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许成钢看海外学者的困境

海外学者许成钢最近火起来了，他可不是一般人，出生名门， 头顶世界顶级学府学者的光环。  父亲许良英是中国著名科学史家，他自己是恢复高考后首批清华生， ”1982年毕业， 获机械工程工学硕士。1984年赴美，1991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后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香港大学、长江商学院。现任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中心高级研究学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伦敦帝国学院客座教授。“ 

许成钢今年出版了他的学术巨著 《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 试图从产权角度来阐述中国经济开始没落的根本原因。这本书 657页，亚马逊有售，价格$90. 没有买，现在是知识快餐时代，人们很少会去读大块头的原著，网络咨询十分丰富， 我们可以以极快的速度获取思想巨人的认知精华。 观看了许成钢几场采访和他的一些发言和他自己为这本书做的解释，对于本书的观点有了粗浅的了解，在此把他自己对于本书的解释摘录下来：

”在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那些制度成分，称为制度基因。其实，制度基因在所谓的重复过程中也是变的，只是变得很慢。还有重要的一点，任何人想脱离这些制度基因，突然改变制度，其实是不可实现的。与制度基因相违背的制度变化，违反社会上很多人的基本利益。无论推动者如何努力，那个阻力都会大得难以推进。“

许成钢所说的制度基因就是产权概念。他认为中共制度的基因就是公有制产权，这是中共体制的无解弊端， 万恶之源。 什么是产权？许成钢借用了洛克《政府论》里的定义：

产权=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

洛克的定义是产权的广义定义，虽然有悖于常识性的理解，但仔细琢磨，也说的通。许成钢试图以洛克对于产权的定义来解释中国“产权”里制度性缺陷。  第一， 缺乏自由权， 第二， 中国财产权不是私有权。 个人不过拥有有时间限制的使用权而已, 房地产就是最好的例子。 

许成钢认为中共制度里公有制基因决定了中国的独裁体制，这种体制不会通过自身的演化而进化。这种缺陷导致了中共体制在政治上不可能改革，经济上无法摆脱苏联经济崩溃的命运。许成刚认为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成就并不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所谓的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蓝图属于子虚乌有。中国的经济奇迹其实不过是经历了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内战”后的“自然复苏”。 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不过是对于这种复苏采取了容忍的态度，“睁只眼闭只眼”。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本质上和列宁在红色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是一样的，目标是维系摇摇欲坠的红色政权。 

思想家与普通人的区别在于前者敢于提出挑战常识的看法，后者听完一脸懵逼。许成钢的观点就是这种情况。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苏维埃初期由于采取了激进的废除私有化政策，造成了经济崩溃局面， 人民生活物资极度匮乏， 为了缓解经济危险， 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 放缓实现共有制进程。但列宁对于新经济政策有过一句著名的解释：“用资本家制作的绞索来绞死资本主义。” 徐成钢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比喻成目标是”绞死资本主义“的列宁式”新经济政策“ 的提法具有创造性， 但和受益于改革开放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直观感受有着巨大差异。我们都记得，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只是保持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社会主义，没有扩张性。  他的改革开放路蓝图十分简单明了， 脱贫， 小康， 现代化， 邓大人从来没有表示过现代化后的中国战略目标是什么。 

许成钢认为，由于中共和苏联相同的公有制基因缺陷， 中国无法突破苏联模式的诅咒，苏联鼎盛时期的人均GDP是美国人均GDP的三份之一，随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衰败“阀值”， 中国目前以ppp计算的人均GDP大约是美国的四分之一， 如果把人口因素考虑进来，接近美国人均GDP的三份之一。 因此，中国的经济已经到达“崩溃阀值”，不可能再增长了，只会重蹈苏联衰败的覆辙，这种衰退将是不可逆的， 没有解药，原因是公有制基因缺陷不具备资本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许成钢的结论和另一位哈佛网红Beckley提出的新“中国崩溃论”异曲同工。

那么， 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崩溃？许成钢提出了如下解释，“软预算约束” 弊端（soft budget constraints)是中国经济的死结。我们普通人对于“软预算约束” 这个名词也许不太熟悉，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研究苏联东欧集团国家经济的匈牙利学者Kornai最先提出的，他认为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存在着一种”父系亲缘关系“， 政府对于企业有着”无私“的扶持责任，这种”溺爱“ 使得企业成为巨婴，难以成长， 资本运用效应极差，这就是苏联和东欧集团经济崩盘的根本原因。苏联和东欧集团垮台后，Kornai的“软预算约束”论受到西方学术界的追捧，他本人成为哈佛的明星教授，当时在哈佛读博士的许成钢成为了“软预算约束”研究学者，发表过“软预算约束”问题的学术文章，上网搜索了一下，徐成钢的文章被引用率还满高的，说明他的研究具有了相当的学术价值。

