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分享：关于“习得性的恐惧”的故事

关于“习得性的恐惧”的故事

石冬青

一、拜访老校长

五月，我有一个特别的旅行——从日本、台湾一路走到中国大陆。这并非只是观光，而是一场对过往生命的回望，对我心灵深处某些未曾结痂的创伤的触摸。

在中国大陆，我专门绕道太原一天，唯一的目的，是看望我93岁的老校长。他是我命运的转捩者，是在1989年那场政治风暴后，悄然伸出援手、把我从几乎没顶的灾难中拖回安全港湾的人。当然，我没有去打扰其他人，尤其那些还在工作着的朋友和同学。

那一年，我几乎前途尽毁， 想改革教育、用公民教育代替分数至上的填鸭模式的理想，被现实的铁蹄碾得粉碎。他以极大的个人声望和隐忍的智慧，把我安排进北京的一家远离广场的小大学。“小石头，漩涡里最安全！”他明确告诉我：“你不要待在国营单位太久，一旦拿到北京户口，就尽快跳到外企去。你已经有‘问题’了，不可能再被信任或提拔。”他看清了那个体制对人的逻辑，也看穿了我命运的轨迹。

更让我感念的是，他还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为其他被牵连的学弟学妹“擦干净了痕迹”，让他们的人生得以重新起步。那天，在他的小客厅里，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他已经听力模糊、行动缓慢，却仍神情清明。“你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学生，一个胆大包天的小女生，一个小trouble maker”他说：“你知道吗？天安门那年，一共死了3万人。”

我没有追问数字的出处，坐在一旁的同行者——我的老师，从秦城监狱出来的前某省组织部长，也没有提出异议。他本是呼声极高的省长候选人，却因站错了队，安慰了他的政坛好友的父母，而这好友却是老大不喜欢的前朝骨干，一夜间被打成“贪污犯”。若说他是“流氓犯”，我也不会奇怪——毕竟我们那一代人眼中的刘少奇，当年就是“叛徒、内奸、工贼”。

如今，我们三人坐在这间安静的屋子里，一个是曾被打成阶下囚的高级干部，一个是曾被贴上“六四暴徒”标签的学生，还有一个是当年偷偷掩护学生的老教育家。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们都在生还者的名单里，但也都从未真正离开过那个深渊。

二、MD妈妈要去自首

离开老校长家，我约MD一起在校园里走走。她是我大学时最亲密的朋友，尽管她是土木系的，我是电子系，但我们曾同为校刊编辑，成为终身好友。她总是温文儒雅、从容不迫，而我热情洋溢、爱憎分明。我们是性格上的互补，也是彼此青春岁月中的见证者。

她带我参观她的建筑设计公司，几十个年轻人安静地画图、讨论，办公室宽敞整洁，氛围中透着专业与活力。她的合伙人是她的同学，艺术范儿十足，也是我很欣赏的朋友。她们设计的“凤临阁小区”在业内声名远扬，我感到由衷的敬佩。

随后，我们一起去看望她88岁的老妈妈。老太太精神矍铄，笑声爽朗，看到我立刻认出，说：“呀，还是那个大活宝！”我们谈起当年在她实验室洗照片、熬通宵的事，她笑得前仰后合，和我们一起回忆。

然而，走出她家时，MD忽然问我：“你注意到我妈妈有什么变化吗？”

我一愣，说：“她对文革的事情记得很清楚，对近期的事就不太记得。”

她顿了顿，轻声说：“她疫情时忽然拉着我，非要我陪她去居委会自首。”

我错愕：“自首？为什么？”

她无奈地苦笑着，却透着一种疲惫的哀伤：“她说她制造并传播了新冠病毒。”

这一刻，我感到一种寒意从脊椎升起。不是因为她的话荒谬，而是因为我明白：那并不是一个失智老人的胡言乱语，而是一种深埋于家族记忆中的恐惧，以幻觉的形式浮出水面。

MD的祖父是南京的大法官，1949年曾逃去香港，却放心不下妻儿，选择回到南京，结果被判终身监禁，死在狱中。她祖母在文革中被折磨至精神崩溃，最终自杀。她父亲是家族中唯一顺利完成学业、成家立业的人。她的大姑和两个叔叔，终其一生蜗居在南京老城区一间低矮小屋中，相互依靠。

MD母亲的幻觉，不是孤立事件。那是整个家族的集体潜意识在她脑中投下的阴影。文革并未结束，它只是改变了形态，从身体的斗争变成心灵的围困。那些没有被哀悼的亡灵，没有被清算的伤害，终将在某个深夜或灾难中以幻觉的方式重新浮现。

