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逆淘汰

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各类人才的流动会遵循一个优胜劣汰的运行机制，即人才通过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原则各得其所，使真正德才兼备的人脱颖而出，能者上庸者下。无论是机关、单位、学校、公司、企业、科研机构乃至军队，官员的选拔任免、职称的评定升降等等，都需要纳入这一体系中运行。在这种人才正序流动的环境中，既可以实现个体价值的最大化，又能为社会发展做到人尽其才，从而实现人才辈出的良性循环，使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这个人才流动机制一旦呈现反向运作，由能者上庸者下变为庸者上能者下，劣胜优汰，这就形成了反常态的逆淘汰机制。

一个正向淘汰机制会使一个社会人才辈出生机勃勃；逆淘汰机制刚好相反，会使庸才当道小人得志，把持各级权力，占尽各种社会资源；而真正的社会菁英被压制、排挤、打击乃至被逐出局外，发生所谓“劣币驱逐良币”，最终导致拖垮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

01

社会逆淘汰现象最突出的表现在体制内的官场上，而后由官场向社会其他领域各个角落辐射扩散。今日大国官场中的逆淘汰现象已是有目共睹的一种无法摆脱的伴随性顽症。

在官场上，不同的利益资源被各种裙带关系的利益圈子所垄断，阿谀奉承、行贿受贿的腐臭风气充斥在东西南北中各个角落。溜须拍马、送礼行贿、趋炎附势、卖官鬻爵之风长盛不衰。嫉贤妒能、任人唯亲、任人为钱、任人唯忠不仅成为官场标配，并且成为庙堂之上衮衮诸公升迁上位的“潜规则”和“显规则”。不行贿的败给行贿的，行贿少的败给行贿多的。从钱财到奢侈品再到工程项目甚至到性，无不成为行贿受贿之物。一旦被加官进爵，又要时时处处表现出对上司的效忠，以便保住既得利益并不断使自己的官运亨通。选拔任命各级管理者的德才标准完全让位于对上一级权力的行贿“力度”和忠诚程度这个唯一标准。对于官员的选拔任用，从任人唯亲到任人唯钱到任人唯忠再到任人唯利益圈子。有两个人们熟知的民间俗语对官场这一现象和危害概括得颇为精准：一个是“武大郎开店——比他高的不用”；一个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

当官场成为一群嫉贤妒能且彼此争宠踩踏的名利场时，仕途中人要莫随波逐流与之同流合污，要莫洁身自好被边缘化乃至被排挤出局。更不幸者，有些人才还会遭到权力者的残酷打压。在这样的官场逆淘汰生态中,各类社会精英贤达不仅被权力堵死了上升的空间，而且还随时处在可能被强加罪名遭到重击的风险之中。那些德才兼备者或者是在洞悉了真相后选择退避三舍远离官场；或者是被蒙蔽入局后在半途遭到挤兑打压狼狈出局。

于是，在呈现大范围逆淘汰现象的官场上，乌央乌央的吮痈舐痔、不学无术之徒登堂入室，沐猴而冠，堂而皇之地占据了各级主导地位。一帮只会阿谀奉承并在各种政治秀场中充当权力宠狗和鹰犬的投机份子以及趋炎附势、寡廉鲜耻之辈蛇鼠一窝，把持了各行业的管理大权，混得如鱼得水，正所谓“金钟毁弃，瓦釜雷鸣”。

逆淘汰最大的危害是各级庸才昏官专权、滥权，不作为和乱作为成为常态，给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外交秩序带来混乱，直到彻底摧毁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和国际信誉，最终导致国家的崩溃。

02

对于这种官场逆淘汰现象，人们似乎已经觉得是司空见惯之事，甚至意识不到它在人们的生活中有什么不正常。这是因为它在长久地渗透在人们生活中以后的产生的一种麻木状态，如同孔子所说“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问其臭。”

一个社会逆淘汰之恶到底能够走多远呢？

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曾发生了重大变革。国家政权的转换使得一批对新政权抱有期待的社会精英没有随旧政府进退，而是坚守原地，等待着一个新天地的到来。另有一大批身居海外的赤子达人也在改朝换代中纷纷从世界各个角落回归祖国怀抱，意欲大展雄才一酬报国之志。然而后来发生的事人所共知，这些社会各界的精英贤达很快发现他们身陷一个逆淘汰环境之中。在随后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们先后被“三反五反”、“反右”和“文革”等一波波严酷的政治整人运动反复冲击，从而使各个领域中无数怀揣着一腔报国热情的知识菁英遭到一次次无情打击，制造了数不清的假案冤案和人道惨剧。

