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重大议题的问与答（之七） ——工作与休闲时间结构均衡的问题
经济学重大议题的问与答（之七）
——工作与休闲时间结构均衡的问题
问：系列文章中的《经济学重大议题的问与答（之六）》一文中，谈了经济四大层次结构均衡中第一、第二层次，即消费横向与投资消费比纵向经济结构均衡的问题，接着是否聊聊第三层次经济结构均衡的问题呢？
答：是的。在对经济的新结构层次的均衡进行讨论之前，我们还是把“问与答（之四）”中的表1再发一次，以便于说明和理解。
表1
第三层次，是关于社会的职业劳动时间总量与休闲时间总量结构均衡的问题。
问：这也算是一种经济结构吗？
答：是的。经济的问题，说到底，就是有限时间的分配与效用获取的问题。
问：那资源的配置与效用获取之间的关系难道不是同等重要吗？
答：那要看你说的资源指的是什么。如果你说的资源是指机器、厂房、水泥…这类用于中间投入的劳动产品，它的配置本身就是劳动时间分配的体现。一件成衣，社会分配了多少时间种植棉花，分配了多少时间将棉花纺织成布匹，制衣厂分配了多少劳动在裁剪车间，又分配多少劳动缝制成衣，投入产出分析法清晰说明，棉花、布匹、厂房、缝纫机…所有这些资源，都是劳动时间分配的产品。如果你说的是没有经劳动生产过的自然资源，它有两种。第一种是无限满足需求的，人人均享的，它没有交换价值，也不存在分配问题；另一种是稀缺的，包括原属第一种，后来又变得稀缺的，我认定它是有价值的，有的人拥有很多，占有很少，就象有人天生丽质或高智商，很多人没有一样，这无话可说。但第一，如南非拥有金矿等大量资源，日本则资源稀缺，因为全球金矿的勘探和开采需要大量的劳动，所以金子很贵，南非得益，而日本则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其他效用的生产上，他们也很富裕，可见关键还是劳动效率和时间分配；第二，这种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资源，绝非人类社会经济结构长期持续演变的动因，而是人类生产效率提高后，不断调整时间分配结构去开发这些资源以获取最大效用，才决定了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动。如果你说的资源是指资金或资本，那只是时间、劳力或资源得以分配的形式。为了说明时间分配获取效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经济问题，我们把话扯远了。
问：那就说说我们从休闲时间所获的效用吧？
答：人们从劳动、工作时间中获得的效用是非常清楚的，其效用使生命得以维持以及生活一定程度的满足。在当今社会劳动生产率前提下，如果社会或个人只用总时间的1％去劳动或工作，这个社会或个人将灭亡，可见所获边际效用的巨大。增加劳动时间，将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同时，增加单位劳动时间所获的边际效用趋于下降。这就是一个失业很久的人，那么急切地想找到一份工作的原因。人们从休闲时间中获得的效用，同样是生命的维持和生活的丰富。如果社会或个人只用总时间的1％来休闲，其他时间都在工作，这个社会或个人也将灭亡，可见这时增加单位休闲时间所获的边际效用多么巨大。
问：那么应该用多少时间来劳动或工作，用多少时间来休闲，有一个标准吗？
答：在正常情况下，社会或个人所追求的已不是生命的维持，而是生命最大可能的丰富，也就是效用的最大化。人们从工作与休闲时间比中获得的效用最大化，总是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推动和约束，不断变动，不断发展的。因此最佳的工作与休闲的时间比结构是动态的，并没有固定的标准。
问：如何从理论上说明，这个能使社会或个人获得效用最大化的工作与休闲的时间比例结构。
答：我们把工作时间所获的效用看作一种产品A，把休闲时间所获的效用看作另一种产品B。对于同一个主体，即获取效用的同一个个人或同一个社会来说，从A与B中已获效用的大小是可比的。这样我们就完全可用类似说明A、B两种消费品结构，能使同一主体获效用最大化的模型，来说明怎样一种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比能使效用最大化（参见：《经济学重大议题的问与答之五》https://blog.creaders.net/u/32271/202409/497693.html）。
问：这就是表1中第三层次的经济结构均衡？
答：是的。
问：可以用图形来说明吗？
