头上是站不得的，有一天被人打下来就要送命，还是自动地早点下来好。如果脑子真的想通了，他自己就会爬下来的。
另一部分就讲学校教育。资产阶级教育的中心，就是培养大私无公的个人英雄主义。不管科学也好，艺术也好，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目的。为什么要培养个人英雄主义呢？为了吸引那些人向上爬，以便维持统治。整风初期，大家都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可是我呢？口头上也反对，但思想上并不反对。相反地认为，个人英雄主义并没有什么不好。比如我如果不是个人英雄主义想做革命家，还不会来延安呢！今天我才明白，个人英雄主义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持统治的中心思想。我们无产阶级的中心思想，都是大公无私。由这里可以看出，个人英雄主义在党内是怎样危险的东西。
我在资产阶级的学校里，受了一些什么样的教育呢？底下我具体地讲一讲。因为我是一个女的，家里希望我懂得一些文学，学一些艺术，所以我从小就很喜欢文学。斯大林同志说，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说无产阶级的文学家，资产阶级也有雕刻灵魂的工程师。我的灵魂就是被他们雕刻过的。我喜欢反映自然的印象派的东西，什么月亮怎么亮、花怎么香、比如有一句东西我是非常喜欢的：“月亮装饰着她的窗子，她点缀着别人的梦。”我觉得有意思。可是鲁迅的东西，我就不喜欢。什么七斤老太，八斤老太，我觉得没有意思。譬如《阿Q正传》，我看了书，也看了戏，但是不懂。听人家说，鲁迅这篇东西出来的时候，北平有许多大学教授不高兴，说鲁迅的阿Q有讥讽他们的地方。但是我想，阿Q怎么会与大学教授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我虽然不懂，但也照样向别人去说。明明不懂，偏偏装懂。对于旧俄时代的东西，我是喜欢的，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社会主义的东西我就不太喜欢。譬如《安娜卡列尼娜》，我很喜欢，觉得很熟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我就不感兴趣。什么牛、猪，我觉得没有意思。再说音乐，我到延安后，就很少唱歌，因为我喜欢“山在虚无缥缈间”这样一类东西。劳动人民的歌声，我是不感兴趣的。在外面，我曾听过一个关于贝多芬的故事，拿破仑出征的时候，贝多芬作了一首“英雄交响乐”歌颂他的事业。可是当他听到拿破仑称帝的时候，贝多芬非常气愤，就把交响乐毁掉了。当时我听了很惋惜，认为拿破仑称帝为什么就不能歌颂呢？去年7月周副主席的报告，提到蒋介石到莫斯科登山学拿破仑，我觉得没有什么新奇。因为我在家里的时候，我们的兄弟有时候穿一条马裤还要看一看象不象拿破仑，学拿破仑有什么奇怪呢？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的思想。讲到画吧，我也喜欢资产阶级的一套，比如鲁迅介绍的版画，我虽然买了，但不喜欢。我喜欢的是古典的画，如意大利画家画的“蒙娜丽莎”的像，我非常喜欢。我认为蒙娜丽莎的表情是不容易画的，因为她眼睛很愉快，嘴巴很爱笑，这种表情很不容易，因为一般人遇到非常感动的场面，总是眼睛流泪，嘴巴在笑。我对着镜子做了好些次，都做不出来。因此，对于这张画，我更认为难得。其实，这张画难的地方我并不了解。过去我的全付精力也就是放到这些东西上面。过去我总认为，无产阶级没有艺术。就是有，也没有价值。其实不然，只有我不懂无产阶级的艺术，所以就否认无产阶级的艺术，同时也否认它的价值。因此我认为，艺术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是无产阶级的，象我的思想一样：要资产阶级的生活，要无产阶级的事业。其实我的所谓政治，都是资产阶级的。
最后，我讲一点反省的经验。有许多问题常常认为自己是解决了，其实不然。比如我上面那些问题，我早就以为解决了，现在反省才知道并没有彻底解决。我再举一个例子，过去在外面，我是不赞成社会主义没有阶级的。因为没有阶级那么工厂里扫地的和艺术家、科学家还有什么不同呢？谁还愿意努力成为科学家呢？大家都一样，还会有什么进步？我到延安后，知道共产党是要最后消灭阶级的，我也同意，但在思想上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用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出来。1942年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许多平均主义者都很同情，说延安不应该有等级待遇。我倒认为不然，和别人谈起，我还说应该等级待遇。一些为革命奋斗有功绩的同志，应该穿得好一些，也应该吃得好一些。象我们这样一些新党员，就不应该那样。这听起来似乎很漂亮，好象我没有什么平均主义，其实我的思想比平均主义还反动。因为我不愿消灭阶级，所以就希望党内有等级制度来代替阶级的差别。我总想做一个特殊人。这个问题是我最近才反省出来的，所以反省要挖根。
上午听到曼丽同志的发言，又使我想到一个问题。刚到延安，我读《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的女人是商品。我认为，这只是欧洲的情形；我们中国资产阶级的女人并不一定是商品。我想到，中国的太太小姐他们很“正派”，怎么能是商品呢？妓女才是商品。我觉得说中国资产阶级的女人是股东，倒还差不多。因为她们总是修饰得漂亮，什么事也不做，专门给别人鉴赏。我和曼丽同志所受得教育虽然不同，她的家庭培养她成为姨太太，我的家庭培养我成为贵夫人，看起来似乎一个是商品，一个是古董。其实都是一样，商品与股东有什么不同呢？不过价值不同而已。商品是一般人可以买卖的东西，而古董呢？只是供少数上层统治者鉴赏而已。
过去我也知道，马列主义不仅可以改造宇宙，同时也可以改造思想。实际上，我并不了解这个真理。可是今天陕甘宁边区，由于毛主席采用了马列主义，面目为之一新，连二流子也参加了生产。我呢？本来是站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现在也开始愿意下来做无产阶级的牛了。把自己的思想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我这时才了解到马列主义的真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