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刀刃向内，可以先拿共青团开刀

习近平刀刃向内， 可以先拿共青团开刀

沙皇

在政治伦理中，最难的一种“正义”，莫过于大义灭亲。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指出，正义并非偏袒亲人，而是在整体秩序中坚持普遍原则。在现代政治体系中，尤其是一个执政党，这种原则的贯彻不仅关乎道德，也关乎合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多次强调“伟大的自我革命”与“刀刃向内”的决心，力求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路上推进反腐与组织更新。要真正兑现这一政治承诺，就必须敢于触碰那些“看似亲密、实则腐败”的附属结构。共青团，尤其是其喉舌中国青年报，正是这一语境下的“逆子”。

2002年，哈佛肯尼迪学院博士陈琳从海外学成归来，这是一件举国关注的盛事。新华社、台湾中央社、国内主要媒体乃至海外华文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正面报道，其意义不言而喻。然而，中国青年报却凭空捏造证据，指控陈琳的哈佛博士学位是假的，彻底搅浑了这片赞誉之声。当这个指控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虚假后，中青报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发表多篇文章提出更多子虚乌有的指控。匪夷所思的是，他们不再允许其它媒体跟进核实，更是拒绝陈琳博士公开回应，活生生地将一个海归精英置于身败名裂的境地。陈琳博士被迫流亡海外后，共青团中青报网上线下的追杀并未停止，甚至试图杀人灭口，其蛇蝎心之毒，豺狼之恶，令人发指。

这一血淋淋的事实表明，“逆子”二字，并非夸张修辞。共青团中青报的所作所为不仅在逻辑和常识上站不住脚，更在法律和政治上有严重后果。它伤害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前途、声誉与人生，更是在党和国家努力吸引海外英才、重塑国家软实力、升级中国智造的大战略中，点燃了内斗与妒忌的火药桶。哈佛博士事件，实际上揭示了共青团系统对党和国家利益极度不负责任的态度。它沉迷于“内斗为王”的政治生态，不再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而是制度的掘墓人。

习近平总书记已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能跳出历史周期率，靠的是自我革命。”自我革命的本质不是修饰表面，不是开几个警示教育大会，更不是清理几个过气小吏，而是敢于处理真正的问题群体——哪怕他们是“自家人”。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一个执政党若赢得人民真正的敬重与信赖，就必须展现出与体制内错误和罪恶彻底切割的勇气。“该出手时就出手”，不应因“家丑不可外扬”而继续容忍一个已经脱离组织纪律、违背新闻伦理、毒化政治空气的“逆子”。只有这样，党才能真正赢得民心、赢得未来，也赢得世界的尊重。

中国共青团是一个反党祸国组织

——从“反右”到“哈佛博士事件”的历史对照

沙清

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有两起震撼人心的知识分子迫害事件：一是1957年中共主导的反右运动；二是2002年由共青团背景的中国青年报发动的“哈佛博士事件”。

前者虽然是一场悲剧，却在制度内公开运行，最终得以纠偏与反思；后者则是一起彻头彻尾的暗箱操作、舆论暗杀，至今没有真相、没有反省，甚至没有一个人承担责任。

本文通过对比这两起事件，揭示一个更为严重的现实：共青团已不是党的助手与后备军，而是一个脱离党中央、背叛党性、败坏政权形象的反党集团。

一、反右运动：虽有过失，仍属党内程序之举

1957年，毛泽东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知识分子建言献策。政策一转，迅速掀起全国范围的反右运动，数十万知识分子被打为“右派”。

亲历者和凤鸣与丈夫王景超被发配至甘肃夹边沟劳改农场，丈夫惨死，她侥幸存活。数十年后，她著书《经历：我的1957年》，在大陆出版，引发社会广泛共鸣。这段历史虽黑暗，但历史文件尚存、罪名可查、受害者可平反。和凤鸣晚年获得尊重与尊严，堪称党内纠错的一个象征。

这一历史教训说明：中国共产党虽然犯过严重错误，但运作程序相对透明，制度尚能修复，历史仍可反思。共产党具备自我纠错的能力，这是政党成熟与政治合法性的体现。

二、哈佛博士事件：共青团发动的现代“文字恐怖主义”

时间来到2002年，哈佛肯尼迪学院的中国籍博士陈琳应邀归国，出任山东一所高校校长。本是一桩人才归国、美事一桩。然而，不到一个月，共青团旗下的《中国青年报》突然刊发所谓“打假报道”，诬指陈琳博士学位造假。

文章通篇造谣，不仅凭空捏造所谓“证据”，还阻断其他媒体进一步调查的渠道。当第三方查实其学历真实无误时，中青报却加码围攻，封锁真相，制造“群体性舆论审判”。

这起事件不仅毁掉一个国家需要的优秀人才，更造成长达二十年的舆论封杀。陈琳博士不仅流亡海外，还在2023年在纽约遭遇疑似政治背景的不明袭击。这种手法，与国际恐怖组织无异，却由一个打着“共青团”旗号的官方组织主导。

