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的大萧条和关税战

1929年大萧条的根源与关税的放大效应：细微机制与深远教训

1929年大萧条的最大起因，金融市场泡沫破裂及其引发的银行体系崩溃是核心“引爆点”。《斯穆特-霍利关税法》（1930年）不是危机源头，却放大了经济下行的烈度，延长了苦难的持续时间。

一、最大起因：金融泡沫破裂与银行体系的连锁崩溃

1.1 金融泡沫的形成与心理根源  1920年代的美国，被称为“咆哮的二十年代”，表面繁荣掩盖了脆弱的裂痕。股市成为全民狂热的舞台，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人声鼎沸，散户与机构投资者竞相追逐暴利。1925年至1929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150点飙升至381.17点，涨幅超150%。这一繁荣并非全然基于实体经济：1928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仅为4%，而股价却年均上涨30%。泡沫的核心驱动力是杠杆投机与非理性乐观。经纪人允许投资者以10%的保证金购买股票（即1美元可控制10美元股票），杠杆率高达10:1。银行也卷入狂潮，将储户存款直接或间接投入股市，或通过“投资信托”放大风险。这些信托本质上是杠杆化的股票池，吸引了大量中产家庭的毕生积蓄。据统计，1929年，约300万美国人（占人口的2.5%）参与股市，远超此前任何时期。行为经济学为这一狂热提供了注脚：投资者的“羊群效应”与“过度自信”推高了市场情绪。报纸头条鼓吹“永久繁荣”，普通市民如布鲁克林的出租车司机或芝加哥的店员都相信股市是通往财富的捷径。这种心理泡沫为后续的崩溃埋下伏笔。

1.2 股市崩盘：从信心崩塌到财富  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拉开了崩盘序幕。投资者因传言抛售股票，交易量激增至1289万股，远超平日水平。10月28日（黑色星期一）和29日（黑色星期二），市场进一步失控，道琼斯指数单日跌幅分别达13%和12%，一周内市值蒸发300亿美元（约占1929年GDP的30%）。交易大厅内，经纪人嘶声力竭，电话线因订单积压而瘫痪，场外民众聚集，目睹财富化为乌有。崩盘的直接后果是财富效应的逆转。家庭资产缩水，消费支出骤降。1929年，美国个人消费占GDP的70%，崩盘后一年内，耐用品消费（如汽车、家电）下降20%。更致命的是，杠杆投资者的“追缴保证金”（margin call）机制加剧了抛售。经纪人要求追加保证金，投资者无力补足，股票被强制平仓，进一步压低股价。这种恶性循环将个人破产的冲击传导至金融机构。

1.3 银行危机：信贷命脉的断裂  股市崩盘点燃了银行体系的火药桶。1929年，美国有约2.4万家银行，多为小型、地方性机构，缺乏统一监管。许多银行将储户存款投资于股市或房地产，资产负债表高度暴露于市场风险。崩盘后，银行持有的股票和抵押品价值暴跌，流动性枯竭。从1930年起，储户恐慌引发挤兑浪潮。银行门前排起长龙，储户争抢现金，部分地区甚至爆发骚乱。1930-1933年，约9000家银行倒闭，占银行总数的37%。储户损失14亿美元，相当于1930年家庭储蓄的10%。更严重的是，银行倒闭导致货币供给萎缩。美国M2货币总量（现金+存款）从1929年的470亿美元降至1933年的360亿美元，下降23%。信贷冻结使企业无法获得贷款，投资暴跌：1929-1932年，固定资产投资从160亿美元骤降至20亿美元，跌幅87%。

微观传导机制：以一家典型银行为例，假设其持有100万美元存款，其中30%投资于股市，30%为房地产贷款。崩盘后，股票资产缩水80%，房地产价格下跌50%，银行资产损失约45万美元。若储户挤兑50万美元，银行只能支付剩余现金，迅速破产。这种微观失败在缺乏存款保险的体系中迅速扩散，形成了系统性危机。

为何是最大起因：金融泡沫破裂与银行危机是危机的“心脏”。股市崩盘摧毁了信心与财富，银行倒闭切断了信贷命脉，二者共同触发了生产、就业和消费的全面萎缩。1929-1933年，美国GDP从1040亿美元降至560亿美元，失业率从3.2%飙升至24.9%。相比之下，其他因素（如农业萧条）虽削弱了经济基础，但无如此迅猛的破坏力。

二、关税的作用：全球贸易的崩塌与危机的放大

2.1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背景与动机 1930年6月，《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生效，将2万余种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推高至48%，部分商品（如纺织品、钢铁）税率高达60%。法案源于1929年经济下行的政治压力。农业州饱受1920年代粮食过剩之苦，农民债务激增；工业州则因消费萎缩而裁员。国会议员希望通过保护国内市场，挽救就业和选票。然而，经济学家普遍反对该法案。1028位学者联名请愿，警告贸易战将恶化全球经济。时任总统胡佛虽犹豫，最终迫于党内压力签署法案。这一决定成为大萧条的转折点，将国内危机推向全球深渊。

2.2 关税的直接后果：贸易的断崖式下跌 关税法实施后，美国进口额从1929年的44亿美元降至1932年的13亿美元，出口额从52亿美元跌至16亿美元，分别下降70%和69%。全球贸易量在1929-1933年间萎缩61%。主要贸易伙伴迅速反击：加拿大：对美国商品加征30-50%关税，转向英联邦内部贸易，1929-1932年对美出口下降65%。英国：1932年通过《进口关税法》，对美国农产品和工业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帝国特惠制进一步孤立美国市场。德国与法国：提高关税并实施配额制，限制美国商品进入欧洲。美国农业首当其冲。中西部农民依赖出口（如小麦、棉花），关税战导致农产品价格崩盘。1929-1932年，小麦价格从每蒲式耳1.2美元跌至0.4美元，农民收入缩水60%，破产潮席卷乡村。

