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之死——再读《斐多篇》
最近再读了一遍The Dialogues of Plato (《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篇》(Phaedo)。
印象中这是我第二次接触柏拉图。许多年前读过一些柏拉图的中译本,似乎也读到过苏格拉底临终前与弟子的交谈。似乎也读过这一篇。
《斐多篇》是苏格拉底的弟子斐多叙述的哲人临(死)刑前与弟子、朋友的谈话。
我手中有两种英译本,一种是R.S.Bluck1955年的译本,一种是Benjamin Jowett的译本。一开始读的时候对照着两个版本看了一阵子,发现前者更好。于是就着Bluck的译本把《斐多篇》读完了。
早年读中译的印象已经相当模糊了,当年对于苏格拉底在赴死前侃侃而谈的印象颇为深刻,然而对于他的观点就不太记得了。
《斐多篇》的别名是《论灵魂》。因为在文中,苏格拉底通过思辨与交谈推论出灵魂不朽的重要观点。然而我再次阅读这篇文章,不是因为对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灵魂不朽观点及其论证有任何兴趣。
这一次阅读柏拉图,我想读的是苏格拉底如何面对死亡。
我喜欢的作家/哲人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 1913 - 1960)认为:自杀是唯一的哲学问题。
当然,死亡有很多种,苏格拉底之死不是自杀,却是一种死刑判决。
自杀与死刑之间有些共同点:第一,知道何时会死。第二,通常很切近。
虽然所有正常人都知道自己一定会死,然而除了自杀和死刑外,我们无人知道自己何时会离世。这样一来,这一许多人害怕、一些人忌讳、几乎所有人都不想谈论的话题总是被无限期搁置起来。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生或死,这是人生的根本问题。) 四百年前的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也把死亡以及对死亡的思考提到了相当的高度。
千余年之前,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可见中国士人自古就把死亡看作大事。
再早,春秋时代的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虽然对死亡采取了逃避策略,然而也说明了古代中国人对死亡的重视。
然而和孔子几乎同一时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却采取了与孔子的逃避完全相反的策略:他们直面死亡。
《斐多篇》中,大哲人苏格拉底面对自己迫在眉睫的死亡,面对送别的朋友与门生,他选择了与他们一起认真地思考和讨论死亡。
几千年之后的今天,苏格拉底的论点:灵魂不灭。未必所有人都会同意。作为不可知论者,我也不能赞同。
那么有人会问:你都不同意苏格拉底的观点,为什么还读《斐多篇》呢?
首先,我之所以会读《斐多篇》,为的不是要学习柏拉图哲学。我的第一个出发点是考察柏拉图笔下,大哲人苏格拉底面对迫近的死亡的态度、行为。
如苏格拉底在《斐多篇》说的,“...those who apply themselves correctly to the pursuit of philosophy are in fact practicing nothing more or less than dying and death" 。简单地说,追求哲学就是练习死亡。因此,哲人就是毕生实践死亡之人。
听上去惊世骇俗,其实仔细一想却颇有道理。人都是会死的。哲人也不例外。事实上,爱智慧的哲人比一般人要更了解死亡的不可避免与无法控制。追求智慧的过程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思考死亡。
那么哲人与一般人有什么区别?
其中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他们如何面对死亡。
在实际生活中,虽然大家都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死。然而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逃避的策略。就是中国人所谓的,“眼不见为净”。不说它,不想它,从而不用面对它。
这种逃避策略是普世的,东西方各国各种文明的人无不如此。美国心理治疗大师欧文·亚隆(Irvin Yalom, 生于1931年)认为,许多人都有死亡焦虑,许多人都逃避它,于是他写了一本书Staring at the Sun: Overcoming the terror of Death(《直视骄阳:克服死亡恐惧症》)。
然而直面死亡在古代就有人实践了,苏格拉底大约就是史上第一个实践者。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大家都不用面对迫近的死亡。除非是死到临头,又或者是被判死刑即将临刑。对于未知的将来的死亡,躲避是容易的。然而你如何面对笃定的死亡?