答：好的。图1中，AB轴反映工作时间变化时所获效用的边际值；BD轴反映休闲时间变化时所获效用的边际值；CD是某时期劳动适龄人口的时间总量（为简化问题，我们将非劳动人口的生活，理解为劳动人口获取效用中的附属部分）；虚线G，是维持生存必须达到的工作时间线，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它会
向左移动；虚线I是维持生命必须达到的休闲时间线，其位置基本不变；曲线E是增加工作时间获边际效用的曲线，靠近G线的边际效用值无穷大，向右越过I线没有任何意义；F是增加休闲时间获边际效用的曲线，靠近I线的边际效用值无穷大，向左越过G线没有任何意义；曲线E和F的交点H在CD轴的座标T，就是将时间总量CD分为工作时间CT和休闲时间DT，能使社会或个人获效用最大化的第三层次的经济均衡点。
问：曲线E和F的交点H，及其在CD轴的座标T，均衡的工作时间CT和休闲时间DT比是稳定的吗？
答：不是。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全部时间的分配结构，都是随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追求效用的最大化而变动的，对此无须任何怀疑，工作与休闲的时间比结构也绝无例外。当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发生时，例如AI技术的发展，单位劳动时间的产品数量、质量和性能都在提高，E向左下方移动，F向左上方移动，H和T都是向左移动，工作时间CT缩短和休闲时间DT增加，反映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问：用图1能说明这种结构的演变吗？
答：在图1的基础上，我们用图2来说明这种结构的演变。
图2与图1中的那个工作、休闲时间均衡点T，应该是生产力非常低时的均衡点，劳动者几乎用50％的时间劳动，才使生活达到最满意的状态。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单位劳动时间生产的产品大大增加了，维持社会或个人生存所需的工作时间大大减少，图2中的G线向左移到虚线G’。与此同时，增加单位工作时间所获边际效用的曲线E，也向左下方移到曲线E’。为便于理解，我们省略增加单位休闲时间所获边际效用曲线F，随劳动生产率提高可能的移动。这样，增加单位工作时间所获边际效用的曲线与增加单位休闲时间所获边际效用曲线的交点，也从H移到H’，对应的时间分割点从T移到T’。社会或个人用更少的工作时间CT’和更多的休闲时间DT’，实现效用的最大化，使生活达到最满意的状态。H’点的工作和休闲所获的边际效用值，比H降到更低位置，说明生活满意度提高，也就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实际的时间分割点偏离均衡时间分割点T’，无论是向左还是向右，偏离每增加1个时间单位，所获总效用都会增加一个负值。此负值的绝对值大小，总是与该时间在两条边际效用线上对应值的差值呈正相关。例如在已经偏离均衡点T’的T点，向右再增加一单位时间的偏离时，总效用损失的边际值，一定与减少单位休闲时间的效用减值HT，与增加单位工作时间的效用的增值KT的差值HK呈正相关。我们用XY曲线画出每一实际分割点上此负值的边际值。我们看到，在均衡点T’，此负值边际值为零，总效用值最大。实际分割点向左或向右偏离T’越远，此负值边际值的绝对值越大，总效用的边际损失量越大。我们看到，当实际时间分割点向生存必须线G’靠近时，对应的工作时间边际效用线趋向负无穷大，与休闲时间边际效用线上对应值的差值也趋于无穷大，进而也决定了该动态时间分割点的总效用减值的边际值趋于无穷大。实际时间分割点向生存必须线I（设它未发生变化）靠近时的情况也一样。这与现实是完全一致的，当你工作时间已少到几乎无法生存的时候再减工作时间，或当你休闲的时间已少到几乎无法生存的时候再减休闲时间，你获效用的递减难道不是趋向无穷大吗？XY曲线在均衡时间分割点T’的左右两边，画出了两个所获效用的损失区。
问：这个模型，与“问与答（五）”中，用来描述消费者从A与B两种生活用品的消费结构中，获取效用最大化的图3非常相似。这种模型反映两种生活用品的边际效用变化，是清晰的，但用来反映增加单位工作时间所获边际效用的变化，并将增加单位工作时间所获效用的效率与社会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所获效用没实际的的东西来体现，你不觉得太模糊，太勉强吗？
