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中国阶级关系和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语境和策略的认识：由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唯物主义的误判想起的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唯物主义文化研究的当下性，决定了其文化研究对于意识形态作用的夸大，决定了其对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态度是一种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其误判的根源在于对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复杂关系认识不足。

特定历史形态存在一个发展完善和衰退的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分成常态社会和非常态社会两个阶段，在非常态社会，被统治阶级因正常社会秩序尚未确立或被打乱，产生要求建立或恢复常态社会秩序的革命诉求，而并不一定导致社会进化到更高阶段。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其历史局限性决定了其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的反对是在体制内的反对，其真实的政治诉求是建构相对开明和宽松的常态资本主义社会。

苏东国家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形态——国家资本主义，其造成是由于其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群体，与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并在思想中保留了部分的封建意识形态残余，因而不可避免地以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也就是说无法彻底地贯彻资产阶级革命，以至于在这些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内保留着一定的具有封建主义特点的因素。中国当代社会的封建残余表现为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和国有企业，这些生产关系制约和压抑了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当代文化研究应该致力于促成特权阶级的分裂，促成开明有产阶级与下层结成广泛的政治联盟，实现开明和宽松的自由市场经济社会，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人民的福祉。

文学文化研究的具体的策略是揭示当前意识形态对于上述历史事实的欺骗性，从文化建构的角度探讨当代公共生活的可能性和具体策略和技巧，对于当代作家和媒体工作者进行理论的指导和启蒙，以此促成文学界和媒体对于前述历史使命的自觉，并引导作家和媒体工作者致力于表现官僚体制下民族资产阶级所遭受的双重压迫、具有封建特征的官僚体制对于人性的扭曲和迫害、小人物在不公正社会中所遭遇的人生悲剧等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

    一、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唯物主义是一种历史倒退：对于激烈政治经济学立场的回避和退缩

文化研究在当代最前沿的文学研究和社会批判方式之一。但英美学界在二战后不约而同地所以会转入文化研究，一方面是对于庸俗社会学或者庸俗唯物主义的反拨，另一方面则是一种与“曲线救国”类似的折中主义。考虑到二战以后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肆虐，而英国虽然没有美国那么极端地打击左翼，丘吉尔战后关于苏联“铁幕”的演说分明也昭示着英国政府对于左翼力量的的担忧和警惕。显然，对于当时欧美国家的左翼人士来说，在那种语境下，继续坚持历史上从制度破坏和建设入手，要求彻底改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政治诉求，已经成为一件风险很大而且不现实的事情。再加之，理论遭遇到战后阶级意识削弱、苏东社会主义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的挑战，也新的观点阐释，从意识形态入手走向文化分析，回避开敏感的政治经济问题研讨，就成为唯一可行的既可以规避文网同时坚持斗争的现实策略。

类似地，这一逻辑在90年代后兴起于当代中国，既是追随学术潮流、应对当下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媒体文化时代复杂现实的积极应变策略。自然，相对于左翼运动以往的历史，这无疑是一种政治立场上的一种保守主义。

二、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唯物主义文化研究的前提性错误：被压迫阶级必然反对统治阶级

文化研究理论对于大众文化的阐释，其本质目的在于揭示意识形态在一个阶级社会里对于被统治阶级的塑造。但不论是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的否定，还是文化唯物主义对于大众接受意识形态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肯定，实际上都有一个既定的理论前提存在，即：在阶级社会里，被统治阶级必然反对统治阶级的统治，所以统治阶级为了愚弄和削弱被统治积极的反抗，于是创造了意识形态神话愚弄被统治者，使其甘心为自己做牛做马。

但是这一理论是缺乏整合性的。战后文化研究反拨了庸俗社会学对于意识形态的作用的缺乏重视，认为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功意识形态建构，造成了传统左翼革命运动地进入低潮。从理论上来说，这是针对战后剥削依然存在而无产阶级反抗意识淡漠的一种辩解，而实际上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此前的欧洲历史上，为什么统治阶级无法使用意识形态控制的方法控制住下层的反抗——比如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事件的发生，为什么左翼力量可以组织起大规模的反抗，在俄国、中国以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夺取政权的原因。显然，用当时资产阶级比战后更愚蠢这一说法，是很难解释得通顺的。