苏格拉底面对的死亡是确定的,因为他被判了死刑。苏格拉底的死也是迫近的,因为死刑行刑的时间是确定的。
我见过临死之人。我也见过将被执行死刑的人们。朋友,如果你也见过,你会知道:什么是死亡恐惧症。你也会明白:普通人在面对迫近的死亡时会有多么紧张和焦虑。
《斐多篇》的魅力正在于此。《斐多篇》描述了一个哲人之死,特别是他面对死亡的态度、思想、行动。让我们看到:同样是人,在面对死亡时,哲人竟然可以那么冷静、客观和淡然。
什么是“精神贵族”?我想:像苏格拉底这样的哲人就是。
苏格拉底闻名于世的诘问法,他理性、客观的态度,他追求智慧的孜孜不倦,他言语中环环相扣的逻辑力量,他对于对话者的尊重与爱护,特别是他面对生死关头的冷静、平和和淡然,在《斐多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两千多年后读来依然让人动容。
苏格拉底关于哲人是实践死亡之人的看法以及他直面死亡的态度和思考,被后来的斯多葛派哲学(Stoicism)发扬光大。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有了一批新的斯多葛派哲学的实践者,他们形成了一个团体,自称“现代斯多葛主义者”,建了一个网站(链接在此),希望通过学习、研究、传播斯多葛派哲学来造福人类。
哲学有用吗?许多人认为没用。斯多葛派哲学却把疗救人类心灵作为其目标之一,强调哲学对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
我想:如果人类中的一部分人,即便是一小部分,能够实践斯多葛派哲人面对死亡的态度(也即苏格拉底在《斐多篇》中表现出来的态度),那么斯多葛主义已经造福人类、善莫大焉了。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绝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逃避,因为平庸的人是社会的主体。庸人们最常见的策略是:一辈子都在逃避死亡问题,然后死到临头了就死亡恐惧症大爆发。在这一点上,富贵或贫穷、国王或奴隶、纽约城的现代人或太平洋荒岛上的土著人、数千年前的人还是21世纪的人,庸人们的反应出奇地相似。
我疑心:普遍的死亡焦虑也是许多人加入教会的重要原因。
大家身边都有教会的人;你不妨观察看看:他们中几个人是善男信女?
我见过的教民从道德品行的角度看,丝毫不比不信者强,不少比不信者更差。他们往往从功利的角度加入教会,比如,想让孩子上天主教学校就是许多华人移民入教的原因。哪有什么虔诚可言?还有另一个常见的功利目的:想在死后也占一点便宜。
华人的贪小便宜世界第一。连宗教信仰都因此遭殃。怎么说呢?有些人信教为的是终于可以比别人多点机会上天堂(假如真有天堂的话),从而获得可怜的一点优越感。贪小便宜者占了点便宜的那副嘴脸,谁看了都得恶心。
马克思说过:宗教是精神的鸦片。虽然我觉得他的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理论等都乏善可陈,然而他的某些看法还是有道理的。宗教就是一种鸦片,给予人某种精神上的安慰罢了。然而,某些信教者的可笑与虚伪在于他们只是为了贪小便宜,从信教中获得某种好处。
世上庸人多,信教的庸人也多。他们是败坏了信仰的人们。我毫不怀疑,在生死的关头,这些信教的庸人依然是死亡焦虑大爆发且害怕得要死,和我见过的一些将死之人一样。缺乏信仰的人从宗教中也得不到精神上的安宁。
2008年有部英国电影Brideshead Revisited(《重返布莱兹海德庄园》),是根据英国作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 1903-1966)1945年的同名小说改编。其中描写了一个英国贵族,他是天主教徒然而从来不信教,不去礼拜,甚至都不住在英国,大半生生活在海外。然而当觉得自己快死了时,他千里迢迢回到了布莱兹海德庄园,而且在临死前极为惊慌失措,像溺水的人抓住稻草一样死命抓住神父放在他手里的十字架。
一个一辈子不信教不忏悔的人在死亡恐惧面前失去了常态,“临时抱佛脚”起来。这个人是个英国贵族,但他面对死亡的时候显然是个庸人。
相比之下,哲人苏格拉底之死青史留名、光耀古今;他面对死亡的思考与举动甚至启发了一个哲学流派;他死了两三千年之后通过《斐多篇》我依然得到启发与感动。
在一视同仁的死亡面前,谁是真正的贵族?
我猜想:那些为了占点便宜或出于功利目而信(任何)教的人,他们在面对死亡时的表现比《重返布莱兹海德庄园》中的那个贵族只会更可怜更不堪。
在一视同仁的死亡面前,你想采用什么样的态度?你会采用什么样的态度?你将如何面对?
读者朋友,你想过以上问题么?也许想过,也许从没仔细想过,也许想过却没想明白……无论哪一种情况,我邀请你读一读《斐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