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随笔 | 道德元理 34. 体制革命与政权改换
刘清平随笔 | 道德元理 34. 体制革命与政权改换
前一篇为啥要极力渲染，合议性危机的严重性呢？原因拿衣服：一旦政治体制的合议性，出现了危机，对统治阶层来讲，就意味着，用来贯彻正义底线，维系自身存在的那个制度，特别是自己手中的管控权力，开始摇摇欲坠，风雨飘摇，随时都有轰然倒塌的可能咧，以致或者会被别个，夺去了管控权力，俗话或曰“改朝换代（改换）”，或者会被神马新制度，取而代之，文言又叫“革命”，嗯哼。
画龙点睛一次：中文语境里，这两个说法都沉淀着，“殷革夏命”的文化基因，因而时常被看成同义词，但严格意思上，还是有必要区分一下滴：“改朝换代”是指：制度本身没怎么变，只是掌握政治权力的那拨人，换了新的一拨人，所以也能称之为：“政权更迭”。
不用讲，这种情况下，决定着制度的价值理念，尤其是制度旨在贯彻的，那根规范性的正义底线，往往依然故我，还是老一套，变幻的仅仅是，不属于同一个祖宗的，城头大王旗，俗话或曰：“换汤不换药”，文言又叫：“旧瓶装新酒”，不是？
相比之下呢，“革命”是指：不管掌权的那拨人，改换了木有，制度本身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当然喽，绝大多数情况下，制度变了，政权也会更迭，以致两者可以说是一码子事，俗话或曰：“酒换瓶也换”：不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身份方面今非昔比，而且占主导的正义理念，也呈现出了根本的差异。
然而全面起见，也别忘了历史上，尽管没那么频繁，还是碰巧了能看到的，“自我革命”的少数案例：由于这样那样的缘故，统治阶层自己，改变了自己的价值理念，下定决心地决定，实质性改变以前设计、眼下运用的现行制度，将按照新的正义底线，设计出来的另一种制度，贯彻到现实生活中；比较切近的，就是台湾的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实行民主转型的事件了，嗯哼。
此外呢，还有与“改换”和“革命”比，差了不少火候的另类现象：价值理念、政治体制、掌权主体等，木有整个儿颠倒过来，到了改天换地的激进地步，仅仅是它们的部分内容，发生了推陈出新的温和变迁，所以不妨名之曰“改—革”，同时也能顺便展示一下，汉语构词法的博大精深，不是？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五花八门的，改革、改换和革命呀？原因在于19篇分析的，权益自由的深度悖论：一方面，赏罚机制所及的范围内，掌握权力的统治者，凭借强力他律的政治体制，总是拥有约束被统治者的管控自由；非法治的体制下，甚至还能拥有，不受强力他律约束的免控自由。
另一方面呢，赏罚机制所及的范围内，木有权力的被统治者，不仅失去了，强力约束别个的管控自由，同时也失去了，不受强力约束的免控自由，结果不得不在，统治者划定的雷池里，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深怕一个不留神，踩到了地雷。爆咧。
一言以蔽之哦，统治与被统治的本质差异，主要在于：正义底线的限定范围内，“统治”通常意味着，至少拥有管控别个的自由，多数情况下，甚至还能拥有，免受别个管控的自由；“被统治”则通常意味着，既木有管控自由，也木有免控自由，一旦过了界、越了线，就会受到强力他律的严厉惩罚。俗话或曰：“政，正也”，文言又叫：“权力即春药”，深度猫腻就在这里，嗯哼。
无需说，掌权者与老百姓之间，肯定有依存和谐的一面，集中表现在：如同前一篇所讲，绝大多数政治体制，多少都会保护点，普通民众的某些权益，不让它们受到，其他民众或外族的“不法”侵害，所以总能见到，禁止杀人放火、偷盗财产、拦路抢劫、性侵强暴等等的法律条文，靠这个维系社会秩序，增强自身的合议性。
所以哈，假如被统治阶层因此认为，小日子过得还可以接受，他们就不会围绕，现行制度是否“正义”的问题，发表立场有“异”的不同“言论”——俗话或曰“异议”了，哪怕偶尔发点牢骚，总体上还是会服从，现行制度的强力管控，不是？
可是呢，当权派与民众们之间，也会由于权益自由的悖论效应，出现冲突：要么因为正义底线，本来就大为不同，要么觉得自己，在既无从管控，又没法免控的状态下，遭到了不可接受的侵害，至少是被统治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就会形成并且说出，自己的异议，从而让自己拥有了，“异议者（异见人士）”的身份。
尤其当现行体制，仅仅保护普遍民众的某些权益，不受其他民众或外族的“不法”侵害，却或多或少允许它们受到，统治阶层的“合法”侵害时，与掌权者觉得，很爽很自由对应的，肯定就是异议者的不爽不自由，变得越来越强烈，于是乎慢慢发展到，怂恿他们认真琢磨，如何动手的实践问题，或者革掉眼下的现行体制，或者换掉当前的统治阶层，从而让后者遇到，前一篇讨论的合议性危机，嗯哼。
无需说，试图革掉政治体制的源头动机，主要在于彼此指认的正义底线不同：假定现行体制，由于保护了财产权益，导致一部分人，通过市场经济，先富了起来，没富起来的异见人士，就觉得不满咧，打算用“患不均”的共富体制，取代保护产权的现行体制，通过偏重自己的新分配方式，让自己变得富起来。