答：我先引用网站“https://bootsoon.github.io/economics/2017/07/24/089.html第089讲”上，关于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的一段论述：著名的“比较优势原理的含义是说：在一个社会里面,不论个体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地区，甚至是一个国家，如果他们把有限的资源，包括时间和精力，只用来生产他们的机会成本比较低的那些产品 ——也就是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然后进行交换，这样整个社会产品的总价值能够达到最大，而且每一个个体都能够得到改善，而不论他们的绝对生产能力是高还是低。”我们举例来说明，一个个体如何能从中获得的巨大效益。假设澳大利亚的一个木工，生产其具有比较优势产品木制家具，年收入6万澳元。他用５天的收入，能买一台不错的电视机，近于把一台电视机，从资本籌集、企业管理、科研、原材料采购、各部件生产到成品组装、销售的所有环节的社会生产率，变成他做5天木家具获得电视机的生产率。这就是所有职业人士正常情况下，都能拥有一套家庭生活食用品的原因。市场机制把社会生产千千万万种商品的效率，转化为单一工种工作者获得这些产品的效率，否则，个人千年万年（假设他活着）都生产不出自己的全套现代生活食用品来。反过来，每一工种的个人，也把自己在比较优势领域的效率，融合成该领域社会平均的效率提供给他人。社会上的每一个体，都有自己的机会成本低的生产领域，使每一个体在经济均衡运行情况下，都有机会参与到社会的生产中，而社会劳动生产率在所有领域的提高，都会有形无形地体现在所有个人收入所获效用的增大上。这就是市场极大提高社会和个人效益的道理。图1、图2中，单个主体以自已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单位工作时间，被社会劳动生产率所约束，决定其所增收入所获边际效用的变动，能用曲线E来描述，以及当社会劳动生产力提高后，曲线E、时间均衡分割点T都会向左移动。社会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决定所有个人增加单位工作时间所获边际效用的曲线的移动，总合起来，当然也能说明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后，社会增加单位工作时间所获边际效用的变动。
问：现实中，面对E、F、H、T、CT、DT的不断变动，社会或个人能实现这个均衡吗？如果做不到，不就是毫无意义的纸上谈兵吗。
答：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围绕着这一均衡的运行机制也不相同。例如在劳动者一起生产，共同参与分配的原始社会；在劳动者人身自由被剝夺，成为他人私有财产的奴隶制社会；在农民的土地财产私有，自给自足为主的社会；以及在个体生产为主的简单商品经济中，实现或偏离这一均衡的机制完全不同。而我们要着重研究的，是近现代商品经济中它的运行机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分为两个阶层，一个阶层以私有的形式运作着社会属性的资本，以利润为劳动收入，另一个阶层不拥有或拥有少量资本，主要以工资为劳动收入，因此他们是有利益冲突的。这种利益冲突一方面表现在利润工资收入比的争夺上，另方面则表现在工作的时间长度和强度上。我多次说过，在早期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利益冲突的主导权控制在资方手中，无论是工资收入比还是工作的时间长度和强度，都是严重偏向资方的利益。因此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都非常活跃的情况下，不仅资方极力阻止工作时间的缩短，而且劳方也因收到工资收入低微的错误信号，心甘情愿接受工时不变甚至延长，以增加收入，以为自已还处在一个劳动生产率低，必须拼命干活才能维持温饱的时代，殊不知这部分人的拼命干活，正是导致周期无工可干的原因之一。工作时间的缩短与休闲时间的延长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应非常迟钝，长期处于非均衡状态。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法冶制度不断进步和完善，工薪阶层逐渐取得部分收入分配权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当工人工资趋向公平，单位时间的收入随社会生产力发展而提升，就如图1那样，他们会考虑1周内增加单位工作时间增加的工资收入所获的边际效用，与增加单位休闲时间所获边防效用是否下降到相同的低点，是否还能获得更大的满足。工资越增长，增加休闲时间使边际效用进一步降低的想法就越强烈。