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天一览楼》08章（6）恩怨军统
第08章 全面抗战 崔家人颠沛流离(6) 恩怨军统
汪嘉玉来到重庆后，崔叔仙不想让她看见颜淑贞，于是为颜淑贞另外找了个住所。但这样能解决问题吗？显然不可能！在上海法租界居住期间，汪嘉玉已经通过报纸得知丈夫另有新欢，因此才会匆忙离开上海，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到重庆来。
一见到丈夫，汪嘉玉立刻发难问罪。崔叔仙也知道自己理亏，但是事已至此，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情况越来越严重，夫妻之间每天争吵，有时吵得很厉害，崔叔仙干脆就跑到颜淑贞那里去住，汪嘉玉这下更生气了，要找律师到法院去告状。几个朋友，包括杨虎夫妇，还有刚到重庆不久的汉口市长吴国祯夫妇等，都劝她息事宁人，不要影响崔叔仙的大好前途。他们还出了个主意，把颜淑贞找来家里打麻将，用温情来感动她，或许能让她主动离开。
麻将打了好几次，不但没有任何效果，汪嘉玉反而更加受不了了。因为在麻将桌上，颜淑贞透露她已有了身孕。她大概也想用温情来感化汪嘉玉，达到能留在崔家的目的。
这下可要了命了！汪嘉玉不想活了，她要以死相抗。几个孩子吓得要命，天天守在母亲身边，防止出大事。
看到事情已经闹到这种无法收拾的地步，有一个人终于忍不住了。她叫俞淑恒，是军统老板戴笠的秘书，也是戴笠的情人。此人年轻漂亮，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的外语系，后来进了军统的培训班。在重庆时，她是汪嘉玉的好朋友之一，别看她貌似天真烂漫，但讲出来的言语，一点也不天真。
她说：“嘉玉嫂子，你是真的要死呢，还是想吓唬吓唬崔经理？”她这样问是因为看见桌子上有一些被剪成碎片的金戒指，很显然，这是为吞金自尽而准备的。
汪嘉玉说：“崔叔仙要是留着姓颜的那个女人，我就一定去死。我像这样活着比死了还要难受！”
“那你恨这个姓颜的女人吗？”
“恨！恨死了！天下怎么有这么坏的女人呢？”
“她活，你就死；她死，你才能活。我说的对吧？”
“对的，巴不得她去死！”
“此话当真？”
“当真！”
“那好！我来处理吧。”
“你是说···？”
“小菜一碟！我去找个人把她做掉就是啦！”
汪嘉玉一听“做掉”二字，大吃一惊。愣了一阵，不知道怎么回答。俞淑恒低声说：“你犹豫什么？要彻底解决这个麻烦，这是最省事的了。”
汪嘉玉想了一想，心一横，咬着牙说：“行！谁叫他们把我逼到绝境呢！你说吧，怎么办？”
“好办，我找个人来见你，你给他一根‘条子’，他就能把事情办了。”
接下来，俞淑恒找到一个军统的特务，让他到南温泉的卢家花园跑一趟崔宅，去取金条。这个人来了，汪嘉玉给了他两根金条，说这是请他办事的酬劳，要办的具体事情，听俞淑恒的吩咐。他说无论什么事情，都包在他身上，然后就拿着金条回来见俞淑恒复命。
俞淑恒说：“这两根金条，你自己留着花。不过你要给我办件事。”
“您说，什么事？我一定办好！”
“我要你去做掉一个人。”
“那容易。你就告诉我你想做掉谁吧。”
“‘七岁红’颜淑贞。”
这个人虽然年纪轻轻，但在军统已经混了一些时日，他知道“七岁红”是谁，也知道她和崔叔仙的关系，心想这事情不那么简单，崔叔仙不是他能轻易得罪的。可是，俞淑恒就能得罪吗？也不行！他想想说：“俞小姐，这两根金条我先留着，事情若是办不好，我会退给你。”
“你说什么？你想退我也不要。这个事情必须要办好！” 俞淑恒的脸色和语气都变了。
“是！”他不敢多嘴，先应下这个差事，过后直接去找崔叔仙。
他把两根金条放到崔叔仙的面前，将几个女人之间的事和盘托出，还说那颜小姐是崔经理的人，自己不能做对不起崔经理的事。但俞淑恒他也惹不起，还望崔经理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崔叔仙听闻，大惊失色！站起身，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好几圈，最后停下说：“谢谢你过来把这个事情告诉我！这样，金条你都留着，也算我对你的谢意。至于颜小姐的事，你就别管了，我会很快处理好的。”