三、那本写不完的回忆录

我把MD妈妈要“自首”的故事讲给一个三观相合的小群里的亲密网友们听。大家分享着各自家庭在世道变迁中荒诞的荣辱沉浮。一位网友S讲了发生在她爷爷的身上往事。

她的爷爷是当年的地下党员，解放前失联于上下的秘密联络，解放初期本该是功臣的爷爷却被误认为叛徒，投入大牢。她的父亲因此被划为右派，被迫劳动改造。家里除了姐姐是唯一看到过父亲意气风发的青年教师的形象外，其他孩子们都是看着爸爸沉郁的右派脸长大的。更不幸的是，她从小就是父亲情绪的出气筒，每天都可能无端挨打，活在恐惧中。我不知道她是怎样成长为那么知性那么有韧性而且自我意识非常清晰的职业女性的。要是我，估计不是死去就是抑郁成疾了。唉，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好扎心的童年经历！与我的童年故事不同，却同样令人心疼。

（我爷爷是傅作义部队的军医，北平易帜，他拒绝加入到打到南京府解放全中国的队列，觉得打内战没有意义。这是他日后成为老运动员的原因。我奶奶是家属中的积极分子，很有领导能力，还被毛接见，街上最淘气的孩子见到她也恭敬。五十年代中期，奶奶曾是访苏代表团成员，条件是与爷爷划清界限。她没去过的地方多了，不去苏联又怎么样？奶奶朴素地做出这样的决定，让浦安修这样的高知顿时现出小来。文革中的1968年，爷爷很多天不在家。奶奶每天带着大弟弟参加学习班。不到五岁的我成为看护刚刚满月的二弟弟的唯一可靠人选。我问：“爷爷去哪里了？”回答：“出差了”。直到有一天，我终于可以在街上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跳皮筋儿，前院大我一岁的P告诉其他小朋友，我们不要和她玩，她爷爷是反革命。我瞬间明白了，爷爷不是出差了而是出事了。P的妈是爷爷和妈妈医院里的前台病例管理的职员。那一天，是我童年的结束日。我从此告别了孩子的天真，变得机警多疑。我不再相信大人的话，而是时刻竖起耳朵，捡拾他们谈话中的蛛丝马迹。

到底是孩子，几天后，街上的小朋友们来邀我一起玩，没有我，她们跳皮筋儿玩得很不带劲。顶着想玩的巨大诱惑，我拒绝了。哪颗葱，你们想和我玩就玩，不想玩就不玩？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和她们玩闹过。我学会自己玩自己的，学会和大我很多的后院高中生初中生玩，他们就是YX和她的弟弟们。直到文革结束，我才知道爷爷的确切罪名，他被屈打成招，成为不存在的大同市63人国民党区党部的特务头子。）

几年后，她爷爷出狱。家人想让他把那段经历写下来，算是为后代留下点见证。于是她姐姐执笔、爷爷口述。

起初进展还顺利，爷爷详述了童年少年青年的成长历程。但渐渐地，内容的语气发生了变化。他开始用一种“汇报思想”的方式讲述自己被捕、审讯、批斗、坐牢的经历，好像回到了那个需要“老实交代”才能活命的年代。

她姐姐很痛心地说：“爷爷，你这不是回忆录，是交代材料啊！”

爷爷愕然。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底内化压迫的囚徒。他已经不懂得如何讲述真相，只懂得如何忏悔、检讨、服从。语言变了，思维也随之扭曲。他试图修正，却又回到“老实交代”的语气，改来改去，始终逃不出那套“坦白从宽”的格式，像一只在笼中奔跑的仓鼠，累而无果。当年风流倜傥的富家子弟，满怀改造世界的理想而投身革命，变成了无法用自己的语言表述自己所经历的真实生活的心灵囚徒！

最终，这本口述回忆无疾而终。好可惜！

而我知道，他的心中，或许始终未曾放下那句话：“组织上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即使冤枉了，他也已学会在心里为组织辩护。因为对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反抗的代价是灭顶，和灭家，顺从才是活路。

四、沉默、告别、被踢群与安全

这让我想起我的亲戚们。

群里的大表姐，转发“纪念伟大领袖”的文章最为积极。可她明明知道自己的爷爷是被政府镇压的地主，姥爷是阎锡山的骑兵团长，父亲是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被装进麻袋打得半死的人。她上高中时本来可以分配去医院做护士的，结果因为父母的家庭原因而成为灯房的工人。

还有我的二表姐，文工团演员，见多识广，思想开阔，却在疫情期间因为我转发给她一则外面早已解封的新闻，毫不犹豫地拉黑了我。她是和我关系最近的姐姐。此次回大陆，我帮助她在台湾英烈祠网站里，找到了她外祖父的记录。