周工作时间的缩短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国际上从周工作六天，到五天半，再到五天，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冰島从2015年至2019年试行四天工作制，工时缩短薪酬不变，结果被认为是成功的。2023年9月，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工人罢工，其中一个要求就是实行每周四天工作制，虽未成功，但已看到工人们对增加休闲时间使效用最大化的欲求。我无权替美国人作出判断，实行四天工作制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但作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四天工作制的实行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不仅如此，随着AI等科技的发展，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更大幅度提高，工时制还会越过四天工作向更短的时制演变。当今的民主法治社会中，收入分配向公平趋近，使民众对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的分配实现均衡，获取效用最大化的意识大大提高。但这种均衡已不是个人行为能达到的，由于生产过程的社会化不断深入，它必须是工作者的集体行为才能实现。民选议会中，民意代表应关心民众的这种诉求，并设立专门机构去研究，立法去实现这种均衡。而在独裁的，官商钩结利益集团操控政经大权盘剥民众的体制下，是绝无可能实现这种均衡的。
问：在“问与答（六）”一文中，你谈到第二层次的投资消费纵向经济结构失衡，导致经济繁荣与萧条周期波动，对民生的影响巨大。但这第三层次的经济失衡，对经济有什么影响呢？多一点工作时间，多生产一点产品，多一点生活用品，不也是很好吗？
答：都说勤劳节俭是一种美德，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对矛盾。社会平均有这样的勤劳，有这样长时间的工作，就必须有这样长时间的休闲去消费，而时间总量是有限，这就必须有第三层次的均衡。因此不是多一点生活用品更好的问题，而是在生产效率提高后，用多少时间生产多一点生活资料，用多少时间休闲并消费掉生产的生活资料，人们才会有更大幸福感而实现均衡的问题。第二层次与第三层次的经济结构均衡是密切相关的，都与这对矛盾有关。不过结构的失衡不是因为这种美德，而是被不公平的错误的收入信号所误导和被制度强迫的结果。一个个体，如个人、企业…，可以非常地勤劳，又非常地节俭，但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则必须适度的均衡的勤劳和节俭。一个个体（例如一个国家），过度地勤劳和节俭的原因，主要是有人希望积累更多的财富，而把过低消费和过高储蓄投资的不均衡甩给社会（如甩给封闭的全球经济）。一个国家的劳动成本、平均工资不公平地过低和平均利润率过高，它使最广大普通民众的消费力低下，同时又刺激所有居民力所能及去增加储蓄或投资，导致第二层次的经济结构的失衡。与此同时，增加工作时间所增加工资收入的低下，弱化了劳工减少工作时间增加休闲时间以获取效用最大化的追求。例如今天的中国，在经济失衡失业严重的情况，人们找到一份工资低廉的工作，即使日夜加班加点也会感到幸运，而绝不会有追求经济均衡条件下，那种使所有人都感到最满意的工时制，一种本应实现的使社会获效用最大化的工时制的觉悟。第二层次的经济结构失衡，影响了第三层次经济结构均衡的实现，而第三层次经济结构的失衡，休闲与消费时间的不足，反过来又加大了第二层次经济结构的失衡。第二层次的结构失衡，多以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畸形高速增长，生产出大量过剩闲置的产能，导致社会本应获得的效用大规模损失；而第三层次的经济结构失衡，则是过长时间的工作，过少时间去休息和消费享受劳动成果，导致社会和个人一个本应获得的效用的损失。例如图2中，假设将来的AI技术发展使均衡的E曲线移到E’，均衡时间分割点T移动到T’。但工资不变，劳工感受到的增加单位工作时间所获边际效用的曲线，仍停留在E甚至更右的位置，因此仍接受被强迫以CT甚至是更长时间的CT996（996是一个尽人皆知，既与当时低劳动成本相关，又被资方強行的非均衡工时制，所以将它置为更偏离当前均衡时间分割的时点的下标）勤劳地工作。看看目前中国企业招工提出的工资、工时条件，经济工作者就不应该怀疑第二、第三层次经济结构的失衡已造成多么巨大的效用损失，但埋头于现实的人们，却全然不知这种效用损失。经济在第二层次高投资低消费的结构失衡，与第三层次超长时间工作过短时间休闲少消费的结构失衡，除都造成本该获效用的损失外，经济波动，经济危机更是倍增了效用的损失。如我提出的经济均衡原理所指出的：“社会需求和供给的总量与结构，决定于获取各种效用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受其约束，并随之提高而向高端发展；当社会从中所获总效用，达到当前社会劳动生产率所决定的最大值时，经济才是均衡的，否则就是失衡的；失衡及其导致经济波动的程度，取决于所获总效用偏离最大值的程度。”这两种偏离效用最大化的结构失衡，所导致经济波动的方向是一致的，形成合力和共振。
