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为什么要关心政治

在埃及作家阿拉·阿斯旺尼的名作《雅库班大楼》中，有一个人物是埃及《开罗报》主编哈提姆。这主编是一同性恋，人不男不女的，白天一本正经，晚上则几乎每天都徘徊在下流小酒吧，到处找粗壮的男人爆自己的屁眼。就其意义而言，这一象征性的人物显然在影射特定时代埃及知识界的软弱无能和自欺欺人。

哈提姆的老爸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法国念的大学，被法国大妞的金发碧眼、丰乳肥臀所迷，娶了一个挺美但出身不咋地的法国底层女子做媳妇。老头儿一辈子除了关心妇女界的成长，就喜欢学术，没时间关心孩子。

他老婆本来是跟性工作者差不多的人，但因为是法国人，长得漂亮，就自觉高埃及人一等，虽然因为某些原因——估计是贪钱——嫁给了哈提姆的父亲，但是内心十分鄙视哈提姆父子——当然更鄙视其他埃及人，就经常出入法国大使馆之类老外扎堆的地方，给哈提姆之爹戴绿帽子，对童年的哈提姆也不怎么关心、过问。——。女人关系性事，荷尔蒙分泌异常，必然无心照顾孩子，这是必然的，比如安娜·卡列尼娜，自古皆然。

哈提姆从小就缺乏家庭温暖，被父母丢给一个赞比亚黑仆照顾，性格变得孤僻内向。那黑仆一个人在开罗做佣人，就像中国民工在北上广打工，精力旺盛，就不免憋得闹心。看到混血儿小哈提姆小小子粉红嫩白的，就生了歹心，慢慢地玩弄小哈提姆。小哈提姆开始也不怎么愿意被人走后门拉关系，但是由于跟父母关系疏远，所以很依赖黑仆，就有冤没处诉，渐渐地仿佛吃大烟一般形成变态的习惯，离开黑仆后，也不再能成为一个正常的男子。

就故事逻辑而言，考虑哈提姆的成为同性恋过程，如果他生活在一个理想的、健康的社会、家庭环境中，埃及不是一个被欧洲人歧视的殖民地国家，而是一个和法国平起平坐的富强、民主、自由、文明的现代国家，那么哈提姆的父亲在面对欧洲人时心态就不会失衡，多半不会为了满足某种心理需要，而娶一个跟自己并不般配的底层法国女子，而或者他娶了一个法国女子，哈提姆的母亲也不会因为丈夫的埃及人身份看不起他，他们就可以有健康完美的夫妻关系，为哈提姆营造和谐的家庭环境。哈提姆有了一个健康、温暖的家庭，他也将不会有机会堕落成一个同性恋。

一定程度而言，任何个人的悲剧都是社会悲剧。

哈提姆的悲剧可以放了了说：同性恋、你们很大岁数娶不上媳妇，你们很大岁数嫁不出去，你们结婚了性格不合、家里没钱、又离婚，你们辛辛苦苦赚不到钱，你们在工作单位怀才不遇，你们买不起房，你们看不起病，你们被李刚的儿子撞，你们被药家鑫捅……等等吧，反正这社会上所有的不公正、不平等、不道德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社会不公正造成的。

正是因为如此，青年必须关心社会、关心政治，不能做自了汉，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就是关心自己、就是为自己谋福祉。（当然，每个人都曾经是青年，都应该关心政治，这里所以特别强调青年，是因为青年一般没有家累，可以更长远、更勇敢无畏地投身于长期的理想追求。）

有些人说，批判社会而不是适应社会，是人生观不成熟的表现。

这一说法是偷换概念，没有把个性的道德成熟和政治的道德成熟分开来。这个不奇怪对于中国人来说，从孔夫子开始就混在一起，因为我们中国人不擅长抽象思维，很多相关概念经常是纠葛在一起的。

