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抨擊鮑威爾背後的心理與制度動因
特朗普抨擊鮑威爾背後的心理與制度動因
NORTH AMERICA HONGYI INSTI
2025年6月，時任美國總統的唐納德·特朗普在公開場合再次對美聯儲主席傑羅姆·鮑威爾發起了猛烈抨擊。在北約峰會後的記者會上，特朗普當着媒體直言鮑威爾「糟糕透頂」，甚至稱其為「非常愚蠢的人」。「他智力普通，就他所做的事情而言智商很低，」特朗普繼續說道。「幸運的是，他很快就要下台了」——暗指鮑威爾的任期即將結束。此外，特朗普還抱怨由於鮑威爾堅持高利率政策，美國要為債務支付更多利息。就在此前一天，鮑威爾正在國會作證，特朗普深夜在社交平台Truth Social發文辱罵鮑威爾是「非常愚蠢、頑固的人」，並喊話國會「希望國會狠狠修理他」。這些言論延續了特朗普一貫對鮑威爾的攻擊性措辭——早在第一任期，他就曾多次嘲諷鮑威爾是「笨蛋」「失敗者」「傻瓜」等。此次公開侮辱性言論迅速引發輿論譁然，也將此事件的背後動因置於放大鏡下。
（一）人格特質對政治行為的影響
從心理學視角看，特朗普上述行為折射出特定的人格特質對其政治行為的深刻影響。許多心理健康專業人士早已指出，特朗普表現出極端自戀型人格的典型特徵。自戀人格往往表現為誇大自我、渴求仰慕、缺乏同理心、認定自己高人一等，並對不順從自己的人表現出蔑視和貶低。正是這種「唯我獨尊」和「貶低他人」的傾向，使得特朗普在面對他認為「不聽話」的官員（如拒絕立即降息的鮑威爾）時，習慣於採用人身攻擊的方式將對方描繪成愚笨無能之輩，以維護自身的優越感。同時，特朗普行為中還可見反社會人格傾向的影子。所謂反社會（反群體）人格，典型特徵包括衝動易怒、好鬥攻擊、蔑視社會規範與他人感受、缺乏內疚感等。特朗普對鮑威爾的出格言論正體現了這種衝動攻擊和蔑視規範的特質——他不顧總統對獨立機構負責人應有的禮節和規範，公開以侮辱性語言相向，正如心理學家所描述的那樣：具有反社會人格特質者往往以粗暴、霸凌和貶低的方式對待他人，並在受到挫折時以憤怒爆發進行攻擊。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心理學家乾脆用「惡性自戀」（malignant narcissism）來概括特朗普的心理特徵。這一概念綜合了極端自戀和反社會人格，以及偏執和攻擊性等要素，被認為是「最具破壞性」的人格綜合症*。心理學家約翰·加特納（John Gartner）指出，特朗普清晰地展示了惡性自戀的四大症狀：自戀型人格障礙、反社會人格、偏執傾向和虐待嗜好。這類人格特質的危險在於，當身處政治高位時，可能導致漠視規則、濫用權力、敵視批評者等行為。具體到本案，特朗普對專業央行官員出言不遜、拒絕接受專業建議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正是這些人格因素的體現。有研究甚至發現，無論支持者還是反對者，美國選民普遍都將特朗普視為帶有顯著的自戀和攻擊性人格特質的人物。這種心理畫像幫助解釋了他為何頻頻以貶低智商、蔑稱對手的方式來回應分歧——在他眼中，這既維護了自身的強者形象，也懲罰了那些不服從自己意志的「異議者」。
（二）制度政治視角：美聯儲獨立性與總統權力的博弈
