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滕县保卫战的指挥官，川军第一二二师长（兼四一军代军长）王铭章的死亡地点，现在大致有两说。

一是王铭章在滕县城陷落后于城内十字街指挥战斗中阵亡说。细分中弹死亡，和中弹后“自戕”两类。也有以此发挥的登城督战中死亡说。可认为是战前各种记录的通说，亦被台湾国民政府方面的正统战史丛书《抗日战史/徐州会战2》所采用。

二是王铭章在突围出城后，于西门外城濠附近被日军城防火力击毙说。此说的最初主张者是张宣武，起源于文革后的口述历史，文史资料（回忆录）泛滥的时代，现在已成为大陆战史中记录王铭章之死的主流。张宣武是当时的一二二师七二七团团长，滕县保卫战中3月16日，自称被任命为“城防司令”[1]（无证据）。按其自述，是滕县东关保卫战的指挥者，战后又做了共产党统战部门的高官，有关滕县保卫战，其文章颇有权威性。

两者比较，因前者的战死说“光荣，壮烈”，而后者证实其在逃脱时死亡。所以剧本（如《血战台儿庄》，广西电影制片厂，1986年），小说等有宣传色彩的作品多采取前说，但并不会是事实。下面分别考证一下两种说法的起源，发展和变化。

1. 战前的记录——城内战死说

在各种记录中流传最广，对其他记录影响最大的是战斗结束后第四天，1938年3月21日国民政府中央社电讯稿件《滕县战役经过》。有关王铭章殉国部分内容如下：

17日敌攻城之际，“王铭章师长以局势危急，当率团长王麟，县长周同等，登城督战。我生存健儿，经王激励，仍奋勇杀敌，有死无退，无如敌众我寡，卒于十七日下午三时被其由东南城两缺口登城，窜至西城，我赵参谋长渭滨，王团长麟阵亡，王铭章师长亦腹部中弹，旋以大势已去，危城难守，即以手枪自戕，临死仍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周县长同越城逃出，当亦跌死”（《新华日报》1938年3月22日）

图表5-1 《新华日报》1938年3月22日

此文章在战前，曾被各种书籍，宣传品转引，期间也有一些小创新（如死亡前欲介护负伤的赵渭滨参谋长时中弹），但大体内容一致。特征是滕县城陷落后王铭章在城内指挥抵抗时壮烈牺牲。战争年代，国难临头，一般人对王铭章的抵抗行为多有赞叹，少有人对细节挑剔，不像现代人那样对英雄事迹情节执著。所以最初报道中虽存在许多错误和过度的渲染，如周同县长坠城而死的误报，滕县守军三千将士宁死不屈的描绘等，虽然不实，竟成为当时的通说。

下面另一个史料也是当时的记录，为1938年5月发行的《津浦战绩》中一节。中虽然文字不同，但王铭章于城内巷战中身亡的记载相同，称：

敌兵进城后“我王师长，程副师长，王旅长，曾旅长等官员，正在师部磋商机宜，突然，守东门之张团长报告敌已进城，王师长即令张团长率残部死力肉搏，其本人与师部所有官员，亦亲出指挥，…演出了空前激烈的巷战！结果，因敌人的自动火器已据临城头…王师长因伤重殒命”[2] 。

还有一个史料是1938年11月建立的王铭章墓志，属盖棺定论篇，内容同断：

…至十七日，攻尤烈，君知不可守，电孙军长曰，“…职忆委座成仁之训，及开封嘉勉之词，决以死拼，以报国家，以报知遇，即率参谋长赵渭滨等，登陴〈墙>督战，赵被弹洞胸，跪而泣，慰之，旋中弹，犹负创〈创〉指挥杀敌，续中数弹，乃大呼中华民国万岁以踣”[3] 。

采用的也基本是中央社报道的城内督战说。只不过“自戕”改为“犹负创指挥杀敌，续中数弹”。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出现了最初的王铭章“登城”督战和死前介护赵渭滨参谋长的内容。此登城督战，在城墙顶战死说，之后也发生了不少影响。大陆方面1986年拍摄的《血战台儿庄》影片，采用的即是城头督战时自戕说。其中的 “…职忆委座成仁之训，及开封嘉勉之词…”一节，应是配合军委会公开的三封电报（参考前章）后加入的内容，以宣扬王铭章对党国的忠诚。此后三封电报内容，一直伴随著王铭章之死的传说，成为记录其为国捐躯事迹的不可缺内容。但是否是“砸毁电台”前的最终电报，见笔者前章考证（尽数被日军缴获）。