对这一说法的最大质疑是怀疑那些个人生活不幸的人的个性和能力有问题。

有些人认为，“性格决定命运”，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不同性格、不同能力的人，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中取得不同的成就，生活的状态也各不相同。比如，虽然埃及是个殖民地国家，虽然埃及社会专制、不平等，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是同性恋，所以我们好像不能把哈提姆是同性恋怪在社会不公正上面。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不同先天条件的人在同一环境中进行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在相同的社会条件下，埃及人不是所有人都是同性恋，但是这些非同性恋也没有哈提姆式的父母，虽然哈提姆的变态有其特殊性，主要的不是直接因社会原因成为同性恋的，但是哈提姆父母的心理问题则有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也就是说，即使一个人的个性不健康，看似是偶然现象，其实却又是不公正社会的必然现象，他的病根即使不直接根源于社会，那么也间接根源于社会。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出身于下层，即使你有很健康的人格，你不是同性恋、也不内向不爱说话，你真的以为你就可以跟一个出身上层的富二代、官二代在事业、婚恋上绝对平等的竞争吗？也许，你还在通宵熬夜的备战高考，而大员的孙子已经被清华北大内定录取；也许你还在吭哧憋肚地面试找工作，有钱人的孩子已经被亲戚安排进了机关看报、喝茶水；也许你还在跟媳妇算计着省钱租住在隔壁叫床声都能听得清的烂房子里，而某些公务员的子女已经搬进了每月77元的廉租房……下层阶级即使拥有健康的人格，在跟上层阶级进行竞争时，也只能取得个别的胜利，而不能避免总体失败的命运。

此外，即使你有健全的人格又怎么样呢？不断的失败会不断地蚕食你的自信心，最终使你成为一个愤世嫉俗、甚至变态的人，并且还有可能把你的坏脾气传给你的子女后代。

同志们，我们应该看到，变态心理、不健康的人格，本质上其实都是社会不公平正义的结果，尽管导致这些病态问题出现的原因可能不是直接地作用在当前这个人身上。一个内心自卑的人，可能有家族性的自卑，一直追溯到某一个元朝的祖先，而他们的祖先呢，可能曾是一个和平的农民，不幸被征服者掠为奴隶、受尽残酷剥削压榨。

个人的悲剧绝对就是社会悲剧，而且是社会不公正造成的悲剧。

李一帆、药家鑫、郭美美、陶汝坤这样似乎是属于掠食动物阶层的青年，是否可以例外于这个规律呢？答案是不能。

一个狂妄自大、不知天高地厚、不懂得尊重别人、自私自利的人，能算是拥有健康人格的人吗？不仅哈提姆一样的人是变态社会的牺牲者，李一帆、药家鑫、郭美美、陶汝坤这样的人也是变态社会的牺牲者。

所谓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一个青年生活在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笑贫不笑娼的社会中受到不良影响，又加上祖宗不积德，做过坏事，家里有不良的家族文化，以致最终在合力作用下堕落成千人所指的恶徒、丑类，他们怎么能说是有健康人格的人呢？他们的状况不是社会悲剧又是什么呢？

不论你出身于上层还是出身于草根，每一个青年都应该关心政治，不仅为自己谋求福利，而且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谋福利，同志们，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后人能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幸福的国度而努力吧！

那么青年应该如何关心社会、关心政治呢？我认为有三种途径。

第一种是投身政界、军界，不择手段，努力当上大官，在适当的时候，挺身而出，为民请命，袁世凯、戈尔巴乔夫、李登辉是为这些青年的榜样。

第二种是投身实业界，促进中国有产阶级的发展。全面腐败之日就是全面自由之时。现代社会官僚体制高度进化，已经不是陈胜吴广的时代，切·格瓦拉之死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毛主席认为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太弱势，至今仍然没错，我们中国未来的发展说到底取决于红N代的向有产者转型。当红N代的经济基础完全是市场经济时，下层再忽悠一番，自然会采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但是，怎么样使得红N代的经济基础转变成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呢？目前看来，唯一可行的和平演变方法就是收买，总之，不管是任其、鼓励、怂恿之瓜分国有资产也好，还是对其行贿受贿也罢，尽可能地创造财富，同时把财富转移到红N代手中。如果你不能把敌人消灭，就要把他们变成自己的朋友。

贪腐对于未来中国的长期发展是有利的，这个大家不可不知。

第三种是投身舆论界，为社会的进步摇旗呐喊。辛亥革命时，大清国百万雄兵俱在，为什么不能像镇压太平天国时那样继续镇压了？民心丧失，当兵的、做官的都不想打了。说到底，官僚、军队也不过是穿制服的百姓，而且他们也生活在老百姓的汪洋大海中，不可能不受民间舆论的影响。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何况是重复一千遍真理呢？我们不怕人微言轻，重在持之以恒，在网络时代，人人可以成为知识和真理的传播者。关键看你有没有决心和勇气。

注：阿拉·阿斯旺尼的长篇小说《雅库班大楼》，也有译为《亚库班公寓》、《亚库比恩公寓》，有繁体版出版可阅读、有电影版可观看。

2011年7月5日2:1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