從制度政治的角度來看，特朗普炮轟鮑威爾的背後也反映出總統對獨立機構控制欲望與美聯儲獨立性原則之間的矛盾衝突。美聯儲（FED）在美國政治體系中被設計為相對獨立於黨派政治的央行，其決策應主要依據經濟周期和法定目標，而非迎合短期政治利益。美國《聯邦儲備法》賦予美聯儲「雙重使命」——穩定物價和充分就業，並通過14年長任期的董事和獨立的政策會議機制，儘量確保貨幣政策不受總統任期周期的干擾。歷史經驗表明，如果政府在選舉壓力下迫使央行大放水、降息刺激經濟，短期或許有利選情，但長期可能埋下通脹和經濟震盪的隱患。正因如此，維護美聯儲決策的獨立性被視為維護經濟長期健康的關鍵，美國兩黨歷屆多數時候都尊重這一慣例。 然而，總統和美聯儲之間並非沒有衝突先例。在歷史上，當美聯儲的政策與白宮需求相左時，暗流涌動的博弈時有發生。例如1965年，時任總統林登·約翰遜（LBJ）就曾因美聯儲加息問題與時任主席威廉·馬丁爆發激烈衝突。約翰遜在德州農場怒斥馬丁趁自己做手術時「從背後捅了一刀」，稱其提高利率是「卑劣行為」。面對總統的咄咄逼人，馬丁不卑不亢地回應：「聯邦儲備法賦予美聯儲對利率的責任……在這種情況下，美聯儲的決定必須是最終的」。最終約翰遜只能作罷，這場對獨立性的捍衛成為美聯儲史上的經典時刻。1972年大選前夕，總統理查德·尼克松曾私下施壓時任主席阿瑟·伯恩斯降息來刺激經濟。伯恩斯據傳在壓力下採取了較寬鬆政策，尼克松順利連任，但隨後十幾年裡美國陷入嚴重通脹，被認為與那次政治干預不無關係。正因如此，20世紀70年代後，美聯儲更加強調獨立性教訓，聯儲主席們反覆強調「不聽命於政治」的專業原則，並得到兩黨國會的普遍支持。 相較於上述前例，特朗普對鮑威爾的攻擊更加公開激烈，突破了傳統總統影響美聯儲的常規邊界。以往總統的施壓多發生在幕後的私下場合，措辭也較為克制。而特朗普則是直接在公眾面前以侮辱性語言指責現任美聯儲主席無能，這種做法可謂前所未有。有評論指出，特朗普對美聯儲前所未有的公開「戰爭」簡直是對央行獨立性的「超強幹預」，其公開羞辱和威脅程度之激烈「讓尼克松當年的暗中施壓都顯得文質彬彬」。此外，特朗普還反覆揚言考慮提前撤換鮑威爾，聲稱「如果我要炒掉他，可以非常快地炒掉」。雖然根據法律，美聯儲主席除非有正當理由否則難以被總統罷免，但特朗普的表態無疑是在挑戰這一長期慣例。6月的峰會上他甚至透露已物色「三四個」候選人準備接替鮑威爾。總統如此赤裸裸地干預貨幣政策人事，在美國現代史上極為罕見。這背後既有特朗普一貫渴求掌控決策、排除異己的衝動，也反映出他試圖通過向選民展示「我在努力壓低利率」的強硬姿態來獲取政治利益。然而，這種做法卻明顯侵蝕了美聯儲獨立性這一制度防線，在美國政治中引發巨大爭議。
（三）專家學界輿論與媒體反應
特朗普辱罵鮑威爾事件曝光後，立刻在美國國內引發了強烈的輿論反應。金融市場和經濟界人士普遍對此表達憂慮。有市場分析機構直言，特朗普如此公然威脅美聯儲主席的去留，可能引發嚴重後果。Evercore投資公司的副主席克里希納·古哈（Krishna Guha）警告稱，如果總統干預美聯儲獨立性的威脅突然變成現實，金融市場將承受更大壓力，形勢可能急轉直下並帶來滯脹風險。他指出，哪怕只是這種獨立性遭破壞的預期被「凝結」，也會「加劇市場緊張，引發經濟的不確定性尾部風險」。國際機構方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也委婉地表示，在全球前景趨弱的情況下，各國央行必須保持政策敏捷和公信力，而政治干預會削弱央行的這些能力。這一表態被解讀為對美聯儲獨立性的聲援，以及對美國總統施壓央行的不安。 美國國內的政界和學界人士也紛紛發表看法。