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笔记 6——编辑部的故事：选赵晓铃
晓峯
是春天的上午，我们机关不过三十来人，全都去参加选举投票。
上班时间老老少少的一群走出机关，很新鲜，很开心，说说笑笑过马路，就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后门了。里面有热闹喜庆的音乐，有五颜六色的标语，最瞩目的是一个一米高的投票箱，旁边贴着一张大红纸，用毛笔写着七个候选人的简历，姓名之外，就是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单位之类。是差额选举，要从七位候选人中选出六名两路口地区的区人民代表。候选人第一个写的是王XX，姓氏笔划最少，职务最高，是附近医院的书记。我姓氏笔划多，排在最后。
我投票后，就看见一个年轻的帅小伙子，手里拿了一大把选票，在桌子跟前一张一张满认真地划。好奇地凑过去看，大吃一惊：张张都首选赵晓铃！不由问道：“你都选赵晓铃呀？”
“是呀。”
“为啥选她呢？”
“年轻噻，大学生噻！”他不紧不慢地边划边说。
我一下子怔住了。
“你，你一个人投这么多票呀？”
“有一百多张。我们厂都要上班，派我来投噻。”
选举结果很快出来，我当选了，落选的是王XX！
重庆劳动人民文化宫大门
我当候选人也算是民间提的。
那时文联办公室楼下就是会议室，开会时，书记、秘书长和编辑、作家、会计、勤杂工、炊事员、司机都坐一圈。领导说，要开区人代会，给了我们机关一个代表候选人名额，大家看选哪个？会场静默一小会，收发室小李便说：“我提小赵！”立即有附议的，一下子全体通过。
这可真不是我有多么优秀！
我们这样的文化机关，文化革命时变成凶猛的斗兽场，人们全不顾斯文，竟然狼狗样的相互嘶咬，血花四溅，几乎无人能洁身自好。1983年，文革结束还不久，还有许多的恩恩怨怨未曾消散。我由国家分配工作，一脚踩进这个还有血腥气的地方，竟浑然不觉。我是《红岩》编辑部唯一的女生，长得秀气，对人有礼貌，看上去小白兔样的干净傻白，是各派各类都能接受的最佳人选。小李这个提名，真的不是事先有组织安排，而且那时候，多数人还从未有过民主政治的经验和想法，我也没有。
人民代表是什么呢？除了一种荣誉，还真能参政议政？我想起上大学时参加的一次选举。我们中文系有才华有热情有思想的龚巧明，因为发表了有影响的作品，因为参加学校不少活动，全校都有知名度，大家要选她做代表，但学校硬是让我们重选，硬要把她选掉！区人民代表，有意思吗？不就是个花瓶么？
正式选举之前，街道来通知，候选人要跟选民见面。这是啥意思？我去了，是在儿科医院的大礼堂。那时的礼堂很朴素，台上一讲台，讲台上一麦克风，还呜哇呜的效果不好。每个候选人都要对选民做一个讲话，放到现在，就晓得那叫竞选演说。我没有任何准备，叫到名字只好上台，大而划之说了几句什么，也不晓得是否得体，台下稀稀地坐了一些街道老太太，稀稀地拍拍手，就结束了。
现在，这位从未与我见过面的青年工人，仅凭那十几个字的介绍，就认真热情地给我投票！这意味着什么？
那一阵上下班，坐在电车上，车过两路口文化宫，看着街上的熙熙攘攘，行色匆匆，我想，这都是我的选民哦！我了解他们吗？关心他们吗？他们认真地给我投票，我却不在意！
我的青春在30岁那年重新开始，这会儿正是当打之年。上世纪80年代，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已实现民主制度，我这个那时中国社会还很稀罕的大学生，居然不太知道选举意味着什么。
