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随笔 | 道德元理 31. “文化”如何决定了“制度”

刘清平随笔 | 道德元理 31.  “文化”如何决定了“制度”

这一篇开始讨论，另一个与国家有关，也经常引起争论的问题：“文化”与“制度”的关系。当然啰，先得澄清一点：鉴于本系列的实然定位，下面的分析中，无论文化，还是制度，统统木有好坏对错、高低优劣的应然之分，由此得出的结论，因而也能放之四海地普遍适用于，所有的文化与制度，不管它们属于咱儒家，或者伊斯兰的文化，还是号称寡头政体，或者平民政体的制度。

不用讲，这样子声明，直接针对的是，“文化无高低，制度有优劣”的流行说法，因为它对文化，抱着实然态度的同时，却偏偏对制度，恪守应然立场，所以脑瓜进的泥巴浆，要是低于了250ml，精神都不大可能，分裂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嗯哼。

快刀斩乱麻咧：首先吧，广义的“文化”是指，一切带有“人”的印迹的东西，因而有别于，所有那些没经过人化的，纯自然的事物，俗话或曰：“文化即人化。”其中呢，又包括了三大要素：首先是人们用来指导行为的“价值理念”，也就是狭义的“文化”，其次是人们凭借价值理念，创造的旨在约束行为的“习俗制度”，最后是人们通过从事行为，创造的种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器物成果”。随笔集里，与制度、器物相对而言的“文化”，因而肯定都是指，狭义的“文化理念”。

实然维度上，“文明”与“文化”两个词，经常被混着用，要是说有啥区别，好像主要在于：文明比文化的意思窄些，专指人们拿着“文字”的火把，“照亮”了自己的理念，亦即进入“文明”的时代后，创造出来的那些个“文化”。

举个例：远古的蓝田人，留下的头盖骨、石头块等，通常就说是“文化”，不像先秦的商朝人，留下的甲骨文、青铜器那样子，能够叫做“文化”的同时，另外还能美其名曰“文明”。不过哈，本系列中，两个概念的这点差异，可以忽略不计。

其次吧，照28篇所说，广义的“制度（institution）”是指，人们根据自己认同的行为底线，为了维系正常的人际秩序，制定的任何尺度，因而也包括了，实验室的操作制度，或是受到舆论约束的，强势他律的习俗，诸如儒人中流行的，“潜规则”之类；狭义的“制度”则是指，人们根据自己认同的人伦底线，不仅规定并且颁布下来，而且靠着他律的奖惩措施，强力支撑起来的，旨在管控社会成员的，相对稳定的规则章程，诸如儒人中流行的，“祖宗定下的老规矩”之类。

所以喔，尤其现代生活中，小到门店乐队，中到社区市镇，大到党派国度，不管经济还是政治，礼拜还是教育，娱乐还是飞行，制度几乎成了，无处不在，须臾不可或缺的劳什子咧，啥时候不起作用了，成员就会乱来，团体也将崩溃，所谓的“厂将不厂，校将不校，国将不国”是也。

拿幼儿园来说，规定小朋友必须排排坐，否则就吃不到果果，还可以说是习俗惯例，但老师上班不许迟到，工作要认真负责，不然就要扣工资，给处分，甚至开除掉，就是强力他律的严格制度啦。当然喽，许多情况下，也有奖赏的条款，干得好就会提级别，涨工资，发奖金，俗话或曰“升官发财”，不是？

考虑到前面分析的，正义—政治的特定意义，人类生活的所有制度中，凭借国家得到实施的，体系化政治制度，文言又叫“政治体制”，无疑占据着压倒一切的地位。20世纪下半叶，形成的“制度决定论”，就着重强调了国家政体，对经济的繁荣或停滞，具有的高权重效应，随后蔓延开来，延伸到其他领域，又引发了“文化决定论”的反弹，似乎都想在，拥有“决定性”这方面，扮演独占性的角色。

然而呢，让这两种决定论打擂台，等于又凭空捯饬出了个，文化（理念）与制度的二元架构，不仅灰常奇幻，而且匪夷所思，因为这俩东西，其实是从不同角度，对人类生活的不同方面，起着不同的高权重效应，甚至还会互相决定，嗯哼。

先来看文化的决定性：按照《人性逻辑》给出的，“人是理念动物”的界定，价值理念作为人的本质因素，无疑会以高权重方式，决定人们从事的所有行为，及其所有结果，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广义文化的另外两大要素：习俗制度与器物成果。

蜻蜓点水一下：如同许多决定论那样子，原初的文化决定论，由于搞不清“决定”一词的含义，也有否定个体自由意志的致命缺陷。其实吧，既然任何价值理念，都以需要—想要的自由意志，作为唯一的动机源头，它们起到的任何决定性效应，不仅不会妨碍，个体发挥自己的自由意志，反倒恰恰是，这种发挥的直接表现。

