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博士的幸存，不是正义的胜利，而是制度的警钟

哈佛博士的幸存，不是正义的胜利，而是制度的警钟

沙盘

在当代社会，媒体应是舆论监督的工具，是制衡权力、捍卫公正的第四权。然而，有些媒体却以“揭黑打假”为名，行陷害忠良之实，其危害之烈，不亚于政法系统的冤案错案。在“哈佛博士事件”中，中国青年报一手炮制伪证、发动舆论围剿，导致一位哈佛博士被迫流亡海外二十多年，至今未能洗清冤屈。这起事件并非偶然，而是中国媒体腐败与黑暗势力结盟的一个标本。它提醒我们：如果黑暗势力可以遮蔽一桩哈佛博士案，他们也可能早已遮蔽更多、更骇人的罪恶。

陈琳博士之所以能今天站出来揭露，是因为他“恰巧”活了下来。否则，他也许早已成为被埋葬的真相之一，如同千千万万个被共青团中青报污名化、而无力自辩的普通人。换言之，他的幸存，是小概率的幸存，不是制度容错的成果，而是黑暗势力一次失手。

这不是个案，而是黑暗势力绑架公权力为非作歹的问题。中青报的“舆论监督”，实为“舆论猎杀”。他们借用新闻的壳，干的是害人之实。他们不需要法律、证据或程序，只需一纸谎言，便可颠覆一个人，毁掉一生。

这种“文字恐怖主义”，如果不被果断清算，早晚会引发更大的系统性危机。对中国而言，这不仅是媒体伦理的滑坡，更是法治尊严的溃败。面对这起公然侵犯人权、毁坏新闻操守的恶性案件，中国政府若不能彻底整肃共青团中青报，依法惩处相关记者，不仅失去了正义，也将继续为国际社会提供人权迫害的新证据。

哈佛博士事件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受害人是哈佛博士，而是因为它让我们看见了一个系统性作恶的裂缝——一个能毁掉“精英”的体制，毁灭普通人就更是轻而易举。许多被像中青报一样的恶媒“调查性新闻”曝光的人，可能永远不会有机会站出来说一句“我被冤枉了”。

我们不能让这一切继续下去。我们不能容忍恶媒为虎作伥，成为迫害工具。我们更不能接受，在中国，竟然有一群“持笔的暴徒”，能在新闻的名义下，以正义之名行恐怖之实、借人民之声行权力之命。这不是新闻，这是文字狱的现代翻版。

陈琳博士的幸存，是对制度的最后提醒。如果今日我们仍然沉默、仍然允许这类“新闻构陷”在中国继续横行，那么下一位陈琳可能就不会再有机会说出真相。哈佛博士的悲剧必须成为媒体问责、法治清算的起点。否则，我们将面对的不只是一个中青报，而是更多用新闻为掩体的迫害机器。

正义的沉默，就是恶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