问：有报道称：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认为，在未来的十年内，近一半的美国工作岗位将被机器人取代。目前因AI导致的失业已开始出现，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答：如果回到一百年前，你对美国一个农民说，由于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几十年后将有95％以上的农民是多余的，将无工可做，你觉得他会怎样想？他会感到迷茫、恐惧，还是他预感到将来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手机、小汽车、设备齐全的房了…，生活多姿多彩，有大把的工作要做和更多的时间去享受。当然是前者。技术的进步是无限的，生活追求的质与量，其深度与广度也是无限的。它们的发展是同步的，有怎样的科技就有怎样的需求，需求没有绝对满足的时候，只是我们想象不到将来的需求是什么模样。就象那个美国农民，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勤奋种地和其他一些简单的劳动外，实在想不出还有太多其他工作可做了。从农业时代到当代，人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有机会慢慢适应技术进步后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当代的技术进步是爆发式的，我们是否能在短短的时间内适应其巨大的冲击，关键就在于人们是否真正认识了经济均衡的原理，是否有好的社会经济制度去实现经济的均衡。上帝创造了有灵有欲的人类。而人类又创造出比自己的计算力强无数倍，却没有七情六欲，不会与人类争夺什么的机器人。它不仅象机械延伸了人的体力，还将极大延伸人的脑力，为人服务，是人类社会生产力提升的表现。当我们在极短时间进入AI时代后，收入分配关系、经济均衡的结构也必须急速地改变，特别是我们正在讨论的经济第三层次结构的调整。我觉得人类对此并没有作好思想准备，不要说996，就是高薪酬的934，也未必能达到均衡，使社会的幸福指数达到最大可能值。也许我们还要靠经济的周期波动，用失业、用痛苦去进行纠正，才会对经济均衡的原理有所理解。
问：能证实有国家实现了第三层次经济结构的均衡吗？
答：实现第三层次经济结构的均衡与第一层次相似：一方面是经济主体必须接收到客观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信号，对第一层次来说，就是商品的价格，它实现在所有商品价格不停的波动中，对于第三层次，它实现在公平的收入分配中，但现实中它得以实现的机会近于零，信号失真下的第三层次结构均街无法实现；另方面，即使不同的主体都接收到客观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信号，但不同的经济体有不同的主观偏好，会有不同的效用最大化的均衡选择，你无法替代不同的经济主体去作出判断，这样的消费结构或这样的工时制是否均衡。市场经济中不公平的利益关系，导致单位工作时间所获收入，购得生活用品这一“价格”信号，总是滞后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误导着广大民众对工作与休闲所获效用最大化的衡量和追求。而更重要的是，历史上所有的经济生活中，除了经济活动是由个人自主完成的情况之外，所有人的工作休闲时间分割，都从属于集体的，甚至是社会的时间分割，由经济制度中的利益机制所确定，与个人主观的效用最大化追求无关。由于上述种种关系的复杂性，致使经济第三层次的均衡难于实现，更难对它的均衡与否作出判断。但第三层次经济结构均衡是真实存在的一种内在要求，偏离这个均衡，总会给经济造成破坏，如周期性的波动，所以我们可以反过来从经济遭到破坏的状态及其强度，去判断经济第三层次的结构是否失衡。第二层次结构均衡与第三层次结构均衡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的失衡都与收入分配不公有关。例如不公平过低的劳动成本，既导致高投资低消费的失衡，也导致过度劳动与过少休闲的不均衡，最后出现的投资和消费萎缩，就是这两个层次结构失衡结果。又如不公平的平均主义收入分配，导致投资不足，出现持续显、隐性严重的失业，社会平均的劳动力闲置时间与工作时间的不均衡，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从这些经济状态，我们还是能粗略估计经济第三层次结构处于怎样的失衡。