其中呢，决定习俗制度的，主要是与道德和信仰方面的自由意志，直接相关的价值理念；决定器物成果的，主要是与认知、实利和炫美方面的自由意志，直接相关的价值理念。各位还有印象不，老亚当年谈论，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的分离时，提到的生活必需品和娱乐品，就主要构成了，古希腊文化中的器物成果，不是？

回到正题上来。拿政治体制来说，照28篇对两个步骤的瞎蒙，它们就只能是，社会中的某些人，凭借自己的强力地位，将自己认同的正义理念，转化成他律架构的结果，所以不可能还有，独立于狭义文化之外的，另类活水源头，或精神支柱。

比方说，西周自身的分封制，恰恰就是周公姬旦，依据自己青睐的“家国一体”理念，通过所谓的顶层设计，亲自鼓捣出来滴。再例如，倘若离开了，秦皇嬴政偏爱的“大一统”理念，肯定也说不清楚，秦朝以及此后，一直绵延的中央集权制，连同“书同文，车同轨”这类，不那么政治，但照旧坚挺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至于西方那些个政体，不管民主还是专制的，君主还是立宪的，政教合一还是分离的，三权鼎立还是不鼎立的，同样没法割断，它们与人们业已持有的，关于道德和信仰的，种种价值理念之间，显而易见的直接关联，嗯哼。

其实吧，诺斯当年强调，“有效”的产权制度，对于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把包括道德内容的“意识形态（ideology）”，俗话或曰“理念体系”，纳入了考察范围，甚至将其说成是，三大理论基石的其中一块，显然木有将文化与制度，嵌入到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二元对立中。

无论如何，要想说清楚，何以这些国度会产生，有效的产权制度，那些国度却木有，只拿“碰巧如此”当理据，等于啥都没说；单用“地理环境造成”，或是其他原因来解释，也很难讲得圆。只有首先从人们的价值理念，亦即所谓的意识形态，是不是赋予了私有产权，足够高的权重，以及相应地，能不能在政治板块中，将其付诸实施的角度入手，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不是？

于是乎，铁了心要与文化，搞隔断的制度决定论，很难解释两件事：头一件是，据说能够决定这、决定那，貌似无所不能的制度，打哪来的呢？总不会是天上凭空掉下来了，或者地里突然长出来了，某种客观的制度立在那里，然后所有人的主观理念，再纷纷凑上去，被它“决定”吧？尤其是它那些规则章程，到底根据什么，规定了人们应当怎样行，不可如何做的吔？

说白了，这些疑问的答案，只能追到狭义文化那里：要是木有各种，源于需要—想要—意志，在大脑中指挥着人们，做这做那的价值理念，尤其要是木有各种，指认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不可接受的行为底线，人们压根就无从设定，任何体系化的制度，也没法琢磨出，任何能被实施的规则章程，不是？

第二件是，据说能决定一切，却不被啥决定的制度，怎么会出现演化变迁，或是步步保守的温和改良，或是一步到位的激进更迭呀？如果说制度是自我决定，自我演变滴，那导致这种自我演变的，决定性因素，又是制度里面的神马东东呢？

说穿了，要是社会生活中，木有相当数量的成员，或者改变了，陈旧的价值理念，或者获得了，全新的价值理念，并占据了主导地位，能设法将它们贯彻下去，任何一个国度，怎么可能通过，或温和或激进的途径，让它曾拥有的很决定的旧制度，转型成同样很决定的新制度呀？

毕竟哦，哪怕我们如同，幼儿园中班的小朋友那样子，发呆似地背着手，排排坐在那里，盼星星盼月亮，期望某位能靠顶层设计，一举扭转乾坤的英明圣王出面，等他来给自己分糖果，这样子的改良式革命，俗话或曰“改革”，不也得取决于，这位圣王本尊，形成了有新意的价值理念，并打算将其落实到，现实生活中么？

说破了，针对文化决定论唱出来的，制度决定论高调，十有八九都是，送给这类青天圣王听的，希望他们能在顶层，直接管涌个神马设计出来，从而让引吭高歌者，满心憧憬的新制度，一下子就能从天上掉将下来，不费吹灰之力，无需流汗苦斗，只要耗点时间——当然也可能是，几十年上百年的工夫，谁又说得准呢，嗯哼。

一言以蔽之喔，文化就是这样子，决定着制度滴：对掌权者来说，有什么样的价值理念，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因为他们，不管是一个人，还是若干人，都不可能凭借其他神马玩意儿，建立自己认可的政治制度，更不可能与自己的理念，背道而驰，搞出点非但不足以维持秩序，反倒会把事情搅糟的另类东西。

有鉴于此，要是在狭义文化的价值理念，与广义文化包含的习俗制度之间，总是存在着，这样子割不断的决定性关联，要是从根源上讲，任何制度都必须归约或还原到，人们的价值理念那里，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阁下究竟还有多少，真站得住的理由，拿制度决定论，把文化决定论一举给毙了呢，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