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史观：1960年代中国大饥荒和中共搞核武器的内在因果关系

在中国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的严重饥荒期间，国家依然持续出口粮食，这笔钱部分用于支持包括核武器在内的“重大战略项目”——尤其是“两弹一星”。

下面我分几个角度，来解释“是否出卖粮食换核武器”的这个逻辑链。

① 历史事实：饥荒年间仍大量出口粮食

据多个中外史料记载，在1959年–1961年中国饿死数千万人的同时，中国政府确实持续在对外出口粮食。

• 根据历史经济学家郑永年、周黎安等人的研究，1959年出口粮食约423万吨，1960年仍有320万吨左右，其中大部分出口对象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如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以及为换取外汇向苏联、香港输出。

• 1961年，中国仍向朝鲜、越南、古巴提供“援助性”粮食。

👉 所以，中国在大饥荒时期没有停止粮食出口，甚至被高层视为维护国际主义和战略地位的工具。

② 政策逻辑：出口粮食换外汇以投入“高技术”领域

虽然中国当时与苏联关系恶化，但一些高技术设备、原材料和建设设备仍需要从西方或第三世界国家购买（通过香港、苏联、东欧间接进口）。粮食出口的外汇用途主要包括：

• 购买冶金、核材料（铀矿浓缩设备、磁分离器等）；

• 进口西方机器零件、特种钢材和化学原料；

• 维护“国防科研系统”的生活物资和科研设备；

👉 核武器研制本身依赖的核心要素如铀浓缩、炸药高精度系统、风洞试验设备，无法完全靠当时国内工业体系支持，所以确实需要对外贸易（尤其是外汇）。

这意味着，出口粮食在物质与财政意义上，间接支撑了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战略科研系统。

③ 政治优先级：国家宁愿“饿死人”，也要“有尊严的独立”

毛泽东和其他高层的战略认知中，掌握核武器是中华民族“翻身”的象征，是避免再次被帝国主义威胁的底牌。

• 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毛泽东曾说：“我们宁愿勒紧裤腰带，也要搞出自己的原子弹！”

• 在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九院（核武研制中心）科研人员依然能吃到定量肉类、蛋类等保供食品，地方政府被严令“不得干扰国家重点项目”。

👉 这说明：中央确实做出了“放弃基层民众生存保障”以集中资源搞核武器的政治选择，不仅仅是技术路线问题，而是国家目标排序的体现。

④ 结论：不是“直接卖粮买原子弹”，而是通过政治统筹和财政机制，实现了“出卖粮食支撑核项目”的结果

📚 推荐参考文献与史料

•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 郭克莎（Roderick MacFarquhar）& 迈尔斯.《毛泽东最后的革命》

• 吴国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 吕新雨.《极权制度与组织人》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资料汇编（对外援助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