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中国人和中共究竟是什么关系

谁能讲清楚中国人与中共之间的关系？

中共和中国人：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关系

——从结构共谋、社会心理到道德责任的深度剖析

关于中共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长期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中共不等于中国人”，强调不要因中共政权而连累普通中国民众；

另一种则认为，中共是从中国人自身中产生的政权，其统治也离不开中国人广泛的协作与认同。特别是在面对川普等西方领导人对华的制裁政策时，许多人质疑这种做法“只会苦了中国人”。但我们必须深思：中共的暴政，真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少数人的错吗？

正如一句令人警醒的格言所说：

“当雪崩发生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一、中共不是“外来政权”，而是中国土壤的产物

中共并不是某种突然从外部降临的怪物，它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大动荡中，于民族危机、思想混乱、制度真空的环境中，而从中国民众当中诞生的政党。从延安的群众动员整风运动，到“土改”的中国基层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绞杀地主富农，反右运动广大的中国人积极参与对知识分子的丑化，批判和镇压，再到“文革”时期亿万民众在毛泽东的指挥下造反互斗，中共的每一步极权化进程，都深深嵌入了中国社会的结构之中，都广泛的得到了中国人民的积极参与，全力配合，坚决支持。

中共它的存在依赖于广泛的“社会协作者”阶层：从党员干部到国企员工，从解放军人到城管警察，从社区干部到类似朝阳大妈的举报人。从上而下的整个社会系统，构成了一台有条不紊高效运行的权力机器。

二、极权制度的“人民结构”：协作、冷漠与互害链条

在中共体制下，普通中国人并非仅仅只是完全的“受害者”，他们也往往是“他人苦难的制造者”。以下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现实：

1 ，疫情封控下的“白卫兵”互害：上海封城期间，无数志愿者与居委干部将邻居封死在家门、拖入方舱，甚至在老人哀求中依然坚持执行命令；吉林某地两岁儿童发高烧，家长多次求救无门，最终死亡；在武汉“封楼”时期，失救致死、跳楼者不胜枚举，而邻居们的反应却是冷漠、服从、漠视。

2，举报文化与道德腐蚀：小学老师因发表温和批评中共的言论，被学生举报致辞退；大学教授因提出“言论自由”概念被学生录像举报；民众互相举报是否翻墙、是否“言论不当”，构成中国式“人人自危”的举报生态。

3，网络战狼与“粉红潮”：以“帝吧出征”为代表的网络民族主义者，攻击境外异见者、嘲讽香港示威者、盲目维护政府，在国际社会大搞语言暴力、侮辱他国民众形象，成为中国国家形象恶化的主力。

其主要表现为，当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时，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支持中共和香港警察对香港以学生为首的反抗送中游行示威者进行镇压。

当台湾人民反抗中共对台湾的武统与和统，企图把台湾变成中共统治下的一个特区的时候，几乎全部的大陆中国人都支持中共武统台湾，甚至说对台湾要留岛不留人。

当日本发生大地震的时候，几乎所有中国人一片欢呼，齐声叫好。

当俄国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大部分中国人都是支持俄国人的入侵，甚至还有中国人亲自赴俄国成为志愿军。

  他们的这些行为都不是迫于枪口下做出的决定，而往往出自内心的认同、麻木或从众心理。这不是“被中共奴役”，而是一种结构性协作下的道德堕落和精神退化。

试想一下，既然一颗老鼠屎可以搞坏一锅粥，那么中共的九千万共产党员再加上共青团，少先队，八个中共民主党，各个中共控制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等中共的各个宗教组织，还有中共的工会，妇联等等应该有超过一亿的中共成员，

一亿颗老鼠屎怎么能够不搞坏中国这一锅粥？

三、为何公开反抗者如此稀少？

在这样一个庞大的沉默和协作机器中，真正敢于对中共说“不”的人，几乎成为孤岛般的存在。

1，刘晓波，因主张宪政改革、言论自由，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病死狱中，至死未被允许自由说话。