翻开这段并不太久远的历史，满篇皆是不忍卒读的文字。这里仅摘编其中几则：

陈寅恪（1890-1969），学贯中西的一代大师，被尊为“中国最博学的人”。上世纪中叶政权转换后执意留在大陆。文革中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到红卫兵反复批斗，其工资被冻结，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稿也遭洗劫。他的被糊满了大字报的住所被形容为“白色棺材”。当年过七旬的他被非人折磨得卧床不起时，红卫兵又把高音喇叭架在他的床头大声播放。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在广州因心力交瘁溘然长逝，一个月后其妻子唐篔也凄然离世。

萧光琰（1920-1968），石油化学专家。在美国期间曾获石油行业的最高荣誉——“石油金质奖章”。新政建立后他几经波折回到祖国意欲一展报国夙愿。然而，萧光琰回国不到一年，一个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便临到了他的头上。有着留美背景的萧光琰自然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遭到批斗。几年后的又一场名为“拔白旗”的新运动开始后，萧光琰再次成为打击目标。一时间，研究所批判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1966年文革爆发后萧光琰即被关押。这期间因为不堪日以即夜的残酷殴打和侮辱萧光琰愤而服毒自杀。三天后，其妻子和15岁的女儿也双双自杀身亡。

沈元（1938-1970）中国历史学家。1955年，沈元以全国高考文史类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57年被打成“右派”受尽虐待。文革爆发后沈元再次被批斗，未婚妻也受到牵连，两人被赶出家门无处容身。1968年9月1日，沈元走投无路，以黑鞋油涂面扮装黑人欲进入某非洲国家驻华使馆避难被公安逮捕。1970年4月18日被枪决。更为荒唐的是两年后，其家人才收到枪决通知并被索要5分钱的子弹费，其尸骨早已不知去向。

董坚毅，哈佛大学博士，1952年满怀报国热情毅然回国。1955年投身于支援大西北建设中。两年后被打成右派送进甘肃夹边沟农场劳改。1960年大饥荒袭来，董和同样被关押这里的三千多名劳改人员一样不能幸免。董坚毅去世时只有35岁。他的妻子前来夹边沟探望他时只找到一具残缺不全的遗体，周身皮肉已被饥饿的难友割食一空，仅剩下一个头颅挂在骨架之上，其状之惨，难以直视。

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曾被称为“安福三才子”。安福是江西的一个偏僻小县。20世纪初，这三位年轻才俊由这里走进了千里之外的清华园。后来，罗隆基称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王造时成为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博士，而彭文成为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硕士。新政权建立后，三人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投身新的环境中。1957年三人全都被打成“右派分子”遭受批判。在后来的文革中，他们再次被更加猛烈的政治风暴所冲击，最终在这场运动中三人无一幸免地死于非命。

…………

 以上仅仅是成千上万受到逆淘汰机制迫害的知识菁英中的几个案例，像这样被整死和被逼自杀的人因为太多无法一一列举。

一个正常国家的发展与进步除了依靠先进的政治制度以外，主要依靠各种人才，这一点已经被许多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所反复证明，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到后来美国的崛起无不如此。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史中曾一度遵从的逻辑却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被污称为“臭老九”。主流媒体的宣传机器一方面虚伪地宣称工农群众是国家主体和主要依靠力量，另一方面又真刀真枪地把知识分子列为被改造和防范的对象“批倒斗臭”，甚至认定为国家潜在的敌人。这种与人类文明发展反向操作行为，给国家知识精英和社会发展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重灾难。自上世纪中叶开始后的几十年间，几乎每一场政治运动都把主要打击对象对准了社会知识菁英，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无情暴击之下，成千上万不惜放弃个人利益报效祖国和人民的知识分子幻想被粉碎人身被抛弃，有的身陷囹圄，还有的被肉体消灭。许许多多国家栋梁之材遭到了家破人亡的灭顶之灾。面对这样的处境，这些社会的菁英分子只剩下两个选择：或者退缩一隅彻底沉寂；或者自我轻贱投靠权力。

这样的社会逆淘汰恶果很快就显现了：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这一大面积的社会逆淘汰趋势彻底击垮了一个国家的生机和活力，使全社会呈现一派政治晦暗经济萧条的衰败局面，不要说快速发展，整个国民经济都已经处在了崩溃的边缘。这一惨痛的史实令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

