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度审视政治体制与经济繁荣的关系：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介绍
“国家怎样才能繁荣”，和“人如何保持健康”一样，是一个永恒的难题。尽管几千年来各种理论层出不穷，但真相似乎依然扑朔迷离。早年间，人们常把国运归因于天象、神明庇佑，或君主个人的道德与智慧。后来进入现代，尤其是冷战时代，意识形态成为衡量制度优劣的核心标准。冷战结束后，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一度风靡，将自由民主看作通向繁荣的终极路径。然而，一些民主国家陷入了经济困境甚至动荡，而部分威权体制却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这使得“民主即繁荣”的论断也遭遇了严峻挑战。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被用来解释国运。有人强调地理与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有人更看重文化和历史的“民族基因”，也有经济学家坚信发展战略才是关键，由此催生了各种“快速发展”的“独门秘籍”。这些理论此起彼伏，却又各有局限，难以形成统一的解释框架。
就在这种争论不断的背景下，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三位长期合作的学者——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肯定他们关于“政治制度与经济繁荣之间关系”的研究。这个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超乎寻常，仅诺贝尔奖的官方介绍就引用了他们二十一世纪以来十多年间的２４篇著作。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学术界广受重视，也通过阿西莫科格鲁和罗宾逊合著的畅销书《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被更广泛地传播，引领了关于制度设计的公共话语与认知框架。
一、制度决定命运？从包容与榨取谈起
三位学者的核心观点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其经济发展的方式和结果。他们提出两个概念，来划分国家制度的根本差异：一种制度鼓励广泛参与、激励创造；另一种制度则服务于少数人对资源的垄断与控制。他们将前者称为“包容型”（inclusive），后者称为“榨取型”（extractive）。
榨取型体制的核心特征，是少数掌权者通过政治力量垄断经济活动，将资源与机会集中在手中。这种垄断可以经由军权、种族优势、殖民地体制，甚至市场垄断来实现。在这种体制中，掌权者组织和控制生产活动，并攫取大部分产出。而大部分民众则无力参与政治决策，而且在经济活动中也面对非常有限的机会和选择空间。
包容型体制致力于赋权于广大民众，让人们能够平等，自由地参与政治过程和经济活动。它通过开放的市场、公正的制度和法治的保障，为人才和创新提供充分空间。其中尤为关键的，是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例如当年英国率先推出专利制度（先是由皇家颁发，而后成为法律），让发明者有动力投资研发并公开成果，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但值得警惕的是，市场经济或民主制度并不自动等于“包容型”结构。历史与现实中，市场机制常常被垄断、寻租与腐败所劫持；而形式上的选举制度，也可能掩盖深层次的信息封锁与公共讨论空间的缺失。真正的包容型制度，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开放，更需要制度性基础设施的支持，包括法治、透明治理、舆论自由与公共协商机制。
这些差异的现实影响，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小城诺盖尔斯（Nogales）体现得尤为鲜明。城市两侧共享地理与文化背景，却因分属不同的国家制度而产生了巨大的发展鸿沟。这种强烈反差，为我们理解制度类型对社会结构与经济成果的深刻影响，提供了一个生动注脚。
这套制度分类框架为我们理解历史上的经济兴衰提供了一个清晰视角。接下来的部分将聚焦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某些制度更有利于创新与繁荣？而另一些则阻碍进步、制造不公？
二、创新为何受阻？榨取型体制的代价
榨取型体制的影响远不止劳动者缺乏动力而造成的效率低下和分配不均带来的贫困和不公正。得奖者特别强调它对“颠覆性创新”的压制。
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也就是完全新型的生产技术，生产方式，或社会结构。只有颠覆性创新才能给经济带来深刻而持久的活力和动力。颠覆性创新通常意味着打破旧有秩序，催生新兴力量，而这种“洗牌”过程对于掌握既得利益的统治集团来说是极大的威胁。所以在榨取型制度中，统治者往往会极力打压或抵制创新，哪怕是牺牲国家的长远发展。