許多貨幣政策專家和經濟學者在媒體上撰文，批評特朗普的言論有損央行信譽。他們擔心總統將美聯儲主席貼上「愚蠢」「政治化」的標籤，可能削弱公眾對美聯儲專業性的信任，並將利率政策捲入黨爭，動搖全球投資者對美國金融穩定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國會兩黨議員大多仍表示支持美聯儲保持獨立運作。在鮑威爾就貨幣政策作證時，雖然少數總統盟友在聽證會上對其窮追猛打，但並沒有出現特朗普要求的那種「痛罵鮑威爾」的場面。相反，很多國會議員選擇用實際行動表明對聯儲專業判斷的尊重。有評論指出，美聯儲獨立性在華盛頓仍有牢固的根基，特朗普試圖將個人意志凌駕於制度之上的做法，在政界和專業圈內引發警惕和反彈。 另一方面，一些民間輿論和特朗普支持者則對總統的言辭表示支持或不以為意。在社交媒體上，特朗普的鐵杆支持者延續了他對鮑威爾的稱呼，指責美聯儲之前的加息決策「愚蠢」，認為鮑威爾妨礙了經濟增長。一些右翼評論員附和特朗普的論調，稱美聯儲在2024年大選前曾降息「救市」，而現在卻拒絕配合降息，有政治偏向之嫌。「鮑威爾是個政客而非專家，他的政策讓國家蒙受巨大損失」，類似的聲音在右翼媒體中不乏出現。
可以看出，特朗普的言論在相當一部分選民中引起了共鳴，他們長期對精英機構和專業官僚抱有不信任，樂見總統「教訓」這些所謂的「官僚蠢才」。不過，在更廣泛的主流民意場域，對特朗普這一舉動的質疑和批判顯然占了上風。主流媒體紛紛刊發社論，強調總統公開羞辱中央銀行行長的做法破壞性大於建設性，只會製造政策不確定性，動搖市場對美國經濟管理能力的信心。一些財經媒體指出，金融穩定依賴決策者的理性和專業合作，如果任由這種對立情緒升級，可能最終傷害的還是美國經濟本身。可以說，特朗普此番炮轟鮑威爾，在輿論場上引發了關於總統權力邊界和制度規範的大討論：總統在追求政策目標時是否可以不擇言辭地施壓獨立機構？民主制度該如何防範民粹衝動對專業機構的侵蝕？這些都是美國社會從這一事件中反思的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當事人鮑威爾對總統的出格言論保持了克制而堅定的回應。面對國會議員質詢時，鮑威爾重申美聯儲決策只會基於經濟數據和法律授權，不會受任何政治壓力影響。「我們的唯一職責是做好應做的事情，並承擔其結果，」他在聽證會上明確表示。鮑威爾還指出，美聯儲將堅持其雙重使命，不因外界雜音而偏離。這一表態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市場的緊張情緒。一些經濟學者評價說，鮑威爾表現出專業官員的風範，以冷靜態度捍衛了央行的獨立尊嚴。這與特朗普的情緒化指責形成鮮明對比，也向外界傳遞出美國制度內在的自我糾偏力量：即便總統個人情緒再強烈，制度慣例和專業操守依然在發揮作用，防止局面失控。
（四）反智風格的影響與制度健康警示
綜合以上分析，特朗普痛斥鮑威爾事件並非一時口舌之快，而是其長期政治風格和制度張力的集中體現。從心理層面看，特朗普「反智」與自我中心的領導風格使其傾向於蔑視專業意見、貶低權威人物，以此確立自身權威。有評論指出，特朗普這些年一直在發動一場「對專業知識的戰爭」：無論是氣候變化、抗疫措施，還是貨幣政策，他一再拒絕專家意見，宣稱相信自己直覺判斷更勝過科學共識。這種反智傾向迎合了美國部分選民對精英專家的不信任情緒，在政治上短期或許奏效，但長期來看卻對公共政策制定和制度穩定構成了隱患。