以上记录为基础，1966台湾出版的国军战史丛书《抗日战史/徐州会战2》中也如下记录：

是时<王铭章发完最后电报后>，敌机及炮联合轰炸，城内，火光冲天，枪声四起，我军仍继续肉薄，死伤塞途，阵线交措混乱，王师长率参谋长赵渭滨等转趋西城督队力战，旅长王志远、吕康，副旅长汪朝濂，团长张宣武先后负伤，左右幸存无几，王师长仍继续前进，赵渭滨参谋长为敌弹穿腹，屡仆屡起，王师长趋前救护，慰问未竟，一弹直中腰部，乃仆地犹振臂狂呼杀敌不已，终以伤在要害，卒告殉国，临危时，有敌兵数人欲趋前加辱，经王师长连毙其三…同时殉国者，计有副参谋长邹绍孟，副官长罗辛申，副官谢哲明，参谋谢天埙，及官兵敌百员名，仅第一二四师税副师长以身免[4]。

文章包罗了媒体记录的精华，可以说是战前 “城内督战时战死说”的一个集大成总结。

2. 战后的修正—— 突围时被敌击毙说

问题在王铭章师长若真死在城里的战斗指挥中，其尸体应被打扫战场的敌军（日军）收容，可结果不然。滕县战后，打扫完战场的日军，在接收到中国国内的战况报道前，一直不知道王铭章师长在战斗中身亡的消息。即至少在城内的战斗地域中，日军并未发现王铭章的尸体。

相反，王铭章在城外中弹死亡的证言存在多种。不仅王铭章，其他各师的重要高官，存活者如税梯青，王志远，吕康等都是从城门脱走后才得以幸免。死者如赵渭滨，邹绍孟等也被证实尸体所在地都在城门外。即川军将领落城后在城内抵抗，集体殉国的说法并不是事实。下述王铭章尸体的搜寻经过，也核实了此点。

若仔细调查国军内部的档案记录，不难发现王铭章等在撤退途中死亡的线索。最早有第一二二师《关于滕县战役的战斗详报》，由代师长王志远于1938年8月，按各种他人记忆作成。内容并不详细，可靠，但记录了午后3时滕县落城之后，王铭章等多数川军将兵从城内“西撤”途中，被西、南两面城墙上“凭高四射”的敌火力歼灭致死的情景，称：

…敌乘烟焰迷目，攫城甚多，占领西、南两面，凭高四射。守军终以弹尽援绝，伤亡甚重，被迫西撤。混战之惨烈，师长之阵亡，残局之危殆，部下之负伤，皆在此时间也[5]。

城内城外，虽地点不甚明确，但触及到了部队重要的“西撤”行动。即从唯一开口的西城门向城外突围脱走的举动。从日中两方战报分析，应有千名以上川军将兵，前后以此方法逃生。此“西撤时牺牲”说的战报内容虽属补做，但时隔不远，亦有许多佐证。由于和“城内坚持抗战致死”说相互矛盾，出城脱走记录当时又未公开，之后也没有引起普通人注意。文革后，在文史记录资料（回忆录）创作盛行的1980年代，被压迫多年重见天日的当事人国军将领，通过文史资料的舞台纷纷出场作证，使王铭章之尸体在西门外城濠附近被发现的事实逐渐明了，迄今城内抗战牺牲的定说亦开始动摇。主张和推进此新说的代表人物，即当时的山东省政协常委张宣武。

张宣武是王铭章师的团长，战后没有去台湾，受共产党宽大留在川军曾血战过的山东省政协任职，文革后担任文史资料编辑任务，成为最有权威的滕县保卫战的口述者和见证人。这也是张宣武说能成为新说代表，并被史书广泛采录的理由。先看一下1983年10月，张宣武回忆中的有关部分：