2，彭载舟，一名只是追求真相，传播正义，在四通桥上挂上要求民主自由法制的横幅，当时下面围观的众多老百姓，居然没有一个人上去桥上和他站在一起支持彭载舟的行动。后来彭便被警察抓捕并且连续监控、威胁、打压。

3，张展，前记者，只因报道武汉疫情被判刑4年，如今已绝食至生命垂危。

4，在心冠疫情爆发之初，武汉医生李文亮因为在亲友微信群中提醒亲友小心有新的病毒，结果被人举报，武汉警察约谈并且要他写出检讨和保证书，结果有二十万以上的中国人为武汉警察的错误行为点赞。

令人遗憾的是上面的所有这些敢于挺身而出反抗中共的勇士他们都是孤胆英雄，他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孤立无援，独自一人反抗暴政，而是中国整个社会的“冷处理”：公众的回避、漠视甚至谴责，使他们既被政权惩罚，也被中国人民遗弃。

四、人民与政权的共谋，是否不可避免？

有人说：“人民无力反抗，是因为高压统治下没有选择。”这话有一定道理。但问题在于，当一个民族在历史上长期习惯于服从、习惯于冷漠、甚至享受协作专制所带来的安全感与优越感时，那么这种‘没有选择’便不再只是被迫，而是主动认命。

从太平天国、义和团、文革到今天的粉红民族主义，中国社会屡屡展现出集体非理性、暴力倾向和排他心理。这种反复发作的“文化病灶”，才是中共维持极权的“温床”。

道德与责任：谁应为专制买单？

当然从道义上讲，不能将一个政权的罪责简单归咎于整个民族。这种“集体惩罚”式的说法是危险的。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否认一个社会对于自身政权的共谋性与历史责任。

我们可以也必须区分：

1，加害者：积极参与压迫、执行暴行的人员；

2，协作者与沉默者：在利益诱导或恐惧压制下默认体制、随波逐流的人群；

3，反抗者与清醒者：尽管人数稀少，却是这个社会真正的良知和希望。

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

中国人整体上不应成为中共暴政的“背锅侠”，但中国人民必须承担起对中共长期存在的历史反思与责任，

因为当血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才是真正走向文明与自由的第一步。

五、川普政策是否“伤害了中国人”？

批评川普对中共的强硬政策时，许多人用的是“苦了老百姓”这种逻辑。但现实中，制裁中共、打击中共产业链，确实会带来经济压力，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压力破坏了共谋结构中人们的“利益幻觉”。

中共一直用“你们好日子就是共产党施与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叙述统治中国人。当对外贸易受限、产业链断裂、民生困顿，中国人才能真正思考：是外部在打压我们，还是我们被一个不受约束的独裁政权所捆绑？

这不是为了“惩罚人民”，而是为了切断人民对极权的共谋依赖，让人民重新成为国家的主人，而不是政权的工具。

雪花之罪，不可推卸

当我们面对中共政权的压迫时，不能仅仅只说“这是中共他们的错”，和我们中国人无关。而要继续深入的追问一句：“我们，中国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如果一个社会长期沉默于恶、冷漠于苦、协作于暴政，那这个社会也必须为它孕育的专制政权承担集体反思的责任。

“当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而真正能止住雪崩的，不是袖手旁观，不是祈求怜悯，不是推卸责任，而是所有的雪花都必须也能够挺身而出紧紧跟随那第一片决心逆流而上的雪花。

总而言之，中共和中国人之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我们既不应该陷入“政权即人民”的集体指责，也不应该逃避“人民之中出中共”的事实根源。真正的出路，不在于简单切割或互相指责，而在于让更多的中国人冲破中共意识形态的牢笼，除掉民族主义爱国情结的枷锁，认清自己的历史责任，正确的定义国家、权力与人民的关系。

只有那时，中国人才能够真正与中共分道扬镳，走向自由人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