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当初讨论过的问题不仅没有过时，现实甚至比他们在世时更为不堪
（本文为傅国涌为《民主启蒙对话录：许良英、李慎之通信集》写的序，原标题：《以平常心，做平常人）
《民主启蒙对话录》新书发布会消息
5月4日，线上相聚
与许成钢、秦晖、徐友渔等一起探讨：
民主，何以为继？
《民主启蒙对话录：许良英、李慎之通信集》新书发布会将于5月4日举行，报名已经开放，请扫上图二维码
许良英和李慎之两位先生的通信集，二十多年来我不止一次地读过。这些信写于1998年2月到2003年4月，许先生从78岁到83岁，李先生从75岁到80岁，因李先生的猝然离世而中断。这是两个历经20世纪风风雨雨、在毛泽东的“绞肉机”里滚过来的老人，在两个世纪之交的思想对话，显示了极为罕见的真诚和直率。那时，许先生跟我也在通信，他常把两人的通信复印一份随信寄给我。在李先生离世不久，我曾写过一篇长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凉”——从李慎之与许良英的43封通信解读李慎之晚年思想》。本来打算再写一篇解读许先生晚年思想的长文，一直没有下笔。
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当初讨论过的问题不仅没有过时，现实甚至比他们在世时更为不堪，这或许是他们没有想到过的。他们最关心的就是中国的民主转型，反反复复讨论的就是民主和启蒙等问题。对于具体的人、事及对转型的期待等，他们之间也常有不同看法，许先生的直言不讳，眼中容不得沙子，在这些信中也表露无遗。
他们在书信来往之初，就讨论过求真的问题，因为李先生说英文中truth（真理）这个词是“价值中立的”，是近代中国人将它变成“有崇高价值的词”。对此，许先生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想起了各自母校的校训，许先生毕业于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物理系，李先生就读于燕京大学经济系。许先生说浙大的校训“求是”，首先是因浙大的前身为求是书院，但竺可桢校长给出了极精辟的解释，“求是”就是“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李先生说燕京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是相连贯的，必须有自由才能得真理，然后服务于人类。他们在民国接受的大学教育成了他们生命的底色，对于他们重新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无疑是不可忽略的。
年轻时他们都被共产党吸引，并投身共产革命的洪流，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当时许先生在中科院，李先生在新华社。李先生自称1959年底、1960年初就“彻底觉悟”了，他说当时用《封神榜》中哪吒的一句话对自己说：“削骨还父，削肉还母”。许先生多次讲自己对毛泽东的迷信到1974年才破除，1987年才最后从马克思主义的框框中跳出来。他们反思自己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许先生说不是为了民主，而是为了彻底解决社会不公。李先生说早年的选择主要是受到民族主义和平等思想的影响，也不是为了追求民主而加入共产党。从年龄上说，他们这一代正是中共建立政权的基本力量。1949年，他们分别是29岁、26岁，正处于生命最好的年华，却已是“老革命”。
而在生命的暮年，他们念兹在兹的就是中国何时告别极权，走向民主。1999年，李慎之在写下《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前的一封信中说，中国至今仍在专制主义统治下，他称之为“后期极权主义社会”，“最理想的办法是和平进化，但是可能性几乎没有。国内外现在都没有‘爱国志士’，有的只是利禄之徒。……从中国到外国，再从外国到中国，感到的只是极度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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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先生在回信中说：“这些肺腑之言使我感到伤心，也有点意外。我觉得你对现实是过于悲观了。表面上中国这块几千年来沉积成的板块是坚不可破的，但在整个人类文明洪流的不断冲击下，早已在逐渐溶化中。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是不可侮的。”他想起1976年和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激动人心的场面，相信人心不会死，“爱国志士”在他相知的朋友中就不少。这里所说的“爱国志士”当然是指以追求民主、人权并付诸于行动的人。
和李先生不同，许先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尤其“六四”以后，深深介入了中国的民主人权运动，并成为其中最有感召力、也是最坚定的推动者，并不只是一个书斋里的冷静的思想者，同时也是一个热情的负责任的行动者，交往的范围超出了知识分子的圈子。他在信中说：“虽然近十年来我的处境相当困难，文章不让发表，电话一直被窃听，还曾一度遭软禁，不少人不敢同我来往，但我始终没有感到孤独。相比之下，你的处境与我有天壤之别，你每年发表这么多文章，又有这么多人争请你写序，显然，理解你和仰慕你的人是很多的。……总之，我觉得你决不是‘孤独’的，至少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是你的知音，我常常把你的一些精彩的文章向朋友们介绍。”
这种挥之不去的孤独感之所以一直笼罩着李先生，他自称这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孤独。我以为这是有生之年看不到转型的希望所致，他在接下来的回信中说，中国人要拥有有自由、有法治的“像样的民主”，“以中国人素质之低，如果那能在21世纪末，或者22世纪初达到，我就可以死而瞑目了。”对于生于1923年的他来说，那是遥不可及的。