很多历史事例证实了这个观点。
在包容型制度如何激发创新方面，英国是最早出现的典型案例。工业革命之所以率先在英国发生，重要原因就是英国当时拥有相对包容的经济制度，能够支持并接纳新兴的生产方式。与西班牙的皇家主导模式不同，英国的对外贸易有广泛的民众参加。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也鼓励了大批技术创新，启动了工业革命。
而相较之下，那些受限于榨取型体制的国家——像匈牙利-奥地利帝国、东欧诸国以及沙俄——却把创新视为威胁而躲避和抵制，最终与工业化的浪潮擦肩而过。
还有一些南美国家，在发展初期依赖自然资源出口快速起步，但由于缺乏包容型制度的加持，没有内在的投资和创新动力。于是在资源价格下跌或矿产枯竭后便陷入长期停滞甚至倒退。目前靠石油致富的中东国家和俄国，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更有甚者，榨取型统治者不仅会扼杀创新阻碍发展，甚至还会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而主动破坏已有的经济结构造成社会倒退。像荷兰殖民者为了让东南亚成为自己的原料基地，不惜摧毁本地已初具规模的产业；白人统治时期的南非则通过立法让黑人陷入制度性贫困，以维持廉价劳动力来源；非洲大陆的奴隶贸易更是彻底瓦解了原有的社会和经济组织，令无数地区陷入长期战乱与贫困。
但历史并非总是如此简单：某些榨取型体制在特定阶段，确实取得了显著的发展。这方面，榨取型体制的前苏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需要解释的例外。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通过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政策，实现了从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强国的跃升。这种发展势头持续了数十年，至少到六七十年代都还保持强劲。根据得奖者的分析，虽然这种强制性的经济转型缺乏效率，但因为工业经济本身远比原有的半农奴体制优越，所以在那个时期苏联仍然实现了总体经济水平快速增长。
但这种表面辉煌掩盖了结构性的问题：这种增长模式缺乏内在的可持续性。苏联体制高度集权，压制市场机制和个人创造力，使得创新难以展开。除了航天、军工等战略性行业有些突破外，绝大多数经济部门长期缺乏技术进步。斯大林时期的极权统治实行从上到下的命令式管理而忽视经济规律，信息流转不畅，导致效率低下与资源浪费并存。等到工业化的“红利”消耗殆尽，苏联经济也逐步熄火了。
既然榨取型体制的害处如此明显，人们不禁要问：为何这种体制仍能在历史上长时间维系，甚至在不少国家延续至今？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下一节将进一步分析榨取型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如何互相强化，形成难以打破的结构性困局。
三、权力与财富如何互锁：榨取型体制的自我强化
榨取型经济与集权政治往往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经济特权必须依赖政治权力加以巩固和延续；另一方面，政治垄断则天然地滋生腐败与排他性的经济机制。
而且在榨取型经济下，权力所带来的利益极具吸引力，因此往往引发激烈的权力争夺。这种争斗有时表现为独裁者的恐怖统治，有时则体现在长期无法达成妥协的分裂甚至内战。无论是哪种形式，结果都是政府失去治理的合法性与治理能力，致使契约无法执行、市场机制失灵。这样，无权无势者参与经济活动愈加困难，经济体制继续滑向榨取型深渊。
正因如此，榨取型经济与集权政治之间常常形成一个互为因果、强化自身的正反馈机制。得奖者将这种紧密耦合的状态称为“超稳定系统”——一旦建立，就极难凭借内部机制来改变。
我们在历史中可以看到印证。例如，许多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前殖民地国家，在取得独立后，在形式上虽已建立民主制度，但权力很快重新落入殖民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或其继承者手中。体制看似更新，实则延续旧有的榨取模式。
超稳定的榨取型体制并不仅限于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在发达国家里局部存在。这方面美国的种族历史颇有启发性。虽然十九世纪的美国南北战争终结了奴隶制度，黑人获得了宪法上的平等权利，但南方的种植园主阶层仍在相当长时间内掌握着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命脉。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维持着榨取型体制，剥夺黑人的参政权利和经济发展机会，严重阻碍了南方地区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民权运动的兴起，才真正开始打破这种根深蒂固的榨取型结构。而即便在今天，种族不平等的问题依然在某些层面上延续着，提醒我们榨取体制的顽固性。
