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声音已经停止，却仍然高过沉默
中国政治运动的当事人、亲历者，无可挽回地一茬茬陆续离开了世界。甚至第二代、第三代也都凋零老去。这是中国权力者最盼望、最期待的事！但是，证人走了，证词还在，证据仍存。在他们留下的证词和证据基础上，后人一步一步深入的研究也不会停止
老高按：今天在电子邮件中得知一个噩耗：反右运动的受害者、控诉者和凤鸣女士去世了，享年93岁。
近年来，我感觉中国海内外的思想者、文化人，顽强地探索在高科技背景下如何多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电子邮件，这种比较传统、已经相对边缘化的传播方式，被不少人重新关注，几乎每天我都收到来自不同媒体、观点各异的群发文章。
和凤鸣女士以如此高龄仙逝，并不出人意外，反右已过去68个寒暑，当年的受害者中最年轻的中学生，现在也都年过八旬，风烛残年，绝大部分人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闭上了嘴巴。
和凤鸣不是这个群体中遭遇最惨的，但是她非常值得我们铭记，正如钱理群教授所盛赞：她是“伟大的中国女人”。
有的文章谈到她，说她是“夹边沟亲历者”，其实不确。她1957到1961年被发配至甘肃偏远的安西农场，并不是夹边沟，但她同在《甘肃日报》工作、也同被打成“右派”的丈夫王景超，1960年饿死在夹边沟。
和凤鸣是中国最早出书，对大众披露夹边沟骇人听闻的惨剧的人。
我收到这个电子邮件之后，在网上检索了一下有关资料。下面是从“波士顿书评”的一个编者按和维基百科的“和凤鸣”辞条中了解到的有关史实——
和凤鸣，1932—2025，甘肃西北民族学院退休女教师。
和凤鸣用10年时间将自己的经历，记录成书《经历：我的1957年》。居然在中国大陆出版了！（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
随后，2002年5月，天津作家杨显惠将两年来在《上海文学》连载的系列短篇结集《夹边沟记事》出版（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年10月，甘肃作家邢同义历时数载写成《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5年4月，上海《文学报》发表特稿《翻开一页尘封四十年的历史》；
2007年，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徐贲教授发表《“反右”创伤记忆与群体共建》；
著名纪录片导演王兵分别在2007年完成《和凤鸣》、2018年完成《死魂灵》两部有关夹边沟的纪录片；
艾晓明教授于2017年完成纪录片《夹边沟祭事》……
夹边沟由此，成为了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中国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当事人、亲历者，无可挽回地一茬又一茬陆续离开了世界：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大饥荒，四清，文革……甚至，最早的受害者的第二代、第三代也都凋零、老去。这是中国权力者最盼望、最期待的事！但是，证人走了，证词还在，证据仍存。在他们留下的证词和证据基础上，后人一步一步深入的研究也不会停止。
今天我转载电邮中收到的马四维的文章《用反记忆抵抗遗忘》。标题中的“反记忆”一度让孤陋寡闻的我困惑。但文章中做了解释，我也在网上查证了，原来“反记忆”理论（counter-memory）出自福柯，有时也被译为“对抗记忆理论”，是一种不同以往的历史记录方式，强调与官方记忆和官方历史进行对抗，用不同的方式再现记忆中的事件。
用反记忆抵抗遗忘：评和凤鸣《经历：我的1957年》
马四维，中华书法评论，Jun 16, 2025
《经历：我的1957年》（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初版；2006年修订版）
2025年6月4日，93岁的和凤鸣离世。噩耗沿着电话、电邮与私密群组迅速扩散，穿过仍在守望反右记忆的学者、影人和幸存者的社群，将凌晨的静夜击出一道回声。她的离去像一只顽强的节拍器突然停摆——三十年来，那节拍器不知疲倦地敲击着与官方史书相异的节律。《经历：我的1957年》便是这股节律最凝炼的化身：十年手写，2001年付梓，它不仅记录了毛时代最致命的“再教育”营——夹边沟，更以道德勇气撕开国家机器的遗忘结痂。从“反记忆”（counter-memory）视角看，和凤鸣以个人之声撬动宏大叙事，让私语成为政治实践，将抹平与缄默拖回公共辩场。九十年代开笔时，官方叙述宣称反右早已“改正”。她以逐字痛史——列名批示人，清点每间工棚死者——拒绝国家遗忘邀请，实践学者Charles Armstrong“反记忆”，以柔韧在档案缝隙里阻滞遗忘。