我开始学会沉默。我怕他们不小心听到他们不想听的真相。我不再在群里发声，不再讨论社会，也尽量避免触碰那层薄冰下涌动的暗流。沉默，成了我在亲情之间穿行的护身符。

我也想起那位秦城归来的老师，我们见面谈话，他要我陪他走到河边。因为只有在流水声中，他才敢讲多一点。他怕的是录音，被监听，再一次“祸从口出”。

我还想起高中文理科分班的时候，我曾表达了对文科的热爱。那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沉淀已久的渴望。我喜欢读书，喜欢写字，喜欢琢磨人心与时代的关系。可我的话刚说出口，父母和老师就几乎异口同声地否定了我。“理科更安全”——他们的语气不容置疑，像是在替我挡下一场未见的风暴。

那时我不理解“安全”两个字背后的重量。后来才慢慢明白，他们不是在为我的未来谋划什么竞争优势，而是在试图躲避一种命运的重演。他们怕的不是文科成绩差，而是文人的命太苦。他们亲历过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说错一个字，写错一句话，轻则被批斗，重则家破人亡。文革的记忆对他们来说不是历史书上的词条，而是一种本能的恐惧。他们对文科的排斥，其实是对那场浩劫的延迟反应，是一种深植于骨髓的“自我保护”。

而我，只是那个想提笔写下心里话的孩子，却被推向了他们有共识的“更安全”的那一边。

三十年前，在北京去向我先生的博士导师告别。老先生是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电子系的博士，49年带着美国太太——他导师的女儿和不足2岁大的儿子回到祖国。年轻的妻子在“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宣告声中，带着儿子在大使馆里苦等他整整一个月，期待他能重新考虑自己回国的决定。老人家跟我说话时，门窗紧闭，收音机噪声高扬，贴着我的耳朵，告诉我，“回国是他一生中最错误的决定。”文革中，老先生九死一生，被后来结婚的第二任妻子断绝关系，被自己的亲生女儿划清界限。小儿子被街头任意欺凌。带着沉痛的忧伤和对儿子的愧疚，文革后他再没有结婚，而是与心灵受到严重创伤的儿子相依为命。他嘱咐我，“你们如果没有拿到公民，就不要回来！”

大学同学筹备毕业40周年聚会，微信群里永远只有口水话，没有什么有深度有意义的互动。

而研究生班30年聚会，甚至不敢加我入群——因为有几位同学仍在体制内做官。

此次回去也偶遇另一位大学挚友XJ，他曾一直是校园里思想活跃，富有领导力和亲和力的人，也早已钱财自由，他兴致勃勃地在做朗读和支教的公益，满口“正能量”，一脸幸福样，和那个大学时的满腔热忱正直不阿有一些距离。我一时惶惑，是不是只要有钱就可以幸福生活，即使没有罗斯福总统说的四大自由？与这里的一位美国朋友私信聊起，他回答我说，如果马云可以平白无故地消失几个月，如果那个谈不折腾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折腾离去，谁会是安全的呢？ 没有安全，谈什么幸福呢？豁然。想起在日本京都寻常巷陌，看到一则日本共产党改革的张贴，想起在高雄街上看到干练的女士竞选市长的广告。在大陆，则是另一个画风。XJ问我，怎么看国内的发展？我说，几乎是换了人间，进步巨大，尤其是上海，硬件堪称我所见之处的第一，城市管理水平也差得不远。但如果该变的没有变，那么所有的成就可能一夜归零。他问，何以见得？我说，记得第一次看到一千年前的清明上河图时的震撼！那么繁华，那么欣欣向荣。可我们小时候看到的经历过的可以和一千年前的汴梁可比吗？他沉默了。我知道，他不是不知道，但他需要自保，以备不时之需。他还是大学时那个朝气蓬勃的他，只是，他需要学会掩盖。底层的逻辑还是恐惧。

我曾加入过的亚特兰大华人笔会，也明确规定“不谈政治”。我几乎不参加任何华裔社群，同乡会，同学会什么的，离得远远的，那是唯一一个被好奇心驱使而进入的华裔社团，以为喜欢写作的人们，会有所不同。我潜水在群里，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贴，一声不吭。一次，有人分享起“伟人”文革中接见他们红卫兵的故事，后面的人们也兴致勃勃地聊起自己去接受检阅的往事，我随口说起1988年见到躺在水晶玻璃里毛的经历，别的都不记得了，只记得纪念堂里令人窒息的恶臭。结果群主，一个我的同乡，同在Emory工作的博士，一个神经实验室的行政主管LD，直接打电话责备我，说我“态度不对”，说我的话让有些人不适。我不以为然，那个尸体的气味和排队群众的汗味混在一起，是我难忘的气味记忆。我没说谎，只是讲了真话。结果我被踢群。我抗争这是对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践踏，LD说我上纲上线。我说，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就是纲就是线，不需要上。想起阿伦特的一句话：真正的邪恶，往往不是暴戾，而是平庸——一种无思的服从。我想，LD的行为，基于的也是恐惧，怕群被封，怕其他热爱毛的群友举报，也许还有她自己对于毛的感情或者她害怕数字时代的控制。