文化研究对于意识形态对于现实的影响性的程度缺乏界定，导致无限夸大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实际上把精神简单归结于由物质决定、和把上层建筑看成直接有经济基础决定的庸俗社会学，固然是错误的，但其在大方向上是没错的，错误的是对物质和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规律的理解过于教条主义、过于僵化死板，忽视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对于人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和影响作用。

但实际上，只有在物质条件对人的影响和文化对人的影响是一致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才对于人的思想和行为起主导作用，这种作用不是意识形态的单独作用，而且是在代表物质条件代言，是对于人与所处的物质条件之间关系的说明，这种意识形态是有力量的意识形态；当人所处的物质条件给人的直观印象，与文化和意识形态所宣称的情况是相反的时候，意识形态是不能永远也不能同时愚弄所有的大多数人的。如果认为文化和意识形态可以一手遮天、掩耳盗铃，等于宣称说，人类中的大多数人是傻瓜。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是人们对于其实际生活关系的想象。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想象，固然是不完全不真实的，但也不是完全不真实的，而且不真实的是少部分，真实的是绝大部分。法兰克福学派否定大众文化的意义，实际上暴露了他们站在精英主义立场对于人民大众智慧和创造力的的蔑视。

单纯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无视于战后社会普遍的人心思定、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国家政策、生产力的提高所导致下层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必然会对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作用得出夸张的结论。战后资本主义进行的一系列调整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史无前例的协调发展——或者说进入了一个成熟期，导致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得到普遍的改善和提高，无产阶级不仅是对于当时意识形态的认同，更是对于当时社会历史现状——其中包括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国家机器统治和剥削的现实的认可，才停止激烈的革命诉求的。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战后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认可，绝对不是历史的偶然现象，而是历史普遍规律在这一时期的具体表现。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历史上尽管压迫和剥削是一直长期存在的社会现实，但内部的革命和造反只占据了人类社会的极少时间，在大多数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在整体上都是相安无事的。这一事实说明，被统治阶级实际上并不必然地反对统治阶级，特定历史形态中的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且在总体上，特定历史形态下的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合作关系总是大于矛盾关系。

三、常态社会和非常态社会的不同阶级关系：常态社会下以合作与认可为主，斗争与反抗为辅；非常态社会下的斗争与反抗，其目的是创建或恢复正常的统治与剥削秩序

综上所述，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所以会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根本的逻辑性原因，在于这一理论认为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是必然相互对抗的。如果上层和下层是必然对抗的，而上层又并未从根本上放弃对于下层的剥削，为什么下层会放弃反抗呢？在这一逻辑下，唯一的答案就是下层不是愚蠢的就是被愚弄了。这正是文化研究所以重视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直接灵感来源。

在我看来——当然这是值得商榷的——文化唯物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所有结论，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前提——阶级斗争论——下面，对当时的历史问题所给的勉为其难的曲解。而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不可调和的这一判断，却是值得商榷的。

弗洛伊德根据精神病人的病理学研究，得出了性欲是人生活的基本动力的结论；而阿德勒、荣格、马斯洛分别从社会、文化和杰出人士的成功经验入手，考察人类对于社会的奉献、个人行为中所包含的集体无意识、个人自主精神对于自我超越的追求等方面，发掘出了人性中的理性和可塑性的积极一面。类似地，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固然与弗洛伊德对于人性的剖析一样深刻，但也类似地因研究对象——马克思面对的资本主义是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的特殊性问题，同时因为要为当时激烈社会政治和经济斗争提供理论出路，因而在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上有一定的失误。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马克思的失误和弗洛伊德的失误是同一种类型——用一个著名学者的说就是深刻的肤浅：即基本核心理论是完全正确和伟大的，但在侧重分寸、适用范围上需要调整，在细节问题上需要有所补充。

