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奇人奇事之垒球棒殴打邻人被捕 毕汝谐 （作家 纽约）

 毕汝谐奇人奇事之垒球棒殴打邻人被捕   毕汝谐 （作家 纽约）  

10年前，有个轰动一时的案子，西安音乐学院弹钢琴的大学生药家鑫撞倒农妇以后，

一不做二不休，拔刀将农妇捅死了。

在众多对这个案件的评论中，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独出心裁地认为:

药家鑫捅人八刀是弹钢琴的习惯性动作，她说：这个扎刀的行为，这个动作其实是一个向下的动作，

就跟他非常熟悉的弹琴的动作是一类的动作。生理上的需要所触发的欲望表现出来的疯狂行为，

而这种行为超出常规把激情状态表达到淋漓致尽，以达到生理上的欲望满足。 

我对此深有同感。遗憾的是，李玫瑾女士没能进一步深入地点破：弹钢琴是艺术激情，

用刀捅人是生理性激情；而这两种激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罗丹说过艺术就是感情；其实杀人打人也是感情——只不过是恶劣的感情而已。

没有恶劣感情产生巨大波动，你怎么会去杀人打人呢？

我曾经因为用垒球棒殴打邻人被捕，就是因恶劣感情产生巨大波动所为。

1989年春天，我处于一种非常煎熬的苦闷期，不知所从。我想写长篇小说，

我觉得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够表现我对复杂人性的理解和看法。

可是，现实生活并不允许我用几年时间写长篇小说。为稻梁谋，我必须不断地完成急就篇，

我经常坐在报馆打字小姐的对面，我写一段，她打一段，这样才能保证文章于次日按时见报。

这对我太难了。我原本不是一个快手啊。在国内的时候，我就连写一个办理游泳深水合格证的申请书，

都要打草稿。可是，现在我根本没有时间打草稿。粗制滥造，我非常苦闷。

久而久之，这种苦闷是要找一个撒气桶的。这个时候，一个人很偶然却也是很必然地出现了。

他就是我的邻人王某某。当时，这个楼里分租了好几家来自大陆的访问学者留学生；洋插队嘛，

大家都不容易，彼此客客气气。可是，这个王某某是个另类了，他也是从北京来的，

家住小西天军队休干所，身上带着军队干部子弟的粗莽气。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时候他刚刚毕业，在曼哈顿美国公司里找了一个工作糊口，

专业不对口；他也憋着一肚子气。如此，两个北京来的、浑身长刺的干部子弟，凑在一起，

针尖对麦芒，还能有什么好结果吗？

一日，我与他因生活琐事发生了口角，我就趁机挖苦他说：小西天军队休干所我认识好多人呢，

武汉军区司令曾思玉的女儿女婿、拳击好手罗斌等等，从来没听说有你王某某这这个小嘎巴豆儿呀。

这个时候，我清楚地看到王某某的眼神里掠过一道凶光；我高兴地确信自己严重地刺伤他的自尊心了。

他是学技术的，看不起我这种耍笔杆的，就拿这个反唇相讥，也刺伤了我的自尊心了。

您看看，这一下子就让矛盾升级了。

从此，我们不断地吵架。终于有一天，他说晚上8点钟跟我谈谈。按照1968年北京江湖的黑话，

所谓谈谈，就是要找一种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彼此的纠纷。

我兴奋不已，感到自己在写作上的苦闷，终于找到了一个顺畅的发泄口。

我觉得既然我的生活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死扣，便不妨采用粗鲁明快的方法解决——谈谈！

我向一个体育学院的发小借了一个垒球棒，还找出皮夹克皮靴穿上——准备谈谈，好好谈谈；

晚上8点钟，一劳永逸地谈谈！

晚上8点，王某某准时出现了。显然，他也是有备而来，也是反季节的穿了一个厚厚的夹克；

我们话不投机半句多，吵了起来，双方都出言不逊；我立即回身从虚掩的房门后面，拎出垒球棒子，

狠狠地往他胳膊上打了一记！王某某惨叫一声，与此同时，他也快速地从袖口里拔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

我见势不妙，闪身返回房间，全力抵住门——先插上插销，然后又把床铺拖过来抵住门。

王某某大怒，疯狂地用匕首猛刺我的房门（事后检查，他刺出几十个深浅不一的孔洞），

并且发誓不杀了我绝不罢休！

门里门外的紧张对持状态，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外面没声了。

一直在旁看热闹的roommate说：王某某走了。

于是，我就打开房门，进行战备工作；按照文革武斗的经验，

我迅速把这个房间打造成一个不可攻破的战斗堡垒；考虑到如果王某某反扑，

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我在房间里储备了淡水和面包；还把锅碗瓢盆等物都拿到屋子里，

