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神操控看牺牲的“正当性”

在现今人与人的关系中，那些充满控制欲和以“爱”为名实施精神操控的叙事，并非为现代社会所独有，它早在古代神话、历史、宗教与民族记忆中就埋下了伏笔。那些所谓的“浪漫幻想”，也并非完全是个人臆想，其中更包含有被文化传承与意识形态所喂养、并以相同的叙事反复上演的真实戏码。

据古罗马传说，公元前8世纪，罗慕路斯（Romulus）建罗马城，宣称此地是所有渴望解放之人的庇护地，遂吸引了大批流亡者、逃跑的奴隶、杀人在逃犯以及形形色色的罪犯，罗马城迅速扩张。但当时罗马人所面临得一个严重问题是：城中人口几乎全是男性，难以繁衍后代，建立真正的国家。为此，罗慕路斯想出一计。他邀请邻近部落的萨宾人（Sabines）前来参加他举办的大型宴会。当邻居们兴高采烈地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前来赴宴时，罗马人突然发动袭击，掳走了许多萨宾年轻女性，将她们强行留作妻子，却任由男子逃离。这就是著名的“萨宾妇女劫掳”事件（Rape of the Sabine women）。这里的“rape”系指“劫掠”或“强行带走”，不一定是现代意义上的性暴力。

由意大利的雕塑家、建筑师、画家科尔托纳（Pietro da Cortona）创作的《萨宾妇女的劫掳》

起初，萨宾人震怒，他们人数众多且骁勇善战，他们发动战争试图讨回他们的女儿们。正在两军对峙、剑拔弩张之时，被掳的萨宾妇女突然从罗马城中冲出，她们穿过步兵阵列与遍地尸体奔向各自的丈夫、父亲和兄弟，其中有些还怀抱着孩童。两军都被阵前这突如其来的景象惊呆了，纷纷为妇女们让出一条道路。萨宾妇女们表示：自己已经适应了新的生活，并已为罗马人生下孩子，不希望看到亲人互相残杀，所以恳求她们的罗马丈夫与萨宾父兄放下武器，化干戈为玉帛。于是两军深受触动，最终达成和解联合建国，萨宾人成为罗马的组成部分。

无独有偶，几乎在同一时期，《圣经.士师记》记载了另一桩大规模通过抢劫他人女儿给自己当妻子的事件：一个利未人与他的妾在便雅悯的属地基比亚受到当地人的性暴力威胁，最终妾被轮奸致死。这一恶性事件引发了以色列各支派的集体震怒，终至支派间的内战爆发：以色列其他支派联合攻打便雅悯人，几乎将其灭族，仅剩的600名男子幸存者也都远逃它地。

不过，战后的以色列人立即陷入了后悔的良心挣扎。他们起初誓言不给便雅悯人女子作为妻子，但如今又不愿看到一个支派因此在以色列中灭绝。于是就有了通过帮助便雅悯人掳取他人女子作为自己妻子的“解决方案”。他们怂恿便雅悯人在一个叫做示罗的地方，趁着示罗节日时动手。节日期间，果然有众多的示罗人在田间跳舞，其中自然有不少女子。“于是便雅悯人照样而行，按着他们的数目从跳舞的女子中抢去为妻，就回自己的地业去，又重修城邑居住。”（士师记21章23节）

上述两个事件，或许在古代的“丛林”社会习以为常，因为在战争中女性常常会沦为战利品。况且，不是都说“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吗？

但以现代人的角度来审视这些事件，人们会清晰地意识到：那些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他们屡屡借助神话和传说，为国家的扩张与同化其他民族的行为寻找“正当性”理由。而本该受到谴责的战争杀戮、暴虐与掠夺，则被一个个“一代天骄”、建国“英雄”和史诗般的胜利叙事所取代，在历史上不断地受人景仰，被人讴歌。

但更耐人寻味的是：原本是受害者的女性，随着这种叙事，摇身一变竟成了“和平使者”，例如阵前为双方都带来和平的萨宾妇女。

在这类的叙事中，女性的角色被工具化，她们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桥梁”感化他人、化敌为友，进而完成了民族融合。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这样的剧情也屡见不鲜，如：西汉的王昭君于匈奴、唐代的文成公主于吐蕃，以及那些被送往突厥、回纥、契丹、西夏、蒙古等地的“和亲公主”们。 

两军阵前的萨宾妇女成为“救赎者”、和平的象征（1799创作的油画）

所有这些，触及到跨文化、跨宗教语境中有关女性、权力、集体危机与生存的共同叙事结构，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统治者正是利用了这一点，通过宣传洗脑，为自己统治的“正当性”寻找来源。结果就是，在国家长期的教育和引导之下，那些受害者——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人——常常被后人视为“民族英雄”。她们为国家大局、民族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会成为“不朽”，在各种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中，这种牺牲更是被大量、反复地呈现。于是原有的暴力与控制，便披上了一件带有某种美化和“救赎”的外衣，令无数后人学习、效仿，并从中受到激励。