另一方面，包容型体制也有其强韧性。从开放的经济活动中收益的民众，通常也会努力维护其所依赖的包容型政治架构。这种架构反过来又保护了大众参与创新与经济活动的空间，进一步巩固了制度的开放性。美国历史上曾经历多次这样的制度挑战。例如二十世纪初的“镀金时代”，少数大资本家试图垄断市场、操纵政策，或小罗斯福总统试图通过扩充最高法院来突破制度制约。但这些冲击最终都未能撼动包容型制度的核心结构。今天与未来，这种挑战仍在持续，但也说明制度的韧性并非虚妄。
当然，”超稳定“并不意味着绝对不能改变。那么，怎样的因素能影响甚至改变一个国家的发展途径呢？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进一步探讨。
四、命运的分岔口：制度为何走向不同
那么，是什么最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得奖者的回答是：国家制度的分化往往不是源于“总设计师”的远见卓识，而是在某些关键节点上，由偶然事件与历史积累交汇作用的结果。
北美与南美的对比，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南美在十五至十七世纪主要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殖民者在那里发现了大量金银矿藏等自然资源。他们的殖民策略建立在暴力征服之上，主要依赖当地土著居民乃至非洲奴隶为其开采矿产。这种高集中度的经济活动，使得少数殖民精英掌握了几乎所有的经济与政治权力，从一开始便形成了典型的榨取型制度结构。
反观北美，英国殖民者最初也希望复制西班牙的掠夺模式，但他们未能在早期发现足够的自然资源，也未能完全控制和奴役当地土著。因此，殖民者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劳动与组织能力生存下来。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倾向于平等协作而非等级压迫，逐渐发展出较为民主的管理形式与按劳分配的经济实践，走上包容型的道路。
这种北美与南美的政治体制差异在数百年的制度演化中逐渐固化，在殖民化结束后的今天仍然如此。（在这个语境中，“北美”主要指英国殖民地后裔国家。而像墨西哥、古巴等国家，虽地理上属北美，但其历史上同属西班牙或葡萄牙殖民地，在制度演化上应归入“南美模式”。）
欧洲大陆内部也曾经历类似的制度分野，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是英国。罗马帝国灭亡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一样，进入了以封建领主为核心的榨取型制度结构，贵族控制土地，依靠农奴劳动获取经济收益，社会流动性极低。
十四世纪，横扫全欧洲的“黑死病”导致人口锐减，劳动力极度短缺。在这种压力下，英国的封建领主因为势力较弱，无法像欧洲大陆上的贵族那样强行压榨农奴，而是不得不做出妥协，例如提高工钱、放宽束缚，以防止农奴流失。这种变化虽起初微不足道，却在政治上削弱了中央王权的绝对控制力，增强了地方与普通民众的议价能力，也为后来的制度变革埋下了伏笔。
几百年后，这条渐进式路径最终促成了十七世纪的“光荣革命”。它确立了君主立宪制，限制了皇室的权力，提升了议会和民间力量的地位。在随后的岁月里，英国的包容型制度框架不断巩固，普通人开始参与发明、投资、创业等活动。正是这种制度的开放性与可参与性，为工业革命的发生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使英国成为现代工业国家的发源地。
即使是已经形成榨取型体制的国家，也在特定条件下有着打破“超稳定”更弦易张的机会。
中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例子。在毛泽东去世，国民经济面临危机的情况下，中国处于一个集权被削弱的“节点”。而那时候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四人帮”被打倒，主张改革的邓小平重新掌权，在美苏争霸背景下的中美解冻等，其实都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这些“可遇不可求”的因素，把中国带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澳大利亚的建国过程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也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类似的路径。它们虽然起点和条件不同，但都在原有体制相对脆弱的关键时刻引入了更具包容性的制度安排，从而释放了经济潜力。
有时外部力量确实可以推动体制变革，上世纪美国联邦政府对南方的强制改革、二战后盟军对德国与日本的制度重建，都是正面例证。然而总体而言，外力往往难以真正撼动榨取型经济与政治之间的正反馈机制。即便政权更替，若未重塑权力结构，新的掌权者也极可能继承旧的权力结构，成为“新贵”。国家仍然在老路上。
同样值得提醒的是，历史不一定进步——倒退也时有发生：从罗马共和国变成罗马帝国，从开放的威尼斯共和国转向家族寡头统治……这些都说明包容型制度并非一劳永逸。一旦权贵阶层固化，破坏制衡机制，国家仍可能重新滑入榨取型轨道。幸运的是，有过包容制度经验的国家，即便遭遇倒退，也较难彻底剥夺民众所争取的权利。