使之成为打击王某某乃至消灭王某某的有力武器。

结果我白忙活了。我等来的不是王某某而是警察。原来，王某某去医院看了急诊，

医生给他写了个胳膊红肿的证明。他拿着这个证明打911报警了。警察不由分说把我铐走了。

先把我带到109警察分局，办了个简单的要手续后，转送到皇后区拘留所，是皇后大道上的那个拘留所。

很快就过堂。警方说明了案情，有个公派律师驴唇不对马嘴地为我辩护了几句。

法官裁定我的保释金是1000美元。

又回到皇后区拘留所。拘留所条件很差，一个脏兮兮的大房间里，几乎人满为患。

根本没有地方睡觉。既来之，则安之，权当是作家体验生活吧。我跟那些老外聊天，

除了一些在街头打架的混混，多一半都是斯斯文文的体面人，都是因为打老婆甚至推搡老婆进来的。

哇塞，美国真是已婚妇女的天堂啊。在中国打老婆，还算是男子气概的表现呢。

第二天，我开始给朋友打电话。我的第一个电话打到中国之春杂志社，

我对主编丁楚说：你赶快拿1000块钱来替我交保释金。我出去以后马上给你1100。

他不紧不慢地说：我现在手头没有1000块钱啊。

我任性地大发脾气：去偷！去抢！去骗！然后摔了电话。

其实，丁楚要帮我是很容易的，而且中国之春杂志社离拘留所也就隔着几条街，

但他就是不肯帮我。所以，后来我跟他始终是一般朋友。我又打电话给政论家杨漫克，

他很爽快地来了。所以我和他成了铁哥们，原本是一般哥们。 

这个案件就此进入了司法程序。 roommate替王某某传话说：要是赔王某某3000块钱，

他就不告你了。我冷笑不已。我知道这样的小case，没啥了不起。我不用找律师，

凭自己的法律知识就能对付下来。

兵不厌诈。我打发一个铁哥告诉王某某：某月某日上午10点，在某个银行，我交给他3000块钱。

某月某日上午10点，是法庭审理这个case的时间。我的如意算盘是：届时，我去法院报到，

而王某某在那个银行傻等，错过了签到时间，这个案子就自行销案了。

某月某日上午10点，我来到皇后区刑事法院报到后，坐在法庭一角‘；紧张地注视着墙上的大钟。

按照法律规定，如果11点他还没有来签到，这个案子就销案了。

王某某发现中计以后，打的赶到刑事法院，在10点55分签到。我的诡计落空了。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我对他采取的第二个计策是拖死他。虽然这是一个小case，

法院却像打太极拳一样。一招一式都是慢慢悠悠的。法庭每隔一段时间开庭，

完成一个程序上的小小环节，根本没有触及任何实质性的问题。我是自由职业者，随叫随到；

而他在老外公司里上班，请假很不方便。这样就形成一种不对等的消耗。过了三个月，

我去皇后区刑事法庭，被告知这个Case已经被销案了。原来，

王某某所在的那个老外公司搬到新泽西去了，王某某本人也去了新泽西；

而皇后区刑事法庭没有资格审理这种跨州的刑事案件。所以这个case就结束了。

对于这样一个结果，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我的内心苦闷还没有完全发泄出来呢。

王某某像蒸发了一样，不见了。

进入新世纪，我意外地在一家书店里碰见王某某，我不由分说地上去给了他一个熊抱，

笑道：以前你是我的敌人，现在你是我的哥们！我要请你喝酒。

三杯下肚，我和王某某感叹当年的荒唐、孟浪——谈谈！

我说：相对于垒球棒，脑袋和鸡蛋差不多，基本上是一碰就碎！

当年陈果仁工程师就是这样被打死的。当然，我不会着意用垒球棒去打你的脑袋，

但是在那种极端紧张、双方处于瞬息万变的动态的情况下，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

哎呀，人生有时候一步走错，便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王某某说：我挨了棒子以后也昏了头，真心是想捅死你！只不过后来去了医院以后才冷静下来。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却不便明言的因素：我和他都是文革前8级以下13级以上的干部子弟；

假如我们之中有一个文革前8级以上的高干子弟，这个架就打不起来了。

是的，在北京干部子弟圈里，很少听说跨阶层打架的，都是在同一个阶层里面打来打去。

这一点，我和王某某心照不宣。