在我看来，人类历史上现有的特定社会形态，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在一夜之间就出现的，都有一个萌芽、发展、成熟、衰落的过程。某一特定的社会形态至少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常态社会和非常态社会。

新的社会形态在其为成为人类社会中的主导型态、其生产关系未能完全组织协调、生产力的发展潜力未能完全实现时，也就是说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态尚未发展成熟时，这个社会是非常态社会。比如马克思所在的时代，封建主义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新兴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尚未完全建设完备，这样的时期就是发展中的不成熟社会，是非常态社会。这种发展中的非常态社会有可能发展成熟，也有可能因为外部干扰或内部条件的不成熟，永远无法进入完全成熟的阶段，不断地在徘徊在低水平的社会发展阶段。比如北美的印第安人社会，因为欧洲人的入侵几乎灭绝，其残余的部落长期处于相对原始的生存状态。

而当一个社会，其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到或接近其时代所能达到最高水平，其生产关系的协调程度也达到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时，这种社会就是常态社会形态，也就是发展成熟的社会形态。在历史上，大多数社会稳定发展的时期，如中国封建王朝的大多数盛世时代、罗马帝国的繁荣时期、中世纪欧洲的封建时代，都属于这一类型的常态社会。常态社会的发展方向一方面是自然衰退，一方面是在衰退的同时——如果不受干扰的话，会在自身的母体中孕育出新的历史形态。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成功转型，就是这种情况。但当这一社会受到干扰时，就不能发展到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古代中国虽然一度拥有成熟的封建主义，但是因为北部边疆存在着游牧民族的干扰——需要指出的是游牧民族并不总是对历史的进步造成干扰，所以其常态社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遭到严重的破坏，其财富被消耗于对外战争和自身集体的反复重建，因而不能发展进入更高级的资本主义社会。

还有一种社会类型，其前身可能是不成熟社会、也可能是成熟社会，但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比如古代中国社会经常遭遇到的游牧民族侵略或征服，结果导致社会的秩序紊乱，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这样的社会就是衰落型非常态社会。比如古代中国生产力遭受巨大破坏的五胡乱中原时代、宋末元初，以及欧洲历史上的罗马帝国晚期、都属于衰落型的非常态社会。衰落型的非常态社会，其前途是在新的秩序重建后走向发展中的非常态社会。

为了突出常态社会和非常态社会的二元对立，在这里采用了二分法的方法帮助分析，而实际上的情况往往更复杂，就是在一个大型的社会中，往往同时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生产力水平、生产力关系和身份人群，因而常态和非常态的划分是相对的，真实的情况是一个社会以主要地处于特定的社会形态中，而不是说完全排斥其他的社会生产关系，以及民族的、集团的、性别等因素。

在那些非常态社会里，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不成熟或者被打乱，社会生产陷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物质和精神资源的匮乏，导致统治阶级进一步增强对于被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出现内部的剧烈革命运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往往是大规模对外战争后的必然结果，罗马帝国后期的奴隶起义也是对频仍的对外战争所造成的社会后果的一种反抗。

关于这种内部革命运动，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

第一、在非常态社会下的革命运动，并不要求改变当前社会形态的统治秩序，而是要求恢复或建造常态社会下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相对和谐的关系。也就是说，这种革命，并不导致新社会的诞生。一般历史著作，往往认定农民起义是社会进步的推动性力量，其实，我们仔细分析历史就会发现，从秦始皇开始到晚清的诸朝代陵替中，虽然农民起义对于王朝的变迁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即使是出身贫农的刘邦和朱元璋这样人，在农民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朝代仍旧是封建王朝。既然王朝陵替带来的只是统治秩序的重新调整，并无质的飞跃，而加之以推动历史进步的桂冠，岂不荒唐？有人指责刘邦和朱元璋们对于农民的背叛，可历史上所记载的农民对于新兴王朝的支持又作何解释呢？

旧历史观，包括马克思主义这样比较先进的历史观，虽然多数承认人民——作为大多数的被统治阶级——是历史的主人，但是却一面暗自把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当成是可以被少数国家机器——国家机器同时主要地也是由人民组成的——镇压的懦夫和看来并不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愚弄的傻瓜。真实的历史是，被统治者默许和认可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和剥削，尽管他们不必对这一统治给与完全的满意。