问：这个世界还有机会实现你所憧憬的全社会获效用最大化的均衡吗？
答：难就难在第二、第三层次经济结构的均衡，不是所有社会经济制度都能实现的。早期收入分配权资本独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无法实现；自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另一极端破坏这种均衡；中国改革开放后官僚利用私人资本获利的经济制度，更是走向贫富悬殊的最极端，也绝无可能实现这种均衡。也许只有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有可能实现这种均衡，那就是现代民主法治下的市场经济。它使劳资双方在民选立法议会中，通过各自代表间的博弈，去寻求收入分配的的公平，以实现第二层次的结构均衡；在工作时间所得收入、所获效用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才能准确地引导每个居民，去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工作休闲时间比结构，形成社会的集体意识，再通过议会立法，形成法定的工作时间制度，实现第三层次的结构均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工作时间制度趋于均衡本身，就是另一层次的收入分配公平。有一个好的社会经济制度，但如果不认识经济均衡的原理，也是难以实现经济均衡的。因此现实中的民主法治国家，也没有几个是非常接近经济均衡的。
问：可用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来说明不同政治经济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在能否实现第二、三层次经济均衡上的差异吗？
答：好的。我们借用光谱图来形象地描述，不同政治经济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偏离经济均衡在“光谱”上的大概位置。当然，我们只能评估它们的大概位置。图3中，我们设定绿色区为经济第二、三层次均衡的区位；该区位右边是收入分配不公偏向于投资利润，过度压抑劳动成本，导致周期性投资过度和非均衡高速增长，超过社会需要的投资，结果一定是投资的萎缩，是经济不停波动的区位；左边的收入分配不公，是过于强调收入分配平均，压抑投资，导致投资不足，经济持续增长缓慢的区位。谱图的最左边，是类似中国毛泽东统治时期的国家，民间投资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被禁止，被打倒，而公有的投资有限且效率低下，不足以实现均衡，是左区偏离均衡最远，经济增长最缓慢的部分国家。当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经济搞得惨不忍睹后，
图3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个大跨步把中国经济拉到偏离经济均衡的最右端，普通工人特别是农民工的收入极为低下。在资本品高速堆积和民工潮的推动下，经济高投资低消费非均衡地高速增长，终于在习近平上台后走到不可持续的顶部。中国的实践证明，经济“光谱”非均衡的左右两端都是死胡同，而共产党独裁统治下的经济也只有这两条路。因为除了最左端禁止私人投资之外，只要私有经济一出现，又没有民主制度下三权分立的制衡，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必定一擁而上，盗取国有和民间的资产，明里暗里个个都成为肥得溢油的大“××家”（不能用“资本家”概念）。要想这层层级级作威作福的“人上人”，眼看着商人发财至富而无动于衷，不是“天诛地灭”了吗。他们会与奸商钩结，合力将经济推到最右端。不改变政治经济体制，要想中国经济向均衡的绿区趋近，可能性是零。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今天的惨况，是习近平背离邓小平路线的结果，其实他是一只脚陷在邓小平路线的沼泽里，正在下沉，另一只脚又想跨回到毛泽东所挖的深坑里，已无路可走。