从这些例子可见，制度演进虽充满不确定，但并非不可理解。“节点”与“偶然”固然无法设计，却常是推动制度转型的关键契机。理解这些历史逻辑，正是我们在未来改革中把握机遇的关键。
改革的过程，正是各种势力博弈最激烈的时候。而得奖者的另一个工作，就是指出了“法治”在选择博弈模式，促成双赢结果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点会在下一节中进一步阐述。
五、法治重要性何在？制度设计中的博弈考察
为了进一步说明精英和大众如何围绕资源与权力进行互动，得奖者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博弈论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精英”指的是那些掌握绝对权力、可以决定产品与资源如何分配的少数人；而“大众”则是没有分配权力但承担生产任务的绝大多数人。
若大众预期精英将在分配过程中攫取所有价值，他们就可能转向精英难以控制但效率较低的黑市和非正规经济，甚至在压力积聚到一定程度时诉诸起义或革命。在这种局势下，精英面临两种策略选择：一是维持现状，继续从黑市或地下经济中尽可能攫取收益；二是在革命威胁下主动退让，向大众让渡部分权力，也就是推动民主转型。这两种选择决定了榨取型体制是得以维持，还是转向包容型结构。
理想情况下，还存在第三种选择：精英与大众能够达成一种可持续的妥协或承诺，在不彻底民主化的前提下，建立相对均衡的资源分配制度。这类安排既能激发生产潜力，又能避免暴力冲突，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双重目标。某些国家，如新加坡，很可能就接近这种模式。
然而，这种妥协高度依赖双方之间的信任，而信任又必须由制度来保障。在此背景下，“法治”成为关键机制：法律体现和保障彼此的承诺，是实现可持续社会妥协的基础。事实上，得奖者早期的研究就考察法治指数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把法治系数作为“社会机构”质量的一个标志。从博弈论角度来看，法治提升了承诺的可信度，使双赢妥协成为可能，从而避免国家陷入长期对抗与低效博弈的困境。当然，这里所说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即独立实施、为精英与大众所共同接受的规则体系。如果法律仅是精英意志的工具，就无法赢得大众信任，也就失去了制度调节的功能。
当然，这些讨论都比较学术化，那么它们没有现实意义呢？我们在下一节来探讨一下。
六、当下的关键抉择：制度的启示与现实的挑战
在前几节中，我们已经大致梳理了这项诺奖研究的主要内容。但对这样一项雄心勃勃的理论建构，它如何帮助我们提升对现实挑战的认知和应对？以下这部分内容，试图结合我的理解与观察，给出若干初步的思考。
获得2024年诺贝尔奖的这项研究，为理解国家繁荣与失败提供了一个引人深思的新框架。它的核心观点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颠覆性创新”——即能够打破旧有结构、激发新生产力的技术、制度或社会变革。而这种创新并不是少数精英就能单独完成的，它需要广泛的社会参与、自由的思想环境和对失败的容忍度。唯有包容型制度，才能为这样的创新提供必要的土壤和持续动力。
然而，制度的形成与演化高度依赖于一个国家的历史经验、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而不是外部设计或政策输入就能一蹴而就的。正因如此，这项研究特别强调了制度结构的“超稳定性”——也就是说，一旦形成某种政治经济格局，它往往会通过自我强化机制持续存在，很难被外力轻易改变。这也解释了为何“输出民主”或“价值观外交”屡屡失败：没有内在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制度演化的积累，再美好的制度设计也难以落地。
不过，在全球化的今天，外部环境对制度进程的影响也不容小觑。例如，中国的高速发展不仅源于国内改革，也与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入全球市场密切相关。同样，国际油价的剧烈波动、新型能源的崛起，也深刻改变了中东国家与俄罗斯的经济结构与政治方向。虽然这些变化并非源于外力“设计”制度，但后者却实实在在地塑造了制度演化的土壤与边界条件。
即便是那些已经建立起现代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也有可能在利益固化、权力集中和社会流动停滞的背景下逐渐退化，失去原本的包容性，陷入“倒退”。今天的美国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近年来，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普通大众对经济活动，尤其是创新的参与程度明显下降。同时，金钱对政治的影响愈发突出，导致选举和政策制定过程越来越受特定利益集团左右。再加上党派之间的极端对立，使得政治协商和共识越来越难以达成，影响了整个民主体制的正常运作。这些趋势，不仅削弱了美国社会的包容性，也对其维持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构成了实质性威胁。即使不谈社会公平，单从经济持续增长的角度来看，美国也亟需制度层面的反思和改革，以避免重蹈罗马共和国权贵固化、制度退化的覆辙。