春天细雨微微，城市灰蒙蒙的，房屋和道路有点脏，买米面还需要用粮本，但上街吃饭不用粮票了。公交车还是挤，而且脏，江上还没有桥，去江北或南岸都不容易。
那是一个节省的时代。我的工资是大学生正式待遇，每月54元，很满足。我家已搬到江北的两室一厅，厅有10来平米，但有独立的厕所和厨房。谁家房子也不装修，墙上刷白石灰，地上是水泥磨石。厨房烧煤球，加几毛钱，就可以请煤店送到楼上来，洗衣服被子都得泡在大木盆里，擦上肥皂，在搓衣板上用手使劲搓，晾在阳台上几天才能干。每周只有一天不上班，半天洗头洗澡洗衣服就得用半天。时间总是不够用，我的提包里放着书和稿子，有时还放着没有织完的毛衣，要是上下班的公交车上有座，我会取出来织一会。
辛苦么？不，那些日子里，心里总是有美好的东西在悄悄发芽。有稳定的工作，还是自己喜欢的职业，在家已有自己的房间，有书桌，有缝纫机，妈妈房间里还有一台九寸的黑白电视机。当然，生活里还有一件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否则，就太完满了。
以后我认真地参加每年的重庆市中区人民代表会议，在和平路区政府礼堂吃饭，有几十张方木桌、两人坐一根长板凳，气氛很热烈。但我谁也不认识，对很多事情都不懂，每一次举手只有随大流。我看见有不举手的，也有在“反对的举手”时举手的代表，心想人家那是懂的，了解的，很是佩服。
我不肯辜负这个代表名额，喜欢参加代表小组的活动。
两路口街道的代表小组，有一位七十来岁的老人，是电业局的老工程师，有妇联的副主任，还有两路口派出所的所长。每次活动，他们都有很多说的，我只能听他们讲。
派出所田所长，又黑又廋，讲治安不容易。那时一个派出所，不是处级单位，不配车。移动电话？做梦也想不到天下还有这玩艺！警力不足，也要查案子追坏人，夜以继日，真是辛苦！现在的年轻人，不能一日无车，一时不离手机，完全无法想象田所长们是怎样艰辛工作的。后来这位所长患肝癌，英年早逝。我们代表小组还有自来水厂干部，讲重庆的自来水含沙量标准定得低，印度比咱们的标准都高十倍，但我们的水质不达标，因为设备太老了。妇联代表说，解放后全灭了的卖淫嫖娼现象，又抬头了。
我参加过妇联的一些调查活动，听说，山城宽银幕电影院门口每晚都有卖淫妇女。有来挣钱的，但也有不为钱的，据说有一位在岗的女护士也干这个。公安局专门成立个办公室，也禁不住，抓不过来。我说，那么多人，咋知道是谁呢？老干警说，看得出看得出的。
他们写提案，我仔细看了，签字。
区人民代表小组让我认识了一些朋友，参与了机关以外的社会生活。
市妇联办个刊物《新女性》，有时请我写点稿子，那些日子，和领导的关系已让我很烦恼。一天下午，我到妇联去，《新女性》主编让我帮助看看妇女代表到省里的讲演稿，是谁去做讲演呢？
她来了。
我看见妇联办公楼前的那片绿色的万年青里，一个红衣姑娘笑盈盈地徐徐走来。她到了跟前，我才发现，她不是走来的，是双手推着轮椅坐着来的！那个万绿丛中一点红的画面，她的轮椅和她的天真灿烂的笑容的对比震撼了我！原来她因为11个月大就染上小儿麻痺，严重的后遗症让她的双脚从来没有在大地上迈开过！她让我看见并接触到了另一个世界。从那天起，我和她成了朋友。
我的朋友小陈
1980年代的春天的感受，在心里延续了很多年，感觉努力就能成长，时代也会努力成长，真正成熟的选举时代也会来到。现在，区人民代表会还有，候选人的名单也张贴在小区里，但我已明白，时代的努力与个人的努力不一定能同步。只是，那个春天的鼓励，那时交的朋友留在我的生命里的亮点不曾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