而老百姓，有的在怀念毛泽东的大锅饭，有的还想着邓小平的改革梦，但也有很多人在追求另一条生路，那就是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而不是改革。我们再看总统米莱上台前后阿根廷的变化，其经济的“光谱”也从左方转向右方，不过程度上没有那么极端。之前的阿根廷与多数南美国家一样，受左的意识形态影响，不顾本国生产力水平，照搬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实行“福利赶超”政策，导至投资不足，经济增长缓慢。阿根廷人民受够了左倾对经济的伤害，终于用选票把右翼政党推上执政的前台。矫枉过正，米莱大刀阔斧，要推动投资，提振经济，这是必要的。但我怀疑他是否理解均衡的原理，不作调整让经济一直运行在过高投资偏离均衡的右方，直至衰退。经济失衡，无论是投资不足增长缓慢，还是投资过量引发波动，都损害社会公众的利益，迫使社会在左右两边来回选择，中国如此，阿根廷也如此。不同的是，中国是共产党为保独裁政权而选择，阿根廷是公民从自身利益出发用选票去选择。二战后的日本，在萧条后的复苏、繁荣期，经济“光谱”偏右，在产能不足与大量失业的有利条件下，出现高投资低消费非均衡的经济高速增长，终于导致上世纪90年代高投资的可能性消失，出现三十年的经济停滞。欧盟由许多国家组成，不同国家的偏离程度不同。其中希腊等国可能偏左程度较大；德国是否略有偏右，不好说；丹麦等北欧五国应较接近于均衡，所以幸福指数一直在世界排前。欧盟总体经济的“光谱”有点偏左，加上欧盟体制上的其他不成熟因素，导致经济增长较慢。
问：以上所提不同国家或地域的情况比较容易理解，但对照着来看美国，它在经济的“光谱”上似乎较难定位，你是怎样理解的？
答：几乎所有民主国家都有左右两股势力在竞争，美国也一样。美国的左翼政党是民主党，右翼政党是共和党。两党的差异除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方面外，本文最关心的还是它们在经济政策上的不同。不同政策导致的经济后果，例如经济和收入增长的快慢，经济的波动，危机的爆发，几乎是公民投票选择执政党的决定性因素。民主党强调用税收来增加财政收人，提高社会福利，有拉动经济的“光谱”左移的倾向。共和党有缩减财政开支和福利，减税收，刺激投资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让人们更勤奋地工作，有拉动经济的“光谱”右移的倾向。但无论是共和党执政还是民主党执政，都没有改变美国经济向右偏离均衡的实际。我们看看美国经济反复撞击经济潜在的增长上限引发不停的波动，以及就业率曲线每次都不减速地直冲向充分就业区又反弹起来，完全不同于中国毛泽东时期经济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横盘，就是经济的“光谱”偏右的证明。我这样说，是不是主张美国应实行民主党的经济政策呢。非也。一个家庭的老幼病残，需要家庭的各种付出去照顾，一个社会也一样，老幼的福利，是社会所获总效用的组成部分之一，这是社会福利的应有作用。但它的用量和用途必须合理，更不是福利主义那种滥用，甚至花在非法移民…的高福利上。我认为在经济繁荣期，要逐步实现持续充分就业的经济均衡增长，主要是靠收入分配中工薪与利润的公平和工作、休闲时间的合理，它们的不公平、不合理决定了美国经济向右偏离。那么右翼共和党的经济政策又如何？我们先看看美国70多年来的失业率曲线图。图4中看到，
70多年来美国失业率每次高速下降后，特别是降到4％以下充分就业区后，经济高速增长及其背后失衡的整个经济结构走到尽头，失业率必然向高位反弹。图4显示，2019年美国的失业率已非常接近充分就业区，已没有大量的失业人口去承接资本的高速投入（包括境外流入资本），美国投资萎缩迫在眉睫。我早有文章（参见本文后的一篇附文）指出，美国失业率唯一走向是沿图4中的虚线3反弹，而事实上失业率曲线已从底部向上勾起，并必将继续向上反弹，去破坏已经形成的非均衡纵向经济结构。但美国共和党目前的政策，仍在扩大投资总量，这对结构性调整无疑是有害的，增大了结构失衡的程度，加快了衰退的到来。很快，政经界人士会在大量的局部问题上，攻击川普的右倾经济政策导致了衰退，而不是追研从2010年至今经济增长全过程的非均衡性。当然，川普的右倾对经济衰退是有重大责任的，但问题的重点不在衰退发生时出现的种种现象上。当美国经济走到今天这一步时，任何经济政策都无法避免经济的衰退，可能的只是延迟或加快衰退发生的时间，加重或减轻衰退的程度。川普的经济政策无疑在加速衰退的到来，但既然一定要来，迟来不如早来，这并非什么坏事。
问：你对美国政治经济的前途有何看法？