全书的叙事骨架极简：兰州记者的青春、1957年的骤然坠落、1978年的迟到昭雪。但情感密度浓如压缩饼干。黄河堤畔的周末散步、编辑部的打趣、对“百花齐放”的天真信任，在数周内全数塌陷为审讯室的灯泡、批斗场的高声、闷热车厢的饥渴以及夹边沟夜里的冻沙。二十年贱籍生涯结束时，文化大革命已在大地再度刻疤，她那天资卓绝的儿子也死于饥饿。高速压缩的事实让人无处遁形，个体履历与宏大史观的“线性进步”形成正面撞击，反记忆锋利地切入：它拒绝把灾难纳入“已经过去”的时间，反而让读者在当下重新承担痛感。
能在世纪之交面世，本身就是出版史的险渡。2001年，敦煌文艺出版社首版问世；2006年再版时，钱理群写下长序，盛赞她为“伟大的中国女人”。随后舆论气候骤冷，再版计划被迫搁置，盗版PDF、影印本与香港版本却在暗处繁殖，地下流通让文本持续呼吸。王兵的纪录片《和凤鸣》（2007）用三小时静摄把她的讲述凝固在荧幕，影像与文字互为回声，扩大了见证的声场，也昭示反记忆可以在体制外自我复制、对抗删档。
反右运动标志着毛泽东从有限宽松转向全面围剿。官方数字写着“55万”，独立学者估逾200万；荒漠深处，夹边沟三千囚犯中两千人饿殍。和凤鸣虽未被羁押于此，丈夫却死里逃生（此话不确。应该说“丈夫却难逃一死”。——老高注）。她把兰州省报办公室那些鸡毛蒜皮的揭发与沙丘万骨坑的迟缓惨剧缝在同一张帆布上，让“日常怨隙”与“国家暴力”并置。福柯指出，权力渗透于毛细血管；和凤鸣则用细节解剖这些血管——照片标注、稿件延期、会议座次，本是微尘，却在惶恐的空气里变成断头台。通过逐件追溯，她揭示了极权如何动员“小恶”完成“大恶”，也暴露了官方统计数字背后的呼吸与体温。
如果说暴力的生成依赖麻木，那么反记忆的力量就源自克制的书写。和凤鸣的句子简短如账簿，却常在收束处投射诗性的光斑：月光击落沙丘、冻高粱壳在齿间碎裂、松节油灯散出的微醺味道——感官碎屑让读者嗅到、触到1957年的物质现场。她拒绝以文学修辞美化苦难，在语言的留白里让钝痛自行渗出。当官方话语将反右定义为“历史错误，业已纠正”，她选择点名批示者，逐居统计死者人数；这种“逐字痛史”正是对“编档—封存—归档”机制的反向操作，使档案无法在黑箱里被静默地归档。
与当代其它回忆反右文章不同，《经历》几近“反文学”。它没有宏大理论，没有戏剧化殉道，只有一位渴望收音机与平凡日子的普通妇人被卷入骤雨。把叙事焦点从名人挪向沉默多数，尤其是女性受难者，本身即是一种记忆政治：它打破精英化的右派谱系，将性别、阶层、地域嵌入同一权力网，凸显了“谁被记录、谁被遗忘”这一本体问题。
文本之外，影像为沉默提供另一种声音。王兵让镜头静止，留下咳嗽、啜水、暖气管作响；观众的耐心被拉伸，也被迫在凝视中承担沉默的伦理。影像的极简与文字的节制像两片音叉，在被删改的年代里共振，提示“看”与“听”本身即具有政治负荷：每一次呼吸、每一次拿起水杯，都是对历史的无声质询。
官方档案封锁，幸存者证词遂成替代文献。和凤鸣在书内标注日期、工棚方位、病亡名单，后来者用卫星图与口述史比对，从中拓印地理与身体的双重坐标。民间档案链由此生成，证明反记忆的另一重价值：它不只揭露权力，还填补史料空洞，迫使“国家记忆”面对自身漏洞。
书中“fanqiang”场景——囚徒夜半刮锹霜舔舌——以近乎解剖的精确度刻画饥饿。她列举树皮、鼠骨、用棉衣换来的腐薯，像普里莫·莱维在奥斯维辛的清单。两段远隔万里的饥荒在文字里相互凝视，压迫的回声盒被开启：国家制造的饥饿从未局限于某种政体或某片沙漠，而是一种全球共享的炼狱经验。
然而，炼狱经验却被国民刻意遗忘。“软骨病”原是喉舌讥讽干部缺乏精神钙质，如今却映射社会整体的道德松弛。和凤鸣挺直脊梁，让“缺钙”之讥反射到更广泛的怯懦：对新旧集中营视若无睹、转发爱国口号却回避史实、以沉默换取课题经费的知识人。她的在场迫使读者审视自己与权力的潜在共犯关系：反记忆不仅是对过去的抵抗，更是对当下软骨症的诊断书。
从这个意义上看，她的证词是代表软骨症患者的申诉。虽然她的作品难免面对“代表性”质疑。和凤鸣在回忆的缝隙插入狱友引言、官方电报副本，让文本内部形成交叉检验的小型档案馆。多声部的拼贴削弱了独白的恣意，也避免把创伤神圣化。在福柯意义上，这是对知识与真理垄断的挑战：通过互证，个人记忆取得事实地位，而权力话语的单音轨被迫让位给复调。平反三十余年，她仍需点灯而眠，仍被高粱味唤醒噩梦。创伤的化学残留瓦解了“改革凯歌”，提醒人们：政策翻案无法抹去身体储存的毒素。若国家不肯铭记，便由呕吐与失眠替代记忆——这是反记忆最终、也是最私人的堡垒。
《经历》的时间线偶有跳跃、引语失考、对话重构显得粗粝，却恰因未经抛光而带着“证物”质感。福柯说，反记忆不是博物馆里的完美展品，而是在裂缝中暴露权力缺口的碎片。粗粝因此成为诚实。
《经历：我的1957年》得以长存，并非因史料与文学技巧无懈可击，而是因为它“流血”。官话在纸面上崩解，个人悲痛压垮了口号，戈壁的风仍吹动半掩白骨。读者在呼吸间与作者并肩，对抗遗忘的熵增。和凤鸣那根因苦难钙化的脊梁，成为对偏爱营养标语却缺乏道德钙质时代的谴责。史料价值与伦理价值在此难分彼此：它为无声死者复权，也召唤生者继续说话。如今她的声音已止，却仍高过沉默——在那层回响里，记忆已经永远战胜死亡。《经历：我的1957年》撬开了未来缄默的嘴巴，喊出右派们经历的苦难而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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