《国家为何失败》这本书采用了“历史案例分析”的写作方式，鲜明而直观。这种方式比传统的统计分析更便于揭示因果关系，也更容易吸引普通读者的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完全依赖于定性描述。事实上，他们提出的所有观点背后，都有长期累积的实证研究基础和严谨的计量分析作为支撑。对此感兴趣的读者，不妨参考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官方网站介绍，那里详细列出了他们多年来发表的学术论文。
不过，这项研究也面临典型的社会科学挑战：反例与替代解释问题。首先，虽然他们在定量研究中确实发现了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但这些数据的离散程度也很高，存在不少偏离趋势的数据点，也就是他们理论的“反例”。因此，我们只能将他们的结论理解为“总体上的平均效应”，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铁律。
其次，对于同一历史现象，也存在其他有信服力的解释。例如，得奖者在多个研究中比较了北美与南美的殖民历史及经济表现，并将差异归因于制度的不同。但类似的分析也可以从文化、宗教等角度进行。像二十世纪初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曾强调新教伦理对美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激励作用。
其实，得奖者自己也意识到制度发展的复杂性，并在《国家为何失败》出版八年后，推出了另一本书《窄走廊》（The Narrow Corridor）。在这本书中，他们没有讨论榨取和包容，而是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力量平衡是自由与繁荣的关键。他们指出，民主制度本身不是灵丹妙药；制度能否能保证自由和发展，取决于权力制衡机制的长期维护与修正能力。
这些不同理论之间并不需要分出“对错”：它们从不同维度切入共同问题，构成了一个多元互补的分析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诺贝尔奖对这项研究的表彰，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终极真理；它是众多理解国家命运的“拼图”中一块重要但仍有限的部分。
有一种批评认为，《国家为何失败》虽然解释力很强，但缺乏预测力。因为作者强调，制度的路径依赖常常由一些不可预测的“关键节点”决定。这使得理论本身难以被直接用来“设计未来”。这一批评有其合理性，但也不能过度解读。历史上的确存在一些“关键节点”——偶然与积累交汇之处，为制度变革打开了突破口。而恰恰在这些“节点”时刻，我们有了比平时大得多的选择空间，而我们做出的选择也至关重要。此时能理解制度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就可能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今天，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节点上。全球化遭遇瓶颈，人工智能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与分配逻辑，经济与社会结构正在经历剧烈重构。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设计出既能激励创新，又能确保公平参与的制度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保持制度的包容性，避免落入新的榨取型陷阱，也许正是引导我们度过这场结构性转型的重要指针。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传递了一个格外值得关注的信号：制度不仅关系到当前的治理效率，更在无形中勾勒出一个国家未来的可能轨迹。在当下这个政治格局剧烈震荡、技术变革汹涌而至的时代，如何在变动中保持制度的包容性、激励机制的有效性，成为各国共同面对的关键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嘉奖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具有学术意义，更有现实的启示价值，可谓恰逢其时。
附注：有兴趣进一步了解这些研究的读者，可以参考许成钢教授的访谈与文章。他作为得奖者的同行和长期合作者，对其理论框架及其在中国背景下的应用有深入而生动的阐释。
本文及插图使用了AI工具的帮助，但作者起草和审阅了全文并对之负责。部分内容来自以前发表过的博文：https://blog.creaders.net/u/1030/201704/2888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