哈佛博士事件不是误判，而是共青团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打击潜在政敌的“定向谋杀”。

三、黑手党式的共青团：系统性反党、反法、反人民

反右运动虽错误深重，却始终运行于党内程序之中，有具体政策，有负责机构，历史有迹可循。共产党也在改革开放之后积极纠偏、推动平反、鼓励反思。

然而，“哈佛博士事件”不同。这是一次彻底脱离制度轨道、没有文书、没有审批、没有追责的政治暗杀。共青团和它的喉舌中国青年报仿佛是独立王国，不受中央监督，甚至在党与国家面前隐匿其真实意图。

共青团名义上受党领导，实则早已异化为一个政治利益集团。他们不是协助党工作，而是绕过党的组织程序，另立山头、挑拨离间、打击忠良、破坏党心民心。

在这一点上，共青团不是“党的助手”，而是潜伏在制度内部、危害党的团结与合法性的反党集团。他们以舆论为刀，打着“打假”的旗号，肆意迫害、完全不顾国家形象、政权稳定和人民信任。

四、结语：真正危险的不在党外，而在团内

历史回顾告诉我们：共产党曾有过苦难与错误，但能够反思、补救。而共青团，则在现代中国变成了一个危险的内鬼

他们背靠党的招牌，却行“党所不容”的事；他们口口声声“正义”，却使用媒体暴力毁人前途；他们没有程序、没有组织纪律、没有法律敬畏、没有政治忠诚。

“哈佛博士事件”不是新闻事故，而是国家政治系统中最可怕的漏洞——一个自称“为党育人”的组织，正在悄无声息地毁掉真正为国效力的人才。

共产党必须警醒：最大的敌人可能不是在体制外反对你的人，而是体制内打着“拥护”旗号、实则损害党基与国本的伪忠分子。共青团，已经不是党的助手，而是变质为危害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反党集团，必须彻查、整肃、警惕！

体制改革，不妨先从解散中国共青团开始

沙皇

共青团，这个在战争年代特殊背景下诞生的青年组织，其历史使命在时代变迁中已然走向终结。当年的共产党作为在野力量，确需借助共青团动员青年，投身革命洪流。然而，时过境迁，如今的执政党已拥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无论是战争动员还是经济建设，皆可直接部署，一呼百应，共青团的动员功能已显冗余。更遑论在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大规模人力动员的需求本身就在萎缩，未来科技进步带来的机器人普及，更将进一步削弱人力动员的必要性。

共青团存在的另一传统意义在于为党和政府培养后备人才。在国家建设初期，专业人才匮乏，通过在共青团中选拔优秀青年进行培养，确曾发挥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国家对各类人才的需求已可通过公开招聘等更为市场化、专业化的途径来满足。国家领导岗位的选拔亦应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考察其治理能力，而非仅仅基于学生时代的政治表现。在青年时期就进行层层选拔和培养，不仅可能陷入“路径依赖“，错失真正的人才，也容易滋生“官本位”思想。

更值得警惕的是，从共青团选拔人才的做法存在显著的弊端，即“政治过硬”与实际能力和品德并非天然等同。八九六四事件后，海外公派留学生中出现大量谴责政府、声明退党的案例，这一深刻教训警示我们，以政治标签划分青年群体并不可靠。对青年学生应一视同仁，不应人为地划分为“进步”与“普通”。这种做法既无法真正识别和培养人才，反而可能助长机会主义和形式主义。

放眼全球，除少数前社会主义国家外，鲜有类似中国共青团这样庞大的群众组织。国家财政供养着各级共青团机构及其人员，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更令人担忧的是，长期以来，共青团似乎沉溺于“青年才俊”的自我定位，热衷于“老想着升官，做接班人”（习近平语）。

更为严重的是，共青团系统在过去的一些行为，暴露了其与党和政府离心离德的倾向。本世纪初，中国政府求贤若渴呼吁留学生回国，留学生开始响应，共青团喉舌中国青年报却发表了“凭什么海归优先”、“给我一个海归优先的理由”等社论，公然挑拨海归群体与国内同龄人以及党和政府的关系，其格局和立场令人质疑。

各级共青团组织的存在，对中国青年特别是潜心学术的大学生的成长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老大哥在看着你！”这“老大哥”往往就是共青团干部。他们时刻提醒学生关心自己政治表现，稍有不慎便可能被“cancel”。这种环境迫使中国学生无法像外国同龄人那样专注于学术、学业，这也是阻碍中国学术的进步和创新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历史使命的终结、人才选拔机制的革新、避免政治标签化青年的弊端，还是从精简机构、节约财政开支、消除潜在的政治风险以及为青年人创造更纯粹的成长环境等角度来看，解散中国共青团都已是体制改革中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议题。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解放青年思想，激发创新活力，推动中国社会更加健康、蓬勃地发展。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反思，也是对未来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