近来家里一直是鸡犬不宁，他的心情糟透了。现在弄得两边都要出人命，这可如何是好？
他立刻回家，推开房门，见汪嘉玉躺在床上，桌子上摊着当年成婚的那天晚上，他给汪嘉玉写的那幅字，上面压着结婚前，汪嘉玉在高邮“一人巷”外向他讨的信物，也就是那个玉镇纸。他拿起镇纸，看着一脸憔悴的妻子，心里满是愧疚。
汪嘉玉见他走进来一直不言语，便坐起身，平静地说：“叔仙呐！你怎么不说话？我不跟你吵了，我求求你，看在四个孩子的份上，你还是回来住吧！”
崔叔仙说：“唉！嘉玉，是我对不起你！全都怪我没有处理好。我答应你，我一定把淑贞送走。可你不能要她的命啊，这本不是她的错。你假如真的杀了人，你想想看，以后的日子你还怎么过？”
汪嘉玉一听，先是一愣神，随即便放声大哭，说：“我现在就过不下去啦！自从前天见了那个当兵的，我就整天心惊肉跳的，吃饭吃不下，睡觉也睡不着，就怕他真的要了她的命。可是，我又想让她死。她不死，就是我死，我哪里顾得上那么多呢？”
崔叔仙上前一把抱住妻子说：“哎呀！不要再说死呀什么的啦！我这几天就去买飞机票，把她送到香港去。以后我们就当是从来没有过这档子事，好吗？不要再哭了！以后我会像以前一样，好好跟你过日子。如果我再犯错误，你就拿这幅字给我看，我一定信守诺言，如若不然，让上帝来惩罚我。”
汪嘉玉的泪水仍在流，她没有说什么，搂着丈夫的脖子不松手。
关于这些事情，祖父当然不会跟我说。我是断断续续地从父亲、叔叔、还有两个姑妈那里听来的。那年，他们的父亲把颜淑贞送到香港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再也没有听到有关颜淑贞的消息，全家人也一直都避免谈及这个话题。但是，这件事给四个子女心里留下的伤痕，从未平复过，以至于他们四人在这一点上，到老都不能原谅父亲，尽管他们也知道，这是一位对子女极其宽容和慈爱的好父亲。
还好，以后他们的父亲，仍然是好父亲，而且再没有重蹈覆辙。
多年以后的2005年，叔叔崔开明到美国他儿子家小住。我们那时候还在佛罗里达开工厂，从奥兰多驱车七百多公里至亚特兰大去看他，约好在一家日本料理店碰面，顺便吃午饭。在座的还有二姑妈以及堂哥和几位表姐。吃饭的时候，我故作神秘地问：“姑妈！叔叔！当年在抗战的时候，你们家是住在重庆南温泉吧？好像是一个叫卢家花园的地方。”
姑妈和叔叔都觉得惊奇，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我说：“我也是偶然间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故事，好像和戴笠有关。”
叔叔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份事先打印好的文章交给姑妈，它取自于我在网上看到的一本书中的一小段，书名叫《特工王戴笠》，作者是杨者圣。其中第八章第十三节的标题叫“螃蟹八只脚”，其内容和祖父崔锡麟有关。此段文字也摘录如下：
···。
抗战以后，华南、华东、华北、东北的半壁江山相继沦入敌手，许多帮会势力的头面人物无法立足，纷纷流入重庆、成都等内地的大城市。这些人在地面上是不甘寂寞的。流入内地不久，就纷纷再立山门，拉帮结寨，重新活跃起来。由于这些秘密社会组织不受军统控制，这就难免在政治上要产生一些使戴笠为难的问题，使戴笠顾此失彼，穷于应付。有几件事是当时戴笠深以为憾的。
