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派若卷土重来,国家将面临制度性灾难
团派若卷土重来,国家将面临制度性灾难
沙皇
胡锦涛为何在数十年间始终坚持认为,一位出身少数民族、主修汉语言文学的官员,堪为治理十四亿人口大国的不二人选?这一用人标准,不仅关乎个体判断,更映射出“团派”对现代国家治理本质的深刻误解。
语言是工具,不是真理。尤其当代“中文专业”,多止于辞章修饰与语言规范的练习,却鲜有对世界知识结构的整体理解与批判意识。王勃年少文章惊世,但他未因文采卓绝而受托大政。几年前的“中国诗词大会”上,北大中文博士生屡遭外卖骑手击败的场景,更凸显出语言技艺与认知深度之间的断裂。
在现代国家的治理错综复杂,一个国家领导人若对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制度设计、经济运行、文化哲学一无所知,便如柏拉图所批判的“瞎眼的舵手”,空有权柄,却无方向。
共产主义祖师爷列宁曾言:“只要掌握人类一切知识的财富, 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若以此为标尺,团派头面人物显然都不及格。他们“识字写稿”,但对国家治理之复杂性、专业性缺乏认知。
苏格拉底说:“知识即美德。”柏拉图进一步提出,国家的治理应交由“哲人王”, 即那些能将智慧与德性融合的人。在此意义上,团派头面人物既非哲人,亦非贤者。他们在“记诵”中建构政绩,在“套话”中涂抹德行,从未展露过经邦济世所需要的远见卓识。
有人辩解:他们虽才学不足,但是否可凭“德”弥补?而所谓“德”,如果仅仅是门面上的虔诚、口头上的廉洁,而不是以真诚、正义、责任为内核,那便是伪德,是儒家所言“乡愿”,最为危险的伪善者。
李克强大学毕业时“抄他人名句署自己名”的“轶事”,表面看来无关大局,实则暴露了其人格根基中的浮躁与虚伪。这不是一次“少年轻狂”的失误,而是其品性结构中自欺欺人倾向的真实体现。
胡锦涛的“用人逻辑”,让人想起晚清李鸿章所言“做官最容易”的荒谬。在那个农耕社会,确实可以靠八股文章治国。但今日之中国,所面对的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气候变化等结构性挑战,非凭“记住‘茴’字的四种写法”就能解决。
令人惊讶的是,继李克强之后,胡锦涛又试图力保胡春华接班,这种“父子相授、亲党相承”的政治传承模式,不仅背离了现代制度精神,亦沦为“庸人统治”的温床。政治哲学里的“平庸之恶”,正在团派身上具体而微妙地上演:他们麻木、无知、逃避思考。
团派不是中国的未来,而是过去幽灵的回音。如果他们真的卷土重来,后果将不仅是“政治失误”,而是文明断层,是民族命运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