归根结底，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被统治阶级不仅不反对统治阶级的统治，而且是支持其对自己的统治的，所以支持这种统治的原因，不是因为这种统治是最好的最理想统治形式，而是因为这种统治形式是在现实条件下可实现的、在更先进的社会组织模式出现以前，比较以往的落后社会形态而言，是最先进的、最文明、不仅有利于统治阶级而且是最有利于被统治阶级的生产关系组织方式。

具体来说，在封建生产关系关系出现并表现出其最大优越性前，奴隶社会的奴隶是支持奴隶主对自己的剥削和统治的，因为他们在奴隶社会的生活要比在原始社会条件下更幸福。类似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关系出现并表现出其最大优越性前，封建社会的农民是支持封建主主对自己的剥削统治的，因为他们在奴隶社会的生活要比在原始社会条件下更幸福。类似地，在新的生产关系关系出现并表现出其最大优越性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是支持资产阶级对自己的统治的，因为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要比在原始社会条件下更幸福。

用夫妻关系打个比方说，不同社会集团的斗争有两种，一种是互相争吵，对对方对自己的态度不满意，但是没闹到离婚，只是要求对方对自己好一点，奴隶和奴隶主的斗争、农民和封建主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种类型。还有一种类型，是代表不同体系的之间的势力的斗争，相当于夫妻关系真正破裂，要求离婚，重新建立新的家庭结构。如中世纪末期，欧洲资产阶级联合工人群众以及其他市民也包括农民对于封建主阶级的革命。需要注意的是事实上这一时期属于封建社会衰落的非常态社会，农民也产生了革命的诉求，但是他们虽然和资产阶级的结盟，但原初的奋斗目标其实是不同的。农民的目标是恢复常态的封建社会。中国现代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旧中国由于资本主义的入侵陷入非常态衰落型社会，而农民要求恢复常态封建社会的革命诉求正好与新兴力量要求建立国家资本主义以对抗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革命诉求相结合，直接造成了国民政府在大陆统治的垮台。但是，从《三里湾》《暴风骤雨》《金光大道》等对农村生活描写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尚未接受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自耕农对于适应于国家资本主义的集体化运动的不满和反对情绪。

分析到这里，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最开始提出的、为什么战后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统治缺乏反抗性、而文化研究用意识形态蒙蔽了无产阶级的心灵一说是错误的这两个问题上来。

真正的答案是，资本主义社会在以往历史的教训和当代苏东国家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下，自我调整到了成熟的状态——进入常态资本主义社会、也是资本主义平稳发展的时代，在这一时代，无产阶级获得现实条件下可能达到的最高的生活水平，他们凭什么反对资本主义的统治呢？无产阶级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反对资本主义就是反对自己，他们又何必更自己过意不去呢？

有人也许会问，难道社会主义的苏东灯国家，并不构成更先进的社会形态么？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形态并不构成、而且不仅不构成，还是落后于当代人类社会的最高发展水平的。由此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的澄清。

第二个问题，属于特定社会形态下的被统治阶级不仅不反对和自己属于同一历史发展阶段的统治阶级和自己所属的社会形态，而且也不能通过反对自己的统治阶级而进化到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中去。也就是说，刘邦们和朱元璋们，由于其历史局限性，实际上根本不是肯不肯背叛农民兄弟的问题，而是不背叛并没有别的出路的问题，他们作为农民，封建社会的产物，是没有力量推动社会进化到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中去的。要进化到更高级的社会中去，只能是其所在的社会已经发展出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新的阶级的结果。

类似地，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无产阶级因为其历史局限性实际上无法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人们可能会问：难道苏东国家所实行的制度不是与资本主义形成对立的吗？今天，苏共东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已经遭到了终结，但我个人认为，这并不是作为一种人类大同理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失败，因为苏东国家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国家资本主义。原因就在于即使是斯大林的严格计划经济时代，其经济仍然依靠于对于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剥削，与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其剩余价值的投向是官僚特权阶层或用于维护这一特权阶层的利益。