一是杨揆一出逃事件。1939年，汪精卫从河内到达上海开始“组府”活动，原湖北省政府秘书长杨揆一因有投汪之意，从而在重庆受到军统特务的注意。杨揆一自知独力难以跳出戴笠的手掌心，就利用上海青帮“仁社”会员和汉口“太华山”洪门弟兄的关系，找到时任行政院简任组长、财政部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秘书、第二集团军少将参议崔锡麟，伪称要去昆明长住，避开日机在重庆空袭轰炸，请崔帮助搞一张机票。崔锡麟应约找到洪门“太华山”同参弟兄、交通部技监韦作民设法，韦通过其得意门生、重庆稽查处处长陶一珊，办妥种种手续，辗转购得两张机票，由崔与杨同机到达昆明，结果杨揆一从昆明溜到河内，经香港到达上海，与汪合流。崔回到重庆，即由戴笠一面派大批特务监视在住地南温泉镇卢家花园，一面报请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浚出拘捕证逮捕。后因韦作民通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力保，戴笠经过彻查，也确认是江湖帮会关系，方才同意解除对崔的监视。
二是···。
（网络原文请参见http://www.weilishi.org/zhuanjiwenxue/d/daili-tegongwang/index.html）
姑妈和叔叔看了都发笑，说：“这都是什么时候的陈年往事了，居然还有人记得。”
叔叔对姑妈说:“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情。我那时才七八岁大，发现家里人都紧张了好几天。后来一直不明白，杨揆一要到昆明，爸爸在重庆那么忙，为什么也要跟他一起去？没有必要啊，帮他买一张票，让他自己走不就行了吗？”
姑妈说：“这事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我们爸爸妈妈为了那个唱戏的颜淑贞闹得不可开交。吴国祯劝和不成，结果是俞淑恒提出来一个狠招，要对那个女的下手。爸爸这下真的害怕了，只能把她送到香港去了。第二集团军司令孙连仲的家眷，当时住在昆明卢汉的家里，爸爸去香港要经过云南，所以孙长官就让爸爸到昆明去见一见卢汉，替他表示谢意。正好，说送一个女人怕太难听，就对外人说，要到昆明去替孙连仲办事。杨揆一在湖北和吴国祯共过事，又都是仁社的老人，他本来是想请吴国祯帮他的忙，结果吴国祯说正好崔叔仙也要到昆明，就托爸爸买飞机票时多买一张，所以他们才会一起动身。其实飞机票买了不是两张，而是三张，另外那一张是给颜淑贞的。爸爸到了昆明，和卢汉还有孙夫人见过面后，立即就带着那个女的去香港了，哪里清楚他杨揆一的真正目的是投南京呀？这个杨揆一也不简单，他在日本的时候，和蒋介石是同学，也是汪精卫的老朋友，所以他一到南京，就当上了军政部长，后来好像还是湖北省长。这就不得了啦，戴笠就要逮捕崔叔仙。要不是孙连仲亲自跑到重庆去跟老蒋说明情况，还不知道戴笠会怎么样呢。不过后来听说，老蒋把戴笠骂得也够呛，因为他刚刚接见了爸爸，并委派爸爸去兰州，军统这一闹，老蒋大概是很没面子。”
叔叔说：“哦！怪不得。那我们四九年到香港以后，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姓颜的人呢？”
姑妈：“从那次一闹，妈妈落下病根，我们都不能提这件事，大家都像是彻底忘了。其实怎么忘得了？你们两个男孩子还公开要妈妈离婚，说是你们来养妈妈。我和大姐都被你们吓死啦！”
叔叔：“后来颜淑贞生下儿子还是女儿？他们靠什么生活呢？”
姑妈：“爸爸当时什么也没说。我七二年到萨凡纳以后，吴国祯才告诉我，爸爸当时在香港就给这个女人买了住宅，后来她生了一个儿子。爸爸一直是通过吴国祯来接济她们娘儿俩。”
我问：“那么说，我还有奶奶和叔叔在香港？这位奶奶还活着吗？”
姑妈：“吴国祯生前她还在，后来就不知道了，因为吴国祯自己都去世二十多年了，哪里还知道这个女人的情况呢？当时我只知道，她一直都是单身，没有再嫁。她的儿子没有跟妈妈姓颜，而是姓崔，在香港做医生，应该过得不错的。唉！也是，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呢？唉———！”
从姑妈的一声长叹之中，我品出很多复杂的意味。
我曾想象过，假如颜淑贞和崔叔仙的情事，只是一本言情小说中的情节，不知读者作何感受。是谴责多一点呢，还是同情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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