敌占领南城墙和突入东关之后，王铭章师长亲临城中心的十字街口指挥、督战。南城墙上之敌，以炽盛的机关枪火力掩护其步兵从西南城角向我西城墙上守兵压迫，同时敌炮兵又集中火力猛轰西城门楼，…以致西门和西门以南的城垣在下午五时顷落于敌手。南、西城墙两面之敌，集中火力向城中心十字街口射击，王铭章师长和他的幕僚，随从无法在市街内存身，乃从西北角登上城墙，继续与敌周旋。王命令在他身边的师部特务连仅有的一个排，从西北城角向西城门楼之敌猛扑，企图夺回我唯一的后方交通路的西城门，但，这一个排尚未接近西城门楼，即被敌之机关枪全数打倒。西城门楼之敌继续向北压迫，王师长此时不仅没有还手之力，甚至没有招架之功了。在此万分危急的情况下，王师长迫不得已缒城出去，准备到火车站指挥一二四师三七二旅继续与敌搏斗。谁知他刚走到西关电灯厂附近，即被西城门楼之敌发现目标，一阵密集的机关枪声，王师长和他的参谋长赵渭宾，副官长罗甲辛，少校参谋谢大埙，一二四师师参谋邹慕陶以及随从十馀人，同时为国捐躯，只有王师长的一个亲信上士（忘其姓名）幸免于死[6]。

王铭章从西北城墙缒城而出，死在城外电灯厂附近，是张宣武说的主旨。起源应是多有证据的城外死亡说。但为了粉化不甚名誉的逃脱（撤退）行为，张宣武自己创造出了这个王铭章登城指挥反击战后缒出说。把从前已有的登城督战说，和城外死亡两说巧妙地掺和到一起，起到了即解明事实真相，又不损英雄光辉的一箭双雕的创作结果。只不过张宣武说虽完美，但并不可信。因为此仅为独家口碑，不见缒城说的证据。难道是张宣武的自己的见闻？否。

张团（727R）在战斗中与王志远旅长一同，担任的是东门防守，方向相反，并没有和从西门脱出的王铭章师长同行。其本人脱出城的时间自称在滕县落城之前21时（日军记录东门陷落时间为21时40分），地点是北城墙[7]。所以张本人并不可能知道有关在城西门外死亡的王铭章的任何举动。

且城头反击后缒西城墙而出说，也颇为新颖，除张宣武外，之前四十馀年间并无任何人主张。所以诸如王铭章登上西北城墙组织警卫排反击，企图夺回西门，或之后缒城而出，到达西关电灯厂等内容，笔者考虑，应是张宣武为圆其王铭章于“西门外”死亡说，进行的一种想像性，创作性还原，编造，于1983年首创。并不存在任何证据，当然也不会是自己的见闻。尽管如此，其当时的地位，官衔和当事人之一的经历，给予了此新说流传的正统性，不久产生了一呼百应的效果，被抗战故事引用。

张宣武回忆录之外，同时期还有一篇重要文章，是1983年12月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抗日殉国的民族英雄王铭章将军》（万金裕执笔），资料来源于胡临聪（第二十二集团军参谋长），张宣武，翟绍先，万培堂，徐诚，邱达寿等川军及第一二二师多数当事者证言。可认为是各种有关王铭章师长殉国事件的集大成。有关王铭章之死的记录内容如下：

当敌人突入东关之后， 王铭章将军雄立滕县城中心十字街口指挥督战。同时，西城南半部守兵死伤殆尽，占领西城门楼之敌继续向北压迫，将军准备移至西关火车站一二四师之三七二旅继续与敌搏斗。至下午五时，西城南半部终陷敌手。占领西关城楼之敌，居高临下，向刚行至西关电灯厂附近之王铭章将军及赵渭滨参谋长，以密集火力射击。使王铭章将军身中数弹，立即倒地牺牲。随同殉难者有参谋长赵渭滨及一二四师参谋长邹慕陶，副官长傅哲民，中校参谋罗毅咸和谢世文，少校参谋张重和谢大薰，滕县县长周同等[8]。

此重量级资料佐证了王铭章于城外“西关电灯厂附近”牺牲说，但没有符合一年前出现的张宣武 “缒城”而出说。不取张说的理由，考虑是其他复数当事者都从未提到过缒城而出，且仅以一个警卫排在城头反击日军主力的说法也太离奇。且张宣武又不是王铭章师长的同行者和死亡见证人。即大V级的当事者，都对后辈的张宣武说不屑一顾。

3.张宣武说的流传

首先呼应张宣武说的，是当时为七四〇团副团长的何煋荣，本人称此时，被师长命令控制，夺取西门。何煋荣证言的根据性，在其和王铭章随员李少昆的关系中。李少昆是王铭章贴身勤务，被认为是王铭章之死的唯一见证人。何煋荣虽未与王铭章同行，但称自己曾接到过李少昆报告。