正如歷史學者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早在《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一書中所分析的，反智主義在美國文化中雖然有其土壤，但當其上升為執政理念時，往往會損害決策質量並削弱公共機構的功能。 從制度角度而言，特朗普式的這種做法對美國公共制度健康提出了警示。一方面，對獨立機構的過度政治施壓會削弱制度制衡。美聯儲作為貨幣政策機構，需要政策連續性和專業判斷。如果每任總統都要求央行配合其選舉周期調整利率，央行將難以堅持長遠目標，經濟長期穩定也會受到威脅。另一方面，領袖對專業官員的羞辱和貶低，會侵蝕公共信任。當總統稱美聯儲主席「愚蠢」「低能」時，部分公眾可能會對央行乃至更廣泛的政府專業部門產生懷疑，認為這些機構充斥無能之輩。這將損害公眾對專家治理的信心，助長民粹主義對理性決策的抗拒情緒。此外，如果這種先例被強化，未來的官員可能面臨站隊壓力：要麼屈從政治強人意志，要麼遭受人格羞辱乃至仕途不保。這無疑有損專業官僚體系的獨立性和士氣。在民主制度下，行政權固然需要有效領導，但也必須尊重製度邊界和專業精神，總統不應把獨立機構視作私人屬下，更不能出言粗暴破壞制度權威。 此次特朗普抨擊鮑威爾事件，為美國和世界提供了一堂現實政治課：當個人的偏執與制度的原則發生衝突時，社會會如何回應？從結果來看，美國社會的主流聲音選擇了捍衛制度理性。媒體的批評、專家的警示、國會的支持以及鮑威爾本人的堅守，都表明美聯儲獨立性這一民主制度成果仍有廣泛認同。對於特朗普本人而言，其「反智」風格和民粹言論或許能在短期凝聚部分選民支持，但從長遠看，它正在撕裂專業治理與民意之間的信任紐帶。如果一個社會任由這樣的反智主義蔓延而不加約束，那麼公共政策將可能陷入情緒化和短視，最終吞下苦果。在一個專業知識越來越細分化的現代社會，領袖可以不懂每個專業領域的細節，但貶低和敵視專業精神絕非明智之舉——它動搖的不僅是專家個人的顏面，更是公共制度運轉的根基，也是對現代文明社會專業經營管理治國的蔑視。 展望未來，這一事件給所有民主政體提了醒：民選領導人必須在追求政治目標與維護制度規範之間取得平衡。在競選言辭中攻擊對手或許是一回事，但在執政中攻擊獨立機構則是危險的制度倒退信號。制度的健康運行有賴於彼此尊重與良性互動。當總統對央行主席出言不遜時，看似逞了一時口舌之快，實則可能削弱自身治理信用，損害國家的信用和更深層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說，特朗普對鮑威爾的辱罵不僅是個人風格問題，更是對美國公共制度韌性的一次考驗與拷問。所幸的是，美國的民主制度在這一波衝擊下展現了一定韌性：各方的批判和糾偏表明，在喧囂的政治噪音之外，理性的聲音依然存在並發揮作用。這也提醒人們，守護公共制度的健康，需要媒體、專家和公眾共同站出來，對任何逾越規範的行為發出警示和抵制。只有如此，民主制度才能免受反智民粹的侵蝕，維護長遠的公共利益。正如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風波中重申的那樣：「我們永遠只會做我們認為對的事」——這句話既是專業操守的堅守，也道出了民主制度賴以運轉的要義。人們期望，所有政治領袖都能慎思這一點，在行使權力時保持克制與尊重，讓制度之舟不因一時惡浪而傾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