显然，从罗马建国神话到《士师记》，不论是古以色列的支派存续，还是罗马的民族扩张，这些故事的“解决之道”几乎都涉及女性的被动奉献与沉默牺牲，当中不乏政治暴力、英雄神话与控制型的浪漫叙事。由此带给人们一种复杂且独特的文化、心理和伦理观察：

在文化叙事中：无论是圣经还是罗马神话，女性的身体都被作为族群生存繁衍的工具，掳取女性成为危机管理的一种“理性解决方案”。这种现象的背后，隐含了一种集体性的默认，即：女性归属于集体而非个体，她们的同意与否无人在意，她们的情感、意志与创伤经历常常为人们所忽视，她们的身体与忠诚更沦为男性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比如统治的稳固、族群的延续和秩序的重建等。

在上述两个故事中，节日、宗教仪式、集体誓言等要素共同构成了一种集体的“合法化暴力”机制。由此便导致了一个荒谬的结果：本来，掳取行为在道德上理应令人震惊和遭人谴责，但却在这种特殊叙事之下变得既合理又让人感动，甚至社会上还被广泛认为是顾大局、明大义的光荣行为。

这些故事也构成了当今PUA或精神操控叙事的雏形：

施害方以生存、爱、责任、民族之名重构受害者的意义，使受害者的痛苦与身份变得模糊不清，她们的情感开始变化、逆转：从原本的受害者逐渐变成了“拯救者”，这使得她们的受害变得“高尚”起来。此前一直对文革中的施暴者、充满仇恨的一类以及今天的老小“粉红”为什么多为年轻女性深表不解，现在想来全都是PUA在作怪。因为在很多人眼中，告密、出卖、绑架、大义灭亲、暴力、控制、恐吓等行为是可以被宣传成英雄壮举，从而充满了浪漫化的深情表达。

说到当今的PUA（Pickup artists），也就是所谓的搭讪艺术家、把妹达人，最初其实只是个中性词，指的是学习如何吸引异性、提升社交技巧的男性一族。他们通过心理学、语言技巧、身体语言等系统学习，将自己的恋爱能力得到提高。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群体中的一些人开始步入歧途，进而发展出形形色色的欺骗、虚假承诺、情感操控（Gaslighting）、洗脑话术甚至诈骗等手段，以此获取他人感情、身体或金钱上的付出。显而易见，这类行为会引发大量争议，PUA也因此成为贬义。

倘若我们把PUA推广到当今广义的受害者时，你会发现“洗脑”性的叙事与欺骗无所不在。无数被欺骗者深陷其中，不仅毫不自知，而且还洋洋自得。他们陶醉于“在宏大叙事中牺牲自己无比光荣”的虚幻和自我感动之中，甘愿沦为他人或组织的工具。

这类带有精神操控性质的“洗脑”具有如下特点：

1）制造外敌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的国家民族危局；

2）通过灌输，让原本就缺乏自我意识的受害者们相信：个人是渺小的，组织是无所不能的，你的所有东西、甚至包括生命都属于且依托于组织、政府、国家，没有了统治者的供养与全方位的支持，你将什么都不是！

3）通过国家的宏大叙事和“英雄”事迹的持久宣传，让一切可用的资源最终“心甘情愿”地成为统治者（施暴者）的工具；

4）打着为了人民、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以及一切都是为你好的幌子，集体实施最大限度的操控与暴力；

5）受害者因此对组织产生依赖感与负罪感，或选择集体沉默，或成为“阿Q”，最终接受命运。

如此，精神控制乃至暴力行为，就被冠冕堂皇地“正当化”，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人们在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为极少数人利益服务的“驯服工具”。

这种被“正当化”了的精神控制的核心是：

通过制造华丽词汇、高级话术与不断变换的策略，将受害者卷入一种既浪漫又压迫的窘境之中欲罢不能。他们在被培养教育成温顺、忍耐、包容与牺牲的同时，会因油然而生的“神圣感”、“使命感”以及身上肩负的“拯救者”的崇高角色而自命不凡。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因频繁“洗脑”所带来的对“阶级敌人”的满腔仇恨而甘当“勇士”与“战狼”，完全不觉得自己已在无形之中被剥夺了个人真正选择与拒绝的权利，落得个被操控、被虐待的下场。

而施害者所主导的一切野蛮、暴力和侵略性行为，则被赋予了崇高、伟大、正确和浪漫的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