可见，在自由世界里，说真话，依然让人不安。

隔着一个宽阔的太平洋，仍然感到老大哥灼灼的目光。华裔美国人的言论自由是可以被他们以各种理由随意剥夺的。

六、遗忘与信息围堵

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六四，更多的人不知道白纸运动。遗忘和信息围困是成功的，就像我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79， 78， 77级的学生们为什么一个年级只有四个班而我们年级1963年出生的孩子们却有十几个班一样。那是三年人为大饥荒的人口断层。

这是控制者最成功的成果：不是“反驳记忆”，而是“删除记忆”。

删除记忆，成为当权者的“续权策略”。

而我，则被记忆困住。

明治维新已经过去一百五十年，台湾也政党轮替有好几个回合了。五千年转专制的文化遗传基因的厥词可以休矣！无论日本还是台湾，都是保留了中华传统最完整的地方，他们的民主实践他们的全民医保他们的教育水平在民主国家里可圈可点，名列前茅。

七、文革，从未结束

文革1.0结束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但文革的制度基础没有消失，文革制造的恐惧没有死去。心理创伤从未疗愈，迫害者就在身边，毛的尸体依然供人瞻仰。

我带孩子们经过五次安检，进入天安门广场，再经过三次身份验证，进入毛纪念堂。那尸体不再像1988年那样塌陷腐臭，而是满面红光神采奕奕，臭气不再，是技术进步吗？也许。但荒诞仍在，荒诞永存。这是与苏联列宁水晶棺，北朝鲜金日成金正日水晶棺的并列存在。

想起1976年9月初的一天下午，一群刚刚升入六年级的中学生放学了，三三两两地陆陆续续走出教室。 还没拐过前排的教室，就看到迎面跑回来的一个工人家的孩子，她满头大汗，颤抖地尖叫着：“不好了，毛主席死了！” 我们听到的第一反应是：“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这个可是反革命罪呀！” “真的真的，你们听！”她指着前面的大喇叭。果然，哀乐低徊，声音沉痛…。说好的万岁万万岁呢？那是我们与真相的第一道断裂。也是我们对官宣的第一次惶惑。

看着纪念堂中依然乌泱乌泱的悼念人群，毛的确还活着。

这么一个给中国人带来深重灾难的一个人，何以仍然有那么多人去悼念他？那种深埋心底的恐惧，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我们即使走出国门、获得自由，依然会在夜里惊醒、在朋友圈自我审查、在回忆录中下意识地“交代问题”？

恐惧是会遗传的。

它通过家训、沉默、眼神、叹息，代代相传。它不靠语言传播，却比语言更强大。一个父亲在孩子面前避谈“那年”；一个母亲在孩子面前阻止电视里播放有关“某事件”的纪录片；一个祖父在餐桌上突然咽住话头——这些都是“教育”。

恐惧，变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它不只是怕政府、怕舆论，更是一种“怕连累”的心态。怕说错话牵连家人，怕有思想就会变成“异类”，怕站出来就会被遗忘在历史角落里，像1989年那些喋血长安街的人们。

更可怕的是，这种恐惧在潜意识中成为我们与社会互动的一种“默认值”——就像网友爷爷写回忆录时的“检讨口吻”，就像梦多母亲要去“自首”，就像那群老同学怕我进入微信群时的集体沉默。

如果文革只是一段历史，它本应有开始、有终结、有清算、有纪念。可是，它并没有。

它变成了生活方式、话语风格、家庭关系、思维结构，变成了幻觉、自我审查、沉默的代际继承。无论狱里狱外，国内国外，都是心灵的囚徒。

正如罗大佑在《亚细亚的孤儿》里唱的：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面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睛有白色的恐惧，

西风在东方唱着无奈的歌曲。”

那是唱给大陆的吧？

因为台湾，轻舟已过万重山。因为台湾人不与恐惧会心，不与恐惧合作，从而赢得没有恐惧的表达制度。

石冬青：1989年時在北師大教育系讀研究生。當時是麻派、鴛鴦蝴蝶派、托派中的托派。起初只是旁觀者，看大雨中人們把花圈放在紀念碑；看同學們在新華 門抗議；看王丹宣讀訴求；直到目擊郭海峰三人下跪請願，夠了！再也看不下去了，再也不會心安理得地做托派了。從此從北師大學自聯到絕食團指揮車做播音員。 後受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后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