2.3 全球连锁效应：从贸易到金融的恶化  关税的破坏力远超贸易本身，触发了多重放大机制：需求坍塌：贸易萎缩削减企业收入，全球工业生产下降37%。美国工厂开工率从1929年的85%降至1932年的47%，失业率进一步攀升。通缩螺旋：商品过剩导致物价暴跌。1929-1933年，美国批发价格指数下跌32%，工资下降40%。通缩加剧债务负担，企业违约率从1929年的1.5%升至1933年的9%。金融传染：贸易收入锐减削弱了欧洲的偿债能力。德国依赖美国市场出口工业品，关税战使其无法偿还战后债务，1931年银行危机波及奥地利和匈牙利，欧洲金融体系濒临崩溃。信心崩解：关税战恶化了国际关系，投资者撤离风险资产。1931年，英国放弃金本位，全球货币体系动荡，资本流动冻结。微观案例：以一家俄亥俄州的钢铁厂为例，1929年其30%产品出口欧洲。关税法后，订单骤减，工厂裁员50%，供应商链条断裂，地方银行因企业违约而倒闭。这种局部冲击在全球贸易网络中被放大，形成恶性循环。

2.4 为何仅是“放大器”？

尽管关税后果严重，其并非危机起因：时间滞后：股市崩盘（1929年10月）早于关税法（1930年6月），银行危机已在1930年初显现。经济权重有限：1929年，美国进出口合计占GDP的10.4%，远低于金融业（占GDP的20%）。贸易损失的直接冲击小于信贷崩溃。前置脆弱性：收入不平等（1929年，1%富人占有21%财富）、农业萧条（1920年代农民收入下降30%）已削弱经济，关税只是加重了既有伤口。数据对比：金融危机导致货币供给减少23%，投资下降87%；关税使贸易损失约35亿美元，占GDP的2-3%。前者是系统性瘫痪，后者是外部加压。

三、次要因素的细化权重

其他因素为危机提供了“燃料”，但重要性次于金融崩溃：收入不平等（权重最高）：1920年代，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55%降至50%，消费依赖富人挥霍。崩盘后，消费骤降15%，放大衰退。农业萧条：1920年代，全球粮食过剩使小麦价格下跌40%，农民债务占收入的30%。农村破产削弱了地方经济。货币政策失误：美联储1928年加息遏制投机，1929-1930年未及时降息，银行挤兑加剧。1931年，为维护金本位，美联储再度紧缩，错失救援时机。金本位制约：各国为维持汇率而紧缩货币，1931年英国弃金后，全球货币战加剧通缩。收入不平等的结构性影响尤为深远，因其直接限制了需求复苏，堪称“隐形推手”。

四、当代启示：为何大萧条难以重演

今日世界与1929年截然不同，系统性崩溃的概率极低：金融监管：存款保险、资本充足率和压力测试（如《多德-弗兰克法案》）遏制了银行挤兑。2008年危机中，美联储迅速注资5000亿美元，银行倒闭仅465家，远低于1929年的9000家。政策灵活性：浮动汇率和量化宽松赋予央行无限火力。2020年疫情期间，全球央行注入12万亿美元流动性，GDP仅下降3.5%。全球化韧性：2023年，全球贸易占GDP的52%，WTO框架约束保护主义。中美贸易战（2018-2019）虽增关税，全球贸易仅放缓0.8%，未崩盘。社会缓冲：失业保险覆盖率从1929年的0%升至2023年的80%（OECD国家）。2020年，美国救济金支持3000万家庭，消费降幅仅6%。技术赋能：AI、电商和远程工作维持经济运转。2020年，全球电商交易额增长25%，抵消实体零售损失。现代关税风险：2018年，美国对华加征25%关税，中国报复性关税使美国出口损失270亿美元，但全球供应链调整迅速，未引发衰退。WTO规则和RCEP等协定进一步缓冲冲击。

五、潜在风险与反思

警惕以下隐患：债务危机：2023年，全球债务达305万亿美元（GDP的333%）。若利率攀升，违约风险可能触发局部金融动荡。金融复杂性：衍生品市场规模（2023年约600万亿美元）暗藏杠杆风险，类似1929年的“投资信托”。保护主义回潮：2024年，全球新增贸易壁垒1200项，需警惕局部冲突（如台海）扰乱供应链。哲学反思：1929年揭示了人类贪婪与脆弱的交织。现代经济虽更稳固，但技术进步与人性弱点并存，需以审慎与合作守住繁荣。

当年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基本是可有可无的存在。中国经济体量小，与世界经济联系不紧密，实行银本位制也使其初期受西方金本位国家危机影响较小。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持续的军阀混战和国民政府的初步统一，经济重心仍是落后的农业，工业基础薄弱，因此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冲击相对有限，国内更多的是内乱和发展困境。

一百年前的世界，恐怕难以想象，东方沉睡的巨龙，竟能在百年后崛起为全球经济的引擎，政治舞台的关键力量。今日之中国，其影响力已渗透至世界每一个角落，举手投足间，牵动全球神经，昔日之积贫积弱，已成今日之繁荣富强，历史的巨变，令人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