即缒城而出说来自李少昆报告。由于王铭章死亡的见证人只有李少昆一位，所以当事者李少昆的证言，在研究王铭章之死面颇受重视，也流传较广。问题在此前李初期的多次证言中，并没有提到过王铭章在城顶指挥抵抗后缒城而出这一段子，比如1980年7月的口述中，只称王铭章“出城行至西门外城濠附近，敌在城楼居高临下，王师长身中两弹”[9]

即可判断，在张宣武缒城说未出笼时的初期证言中，李少昆并未提到过王铭章缒城而出。而之后1883年10月，已成为大人物，山东省政协常委张宣武说出笼后，何煋荣和李少昆等川军关系者随风转舵，相继变节。

李少昆在张宣武说出现后不久，开始向张说靠拢。1985年新都县志委的采访中，李照葫芦画瓢，将张宣武的王铭章登城，缒城说添加到自已的新证言中，云：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且午后五时三十分，王师长在滕县陷落后，与参谋长赵渭滨，副官长罗甲辛等十馀人登上西城墙指挥三六四旅旅部警卫排，向盘踞西城楼的日军反攻，意在夺回西城门通往后方的交通要道，警卫排尚未接近西城楼，就全部壮烈牺牲。王师长决定缒出城去，到火车站指挥一二四师馀部与日军继续战斗…[10]（下略）。

只不过此时还没有张宣武说中的战斗细节。一面，由于李少昆的早期证言已被纸质化，流传至广，所以虽一处改口，但至今文史资料中留下的，多是已纸质化的初期证言。即脱出城说，而不是抵抗后的缒城说。

此时，巧妙地利用李少昆“新”证言推广张宣武说的，是何煋荣。何由于是最初，也是唯一在当时接到过李少昆报告（自称）的副团长，所以亦成为李说的代言人。1985年何煋荣等在《王铭章师长血战滕县壮烈牺牲的经过》[11]的一文中，开始迎合，主张张宣武的王铭章“登城，缒城”说，证据还是李少昆证言。但这次出示的是却是“新证言”。称“李少昆向我们报告”：

他〈指王师长〉因只有少数士兵，不能支援，乃率同师部参谋长赵渭滨，副官长罗辛甲及卫士等转赴西门，企图在那里掌握到一些部队后，继续指挥作战，殊知还未接近西门时，敌人巳完全将西门占领，正据城楼向我官兵四面扫射，他们不得巳又转向西北门之间登上城墙，判断形势，正遇敌人侧射炮弹飞来，王师长腹部中弹，几名卫士用绑腿把他系住，缒下城来。这时，城外之敌，又向他们扫射，王师长继续中弹，身边参附人员和卫士除我一人外，全部阵亡。我眼见师长阵亡，立即把他的私章摸出，脱下他的大衣，掩盖户体后突围出来[12]。

可见李的“新报告”（口述证言）与5年前所述的旧报告内容已面目全非。笔者认为，绝不会是李当时的报告，否则内容不会有两种。是否此内容真来自李少昆之口也不明。李本身不识字，又随风转舵，不求节操，所以对“口述证言”也不难操作。此何煋荣的，所谓来自唯一见证人李少昆的“新报告”，遂为张宣武的缒城说充实了无中生有的“证据”，不久张宣武说开始流传开来，并逐渐占据了上风。

张宣武的新说得势后，又被其部下，励志口述川军抗战史的济南政协委员熊顺义（一二四师的一个营长）的回忆录（熊文对各种口述资料旁证博引，东拼西凑，又加入主观见解，是现存有关滕县战役篇幅最长，内容最详细，最不真实，也最具渲染性的文章，宛如滕县保卫战的活证人）等继承光大（《悲壮之役》，92页），现在已普遍被学界所承认，采用。比如最新2015年王贞勤《浴血滕县：台儿庄大捷的序幕战》[13]，2016年林治波等《台儿庄大战》中，照葫芦画瓢，采用的都是张宣武说。

笔者并不完全否定张宣武说，认为其中的王铭章城外死亡是正确的，只不过在导出其说时，为了维持王铭章的形象，进行过一些不必要的人为操作。也难怪，对于这种无节操的历史叙述者来说，事实真相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上级需要的宣传效果。