答：这正是我最担心的问题。美国是自由、民主与法治的灯塔，也是守护民主的国际警察，因此希望美国更加强大，并始终站立在自由、民主与法治的立场上，与所有民主国家团结一至去战胜独裁主义阵营。但美国经济的衰退，很可能发生在民主与独裁两大阵营生死决斗的关键时期。在美中两国都出现经济衰退时，无疑给两大阵营的对决带来很大的变数。希望美国的经济失衡及其引发衰退的程度有限，维持住压倒性的强势地位。第二个担心的问题，是美国左右两翼对立的程度在恶化。历史证明，劳资双方当其中一方取得专政地位时，总会把经济推向严重失衡的一个极端，给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果就是如此。民主国家的优越性，就在于劳资双方及各阶层的代表，能在议会中平等地议政和立法，去追求全社会的最大利益。而当政治经济的方向发生偏差并危及公众利益时，公民能用选票予以纠正，使政治经济不至于滑向左或右的极端。因此民主国家的最大风险，就是劳资两个劳动者阶层（不包括贪官），被重新误导为相互敌对的阶级，并表现在党派和议会中极端的意识形态和非法的斗争上，无法继续以民主的方式进行博弈，寻找真理和共识。这种强烈的敌对状态，会推动左右两派不断走向极端，当任何一派在分立的三权中都取得强势后，使民主国家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质变的可能。其实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都有将某些民主制度异化为党派斗争的武器，破坏法治的行为，是深刻反思其后果的时候了。
附文：以下是我在《经济学重大议题的问与答》的（之二）（2023-09-21）和（之六）（2024-09-25）文后发的附件，因与本文内容相关，再附于本文之后。原文：“下图（略去，见正文图4）是美国投资、消费增速和失业率走势图，…观察其失业率走势图。我们设想2023年后失业率的三种走势，用虚线1、2、3表示。（一）如果天上有足够的劳动者不断掉下来投入生产，那么失业率就可以穿过0失业率线继续下冲，如虚线1，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并与之前经济高速增长所形成的纵向生产结构所要求的一至了，但这是不可能的。（二）失业率在充分就业区内平稳向前运行，如虚线２，这是最理想的均衡走势，但自2010年以来积累性形成的经济纵向结构，与它要求的纵向结构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实现２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三）那么失业率曲线走势的唯一可能，就是虚线３了。看看失业率曲线百多年的走势，当它直冲向充分就业区后，无一例外都如３一样反弹，失业率上涨，投资委缩，经济增长下滑，对失衡的经济进行修正。用这条失业率曲线来预判经济波动走势，比任何投资技术指数都更可靠，因为它不是经验的总结，而是有坚实的理论为基础：失业率高速下降冲到充分就业区时，与充分就业必有严重的结构冲突。目前美国的就业率已冲到如此低位，我想，精明的投资就知道该如何操作，他们比我不知聪明多少了。”
如果我们把图中失业率曲线因新冠病疫情期间不正常波动的部分略去，用虚线将双谷底连接起来，就会看到疫情前后的失业率，应处在一个完美波谷区，谷区前是一个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最长的失业率下行区间，且创了新低。曲线可见，70多年来，失业率的这类下行，没一次不引起反弹的。失业率反弹，就意味着经济衰退，美联储最近调降利率，正是失业率大幅反弹前的征兆。许多非常有影向力的政经评论家，例如萧若元、吴嘉隆等，他们对美国降息后经济走势的判断是错误的。我在上文中指出，美国失业率在新冠疫情前后跌入谷低后的走势，唯一可能就是虚线3的失业率反弹，经济衰退。但他们则选择虚线2，甚至完全不可能的虚线1，经济平稳甚至高增长。他们认识不到，美国自2010年以来，推动失业率快速下降，经济高增长的那个失衡的结构体系并没有改变，它与虚线2所要求的结构体系是不相容的，只适应天上继续有大量失业人口掉下来，继续以之前失业率下降时的速度投入劳动力进行的生产，因此虚线1和2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国经济纵向结构失衡的程度当然没有中国的严重，失业率反弹和经济衰退也会轻很多，但仍是必然的。我与大多数政经评论家不同的是，他们多从现象、经验和数字统计出发作出判断，我则试图从基础理论出发作出判断。目前美国失业率上升的势头，似乎正在证实我的理论和判断（见下图），如不出意外，今后一两年内就是美国劳动失业率快速上升，经济下滑的时段，我会继续关注。当然，读者也不必在意我的观点，就看看它是否成真吧。
下图是美国2010年以来的失业率。美国2023年4月、2024年4月、2025年4月的失业率分别是3．4％、3．9％、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