直到2003年1月，他在信中又一次提及：
进入新世纪后，我常说两句话：（1）对中国之实现民主，我能否及身得见，比较悲观；（2）对中国能在21世纪上半期实现民主，我基本乐观。不过，我之所谓民主，只能指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框架而言，并非指充分民主。实现充分民主，最乐观也需要到21世纪末。
许先生几乎不作这样的预期，曾多次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但历史往往有无法逆料的突变，如1989年东欧和苏联的变化。对历史真正有使命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困难是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同时也应该有坚定的信心。”他说：“没有广泛、深入的民主思想启蒙，没有公众的自觉，民主不过是空话。”这也正是他长期以来身体力行的。
在2000年6月到8月的书信往还中，他们讨论了唐德刚的“二百年出历史峡谷”说，从1840年算起，还需要四十年。对于这一预言，许先生不以为然，认为历史的变化常常是难以逆料的，唐德刚的论断并无任何科学论证，不值得认真对待。并举例说，列宁在1917年二月革命前的几个月还说过，有生之年看不到俄国会爆发革命。1989年4月之前也没有人预见到中国会爆发规模空前的学生民主运动。他又一次提及自己的乐观情绪正是基于1976年和1989年亲眼目睹的两个历史画面。
许、李二位先生信件手迹
李先生很感动，回信说：“你的信好比寒夜的爝火，给了我一点光明，一点温暖。”在严酷处境中千锤百炼过的许先生身上，我们能感到一种无法摧毁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很少人具备的，在“六四”之后的岁月里曾安慰过、振奋过、激动过许多处于逆境中的人。此外，他是学自然科学出身的，任何时候都保持着极为认真、严谨的态度，对一词一句更遑论对人对事都一丝不苟。读到《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他大为叫好，但也直言，此文对邓小平的分析，“似温情乏力，没有到位。”对于“提高人权是世界潮流”这一表述，他认为人权只有“有”“无”问题，并无量的差别，“提高”似应改为“尊重”。李先生信赖他，几次在信中要他以三五百字写一个民主、科学“最准确、最完备”的定义，要他以最简单的文字回答民主的必要条件、民主的充分条件是什么。他说自己不习惯给一个概念下定义，只考虑概念的内涵。对于“民主的充分条件”，他推敲了两天，还是觉得在“必要条件”之外寻找“充分条件”，在现实世界上似乎不可能。对于民主概念的基本内容和保证条件，他早在1989年5月8日就在《世界经济导报》发表的文章中列举了八条，以六百字说清楚了。
李先生说自己80年代“不著一字”，“90年代以后越来越宽松，才开始打些擦边球”，也不过一年写几篇文章而已。他一再说自己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他的心里话，如今读来，更有一种悲凉，“悲凉”、“悲观”这些词也是他不止一次提起的。在1998年3月4日的信中说：“我其实是很悲观的，我已不敢说什么‘启全国人民之蒙’的话，只敢想能刺激一下‘一小撮知识分子’，予愿足矣。”对于启蒙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两人可谓不约而同。为此，许先生从80年代中期开始就和老伴王来棣一起致力于民主的研究，想以余生之力完成《民主的历史和理论》（未完成的遗作正式出版时取名《民主的历史》）。而李先生则提倡公民教育，还想编中学公民教科书。他一再表示对许先生的钦佩，称其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在这方面，事实上当今只有你一个人可以为我之师”。
2003年1月23日，离他生命的终点已不足三个月，他写了一封长信给许先生，透露了重写中国近代史的初步意见：“首先，我认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他打算由此切入，写出一个大纲来。许先生在回信中表示认同，只是说了一句：“政治制度的形成，还是受制于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这封信，当时，许先生就复印了一份寄给我。不久，我到北京，在李先生的家中闲聊时，谈起他的这一观点，我说多年前在卢梭的《忏悔录》第九卷读到过这样一番话：“我已看出一切都归源于政治，而且，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解释，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他说没有看到过。我相信他是在长期痛苦的思考中形成了与卢梭相似的看法，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迄今还未得到中国知识界足够的重视。
民主何时到中国？李慎之离世二十多年、许良英离世十多年之后，两位先生讨论的话题不知道还有多少国人在意，世纪之交那种朦胧的期待早已化为历史的灰烬。再次重温许先生信中的这些话，心中有说不出的惆怅：“我深切体会到，建立民主制，不同于专制政权的改朝换代，倡导民主者，必须以平常心，做平常人，决不可以‘领袖’和‘开国元勋’自居。可惜在中国，这样一个极平常的道理却知之者甚少。”
同样的话，他在给许多人的信中曾一而再地说过。“以平常心，做平常人”，在有限的人生中坚持独立思考，追求自己的理想，这八十三封质朴的书信留给世界的不是什么高深、晦涩的大道理，而是平常而真实的思想，是两个不愿苟且度过余生的心灵彼此的碰撞，因其恳切、纯粹和求真的力量，在他们已离开的岁月中依然可以不断地激起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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