为什么在俄国这些资本主义相对落后的国家，而不是先进的英法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社会主义”呢？用前面的理论很容易解释这一点，那就是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处于封建主义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的双重非常态社会模式下，社会百废待兴的同时危机四伏，统治阶级面临前所有的复杂挑战，封建体系方面的农民和地主要求恢复常态封建社会，资本家和无产者要求建设常态资本主义的革命诉求掺杂在一起，导致统治阶级根本无法应付过来，从而造成了政治的破产，使得既反封建又反资本主义（显然这种双重反对是决定于其队伍的阶级构成的）的红色力量的兴起。相对而言，资本主义已经发展相对成熟的英法美等国的统治阶级，就不必面对如此复杂的斗争形势。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参与革命的力量来自不同阶级，必然会导致在革命成功后在生产关系上的重组出现对于封建主义的妥协，而无法完全彻底地实现资产阶级革命。如果我们把前苏东国家的国有制理解成封建主义的残余（需要说明的是，不应用落后或进步的标准判断这一封建主义残余，因为这一残余是俄国当时社会历史的产物，相对于其自身，这种残余完全是合理合法的），那么就不难理解苏东国家和既有资本主义体系的激烈对抗了。

而当苏东国家发展到上个世纪末，其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和同化了保守的封建主义力量之后，遂在外部压力下发生了剧烈的社会转变。

也就是说，落后的社会形态可能因为外来文化的影响从意识形态上接受新的生产关系，但是这一接受会伴随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而且是以其自身所在社会的的物质层面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被外来文化同化为前提的。在这一过程中，其社会内部属于不同社会形态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将长期共存，并时时因为利益和观念的不同发生斗争。

这一分析同样也适用于对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说明。说到这里，接下来要讨论的是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语境，及其策略。

四、当代文化研究的历史使命：促成统治阶级的分裂以及开明有产者和人民的联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社会

在前面，我们已经分析得出结论，特定社会形态下的被统治阶级并不必然反对其统治阶级；其在非常态社会下的革命行动其目的在于恢复常态社会的社会秩序，而不是进化到更高级的社会中去；而且，特定历史产物的阶级并不能发展处超越自身所属时代的社会历史形态。

这一情况决定了，中国农民在西风东渐的情况下，其革命诉求是恢复常态的封建统治；同时单纯依靠农民或封建主集团的力量是无法实现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旧有力量，包括农民、地主、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兴起后产生的工人、资本家，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不能建设出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更高级的历史形态。也就是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实践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并未超出资本主义的宏观历史。

综上所述，再对比苏联的情况，我们不难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封建社会陷入危机进入衰落型非常态社会，农民产生了要求恢复常态封建秩序的革命诉求；同时，由于中国在外国的影响产生了一些资本主义工商业，但是新兴的社会形态仍旧被禁锢与封建旧中国的包围中，处于发展中的非常态社会，所以其利益代表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有革命的诉求。这样来自旧封建的力量和来自新资本主义的力量就结成了同盟，对当时的社会体制成功地进行了暴力革命，以既反封建主义又反资本主义的姿态用即是资本主义又是封建主义的模式重建和发展了社会生产秩序。

以西方社会为参照物，当代中国社会在整体上处于发展中和衰落中的非常态社会的双重束缚下，其自身但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在其自身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的生产关系的较优配置——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封建主义、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建设资本主义，所以中国社会和二战后的欧美国家一样，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中国所以能确保持续的稳定，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民族主义，苏东剧变中国的精英和下层留下了深刻地印象，民众普遍认可稳定和权力的集中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潜在民族主义问题和依旧分裂的国家是必要的存在。