许成刚认为，新兴经济在模仿和抄袭发达经济阶段都会有亮眼的表现，可一旦到了需要和发达经济进行公平市场竞争阶段，经济效率就成为了制胜的关键。 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十年里的飞速发展就是得益模仿和抄袭，现在到了需要和西方公平竞争时候，中国就面临与当年苏联和东欧集团相同的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了政权和社会稳定，在资金上大力扶持债不抵资的国营企业，造成了中国整体经济效益低下，颓势开始显现。因为国有企业不需要对于投资风险进行管控，反正都是国家的钱。

西方学术界对于Kornai的“软预算约束论“ 的深入研究发现实际情况远比Kornai设想复杂的多，日本三十年通缩，02年亚洲金融海啸和美国08年金融风暴都都有着“软预算约束”作祟的鬼影。既然按照Kornai的定义，“软预算约束”是中央计划经济的特质，为何在西方也会有“软预算约束”的问题，而且有时也会严重到危险经济安全的地步？这说明Kornai的软预算出了问题， 学者（Dewatripont 和 Maskin) 把Korna的i“软预算约束”问题变成”动态承诺“问题（dynamic commitment). 即在非中央化的市场资本市场里， 软预算和硬预算约束之间并没有一条清晰的界限，这两种之间的关系是可以互相转换的，是动态的，举例， 银行A借贷一千万给Enron作为off-balance financing, 硬预算约束是Enron必须保持年率5%盈利，后来Enron营运亏损，无法偿还银行A的贷款，Enron需要refinance，银行B就会面临refinance的约束条件，如果银行A愿意把亏损作为sunk cost 吞掉，接受fixed partial principal payoff， 那银行B就可能愿意把次作为硬预算约束条件提供贷款，可如果银行A只愿意接受progressive pay rate， 那银行B就面临动态选择， 如果。。。就会怎样。 这种选择就是西方市场资本的“软预算约束”。Dewatripont 和 Maskin 把这种“软预算约束”叫做“动态承诺”。 08年的美国金融风暴美国政府出面挽救花旗银行其实也是“父系亲缘关系”的体现， 任何政府都不会对于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风险无动于衷。

回到原来的话题。许成刚教授把中国现在的经济结构和当年的东欧集团国家作类比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以及中国经济结构和东欧经济结构有着天壤之别。中国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造期间就引入了西方经济的独立核算机制，经济结构开始转型，成为混合经济体， 国营和集体企业受到政府指令和市场导向的双重引导。 理论上每一个国营单位都是一个独立的cost center，需要负担融资和制造成本，自负盈亏，银行也不例外，违者领导被免职。 而中国对于所谓的“软预算约束”早在09年就开始了研究改革措施，有了“僵尸企业”（Zombie entrepreneur) 大规模淘汰计划. 中国对于"僵尸企业“的规定为连续三年亏损或融资利率低于正常银行利率者，一旦被定性为”僵尸企业“， 银行不得提供贷款，政府会强令其关停并转。学术机构统计显示，经过2000年到2013年的国有企业转型和僵尸企业淘汰措施， 2014年的中国僵尸企业比率大致从改革前的30%-40%降到10%左右， 高于中国官方统计的5%，低于西方估计的20%。疫情后的中国房地产暴雷，恒大，碧桂园等多家巨无霸国家资本实际控股的企业破产反证了徐成钢中国企业受国家庇护的论点，同时，中国政府斥资收购烂尾楼，试图将其改变成为廉住房也验证了中国和西方资本市场一样的遵循“预算的动态承诺”, 当预算软约束成本低于投资带来的社会效应-social surplus时，“预算软约束”定律就不成立了，同样，现代技术发展，比如AI, 高铁，航空，军事和芯片都是需要需要国家资本的长期投入，“预算软约束”规律不适于这些项目。

作为读者，不禁好奇，作为一个世界顶级学者，难道许成刚掌握的信息还不如我这样的一位普通网民？

自然不是，许成刚有他自己的”软预算约束“， 作为一个希望得到西方学术界承认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必须假设西方主流学术界愿意接受的结论，然后寻找可以支撑自己观点的证据， 否则他的学术地位不保。徐成刚现象在海外华人学者中非常普遍，绝顶的聪明，但是，他们的究成果经不起验证。

许成钢应验了中国老农民的那句话：“中华香烟也是鸡巴味儿。”

下面是许成刚接受逃离中国的独立媒体人王志安的采访，非常精彩，我是说王志安的提问非常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