回顾和列举这段惨痛的社会逆淘汰历史，主要是说明社会逆淘汰在某些地域里究竟曾达到过怎样邪恶的程度。

03

通常情况下，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不会出现逆淘汰现象。因为它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不符合大众的根本利益。观察这种社会逆淘汰现象就会发现一个事实，就是这种腐败不堪的社会丑态多发生在集权专制主导下的国家而很少发生在民主国家。这就让人们思考这一现象产生或形成的机理是什么，换言之，就是这个现象发生的根源是什么。

专制体制与民主体制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政权的目的性。民主政权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谋求和守护全体公民的利益，目的指向于社会进步和民生福祉；专制政权的终极目的是少数独裁者及其专制集团的私利，目的指向将国家资财据为己有并世代承袭。

正是由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权目的才导致了在选拔和使用人才上的大相径庭。一个真正为了人们的政权必然衍生出正向淘汰机制，使得那些一心为民德才兼备的人才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成为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从而实现民富国强。反之，一个国家政权以独裁者及其利益团伙私利为目的时，那些富有公心和才干的正义之士必然被这样的权力机器所不容，从而大面积形成逆向淘汰机制。

所以，一个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其人才流动的机制，而政权目的是人才流动机制性质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人才流动机制产生的根源。

在专制国家的拥权者眼里，什么民生福祉国家利益比之他们手中的权力腚下的位子都一文不值。他们选人用人的首要条件是对他们自己的效忠，必须符合他们权力的目标，做他们获取私利的家奴和看家护院的鹰犬。所以他们要的是忠心侍主的“奴仆”、“舔狗”而不是什么德才兼备的人才。相反，越有德会越和他们“离心离德”；越有才越衬托出他们的庸碌无能，对他们的权力构成的威胁就越大。

社会逆淘汰环境中的所谓“劣币驱逐良币”，其“良币”并非特指某些专业人才或技术能人，而主要是指那些“三观”纯正、德才俱优的人才。德行正道的专业人才与坐拥大权的腐败团伙在观念与利益诉求上必定相悖，这样的人才别说被权力选用，甚至巴不得除之而后快，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而忠犬般的平庸之辈才是他们最为青睐和最受宠溺的人力资源。

社会逆淘汰机制产生的根源是以权谋私。在逆淘汰机制的政治生态中，从最高权力者到各级官僚，掌控权力的唯一目的是获取私利。

当国家政权实际上是以独裁者及其利益团伙私利为目的时，逆淘汰现象就会成为一种必然发生和普遍存在的现实。因为任何德才兼备为民求利的菁英人才都会成为这种当权者的眼中钉和对立面，并且“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因此，逆淘汰现象是专制体制维护其统治权力和各级官僚利益的必然产物。

当然，没有一个专制政权会公开宣称其终极目的是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大量窃取国家财产是要隐蔽的，对民众的欺骗和愚化是最有效的隐蔽。因此，专制政权都会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国家的象征和人民的代表，高调宣称其目的是为大众谋求幸福，标榜自己是所谓“人民公仆”并鼓吹其一切动机和行为都是出于为了国家和人民。实际上这套惯用的骗术完全是他们用来盗窃国库拥权自肥的一片遮羞布。 

因此，观察一个政权建政的目的，不是看它标榜了什么，甚至不能看它外表上做了怎样的装饰，而要看它实际做了什么。前苏联为首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诸国政权正是这样的一干“挂羊头卖狗肉”的权力组织。这样的政权，最终结果就是在绝大多数民众觉醒中骗术穿帮，政权垮塌或者彻底改弦更张。

综上所述，一个政权的根本目的决定了其淘汰机制的形成。社会逆淘汰现象的本质是国家管理者拥权谋私。

当国家政权成为某个利益团伙谋取私利的工具时，社会逆淘汰现象必然应运而生并由官场向全社会各个行业大范围复制蔓延。

逆淘汰机制下形成的逆淘汰现象不仅会重创社会正义而且会败坏民风，从而使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态处在良莠不分正不压邪的恶劣境地中，国势也必因此不断萎缩和颓败。

一棵树如果只是折断枝干而根本不动，再次长出来的依然会是原来的那棵旧树。社会逆淘汰现象无药可医，除非革除病灶体制转型，从根本上脱胎换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