换个方式曰哈：这样子的狭义革命中，异议者的矛头所向，不单单指向了，现行体制对自己的严重伤害，而是同时还指向了，这种被视为不义的现行体制本身，所以改换的，就不只是发号施令的朝代名称咧。
不用讲，只想换掉统治阶层的动机源头，主要在于想让自己在现行体制中，摆脱没啥自由的被统治地位，占据既管控、又免控的统治地位，亦即通过揭竿而起、造反有理，卸下不仅没法命令，别个如何如何，而且自己想要如何如何，也会受到强力束缚的受害者角色，拥有差不多是，为所欲为的掌权者身份。
说白了，中国古代的那句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正是这个意思：呐喊者们并非对，王侯将相的体制本身，有啥不满，而只是对自己，没在这种体制中，当上王侯将相、反倒处处受害，感到不满，于是乎想让自己也能有那个“种”，俗话或曰：“有种的站出来”，文言又叫：“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尽管立了后会发现，色彩变是变了，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老规矩，照旧如同江河万古流，不是？
怎么实现体制革命，或政权改换呢？办法自然是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了，但考虑到政治板块的实质，最常见的途径，无疑是强力他律的手段喽：既然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赖以生存的那个体制，遇到异议出现、付诸行动的情况，大都会诉诸最强力他律的国家机器，试图把它们扼杀在摇篮，俗话或曰：“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异议者要是不走，强力他律的路子，有多大可能达成，自己意欲的目的呀？
所以曰，革命与改换的最典型体现，一定确定决定命定以及肯定是，武装起义、军事政变、外国入侵等，俗话或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中的“政—变”二字，已经够精辟的了，不过还赶不上，“起义”一词那样子深邃：咱们是因为遭到了“不义”的待遇，出于满腔子的“义愤”，才举起了“正义”的大旗，要么推翻“不义”的制度，要么干掉“不义”的朝廷，所谓“起—义”是也，嗯哼。
当然喽，诉诸票箱的民主选举，渐进改良的自我革命，以及所谓的和平演变等，并不是直接诉诸，强力他律的手段完成滴：首先呢，民选的特征在于，普通民众也有，参与推选掌权者的合法权益（不是权力哟，亲），所以不用靠“割人头”，单单靠“数人头”，就能实现更迭或革命咧；其次呢，自革的特征在于，因为统治阶层的价值理念变了，于是乎自己下决心，就把制度或政权，连带着改变啦；最后呢，演变的特征在于，当权派本不想改换或革命，但迫于内外的巨大压力，不得不放弃手中的管控权力，允许异议者接管国家机器……
不过吔，要是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未免就有点秃羊了，没看到背后藏着的，那个硬梆梆响当当的玩意儿：无论演变，还是自革，或是民选，要想成功，都少不了最强力他律之类的劳什子，或者作为牢靠的支撑，或者作为强制的约束，潜在地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否则的话，十有八九会败下阵来。
比方说，五十年前智利的阿连德，与二十年前委内瑞拉的查韦斯，都是通过票选上台滴，可为啥一个没搞成，心心念念的社会主义革命，另一个搞成了呢？完全撇开强力他律的因素不谈，能把事儿说清楚么？够呛。再联想到查韦斯，靠着民选掌权前，也搞过军事政变，却失败了，上台后又碰上军事政变，却搞赢了，所以终于将左翼均等的事业，进行到了他自己的底，里面的弯弯绕猫腻，很值得深思，不是？
所以曰：考虑任何事儿，都要抓住要害，正是由于要害，事儿才是事儿，因此离开要害，你就搞不明白，歪到哪里去咧。放在此处就是：既然政治板块在于，强力他律地实施正义底线，那无论革命，还是改换，甚至改革，统统离不开这个要害，或直接或间接的权重效应了。只有大爱无疆的左均小清新，才会戴着玫瑰色眼镜，满心憧憬着，单靠罗曼蒂克的卿卿我我，情意绵绵的美美与共，就能让一起做梦的天下大同，如同应召牛郎那样子，翩然而至，惬意降临，嗯哼。
蜻蜓再点下水：这样子的浪漫幻想，在咱这旮沓，同样有着文化基因的活水源头：由于号召“仁政王道”，变得心太软了的孟三，读到史书里说，圣王姬发闹改换，搞得“血流漂杵”咧，立马不忍起来，公开宣布：“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后世还动用抽象继承法，把这种瞅见血淋淋的事实，如同林妹妹那样子，直接就晕了过去，宁愿把头埋进沙堆里，也不肯直面正视的鸵鸟政策，美化成了不唯书，只唯心的独立思考精神。抠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