4. 林治波，赵国章等著《台儿庄大战》

上述林治波《台儿庄大战》，形式不同于回忆录，被称是学术面最新“研究成果”。其中也使用了张宣武缒城说，文称：

“王铭章决定缒城而出，到西关火车站指挥第一二四师第三七二旅继续与敌战斗，谁知，刚行至西关电灯厂附近，遭到西门城楼之敌密集火力射击”而身亡，后周同县长也从城北赶来进行悼念演说后“擦干眼泪，整好衣襟，然后转身缓步登上城墙，长叹一声，坠城而亡”[14]。

图表5-2 电灯厂（电灯公司）在西城外偏北城濠边

林治波等的 “研究”，一面借用、沿袭张宣武说，另一面却连“电灯厂”到底在何处的地理位置似乎都未搞清。电灯厂到底在城内还是城外？文意不明。从王铭章决定缒城而出后，途中在电灯厂附近中弹身亡，周同县长也从北城先到王铭章死地（电灯厂）悼念后，始登城坠亡的文意判断，林似乎以为电灯厂设在城内（从城中心十字街，或北城的顺路）。可实际上电灯厂在西城外，紧靠护城河下。那么此周同县长到达现场后先悼念英烈，后登城自殉的顺序应如何解释？是在城内悼念后登城自殉？还是先出城悼念，后返回敌占区（城壁）自尽？

所谓的林治波“最新研究成果”，在此处还继承了一个“周同坠城而亡”的最古老的错误。“周同县长坠城而亡”的故事，第一报起源于前述战斗后四日（22日），中央社《滕县战役经过》的记者“周县长同越城逃出，当亦跌死”的推测，为此蒋中正也有过对其殉国行为的表彰。但事后不到一个月，周同并未死之事实即被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等所掌握，澄清，并向蒋中正致电，“饬将该请恤案注销”[15]。

即由于发现事实真相，周同县长坠城殉国说不久即被军委会“注销”。此为战斗后不久，1938年4月12日发生的老事件。不到1个月误传即被订正。但因为此事件情节颇有“爱国，殉国”情操，对为政者来说宣传价值颇高，所以半个世纪后，又被部分御用“史家”，和只求哗众取宠的卖文者从历史的尘芥箱中翻检出来再次加工，在今日的史书和抗战神剧中复活。蒙骗著亿万后人。

以上考证的要点，并不在王铭章之死地如何，而在欲说明一个研究历史的方法。可见在此类被称为“文史资料”的回忆录中，当事者们不仅多凭空想像还原历史，按英雄形象捏造历史，而且还以口述来不断地修正历史，互相之间还互相抄袭，共享“成果”。最终的所谓“事实真相”也不是按可靠史料，而总是由权威者来拍板决定。王铭章到底死于何时何处？请看下节笔者的考证结果。

[1] 张宣武被任命“城防司令”一说，据笔者调查，无有任何当时资料的佐证。如集团军战斗详报，第一二二师战斗详报等都无此记录，仅出现在战后张宣武回忆录，或之后随声附和者熊顺义等人的回忆录中（《悲壮之役/记1938年滕县抗日保卫战》61页，83页）。从有两个师部设在城内一点看，令一位团长担任司令说也十分可疑。可能被临时指名城东关防御责任者，但不会是需要任命的“城防司令”。

[2] 《津浦战绩》，珠江日报社，1938年5月，55页。

[3] 《王上将墓表》，傅双无编《民族战争川军战绩史料存要》，成都民族学会，1941年，50页。

[4] 《抗日战史/卷21/徐州会战2》，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66年，107页。

[5] 前出《悲壮之役/记1938年滕县抗日保卫战》，24页。

[6] 《滕县战役亲历记》《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169-170页。

[7] 《滕县战役亲历记》《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171页。

[8] 《抗日殉国的民族英雄王铭章将军》《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成都市委文史资料研究会，1984年6月，11页。

[9] 前出《悲壮之役/记1938年滕县抗日保卫战》，161页

[10] 《忠骸归故里——王铭章烈士卫士李少坤口述》《新都文史》第二期,1985年8月，14页。

[11] 《川军抗战亲历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78页。

[12] 何煋荣等《记王铭章师长血战滕县壮烈牺牲的经过》，四川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川军抗战亲历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78页。

[13] 王贞勤《浴血滕县：台儿庄大捷的序幕战》，《党史纵横》，2014年第6期。

[14] 林治波、赵国章《台儿庄大战》，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62页。

[15] 1938年4月12日《李宗仁，李品仙致蒋委员长电报》，台湾国史馆，数位典藏号2197A002-090200-0004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