问题是，与苏东国家类似，革命联盟中来自两个阵营的力量对比并不是绝对平衡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农业大国，农民和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居于主导地位。在革命胜利消除了外部威胁之后，农民阵营的力量要求保留一定封建残余，与无产阶级要求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构成不可避免的冲突。这自然可以揭示斯大林和毛泽东分别在各自国家所开展的清洗运动。在中国，整倒搞工人运动的刘少奇的毛泽东，原来是从井冈山走出的农军领袖，这一历史的巧合，貌似巧合，其实蕴含着深刻的必然性。

来自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者虽然和新兴无产阶级结盟，由于其本身依附于旧的生产关系并受旧的意识形态影响，虽然认可了高级社会形态的先进性，但仍旧不能全部放弃其旧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以及其文化传统，或者不若说，即使放弃也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的，从而导致一定时间内的封建生产关系、尤其是封建意识形态的残余。

这种封建残余跟苏东国家一样，在中国表现为国家对工商业企业的国有化经营和土地的国家所有权。我们知道，在封建国家，土地在法律上是属于国家所有的，以欧洲为例，只有到了封建社会末期，才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只有土地国有才能确保封建国家理想化的状态：即由大量自耕农为主组成的农民国家。这一国有土地——国家占有生产资料的模式，由于出身农民的革命者的封建利益需要和封建意识形态的参与，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在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中有所体现。应该看到，当前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度以及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是中国政府最坚实的经济基础。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占有，其实包含的不是别的，而是农民阶级对于国有资产的共享。要知道，市民阶级本来就是工商业的直接从业者，他们并无必要通过国家的占有，来确认自己的利益——那本来就是属于他们的东西。中国的政治构架从80年代以来能够一直保持稳定，正是因为这一经济基础的坚实地位。——有人认为，农民目前对于社会的意见也很大，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意见并不是指向推翻体制的，而是要求在现有体制下的更开明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换一句话来说，还是家庭内部的夫妻矛盾，没上升尖锐到离婚的程度。

问题在于，国有企业和农村所创造的财富，在某种程度上固然是全民的财富，但是在直接利益上，国企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缺失为了满足庞大的特权阶级官僚队伍的利益的需要的，而且由于三者形成了共生关系，导致官僚群体权力的绝对化，腐败丛生，体制改革无法继续深入。这种对于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不仅是对于工商业从业者的压迫和束缚，其实更主要的是对于广大生活在农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的压迫和束缚。要知道，如果中国的城市化更快一些，在保障农民可以成功转型为市民的前提下，农民是不可能愿意维持现状的。另外，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自耕农业的中国农业虽然以其土地承包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初对振兴国民经济做出了贡献，但是起低效率也是有目共睹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现在已经成为发展机械化大规模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的绊脚石。

从上述对于当代中国的前述历史语境的分析——如果没有严重的误判的话——中国当代社会仍旧处于市场经济及其制度建设并不完备的阶段，也就是说处于非常态社会，这一判断或许可以帮助研究者认清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所应该积极努力的方向。笔者认为，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政治目标应该是通过积极的理论祛魅促成统治阶级的分裂，促成开明有产阶级与下层结成广泛的政治联盟，实现开明和宽松的自由市场经济社会，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促进中国人民的福祉。

文学文化研究的具体的策略是通过积极的社会批判，暴露当前社会封建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仍旧统治中国的现实困境，揭示当前意识形态对于上述历史事实的欺骗性，从文化建构的角度探讨当代公共生活的可能性和具体策略和技巧，尤其是对于当代作家和媒体工作者进行理论的指导和启蒙，以此促成文学界和媒体对于前述历史使命的自觉，并引导作家和媒体工作者致力于表现官僚体制下民族资产阶级所遭受的双重压迫、具有封建特征的官僚体制对于人性的扭曲和迫害、小人物在不公正社会中所遭遇的人生悲剧等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

后记：

   这篇文章是很久以前我写的，到现在一些思想和认识已经发生变化。写作时间大概在2009年，当时曾经将这个文章发给我拟报考的上海大学博导王晓明老师。我的认识总是有些形而上学和结构主义。但是，现在结合对于西方白左的认识，我反而越发坚信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虚无主义策略和立场是有问题的。当时的论述虽然青涩，但是可以也说是童言无忌，戳破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